摘要:1936年，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期刊《天下月刊》登载了邵洵美、项美丽合译的沈从文小说《边城》。这一刊发是《天下月刊》基于与沈从文在中西文化交流观念上的契合以及对《边城》所塑造的优美健康之中国形象的认可，以实践刊物中西文化平等交流、提振中国文化形象的办刊理想。译者邵洵美基于自身“新月派”文学观念和保持民族特性的翻译理念，在翻译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翻译策略，既忠实地保留了小说的原貌，也较大程度地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点和主体地位。《天下月刊》刊载邵、项英译本《边城》所关涉的“中国形象”及翻译中文化主体性等问题，为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在世界文学交往中重塑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天下月刊》；《边城》；邵洵美；英译；沈从文；中国形象

1936年1月至4月，英文期刊《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连续四期刊载了邵洵美（笔名Shing Mo-lei，辛墨雷）与项美丽（Emily Hann）合译的英译本《边城》，这是沈从文这一代表性中篇小说的首次英译。此后，《边城》还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译本，分别为金隄与白英的合译本（1947），戴乃迭、杨益宪的合译本（1967）和金介甫译本（2009）。四个译本当中，邵译本虽然是最早的译本，但因至今没有单行本出版，所以在《边城》译本的研究中所受关注较少。

本文试图重新关注《边城》的这一初译版本，并厘清以下几个问题：《天下月刊》为什么会发表初译本《边城》，二者有着怎样的联系；邵洵美、项美丽为何要翻译《边城》；这一译本采用了怎样的翻译策略、具有哪些特点。

一、《天下月刊》的办刊理念与《边城》的刊发

在中国现代期刊的历史当中，由吴经熊、温源宁等归国留学知识分子创办的英文版《天下月刊》（1935-1941）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它是唯一一本完全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办的、以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刊物。1935-1941年，《天下月刊》在国内外时局动荡、战火频仍的情况下坚持连续出版，并且凭借它的发行机构别发洋行（Kelly&Walsh）成熟、强大的国际销售网络，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均有销售，在英语国家读者和国内具有相当英文水平的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广泛影响。

《天下月刊》发表初译本《边城》并非偶然，而是与刊物的办刊宗旨与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天下月刊》同仁选择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作为刊物的核心理念。在1937年8月的创刊号中，主编温源宁明确指出：“最能定义我们态度的应该是歌德意义上的‘文化’和‘世界文学’。”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重要的出发点是世界文学必须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之上。歌德认为，世界文学的形成、各国文学文化之间的沟通是必要且必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可以增进了解，减少敌意。但是，世界文学一定要在民族性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别国文化的营养来滋养、强壮本民族文化，这是世界文学的应有之意。如孙科在发刊词中所写的：“地理上的更加接近和经济上的密切交往没有带来友好，反而带来敌意”，“政治和经济上的真正理解不可能存在，除非建立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之上，文化是一种精神”，“我们应当通过文化交流建立起一种对国际友好的渴望、一种对彼此之间真诚尊重的氛围”。同时他强调“作为中国人办的刊物，《天下月刊》更多地努力向西方解释中国，而不是向中国人解释西方”。

事实上，《天下月刊》共译介了《边城》《萧萧》《乡城》三篇沈从文小说，和鲁迅并列为《天下月刊》译介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其中，《边城》分四期连载，是《天下月刊》唯一刊载的中篇小说作品。可见，沈从文是《天下月刊》最为看重、着力向西方介绍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天下月刊》对沈从文的看重，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沈从文处理中西文化资源的态度，符合《天下月刊》推崇的文化交流观念。如前所述，《天下月刊》强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平等沟通和“理解”，并不主张一味推崇西方文化，而是强调建立在民族特性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视野。沈从文虽然常以“乡下人”自居，但实际上他在西方哲学、西方文学上修养颇深。从思想上看，他的早期创作受弗洛依德影响很大，大约在1924或1925年，沈从文就接触到了弗洛依德的学说,1925年发表的《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中，出现了大量的下意识描写。《八骏图》更是沈从文使用下意识描写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里，沈从文通过八位教授意识层面与下意识层面的激烈冲突，讽刺了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和装腔作势。西南联大时期，他还受到以尼采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其进行有保留地吸收，1951年《我的学习》中，他称“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尼采之流多一些”。在写作方法上，他自称受契诃夫“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的写作态度和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写作方法影响较大。

以上种种，充分证明了沈从文思想和方法上，都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他批评“一点不高明的抄译而来的新诗”，认为“由自己民族习惯而唱出的诗歌，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中存在，也才能使他成为一种力，代表一个民族向新生努力的欢呼和呼叫”，提倡“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说明我们自己的欲望”，并尖锐地指出，“生息于上海的”那些模仿西方现代派和日本新感觉派技法的“海派”作家们“不屑注意到它，也不能注意到它”。与此相对，他提出了自己吸收和学习西方思想资源的方法：“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和的影响。是理解文字的一定程度后，从前人作品得到个总的印象，即一个故事的完成，是可以从多方入手，都达到一定效果的。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受任何权威影响，相反，不大费事就可以自出新意自成一格”。而他所说的“权威”既包括“佛教的虚无主义、幻异情感”，也包括“文选诸子学”，还包括弗洛依德、乔伊斯等。在为《大公报·艺术周刊》创刊号写的文章中，他批评“所谓现代艺术家者”画西洋画只知模仿，只会“画牌楼”，“对于这个民族在过去一份长长的岁月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石头或一堆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很强烈的注入自己生命意识作成的种种艺术品，有多少可以注意处，皆那么缺少注意，不知注意”。沈从文对“上海现代派”与“现代艺术家”的批评，与《天下月刊》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批评颇具相通之处。在1938年1月对于“中国国家美术展”的评论中，温源宁写道：“我们的现代艺术完全没有跟上我们古代艺术的成就……现代中国美术似乎只有‘借来的’生命：缺乏现实性并且似乎害怕创造。从头到尾都在模仿西方的短暂时尚，非常令人失望。”

总而言之，沈从文认为，不论对于西方或是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吸收和学习都不是简单地模仿和抄袭“权威”，而是在学习之后，内化到自己的创作当中，而且，在向西方学习时，更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比如《边城》中翠翠怀春的梦境，虽然明显是弗洛依德式的隐喻，但放置在湘西的风土人情当中毫不突兀，整篇小说仍然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了“民族”与“世界”的结合。金介甫曾撰文分析沈从文的《看虹录》《水云》《凤子》等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特征，并将以他为首的一支现代主义创作称为“学院派现代主义”，作为与“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并立的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中的三种现代主义之一。他认为“学院派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兼具“地区性”和“现代主义色彩”。这正是对《天下月刊》所强调的建立在民族特性基础上的世界性视野的极好注解，也正是《天下月刊》同仁所推崇的吸收他国思想文化资源的方式。

其二，沈从文在他以《边城》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符合《天下月刊》同仁希望对外塑造的中国形象。在不同国家的文化交往当中，异域文学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是不同国家之间沟通、想象的重要方式，但误解、滤镜式的片面观察由于地域的远隔、文化的巨大差异更是常常出现，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有三个侧面：一是辉煌神秘但固执保守的东方古国，一是不堪一击、疲弱落后的东亚病夫，一是反人性、诡诈阴险的恶势力。《天下月刊》正是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的这三种负面想象，重塑一个现代而非前现代的、健康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象。《边城》凭借湘西地方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热烈的民俗、一心为人的淳朴民风、健硕有力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优美、健康而不悖乎人性的”中国形象。对于一个后发的、被动现代化的国家，这样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楚楚可怜，也不夸夸其词，可信而令人神往，特别是对于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将中国想象为狡诈、邪恶的“傅满洲”的风潮，是非常有力的反驳。如论者所言，《边城》“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

其三，“牧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就归属于西方文学传统，它从古希腊起源，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高潮，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极大。因此，《边城》牧歌式的优美舒缓的笔调，以及它所携带的对返璞归真的渴望，对淳朴人性的赞美，都是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在接受上也就更为顺畅。所以，从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面而言，《边城》所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有利于一个更为健康的、现代化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二、译者邵洵美与《天下月刊》及与沈从文之关系

如前所述，《天下月刊》发表《边城》这一沈从文的代表作，是刊物的内在需求使然。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掌握英语、又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翻译人才难能可贵。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因为没有合适的译者进行翻译而难以被西方了解和接受。

《天下月刊》所发表的《边城》，译者为邵洵美（笔名辛墨雷）和项美丽。邵洵美是沪上著名的出版家和诗人。项美丽则是当时常驻上海的一名美国女记者，与邵洵美关系密切。但项美丽不懂汉语，而邵洵美曾留学剑桥，中英文皆通，因此在她与邵洵美合译的过程中，应当是由邵洵美将原文译成英语，再由项美丽润色修改。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的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邵洵美）知道自己的英文翻译水平还有一定的不足，所以跟项美丽合作，其实是他译好之后请她修改润色而已”。

邵洵美与《天下月刊》渊源匪浅，根据其女儿邵绡红的回忆，温源宁等人商讨创办《天下月刊》时，邵洵美就有参与，“在洵美的朋友里，有几位留过洋，精通英文的饱学之士，如温源宁、吴德生（即吴经熊）、全增嘏、叶秋原等人……他们与洵美有深交，与项美丽也就成了很熟的朋友……在聊天中他们酝酿创办一份英文的杂志……这份杂志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天下月刊》创刊后，虽然邵洵美本人是当时上海滩出版业的风云人物，创办并主持多本杂志，但他仍然非常重视《天下月刊》，邵绡红多次提到，“洵美很看重那本英文刊物《天下月刊》，不是有分量的作品他决不投到《天下月刊》去发表。”“由于这份杂志对稿件要求甚高，洵美必定要写出有分量的文章才肯投送”。除了翻译《边城》，邵洵美还为《天下月刊》撰写了两篇新诗纪事（Poetry Chronicle）以及《孔子论诗》（Confucius on Poetry）等文章，另有两篇他的诗由Harold Acton翻译后发表在《天下月刊》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下月刊》编辑部迁往香港，邵洵美仍然与他们保持联络，并可能编辑了最后两期的《天下月刊》。

邵洵美与作者沈从文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沈从文在成名之初，颇受新月派提携，创作于1920年代的作品，很多都是发表在徐志摩主持的新月派刊物《晨报副刊》《新月》等上，如自《新月》创刊起连续八期发表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而邵洵美正是《新月》的重要出资人。在徐志摩的引荐下，沈从文成为以徐志摩等人为核心的京派自由主义文学圈的重要成员，也因此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挚友邵洵美熟识。

邵洵美翻译沈从文的《边城》，虽然有私交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文学理念上的投契。在徐志摩的邀请下，邵洵美加盟新月书店，参与《新月》的编辑和《诗刊》的创刊，诗作入选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因此被视为新月派的重要诗人，他的诗学观念大体符合新月派的文学主张。在《永久的建筑》中，邵洵美这样表达自己的文学观：“诗是一座永久的建筑。这一座建筑务须是十分的完全，材料须是十分的坚固，式样须是十分的美丽，在这座建筑里面，供养着一位永久的生命。我们要造这座永久的建筑，所取的材料至少便得坚固到能永久……供养着的永久的生命是什么呢？那便是天造地设又加以人工制造的情。”这与沈从文在那篇著名的《习作选集代序》中广为人知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希腊小庙”等表述颇具相通之处。邵、沈二人，都认为文学应当具有不朽的价值，而这价值正在于对情、爱、人性的体现和表达。而《边城》，无疑正是邵洵美所谓的“不朽的故事”，他对《边城》喜爱有加，“有一个时期一直将它放在枕边，睡前总要读几段，仔细琢磨。”

三、邵译本《边城》的翻译策略和特点

在《边城》的翻译中，邵洵美采用了比较特别的翻译方法。在当时，翻译方法主要有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直译”和以赵景深等人为代表的“意译”。某种程度上即是韦努蒂所说的“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而邵洵美则认为，所谓“直译”和“意译”之争，首先是态度而非方法的问题，争议双方都是把文学当成了工具，当成了“为商业或是政治的事业”，而没有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去考量。他写道：“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所以第一个条件应当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了解的修养；同时对于译文的文字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知道了原作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的正确解释、力量与神韵；同时又知道了怎样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时，什么‘意译’‘直译’‘硬译’的问题便根本不值得讨论了。”因此，他并不以“直译”“意译”来刻板框定自己的翻译方法，而是采取相对灵活折中的翻译策略。

在为《边城》译文所写的序言当中，邵洵美引用George Moore在“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关于翻译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翻译观：

在英国，人们通常把诗歌翻译成诗歌，而不是像法国人那样，把诗歌翻译成散文。曾经我们也这样做，但我们早就纠正了这样的错误。不论翻译者是好的诗人还是坏的诗人（这都是愚蠢的）——如果翻译者是一名好的诗人，他就用他的诗句代替了原文的诗句，而我们并不想要他的诗句，如果他是糟糕的诗人，他就会给我们难以容忍的诗句……所有的名字，不论多么拗口，都应当被严格地译出来；译者绝不能把“俄里”翻译成“千米”，或者是把“卢布”翻译成“法郎”。尽管读者不知道什么是“俄里”“卢布”，但当看到这样的字眼时，读者就在俄国。所有的谚语都要译出来，即便它并不是特别好理解，如果它完全讲不通，那就加以注释……翻译决不能消解关于外域的幻想。

邵洵美认同George Moore的翻译观念，自认他们的《边城》翻译正是对这一观念的印证。通过这段论述并结合译文文本来看，邵洵美在翻译《边城》中所采取的翻译主张，并不拘泥于“直译”“意译”的观念，而是遵循两个自己的原则。一是在形式上，尽量保持作品原有的文字、风格、韵律，而不是改变或替代。为此他还不无遗憾地说，将题目译为“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牺牲了“Pien Chen”这一发音的韵律美。这大约与邵洵美作为新月派诗人对形式和韵律特别敏感有关。另一方面，他主张在翻译中保留中国的文化特色，这与以他和前述《天下月刊》同仁对民族特性的坚持”，“以及提振中国形象的诉求有关。为了实现这两项原则，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翻译方法，根据小说本身的语言风格、叙述的脉络、具体段落的侧重点、行文的节奏等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进行调整。首先是题目“边城”，他认为，如果将“边城”直译为“the Border Town”或“the Outlying Village”，容易让欧美读者联想到欧美文学中的西部小说或者边疆小说，而在阅读前产生错误的前印象，而用主人公“翠翠”的名字作为题目并译作“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则一方面符合英美用人名作为小说题目的习惯，另一方面更是用翠玉来象征女主人公和湘西世界的纯净与美好。

对于文中大量的对湘西秀美自然风光的描写，他尽量采取直译，保留沈从文小说长于写景、如诗如画的特点，也同时保证了小说原有的唯美舒缓的叙述节奏不被打乱。如小说一开头的这段景色描写：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邵洵美译文如下：

The brook flows in a curve around a hill and empties into the river by the city;it takes three li to make the journey,but if you leave the stream and cross the mountain then the city is only one li away,as though the creek forms a bent bow and the straight path is its string.The creek is really small,only seventy feet across,with its bed a mosaic of pebbles.The water is very quiet;even where it is too deep to touch the bottom with the ferryman’s bamboo pole,still one can see the bed very clearly,and count the fishes that drift about.

这一段从翠翠家所住的白塔下的小溪写起，沿着小溪的流向写茶峒一带的地势。沈从文的叙述优美从容，写出了小山城远离尘世的安静和美。邵洵美的翻译，避免了过于欧化的长句，在基本忠实于原文意思的同时，保持了散文化的叙述节奏。比如“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这一句，因为已经有了“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这一句的解释以及一里跟三里的对比，所以不太影响原意，而如果如实翻译，又会使得这一句变成冗长的复杂从句，所以索性舍弃没翻。

《边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对湘西地方淳朴、丰富、热烈的民风民俗的描写，展现湘西民众自然浪漫的原始生命力。但对于翻译而言，如何能将民俗中负载的丰厚文化意义传递给完全不熟悉中国、不了解湘西文化的域外读者，无疑是一个难点，而这恰恰是邵洵美所看重的。事实上，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负载项（词、句等），本就是翻译中非常重要的课题。王佐良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常用的翻译方法有音译、字译、注释、省译、替换、阐释等。邵洵美在《边城》的翻译中采用的主要是“阐释”和“省译”两种方法。

“阐释”即对原文中负载的文化信息进行阐发和解释。在文化负载量比较大的文本中，阐释是比较常用的翻译方法。如许钧所言，“越是民族文化色彩浓重的词语和事物，越是作家个性鲜明突出的地方，翻译越离不开释”。邵洵美富有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一方法。通常，阐释会以脚注或者尾注的形式出现，但邵译本在遇到外国读者难以理解的中国风俗和事物时，直接在原文中加入解释。这是由于邵洵美既担心破坏原文的风格，又不愿意采用脚注或者尾注的形式，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读到一个句子中间却要到页脚或者书后面去找注解更恼人的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在原文中插入注释，会影响阅读的连贯性和顺畅程度。但邵洵美解释说，“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糟糕，因为沈先生的文风本身就包含了很多这样的解释，所以我们的几个插入并不显得突兀。”虽然邵洵美在译者前言中专门解释了这种特别的做法，但可以看得出，在实际的翻译当中，使用得还是比较谨慎和克制，并不是逐一解释，而是有所选择。孙艺风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令外国读者……不知所云的”和“出典十分重要，不可取而代之”的文化负载项具有阐释的必要。邵洵美的注释也正是大多出现在对原文意思有重大影响，或者一旦不解释，读者就无法理解之处。比如在二佬跟老船夫谈论风水时，他将风水译作“wind and water”。“风水”属于中国封建文化的产物，与字面的意思“风和水”相去甚远，所以邵译本在二佬这句话之后，解释说“By‘wind and water’he meant the auspices of the landscaper,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to a countryside’s destiny”，将风水解释为“风景带来的预兆”，比较清楚简明地解释了“风水”的文化内涵。再比如在顺顺送给祖孙二人粽子这里，他把粽子翻译成“rice-pudding”，但显然粽子与布丁相差很远，而且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没法理解为什么顺顺把“大米布丁”作为礼物，所以他用长长的一段解释了粽子的做法以及来历。这一段解释看似并没有太大必要，但是，端午节在《边城》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年又一年的时间标记，也是翠翠与天保、傩送爱情故事的重要节点，因此，作为端午节的重要民俗，邵洵美对粽子做了着重解释，并强调“这种小点心是为龙舟节特意制作的”。出于同样的理由，对端午节的另一习俗，“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也做了着重的解释。

在原文中加入阐释的翻译方法，显示出邵译本在传递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自觉和决心。但是，邵译本也不是一味地要把中国形象“陌生化”和“神秘化”，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他也间或使用“省译”的方法进行翻译。

“省译”即在不影响基本信息传递的情况下，对部分文化负载进行省略，以免干扰读者的注意力或者影响理解。如果把邵译本与特别强调诠释中国文化内容的金介甫译本相比较，“省译”的使用就更为明显，如老船夫的这段话：

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佬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金本译作：

In a game of chess,the chariot-the rook-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If No.1 wants to make his move directly like a chariot,his father ought to ask a go-between and put the proposition to me in the proper way.If he wants to move like a horseman,hurdling all obstacles,it’s his play,to stand on the bluffs across the creek from the ferry and sing for Cuicui’s heart until he’s won her-for“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if that’s what it takes,as it says in the song.

邵本译作：

That there is a road for carriages and there is a road for horses.If First Master prefers the carriage road,then he must get permission from his father,and send a go-between to come and talk to me in my house;but if he takes the road for horses then he may decide for himself,and come to bank across the stream,and sing to Ts’ui Ts’ui for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可以看到，邵本和金本这一段的翻译差别很大。从准确性来说，应当是金译本更胜一筹。金介甫是著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和汉学家，对湘西历史文化和沈从文著作有着学理化的研究和了解。金译本除了在文末附上多达32个注释，详细解释文中涉及的文化内容以外，在原文中也大量使用了“增译”的手法，尽可能地挖掘原文中负载的文化细节。在这段翻译中，老船夫说的“车有车路，马有马路”，指的是中国象棋的规则，车（音ju）走直线，可以水平或垂直方向移动任意个无阻碍的点，杀伤力大；马每一步只可以水平或垂直移动一点，但有双口，更为灵活。用“车路”和“马路”来比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接提亲和跳过父母通过唱山歌“自由恋爱”，是非常恰切的比喻。因此，金介甫在翻译时，完全舍弃了原文的结构，而是采用了“增译”“阐释”的方法，侧重于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不仅把“车”和“马”翻译成“chariot”和“horseman”，还把国际象棋中走法类似的“rook”和“knight”放在原文中，作为“chariot”和“horseman”的注解，英语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二者之间的不同而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障碍。而邵本的翻译很简单，只做了字面上的翻译，把车路和马路，简单翻译成“road for carriages”和“road for horses”。这样的翻译，也不影响读者对原文的大致意思，即这是两种不同的求爱方式的理解，但其中的文化内涵就被忽略了，不过好处是保持了原文的结构，更为简洁，读起来也更流畅清新，更符合原作的风格。

我们还可以把邵译本、金译本和戴乃迭译本做一个比较。俗语、俚语文化负载属性强，尤其能体现译者翻译策略的不同，例如：“悖时砍脑壳的”，这句话是川湘地区的一句骂人话，这句话在原文中，表现的是少女翠翠又羞又愤的心情。这句话，在三个译本中差别很大：

金译本：Damned low-life!You’re head for the executier.

戴译本：To hell with this hooligan.

邵译本：Go soak your head.

金译本基本上非常忠实地翻译了原文，把砍脑壳译作“你的头是刽子手的”，是典型的“异化”译法，保留原文中包含的文化涵义，将其传递到译文文本中去。戴译本则完全抛弃了原文，根据语境，选择了一句英文中的骂人话“去死吧你这个流氓”，是典型的“归化”译法，完全抛弃掉了原文中的文化涵义，而尽可能地迁就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但这句译文似乎“愤”有余而“羞”不足。邵译本则最为有趣，译成“把你的头淹到水里去吧”。这句话与原文相关，但又有出入，既不是“归化”也不是“异化”。可见，邵洵美在翻译的过程中，确如他自己所言，是从文学出发，而不是某种理论或策略出发的，因此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翠翠作为一个平时不骂人的少女，一时情急羞愤，想骂又骂不出口的状态。

总体而言，在尽力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力求作为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文字、修辞的妥帖，是邵译本《边城》的最大特点。这一译本既基本上保证了意思的忠实，又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处理和修饰，使得《边城》原有的特点和韵味能够传达给译作的读者，与此同时，中文和湘西的文化特色也在翻译当中得到了较为妥帖的保留。诚如邵洵美自己所言“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翻译一种作品的时候，我从没有感觉到文字上的困难；同时我又确信我能充分地表现着原作的神韵。”

综上，由邵洵美和他的英语合作者项美丽翻译、由《天下月刊》刊载的这一沈从文的名作，既满足了作者、译者、刊物三方面的需要，更难得的是三者之间在文学观念、文化交流观念上的契合。正因为这种契合，作者的文学表达和思想表达得到了尽可能的尊重，刊物的理念也在这次翻译中得到较佳的呈现；也正因为这种契合，这一次的翻译不仅仅是文本到文本，语言到语言的，而是较好地体现其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意义。在《天下月刊》和邵洵美、项美丽的共同努力下，《边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在发表三年后就被译成英文并被世界所了解，这也是最早被完整译为英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邵洵美和《天下月刊》在《边城》的译介过程中所思考的民族形象与世界视野之间的榫卯、结合，体现的正是在世界文学、文化的交往之中，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凝视与被凝视、偏见与正误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学和文化，在外译过程中如何进行自我形象的提升与塑造，《天下月刊》与邵洵美的《边城》译介为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种路径和启示。

原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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