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晓娟教授长期耕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著述丰硕。她敏于学术感知，长于理论建构，所著所述具有前沿性、创新性。她以不懈努力倾注于文学文化，不断拓展研究方向、深化研究主题，并以阐释、研究中华优秀文化认同与传承为主干和核心领域。她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不凡业绩，走在学科建设的前沿。黄晓娟教授对文学是“乐之”“好之”“知之”，这种特殊的情感支配着她的学术生涯，她一以贯之地守护文学与研究文学令人敬佩。
关键词：女性的天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学文化；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
受访者简介： 黄晓娟，女，1971年生，广西全州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近年来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3项，其中国家级课题6项。出版学术著作、文选7部，在《文学评论》《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等海内外理论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写作学会会长。积极参政议政，担任第十三、十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曾挂职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甘肃省白银市副市长。履职事迹被《人民日报》、中央广电总台、《中国统一战线》等新闻媒体报道。
采访者简介：武建树，男，1988年生，安徽肥东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武建树（以下简称武）：黄老师，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的学术访问。您从事文学研究30多年，在性别文学研究、少数民族女性书写、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形成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对文学文化的研究富有创见。我想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访谈，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黄晓娟（以下简称黄）：你谈到的这些情况，都是我过去研究的一些课题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借助你的访问，我也趁此机会回顾并整理自己的过往经历和前瞻一下对未来的思考。
武：那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黄：好的。
一、求学与治学
武：您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结缘文学，能否谈谈您早年的求学经历？
黄：好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结缘文学是大概率的事情。因为我们到了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改革开放，作为一支重要力量，那时的文学深度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思想文化等一起，共同塑造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后来我一直关注文学，关注文学文化，意识到文学是推动社会进程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就是这时埋下的伏笔。当然，形成这种观念，并非那时的自觉，这是后来随着学养、思想的逐渐成熟才有了自觉的。回到求学阶段，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喜爱上了文学，那时借着改革开放春风，一大批现代作家，如林徽因、丁玲、庐隐、石评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朱湘、戴望舒、何其芳等，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的地表，对于少有书读的我们来说，真像是久旱如得甘霖。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林徽因诗集》，名字真好听，但却是陌生的。买来了一读，真可说是相当震惊。那么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性，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建筑学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新月派、新格律诗，但她的诗歌语言那么美，富有旋律；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她吟咏爱与美，歌颂智慧，追求个性平等，表达出明显的女性意识。
到我1988年考上广西师范大学就读中文系本科时，由于上中国文学史课程，我对文学的认识就自觉不自觉地从“欣赏”提升到了“批评”和“研究”。林徽因、丁玲等进入我的评论视野，先后写下《散落的珍珠——论林徽因和她的诗》《一个孤独而永不屈服的灵魂——论莎菲女士的形象》等论文。林徽因是我的第一个评论对象，《散落的珍珠——论林徽因和她的诗》后来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上发表了，当年7月，还有幸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初试啼声，便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对我是极大的鼓励。虽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不脱稚气，但能够被权威二次文献转载，说明它的选题具有前沿性，和同期的研究比较来说，具有创新性。
武：是否可以这样说，您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就是属于女性文学研究？您一直做的都是女性文学研究吗？
黄：我的第一个研究成果确可说是女性文学研究，但中间也有插曲。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工作，我马上意识到已有的学术积累不足以胜任本科教学科研，因此很快回炉广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在研究生阶段，那时也是中国当代新诗潮尚未消歇之时，我又喜欢诗歌，就写作了硕士论文《朱湘与顾城比较研究》，并在2001年以《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上、下）——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为题，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期上进行了连载。朱湘和顾城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都是才子型诗人。朱湘的诗以古典美为特色，但他深受西方诗歌影响，他的新诗是想复合出一个不脱离民族本位又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中国。朱湘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他翻译的英国诗歌也很美，如济慈的《夜莺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顾城一出手就是先锋的，他的诗歌一看就是现代派，但他的语言，尤其是意象，简约跳跃又归于整体，不离中国诗歌的特性。但在1993年发生了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事件后，又引发我对于女性生存和命运的思考。我想，我今后的主攻方向，仍然确定在女性文学研究之上。《朱湘诗全编》书影（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和朱湘与顾城诗歌比较研究论文（2001年）
虽然有着上述朱湘与顾城诗歌的比较研究，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女作家研究上。大部分是一些个案研究，如凌叔华、池莉等，也撰写了几篇论文，《春风吹皱的池水——凌叔华小说思想浅探》《觉醒：在男子负心之后——读池莉的〈小姐你早〉》等，都公开发表了。
武：您1998年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是否就是在这个主攻方向之下形成的？
黄：也可以这么说，它是我确定方向后的第一个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硕士阶段的这些对于女性作家的研究，打下了我后来研究女性文学的基础，逐渐形成了我女性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语境。博士学位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是和前期的个案研究、后期的整合思考分不开的。
武：《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黄：我先从它的题名“雪中芭蕉”说起。《雪中芭蕉》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幅名画（原题《袁安卧雪图》），画作的题名曾引起很多争议。有人认为芭蕉和雪，在地理上一南一北，在时间上一夏一冬，把它们画进同一幅画里，“不合时宜”。但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有芭蕉生长，冬天也下雪；还有人认为王维信佛，雪中芭蕉体现了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禅意。其实我虽然也喜欢王维的诗画，但把“雪中芭蕉”作为研究萧红的论文题名，却和他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关系。我是联系萧红的身世，她生在东北，在香港去世，她的一生难道不是雪中芭蕉吗？她描写东北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写于南国香港，也是可以视为雪中芭蕉的。萧红虽也生活在三四十年代，但她后期主要创作与当时文学主流关系并不太紧密。她继承的是鲁迅的文学传统，批判与改造国民性，与通行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形成很大的差异。她的写作不拘泥于时流，表现出超越时代的穿透力，不易被人理解。这与“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的取意在某种程度上较为相似。论文的题名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回忆起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那真是一件大事、难事。正当取舍不定之际，导师张德林先生提醒说：“晓娟长于艺术感悟，她的特长表现在女性化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敏锐丰盈的艺术感悟和明丽空灵的个人化笔触。”他认为我精神气质和萧红比较接近，建议我以萧红的创作论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其实我和“弃儿”萧红完全没有并行的人生轨迹，但这之前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女性作家及其表现的“女性的天空”深抱欣赏和同情。我是从萧红的“传记研究”开始的，也就是“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此基础上再对其进行结合作品与时代关系的综合性理论研究，也就是“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我发现萧红不仅是一个深受男权、夫权压迫的不幸女子，但同时，她也是在东北较早进行抗日救亡的知识女性。这使她的女性书写中经常交织着救亡意识，她的个人话语中融汇着国族话语。她是鲁迅编选的“奴隶丛书”中，最具有反抗男权奴役和不作亡国奴气质的，属于走在当时女性书写的最先锋、最前列中的一个。这种书写使我意识到，女性书写不仅彰显性别意识、个人独立，也可以指涉超出个性的大时代主题。这对我以后的女性文学研究是具有启迪和铺垫作用的。后来博士论文以同题书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得到学术界的一些较好评价。大抵认为《雪中芭蕉》视角多元立体，立论平实深刻，得出的结论实事求是，没有发生一些研究者不时出现的将研究对象有意放大、进而过度阐释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我的学术理念。我是比较重视文本细读的，阐释细读出来的内容和思想才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研究结论。也就是说从事实（史实）出发进行学术研究，而非理论先行。当然，这不是说我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我是非常重视理论的。我的意思是指，如果理论先行那么研究出来的结论很可能就是在论证理论的正确性，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反而可能被遮蔽或遗落了。2018年，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人民艺术家》杂志根据《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编辑成一篇文章《萧红和她的同时代女作家战友们》，指出：“萧红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了她对妇女命运的表现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创作态度，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在反映旧中国妇女非人处境的同时，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打碎了人们简单地从政治或阶级的层面来解脱和挽救她们的幻想，在现实生活的道路上，寻求彻底解放她们的出路。”可以说是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我的研究结论。
二、翱翔于“女性的天空”与文学文化建构
武：“女性的天空”是您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一个研究场域，在这之后，我们注意到您的这个研究场域逐渐向着少数民族女性书写打开，可以说是进一步深挖出民族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拓宽了女性文学研究领地。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转向吗？
黄：这并非学术研究的转向，而是进入女性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我生活、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女性书写有着特别的关切。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阐释少数民族女性书写是倾向于整合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分梳出来予以独立研究的自觉意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当然，少数民族的女性书写和汉民族的女性书写有同有异，但是它的独特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很有必要予以专门之力进行深入研究的。
武：在进行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综合性的整合研究之前，您还进行了哪些必要的学术准备？我知道您非常重视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它们对您的研究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黄：首先是从身边做起。广西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但也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大省，壮族作家和世居于此的其他民族作家的创作成绩可观，女性作家也相当活跃。这就形成我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女性的天空”的重要一角。研究、发表的论文《女性的天空——现当代壮族女性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8期给予全文转载，2008年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社科优秀成果奖。总体上说，关于“女性的天空”的话题比较广泛，主要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地域、民族、性别。它们体现了跨文化的思路，尝试从宏观上对女性文学的演进作出探讨，体现了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性别文化的结合。我把这些成果编辑成《文学风景线》，得到“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资助，于2018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事情，就是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宏观历史背景的回溯和体会。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使我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桂学研究”子课题“桂学中的多民族文化精神研究”。现在我们都认为，广西地处边陲，是地理上的边境，是文化上的边缘。可是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情况或许并非这样。我国第一个统一政权秦朝，为什么要设立桂林郡和象郡？为什么在桂林兴安县开凿了世界上最古老之一的人工水利工程灵渠？
这或许可以说明，那时的广西，处于我国南北交通的一条要道之上。起码在隋唐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的南北交通孔道，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从关中到汉中，从汉中到荆襄，从荆襄到湘桂，并且抵达越南中北部地区的。这促成了南北民族的混居融合，南北文化的互通互联，对在地文学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临近秦时桂林郡的湖南江永县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那里出现的女书，作为古代少数民族——瑶族女性书写的重要形式，并非偶然的。我研究“桂学中的多民族文化精神”，可以说是打开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资源。它们未必出现在我的具体的女性文学研究课题中，但作为一种背景和基石，却深深地嵌进了我的研究语境之内。
武：作为“东南亚研究丛书”之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涉及东南亚女性文学，是否也是您“女性的天空”的重要一环？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项研究的？
黄：这就是从“身边”延伸到了“周边”。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是近邻，不少国家还和广西接壤。历史上这些国家深受我国儒家文化濡染。文学上也是如此：《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唐诗宋词等经典广为他们的读书人所熟悉；明代作家翟佑的文言文传奇《剪灯新话》刊行后，广西的一个布政使李昌祺还仿照《剪灯新话》的体例，撰写了一部《剪灯余话》。两书流传到东南亚国家后，成为那里作家的一时之宗风。于是我思考，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是否也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女性文学创作？我和合著者张淑云、吴晓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观察与分析，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多元文化背景与女性书写”是这些国家女性文学的一个特色。通过比较研究，探知出东南亚国家女性文学与中国的壮、回、满、藏、彝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深密的。不敢说这是海内外女性文学比较研究的一个新的大发现，但我们的这项研究使它们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彰显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这种跨国女性文学比较研究，不仅扩展了我的研究视野，也成为我研究“女性的天空”的重要理论资源。2012年我受聘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语大学博士生导师，也是与此有关的。
武：您的著作《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因为还是一块未及开垦的处女地，有人预测您是在啃硬骨头，很可能费力不讨好，但2014年著作出版以后，却获得颇高评价。可以说您是在迎难而上吗？
黄：其实在确定这个选题之时，我们就知道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从人口说，少的不足5000，多的达到千万以上。它们的生活习俗有差别，历史演进不同步，文化形态有差异，文学创作也不一致。但是，不一致也意味着丰富性。特别是1949年进一步地教育普及化后，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能操持双语写作，或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同时由于建立了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政权，既坚持各自的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又融合新时代的生活与思想内容，她们实现了创作上的新突破。关键是要辨析差异，寻绎共性，搭建可以处理这些差异和共性的观察角度与理论框架，也就是说，需要予以融合视野、打通边界的整合研究。这样一来，事情就并非不可为了。因此，“女性经验与民族文化传统”“女性话语与族群记忆”“多元文化与女性书写”“个人书写和民族身份建构”“女性书写中的民族想象”等，成为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结构框架和探索路径。这样的整合研究，我们是有构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话语权和精神世界的追求的；相较于通常结合文学性和时代性来研究文学的做法，我们搭建了女性书写的民族性维度。有人认为，这项成果是通过大文学观的视野，构建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书写谱系”；也有人评价它是“研究中国多民族女性文学缺一不可的坐标维度”。2014年，这项成果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以后，还被推介为“我国学界对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学术关怀历来比较薄弱，这部专著可被视为填补空白的一种尝试。”关纪新先生为本书赐序，说本书的三位作者（另外两个合著者为晁正蓉、张淑云）皆为女性，和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产生了心灵共鸣。我们的确是和我们的研究对象共筑了一个“女性的天空”的。
武：在前面的访谈中，您好几次提到文学文化。能否简单解释一下文学文化所指是什么吗？专著《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是否体现了您在文学文化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黄：简要地说，我理解的文学文化是指文学以其叙述性参与了我们生活世界的精神建构，并以这种方式深入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如果说科学文化揭示的是物质世界的规律，文学文化创造的就是精神世界。它可以塑造个人乃至社会的人文精神，也可以促进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生活世界的进程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它是功利性的，而是强调它的功能性和影响力，这二者是有差异的。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为例，改良主义文学、保守主义文学、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包括现代主义、先锋主义文学等，从文学文化来说，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通过书写介入社会，并以其叙述性和想象力，发挥影响社会的功能。不仅使“人”得到发展，也使社会得以进步；在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同的人群还可以“共同体”形式团结在一起。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来说，其文化功能也体现出这样一种社会性——女性书写使女性摆脱性别歧视，追求平等独立，成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功能是需要重视和揭示的，我之所以在文学研究中凸显文学文化，原因就在于此。具体到《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涉及女性书写在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上发挥的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当前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高站位的表现，其目的在于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族人民构建和认同中华文化，对此，我国少数民族女性书写也应该有所贡献。这是文学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启迪我学术结合时代，确定了“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选题计划。
研究的第一步，是寻找文化认同与传承何以发生的理论支撑。“文化认同”可以导致不同的人群乃至相异的族群趋于一体化、共同性，产生同呼吸、共命运意识。文学其实早就参与其事。二千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诗可以群”的观念。孔子认为通过写诗、诵诗、解诗、传诗等行为，诗可以团结人群，凝聚共识，建立以儒家德政为中心、共享仁义礼智信的和谐共生社会。《论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把它当作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相互认同也是可以的。而当代“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此作出了更为学理性的阐发。这种理论认为，近代以来以多民族为基础构成的民族国家，其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构造物，将民族国家定义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文学文化方面，“想象的共同体”是以虚构文学、新闻报道、宣传图录等印刷品为主要载体，通过对它们的阅读、传播、想象和共享，建立起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这使我意识到，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其文学的叙述—想象—认同—共享所建立起来的想象共同体，可以成为探索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一条可行途径。搭建理论框架后，就是确定研究对象。我是以代表性、经典性、审美价值为依据，重点研究、阐释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骏马奖”获奖女性作家作品。“骏马奖”1981年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创立，它的获奖作品民族分布面广、艺术思想深刻、审美价值高，具有权威性和指标意义，节省我们不少收集、爬梳、考辨、订定文献的工夫，可以较快地进入研究状态。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以此为中心，文献资料其实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包括由我主编，201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作品选》中的作品。研究中我们发现，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书写中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可分为“历史的”和“当代的”，也就是分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以及对当代中华新型文化的共建与认同：前者表现为由于民族融合、文学传播、文化交流等活动，女性作家打破传统的“中心四夷”天下观，她们的创作出现中华文化寻根意识、各民族文化互通融会态势、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观念；后者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经典作家对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张，使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书写进入新型中华文化的构建之中，体现出对新型中华文化的叙述和传承。她们的创作融入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之中，这是特别值得加以研究、阐释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项研究，要旨就是彰显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书写在传统文化与新型文化两个层面，关于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脉络及样态，以及其重要性和丰富性。研究成果出版后，梁庭望先生认为本书“在中华文化认同前提下，对妇女的特色书写，具有现实意义”；少数民族文学综合性研究，“独缺少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总体性综合研究，现在黄晓娟用《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填补了这个空白”，开拓了“中华文化与女性书写”的新领域。
武：《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2023年出版，就在这一年的12月，您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同样是文化传承，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开拓思路，选择研究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
黄：我做学问的习惯，一般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问题意识。有时是对自己前面或前人的问题接着说、往深里说，有时则是根据新的时代产生的新问题、新理论、新思想，结合自己的前期研究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研究红色文化传承属于后者。这就启发我从民族文学经典与红色文化的融通关系、民族文学经典对红色文化的叙述方式、当代文学创作编码红色文化基因三个方面，深入思考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问题。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倡研究、阐释中国标识性概念，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红色文化是当代典型的具有中国标识性意义的思想概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概念范畴。民族文学经典中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书写，研究红色文化，揭示民族文学在这方面的精神特质，彰显其中反映的中国革命文化的形式和内涵，希望它能够成为具有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标识性成果。这项课题还在研究之中，也许要等到足够的成果出来了才能详细报告。这里先谈谈它的定位、内容和研究思路：第一，牢牢把握红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背景，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生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升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更新、熔铸而成的文化形态；第二，充分认识民族文学中蕴含着丰厚的红色文化基因，以“民族文学经典”和“红色文化传承”两个关键词为中心，提高思想站位，提高学术站位，推进民族经典文学研究，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学术事业繁荣发展；第三，充分阐释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叙事，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情感模式、语言习惯、文学技巧等方面彰显民族风格，特别注重人物形象和民间艺术的史诗传统，发掘革命叙事的脉络，凸显民族文学革命书写中丰富的红色文化表现形式，呈现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特征。总之，我们希望通过红色文化这一标识性概念，研究、阐释中国革命叙事，推动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构建。
三、政学双肩挑与学术经验分享
武：黄老师从教32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教学科研的同时，您曾在学校图书馆、文学院、研究生院担任过行政职务，2016年起您又被任命为学校副校长，可谓公务繁忙。您是怎么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中取得平衡的？
黄：担任行政职务，是学校对我的信任。行政工作确实相当繁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为学校的师生员工服务。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职业本质上终归是一名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始终是我的工作职志。担任行政职务，比较方便规划政策、整合资源、协调关系，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可以发挥一般教师不容易发挥的作用。从2008年起，我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国政协履职。作为两届全国政协教育界委员，以关注文化教育为己任，反映社情民意，增强履职成效。2013年向自治区政协提交“加强对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与建议”，获得该年度优秀提案。我也曾策划、邀请自治区政协委员到广西民族大学深入调研大学生就业问题，推动学校与外省驻桂商会联系，签订校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专场人才招聘会，商会企业进校园，深得学生的欢迎。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的提案《适当提高广西职业教育资金奖补比例的建议》，得到财政部与教育部的关注与反馈。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我聚焦边境地区教育短板问题，建议将边境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向全国两会提交几十件提案，都与教育相关，还包括开展农村心理帮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美育工作等；同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面向大众发挥更大的文化传承与教育作用发声、建言。我以为，在繁忙的行政、教学、科研之余，积极参政议政，为国计民生奉献才智力量是自己不容推脱的使命和责任。
武：我发现，一直以来，您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是否可以说，主持这些科研课题，是您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同时，驱使您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
黄：是可以这么说的。其实，关于课题制，也有人认为跟着课题跑，会影响自由研究。但主流的看法，还是认同的。对我来说，申报并主持课题，就是让我不离学术本行，不断思考学术问题，形成研究方向。主持课题可以“强迫”我不松懈，“逼迫”我出成果，而且尽量出高质量的成果。从2007年起，我主持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国家民委科研项目“族群记忆的传承：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制度研究”、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以广西地区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投标项目子课题“桂学中的多民族文化精神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研究”，直到2023年，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我在前面的谈话中都不同程度提到过，其中的不少成果，还获得包括“第四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等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我谈这些，只是想说明，课题要随着研究走，不是漫无目的地东打一枪，西放一炮，而是锚定一个领域，先做较深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准备充分了，时机成熟了，再拓宽范围，进行扩展的研究。学海无涯，即使一亩三分地也是非常需要花力气、拼毅力的。
武：作为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分享给青年学者，供他们参考吗？
黄：好为人师，似乎并不怎么讨好（笑）。但身为教师，不得不有所教。就以我对我的学生为例吧。我对他们的要求，首先还是常规做法：必须“立志”。不少老师都会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为学生立志向、定规矩。但那是做大学问、大事业的。需不需要？当然需要。因为取法乎上，虽不能至，心必须向往之。我一般是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作为学生学术生涯起步的，必须“乐”字当先。因为不以学术研究为乐事，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是堪忧的。从“乐之”到“好之”到“知之”，其实是从直觉感性（兴趣兴致）到知性理性（理论研究）的过程，恰恰可以说是一个学术道路的“完型”。虽然也有人说研究者一旦“爱”上他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就会迷失“自己”，有偏离科学研究客观性的危险。这种情况当然需要克服，但也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拉开与研究对象的距离，进行冷静客观的观察，并不是以放弃“乐之”“好之”为代价的，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常常对学生说，对研究对象要有敬惜之心，对学问要有守护之意，不如此不足以说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
我对学生的第二个要求，是文献和理论并重。没有文献支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理论总结的文献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我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占有文献，从文献中确立问题意识，用理论研究阐释所欲揭示的问题。在古代，批评家、理论家往往就是作家，他们的理论基本就是对自己或他人创作的归纳总结，文献和理论几乎可以说是一体的。所以我希望学生能够创作，不能创作的话，也要亲炙大量的作品。活水要有源头，学术研究才有生命力，学术生涯才不会是一潭死水。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学术的道路上要“转益多师”。对于缺少条件游历、游学的人来说，可以“私淑”各种名家。但创造条件，以问题意识为牵引，进行求学、游学、访学是很有必要的。就以我为例吧。我的本硕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它的一个重要学术特色是现当代作家群与流派研究，我的导师苏关鑫先生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名家，他编著的《欧阳予倩研究资料》，至今都是研究欧阳予倩绕不开的存在，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掌握和运用文献的能力。
通过这些游学活动，转益多师，我接触到了不少名师，获得不少教益，这对我学术成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的这些经历也都难以一一复刻、复制，就权当一个例证吧。希望不同程度地对青年学者有所帮助。
武：您的这些经验讲述真让我获益匪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要好好地消化吸收。非常感谢黄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黄：也谢谢你的采访，同时感谢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记录了这么长的“访谈笔记”。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本文原载于《中文学刊》2024年第4期
文章推荐：任淑媛；文章编辑：冶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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