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文坛上地位的奠定源自1935年《生死场》的出版，从此萧红便步入了“知名作家”的行列，因此对《生死场》的评价基本都是“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轰动整个上海文坛的名著”。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是因为大家过多地关注了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所写的《序》和《读后记》，并且在二者的推介下，《生死场》必然应该“轰动文坛”。但这只是呈现出来的表象，并没有深入挖掘《生死场》的出版过程、鲁迅作序的动机以及《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传播状况等。回到历史现场，梳理《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接受可以发现《生死场》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相对于同是“奴隶丛书”之一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则是一波三折；其次，出版之后的《生死场》销量不高且接受面很窄，直到1947年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生死场》发行量只有1万册，而从1935年开始萧红已是成名作家了，但从发行数字上来看与现代文学时期巴金的“《家》的发行量不到8万册”来对比，又如何说明《生死场》“轰动文坛”？并且除却鲁迅和胡风的专业评论外，大家都忽略了现代文学时期的《生死场》在大众方面的接受状况。其实《生死场》的出场和传播是艰难而寂寥的，所谓的“轰动”其实是萧红被鲁迅一手推上了“知名作家”的行列，现代文学时期的《生死场》在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对萧红创作过程的影响下被误读和误解了。

一、艰难的出场——《生死场》出版过程探秘

《生死场》虽然是1935年出版的，但创作要追溯到1934年，萧红以悄吟的笔名在1934年4月20日至5月17日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国际公园》上发表了《麦场》，也就是《生死场》的前两章：《麦场》和《菜圃》。之后1934年夏季萧红和萧军由哈尔滨逃到青岛之后，在青岛“她的《生死场》很快就写完了，也抄好了”。而《生死场》的出版完全得益于鲁迅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成分的，在青岛期间，萧军在与荒岛书店的孙乐文谈话过程中知道了孙乐文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在孙乐文的建议下，萧军就萌生了写信给鲁迅的想法。在得到了鲁迅“我可以看一看”的同意下，就将萧红的《生死场》手稿和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一同寄给了鲁迅。“我们不确切知道我们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体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所以就写信给他，请求指导。”之后在鲁迅的帮助下，《生死场》在1935年自费出版，通常大家看到的只是《生死场》出版之后萧红在上海文坛的出名，然而如果要梳理《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接受，就不可忽略《生死场》出版的过程，这对于完整地了解《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接受是十分必要的。

《生死场》的出版是艰难而曲折的，这完全可以在二萧和鲁迅的通信往来中得以见证。由二萧和鲁迅的通信中可以得知萧红的《生死场》是于1934年10月9日寄到鲁迅手中的，但出版却是在1935年12月，中间积压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一年多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前面说过二萧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是含有一定的偶然成分的，那么他们来到上海则是必然。首先自然是鲁迅的回信给了他们极大的勇气和信心，让他们在上海能够有依靠；其次就在1934年10月底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二萧从哈尔滨来青岛投奔的舒群夫妇被捕，《青岛晨报》也摇摇欲坠，于是二人也决定离开青岛；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对文人们的强烈诱惑。“1928年文化人向上海的迁徙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一次历史性的大转移……引起了文化中心的南移。”上海一时成为新文学的倚重之地，“尽管生活窘迫，但他们充满了希望，上海是唯一能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或从事艺术创作的地方”。舒群曾回忆1934年夏季的时候他和萧军曾想去上海拜访鲁迅和黄源，但因人生地不熟所以失望而归。由此可见，二萧决定去上海与《生死场》在上海的出版虽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也肯定是必然的。那么考察《生死场》在出版前被积压一年的原因就十分必要了。

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给二萧的信中说“吟太太的稿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送给官僚检查去了，倘通过，就可发排”；1935年1月29日鲁迅又在信中说“吟太太的小说送检查处后，亦尚无回信，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便搁下了”。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检查处。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5月25日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只有七名审查委员，这“是一个仅在上海运行的实验性机构……这是国内第一和唯一的专门将文学审查包括在内的机构。打算出版的作品都必须做了相应改动之后才可排版，改动因此是不可见的，尽管鲁迅抱怨说，审查员的改动有时致他的句子不合语法，或者不成句子”。所以，书信中的“送检查处”便是指送审查委员会，鲁迅的抱怨在他的书信中也能够得以证实，鲁迅曾在1934年12月26日给萧军的信中写到“日前做了一篇随笔到文学社去卖钱，七千字，检察官给我删掉了四分之三，只剩一个脑袋，不值钱了”，鲁迅类似这样的抱怨在他与赵家璧、黄源等的书信往来中也多次提及。而事实上，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也的确非常残酷，为了抑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9年国民党就公布了《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和《查禁反动刊物令》，在1933年又颁布了《查禁普罗文学文艺密令》，“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删改者，更是不计其数”；并且国民党对文艺的镇压是和“它的军事‘围剿’配合进行的”。萧军也回忆“当时国民党所设的检查制度，几乎是‘严密’得‘水泄不通’”。此次图书审查运动从1934年2月持续到1935年5月，萧红的《生死场》恰好夹在这个审查最为严酷的时间段中，且内容较为敏感，所以稿件被一拖再拖也是情有可原了。国民党的审查制度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如果再深入历史现场仔细挖掘，会发现《生死场》的“难产”也绝不只是审查制度一个因素。

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说《生死场》“早该出版的，但因审查委员会的积压，一再拖延”，葛浩文将《生死场》的艰难问世归结于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上海的出版业状况。前面说过上海从1928年年底成为新文学的中心之地，不仅大量的文学青年涌入上海，上海的出版业在20世纪30年代也进入了黄金时期，“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就连书局的龙头老大北新书局也从北京迁移到了上海，更不要说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其他小书局。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型印刷企业在内的80%的印刷企业均在上海，全国90%的图书，80%的报刊均出自上海”。由此可见上海繁荣发达的出版业在30年代是位于全国之首的。并且30年代上海的文学生产方式已经和“五四”时期截然不同了，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说在‘五四’时期，写作的动力是内在的，那么30年代的写作直接和四马路上的读者大众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读者的口味直接决定了出版刊物的性质，出现了像张资平这样的直接与读者和商业利益挂钩的职业写作者，可以说30年代上海的出版方式是商业化的，是真正现代的。新书业的有利可图直接刺激了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萧军曾说上海书店的老板们是“一切以‘生意眼’为前提的”。所以除却审查严格的原因之外，在人才济济、出版业如此发达且商业化的上海，即便是在东北已小有名气的萧红想要在上海出版自己的著作也是难上加难。

初到上海的萧军都知道想要在商业色彩浓重的上海发表自己的文章，出版自己的书是如此困难，鲁迅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前面说过他在1935年1月29日给二萧的信中说《生死场》“送检查处后，亦尚无回信，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便搁下了”，复写纸的原因固然是真的，这可以在鲁迅1935年10月20日的信件中得到证实，他说“那篇稿子，我并没有看完，因为复写纸写的，看起来不容易”。“那篇稿子”指的就是《生死场》，而关于复写纸的不容易看，在许广平处也能得到证实。许广平在鲁迅逝世以后曾经对二萧说他们的原稿让鲁迅吃了好些苦头，复写纸上的字又小又密，鲁迅一边戴着老花镜一边在灯光下看，十分吃力。鲁迅虽然说复写纸是《生死场》不能发表的原因，可事实上更多的是鲁迅对萧红的安慰。对于已经到上海八年的鲁迅来说显然深知当时上海的出版状况，除却审查制度的原因外，对于无名作家的作品，出版社是不可能出版的，正如萧红的好友梅林回忆所说当时初到上海的萧军和萧红“虽然工作得很好，而作品的出路却是没有的”。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得以发表或者出版都离不开名家的推荐。先不说这是文坛尽知的，就连当时的一些小报都深知，得到在文化出版社和其他一些刊物中说话有分量的巴金和靳以的推荐的重要性，“一般不管有名无名的作家，要想作品有地方发表，有地方出版，都得非拉着这两个人不可”，由此可见当时的出版风气，这对于鲁迅来说就更是再清楚不过了。鲁迅就介绍过很多青年作家的稿件给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而“对于鲁迅介绍的稿件，无论赚钱与否，李小峰都立即付印”“他对于周作人介绍的稿件也是如此态度”。所以，鲁迅必然知道对于当时上海的各个出版商来说，“既没有名气又没有私人关系的青年作家是难入其法的”。仔细梳理鲁迅和二萧的书信往来就能发现，在1935年8月24日的信件中鲁迅说《生死场》“退回来了，他说‘稍弱’，也评的并不算错”，而在1935年10月20日的信中他又说《生死场》“并没有看完”，既然没有看完，就下结论对文学社将《生死场》退回的“稍弱”的原因表示“评的也不算错”的赞同，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鲁迅之所以这样说，并答应将退回的《生死场》拿到《妇女生活》去发，是无不含着安慰萧红的意味的，因为鲁迅太清楚出版商是不会将有限的出版机会给这些没有名气的作家的，可是他仍然尽心尽力地帮助萧红，因为这正如许广平所说，鲁迅是“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

《生死场》在遭受生活书店和《妇女生活》的拒绝之后，在毫无出版门路的情况下最终也只能由“奴隶社”自费“非法出版”，之所以是非法，是因为“奴隶社”是鲁迅为了给发表作品无门的叶紫、萧军和萧红而组建的，其位于上海四马路的书店“容光书局”也是不存在的。至此，《生死场》艰难的出版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已梳理清晰，在国民党图书审查制度的高压下，又是在出版业十分商业化的上海，初到上海还籍籍无名的萧红想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可谓难上加难，而在鲁迅的关爱下，《生死场》最终也得以自费出版问世。

二、被误解的“轰动文坛”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生死场》的出版是辗转不易的，但它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传播状况也并非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么火热，所谓的“轰动文坛”并非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是由《生死场》本身的文学价值所带来的，而是鲁迅将其一手推上“知名”宝座，迎合当时特定的时代潮流而为其贴上了标签。很多时候我们过多地关注了鲁迅和胡风两位名家为《生死场》写的序和读后记，却忽略了他们作序和写读后记背后的原因或者说动机，而正是这两位大家为《生死场》的“保驾护航”给人一种理所应当畅销的错觉。但深入考察却会发现《生死场》的传播是寂寞而单一的。

鲁迅为《生死场》作序是在萧红的请求之下写的，鲁迅在1935年10月20日收到二萧的信件之后，立即复信道：“但如要我作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给我看就好，我也许还可以顺便改正几个错字。”胡风后来也回忆说萧红曾经拿着《生死场》请求他作序，但胡风“当时辞谢了，要他们仍请鲁迅先生写”。所以作序的要求是萧红提出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联系当时上海繁荣发达的新书业市场，如果没有名家的推荐，想要在上海迅速立足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压迫和反抗”，这个主题统治了整个现代文学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然而为何从90年代开始对《生死场》却又产生如此多维度的解读？作为文学巨匠的鲁迅难道当时没有看出《生死场》所蕴含的深厚价值吗？鲁迅曾经评价过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并且只要有机会鲁迅就向朋友推荐《生死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就曾回忆鲁迅不仅亲自向她推荐《生死场》，并且大加赞扬这“是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这表明的就是鲁迅对萧红创作才能的高度认可，那为何鲁迅还要做出如此单一的评价呢？其实鲁迅为萧红作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帮其迅速立足。鲁迅在1934年12月26日给二萧回复的信件中说：“吟太太的小说，我想不至于此，如果删掉几段，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后来在1935年11月16日的信件中又说“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那么究竟是要顾及什么样的销路呢？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思潮盛行的年代，左翼成了当时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萧军说上海的书店老板是“生意眼”，那么这些商业嗅觉敏锐的书店老板或者刊物主编又怎么可能不为了畅销而迎合潮流呢？如果说新推出的刊物打出左翼文学的旗帜是为了立足也就罢了，连老刊物也在向革命文学的潮流靠拢，例如《现代小说》和李小峰接手后的《雨丝》，甚至是从开始就以唯美派自居、宣扬不愿“被色彩与旗帜来束缚”，“为艺术而艺术外，自不容有别的主张”的《金屋》月刊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在其刊物中翻译了带有明显左倾思潮的《一万两千万》来博眼球。因此还遭到了邱韵铎的嘲讽：“尤其梦想不到的，是素以唯美派自居的《金屋》也竟然印行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这时期，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这“转变”的和“转”的“向”自然就是指风风火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了。

除此之外，从其他的一些活动中也能横向嗅到当时左翼思潮的影响力。1936年《大公报》举办了一次“大公报文艺奖金”评奖活动，在评选过程中散文奖和戏剧奖都没有异议，唯一有争议的就是小说奖。小说奖本来一开始是准备颁给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一点在《大公报》的副刊主编萧乾写给吴福辉的信中可以证实：“三个奖中最重要的为小说。最初京、海以及在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是“萧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按理说《大公报》从英敛之创办以来一直秉承的都是独立自由的原则，其著名的“四不”社训中的“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充分表明了其与各种党派划清界限的立场。可是尽管如此，到了1936年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名为纪念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十周年，实则被萧乾赤裸裸地揭露“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作一次广告”罢了。既然是做广告自然就要顺应时代主流，恐怕因此才将橄榄枝抛向了左翼萧军，以期赢得更多关注，毕竟“《八月的乡村》是由鲁迅作序推荐的，在文学界及读者中的影响更大，回响反应也更猛烈”。至于萧军为什么拒绝，正如吴福辉所言：“这是历史的选择，是左翼将‘大公报文艺奖金’从淡化文学派别的起点，推向了京派壁垒分明的终点。”因为假如没有萧军的拒绝，“大公报文艺奖金”就只会是一场单纯的评奖，京派、左翼的立场问题自然也不会那么明显，但巴金给萧乾的写信事件一出，立场马上就泾渭分明了，当然，其中的讨论就需要深入历史深处，另当他论了。

所以连具有影响力的大刊物都要迎合时代风向，那么为了能让萧红这样的新人首先能在上海站住脚，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序文中尽量将其往时代氛围方向靠，贴上潮流的标签，获得一种“政治正确性”，进而赢得一张进入时代主潮的门票。萧红的确从此便成为知名作家，有了名气，引起了轰动，但这“轰动”并不是由《生死场》本身的文学价值带来的。相比于《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单一主题，20世纪90年代却开启了关于《生死场》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如何说明它在现代文学时期的轰动是因其文学价值而带来的呢？这一切可以说是由鲁迅一手制造的，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也认为《生死场》的受欢迎也无非是“有鲁迅作序和胡风作‘读后记’”，可以说鲁迅的《序言》使《生死场》进入了时代旋涡的中心，得到了一种政治上的认可，再在左翼浪潮的洗礼下萧红成了知名左翼作家，《生死场》成了抗日爱国的抗战小说，这是《生死场》轰动文坛的因素。所以才有了被后人反复咀嚼并以此为《生死场》主题定调的那句“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事实上，在30年代的政治化语境下，除了萧红，鲁迅为萧军、叶紫、白莽和柔石等作品所作的序都是从当时革命文学时代潮流的角度对其加以评价的。

至于胡风为萧红写“读后记”也是鲁迅为萧红力争的，这在胡风的回忆和鲁迅1935年11月15日给萧军的信件中可以得见。因此鲁迅为萧红《生死场》作序的目的很明了，就是为了“顾及销路”，帮其立足。正是30年代左翼思潮的盛行，才有了前面提到的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压迫，也造成了《生死场》的难以出版，这些历史史实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共同造就了《生死场》复杂的出版过程和传播状况。然而《生死场》也正是因为“顾及销路”，迎赶时代浪潮而被贴上了特定的时代标签，从而也导致了后来大众评论被导向。

研究一部文学作品在具体某个时期的接受状况，其销量也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虽然销量和其文学价值不一定成正比发展，却能说明它在那个时期的影响范围。如果《生死场》真如学者所言是影响轰动、传播火热，那么其销售状况一定不会差，然而深入考察后事实并非如此。

有论者对《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发行量做过研究：“《生死场》自1935年至1936年11月间，已经出版了六版，每次一千到两千册。”“根据萧军的说法，我们推算，在1936年至1945年之间，生死场最多出版了一万本左右。”首先，“每次一千到两千册”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查阅《生死场》现代文学时期的版本，除了1947年鲁迅文化出版社标明了印数外，其他版本都没有标注，那么每次印刷“一千到两千册”的结论又是如何得出的呢？其次，文中“根据萧军的说法”这一来源文末标注是引自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军的《〈生死场〉重版后记》，然而查遍资料萧军只写过《〈生死场〉重版前记》，如何来的《后记》一说？原来这篇文章中引用的萧军的话分别来自198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死场》中萧军所写的《〈生死场〉重版前记》、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军所著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而并非共同来源于什么《〈生死场〉重版后记》。且文中所说的《生死场》每版“一千到两千册”的结论恐怕也是看了萧军注释的“《八》——是指的《八月的乡村》，这可能是我在信中告知她这书已经再版到第五版了——每版一千册或两千册”这句话之后，再结合萧军在《〈生死场〉重版前记》里提到《生死场》的版本时说“在过去我自己经手出版时，每次的印期和印数总是和《八月的乡村》同期、同数的”得出的销量结论。且不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不是同一时间出版的，时间上不重合，就是《生死场》经手萧军出版的版本是哪几部也已经无从考证了，所以绝不能简单地因为萧军的“同期、同数”就认定《生死场》每版都发行了一千或两千册。关于这一点萧军自己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生死场》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曾由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发行过一万本。至于其他方面所出的版本情况和数量，我就无从知道了”。

虽然《生死场》在1947年之前的发行量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寻找到《生死场》在当时的销售情况，并从这些信息中窥见它在当时的接受热度。“由于是自费印的，发行很困难。我曾从鲁迅先生那里，十本二十本地拿去，由当时的‘左联’工人文艺小组代为推销，将它们直接送到工人同志们的手里。”这是胡风的回忆；鲁迅在1936年2月15日给萧军的信件中也提及“那三十本小说，两种都卖完了，希再给他们各数十本”。这里无论是胡风所说的“十本二十本”，还是鲁迅的“三十本”都是指《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总共的数目，并不单指《生死场》；其次，这些书由胡风和“左联”工人文艺小组“人工销售”，不仅数量少，且受众面也单一；而鲁迅信中所说的“给他们”是指给内山书店，数量只有三十本，并且可以推测之前和之后都不会多，这在鲁迅1935年1月4日写给叶紫的信中可以推断，“书籍印出时，交那个书店代售一部分，没有问题，但总代售他是不肯的，其实他也没法推销出去”。这里的“书籍”指叶紫的《丰收》，“那个书店”也是指内山书店，《丰收》作为“奴隶丛书之一”最先出版放在内山书店出售，那么作为“之二”“之三”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也于内山书店出售是情有可原的。但鲁迅说了书店老板不肯总代售，而且也“没法推销”，虽然这“没法推销”可能是由于内容敏感容易被当局查禁，但确实说明了《生死场》在内山书店这个相对来说唯一比较合法的销售渠道中每次都才有几十本的销量，更别提其他销售渠道了。至于1947年鲁迅文化出版社发行了一万册，只要考察这出版社是萧军所办，就好理解了：“有些地方也从‘俗’了，尤其是最近做了‘买卖’（办起鲁迅文化出版社）。”

这样一来《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销售盛况，那么其社会的接受度自然也不会高，比起“民国时期《家》的发行量不到8万册……话剧《家》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总共上演了200多场，市民观众最多也就9万人次，《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传播就更加冷寂了，所谓的“轰动文坛”确实被误解了。毕竟一个新人初次露面就有文坛泰斗分别为之作序推荐和写读后记，换成是谁，文坛都会为之轰动吧。

三、寂寞而单一——现代文学时期《生死场》的社会反响

考察《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接受状况，就不能忽略它的社会反响，也就是其在评论界和大众传播中的实际情况，而这情况可以从大众对《生死场》的评价来论证其接受度。现代文学时期关于《生死场》的评价除了鲁迅和胡风的精英评论外，周扬在他的《现阶的文学》中也间接评价了《生死场》，除此之外大众评论有12篇。既然《生死场》是由鲁迅交于胡风请其写读后记的，不难猜想鲁迅应该对胡风有所交代，再加上当时的大语境，胡风自然也是将《生死场》拉入了左翼阵营，并且在鲁迅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概括上阐述得更加全面细致：“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并且他热烈地赞颂“愚夫愚妇们”对压迫的反抗，说“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值得注意的是，胡风和鲁迅都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对人物的描写不够好，相较于鲁迅“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样因为要“顾及销路”的含蓄评价，胡风则更加直接地批评其“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相像的加工非常不够”。除此之外，胡风还第一次提出《生死场》题材散漫、缺乏中心、修辞锤炼不够等缺点，这些评价和鲁迅的那句定调一起统治了现代文学时期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生死场》的评价，直到90年代这种认知才被打破。至于为什么胡风用一整段文字来指出《生死场》的缺点，看起来和鲁迅为了“顾及销路”的初衷相反，胡风后来说：“当时我这样写，并不是苛求。因为她是有能力克服这些短处和弱点的，作为一个朋友，我应尽的责任，就是向她说心里的真话。”而他说这话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萧红热”浪潮下，看起来正如他所的“不合时宜”，再回看他当时在《读后记》的最后说道：“这只是我这样的好事者底苛求……在目前，我们是应该以作者底努力为满足的。”可见自始至终他只是诚心提出自己的意见。

而《生死场》对于周扬来说更多的是作为阐释其文学主张的一种需要而出现的，如果说鲁迅为了帮萧红立足而将《生死场》划归到左翼阵营，那么在左翼阵营内部周扬又将《生死场》作为其“国防文学”口号的有力支持。周扬并没有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评价《生死场》，而是将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放在一起说它们是“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为现实的基础和根据”，“表现出在过去一切反帝作品中从不曾这么强烈地表现过的民族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非狭义的爱国主义的，而是和勤苦大众为救亡求生的日常斗争密切地联系着”。其实今天来看，《八月的乡村》更加符合周扬的这段描述，《生死场》更多的是被捆绑阐释了。当时时值左翼阵营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阶段，《生死场》被强行“站队”是周扬的一种阐释技巧，这从他对李健吾的《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和靳以的《离散》的评价可见：“不管它们意识上和技巧上的缺点，应当以那主题的意义而得到较高的评价。”他还说，“不妨把国防文学创作的标准放低一些，重要的是动员大家都去写。”所以《生死场》是作为周扬“国防文学”的一种阐释需要而出现的，并且其左翼标签被再次加深了。

除此之外，石怀池在其文章《论萧红》中也简单提及了《生死场》，内容与主流评价也基本无出其右，甚至将胡风的理论极端化：“充分地表现着一种相信人民的乐观主义的气息，他歌颂人民底抗争，为他们底受难提出愤怒的控诉。”只不过石怀池在这篇文章中更多的是阐述他所认为的萧红创作风格的变化。

实际上，《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价值其实并没有被真正挖掘，无论是鲁迅、胡风还是周扬都是为了某种需要而将其划分站队的，即“不论是主张‘国防文学’的周扬、周立波、杨骚一方，还是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鲁迅、胡风一方，都把二萧《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用以说明自己主张成立的作品实证，并且都把‘批评’的重心放在‘利已’——为我所有的层次上，为论战服务，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批评”。不管是没来得及对《生死场》的价值进行更深度挖掘，还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深度挖掘，相比于90年代以来对《生死场》的多义解读，现代文学时期的《生死场》被单一地定调为“抗战小说”“左翼小说”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同于老舍、巴金、沈从文等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积累了一批固定的读者，有自己的识别标签和自我成名化的过程，萧红是由鲁迅、胡风的“保驾护航”一下被推上了知名作家的行列，“萧红的进步和成长是与鲁迅的帮助鼓励分不开的”，但又正是因为他们的“保驾护航”和在时代氛围的渲染下，读者大众来不及识别《生死场》中萧红十分鲜明的写作特征，而直接将鲁迅、胡风对《生死场》的定调作为这本小说的主题标签，所以大众对《生死场》的接受始终被限制在二人的评论范围内，造成了《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传播显得寂寞而单一。

这“寂寞”首先可以最直观地从数据上得以显现，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能搜集到《生死场》的大众评论有12篇，而却能收集到“300多篇评论《家》的文章”，假如真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而轰动，又如何没有引起大众的热烈讨论？

现代文学时期《生死场》的大众评论有12篇，9篇发表于1936年，2篇发表于1939年，1篇发表于1948年，其中一篇还是对《生死场》的推介，所以大众评论其实只有11篇，而这11篇评论的内容都没有跳出鲁迅、胡风对《生死场》的评价，基本都是在二人的观点上展开讨论的。  

首先这些评论对《生死场》主题的理解和鲁迅、胡风是一致的，“书中写的是×帝国主义铁蹄下东北农村的现况，——不愿做奴隶的劳苦群众们反抗的挣扎”；“《生死场》……截取表现的是从旧农村的一般生活形态到这旧农村的破产，再经过亡国——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到农民们底开始觉悟与斗争”；“《生死场》就是一本描写东北农民十多年前的生活，和‘九一八’的惨劫以后他们底悲惨命运和反帝情绪的小说”；“这本书不但写出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血迹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是中国农民在极端的苦难中站立起来反抗压迫的画面和诗片”，是反映“中国军阀统治下与日本强盗统治下两个时期的东北农村情况；坚强地示出愚夫愚妇们由蚁子似地为死而生，而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为生而死的道途”；“刻画出受着苦难忍着压迫的人们是如何挣扎在‘死’的边缘，而终于坚强地吹起了‘生’的号角”；即使是《生死场》的新书推介也是这样归纳的，“本书是写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小村落的农民生活和该村落陷于沦亡后一般农民的反抗情势”。这些评论完全是对鲁迅“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胡风“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的描述的一种延伸，不仅如此，12篇评论中直接引用二人原话来概括的就有8篇。

其次就连对于《生死场》的缺点和不足的阐释都和鲁迅、胡风是一致的，其中有9篇都认同胡风提出的题材散漫、缺乏中心的缺点，6篇提及了鲁迅和胡风所认为的人物性格不够鲜明突出，除此之外，这些评论也没能再提出《生死场》其他的缺点，甚至对胡风的《生死场》是“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这样对“力”的肯定的阐释，在这些读者评论中也能够得见，其中有6篇都谈到了“本书的作者有些地方写的很有力”。由此可以看到大众对《生死场》的接受正如鲁迅和胡风给它贴上的标签一样，被单一地定调为反抗爱国的小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对《生死场》主题更多的解读，大众赞扬二人所赞扬的，同时也批评二人所批评的，始终没能跳出二人的批评范围。

大众读者所认为是“以《铁流》《毁灭》在世界文坛那样的地位而出现于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巨作”的《生死场》其实是作为他们爱国主义的情怀而被需要的，在当时是因一种主题上的正确性而伟大，“本书的意识是十分健全、进步的”，而并非是因为其文学上价值的被挖掘而得到认同。“当此国难日益之际，《生死场》这作品是全体中国人所当必读的教科书”，“如果‘国防文学’这个名词可成立的话，那么《生死场》便可算是我们的‘国防文学’了”，这些读者的总结可以说就是最好的解释。

文学价值让位给现实需要，本来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特征之一，“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在某种定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被批评者和读者传递乃至灌输着政治观念和政治信息。批评者在文学批评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读者起着重要的政治导向作用”，由此看来大众批评被导向甚至囿于鲁迅和胡风的评论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他们一出手几乎就成了定论，这给萧红小说研究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束缚，后人很难走出他们权威的笼罩”，“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三位批评家鲁迅、胡风、茅盾建构了我们对萧红的理解，这一直潜在影响着我们的阅读”，只不过这样一来，《生死场》在大众的接受中就显得过于寂寞和单一了。

此处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在胡风的评论中有这样一句“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片”，这样隐晦的对于《生死场》从农民文学或者说乡土文学角度看待的评价，同样有一位读者也有一句《生死场》“在我们‘农民文学’中应该列入‘优良一类’”的评语，但是这个角度不仅没有展开，且最终还是为铺垫“反抗”主题和讨论抗战浪潮下如何创作这个议题而服务的，总是没有跳出“反抗”与“爱国”的大框架，所以我们依然认定《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只有一种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读者的评论中也能寻找到印证《生死场》出版艰难的蛛丝马迹，“去年的初秋，在上海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当时便听说萧红要继续出版一册同性质的作品，一直到去年年底，这作品方才分娩”；“我很奇怪，几本比较可读的无毒质的书，我们的贤明当局偏偏不让出版，书店老板也不愿给他们印”；在赞扬《生死场》时，说“可是好书是不容于中华民国的，许多热望能和它们一面的人，是被荒淫无耻者的横力推在失望的阴影中了”。从这些普通读者的文字中可以见出《生死场》在出版的过程中的确遭遇了不小的阻力，读者的反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见证历史，反映当时的思想主潮，让我们能以一个普通大众的眼光去亲历历史，感受《生死场》在大众心目中最真实的接受程度。总之，史实的深度挖掘和读者的真实反馈真正还原了《生死场》在30年代的出版和传播状况，让我们得以见证《生死场》在现代文学时期接受的本来面目。

总之，《生死场》在1935年的轰动文坛的确是事实，然而《生死场》的出版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其艰难而曲折的出版过程其实就暗含了所谓“轰动”的真实含义。此外，作品的产生除开作家本人的意愿外，一定还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让萧红步入全国知名作家之列的《生死场》，还是最初使萧红名动东北文坛的《跋涉》，它们的出场方式无疑都是因为符合了时代潮流的走向而获得肯定。而鲁迅作为《生死场》的接受主体，也是最重要的精英接受主体，同样因为时代的特殊召唤而为《生死场》写了较为单一、但符合时代潮流的“序言”。作为文坛泰斗的鲁迅不可能不了解《生死场》蕴藏的价值意义，但他依然规避了这点转而只做了迎合时代的评价，这背后的目的显然是因为《生死场》一再出版艰难，所以鲁迅只有出此“下策”，先让萧红立足文坛，这才是《生死场》“轰动文坛”的实质，“鲁迅为萧红作品作序，有着明确的提携和奖掖之意。既如此，充分肯定萧红小说中好的一面，把值得赞美之处赞美足，就是鲁迅握笔时的基本心态”。同时，又正是这种向“左翼”的靠拢而为《生死场》贴上了“抗战”标签，尤其奠定了萧红“左翼女作家”的身份，这些都成为之后《呼兰河传》《马伯乐》以及萧红的一些短篇小说被忽视、被误读、被苛责的重要因素。

“萧红热”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如今，萧红已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时髦话题”。但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家—作品这一二维层面，一部作品从生产、传播再到接受，这其中纠缠了太多复杂因素，而将作品的研究置于一个多面立体的空间是可以探究到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甚至可以对某些已成定论的“事实”进行纠偏。作品的接受史也绝不是断裂的，作品在某一时期形成的接受状况必然与其前后时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也会对之后的作品传播和接受产生无法磨灭的影响。无论如何，经典作品始终不会被历史过滤，无论经过多长时间的筛选淘洗，它不仅在此前，在之后的时间中依然会散发耀眼的光芒。

原文载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5期。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任淑媛；图文编辑：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