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兄弟民族文学”话语的成型

（1955—1957上半年）

经过四五年的工作，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运动初见成效，最早一批少数民族或兄弟民族作家也被发现或成长了起来，但是中国作协的相关工作，似乎还缺乏相应的跟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55年玛拉沁夫致书中国作协有关领导，以此信为契机，又经过了两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各方的努力，“兄弟民族文学话语”被推动到了高峰，形成了更为正式、规范的理论化表述。

玛拉沁夫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两个历史性关键时刻”，曾两次致书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都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明确赞同和具体批示”，并“及时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从而使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次高峰期”。我们这里要谈的就是玛拉沁夫于1955年1月写给中国作协主要领导的第一封信（以下简称《玛拉沁夫的信》）。

《玛拉沁夫的信》重点是对中国作协工作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作协缺乏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关注，国家的关注也基本停留于非文学工作的大会上；（2）中国作协不仅缺乏对各少数民族文学现状的关心与了解，也缺乏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的研究；（3）缺乏对苏联相关经验的认真学习；（4）缺乏对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组织关怀，没有主动吸纳各少数民族作家加入中国作协。除批评外，也顺带提了一些建议。譬如，中国作协在吸收会员时，是否应该适当考虑民族作家的具体情况，适当灵活掌握入会标准等。《玛拉沁夫的信》尽管形式上只是一封书信，实质上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作家所提出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理论性言说。相关看法都是建立在各民族及其文学艺术一律平等的认知基础上的，属兄弟民族文学话语的思考范畴，可视作兄弟民族文学话语较早、较为成型的理论表述。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来自兄弟民族“作家的”理论表述，而且也基本是从作家文学角度来写的，这已不同于“文学”“文艺”相含混的情况，学界至今未注意到这点。

中国作协收到来信后，于3月12日即做出了回复，肯定了来信，介绍了准备开展的四项工作：（1）召开小型座谈会，并举行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提出关于如何开展各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2）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发展一些少数民族会员；（3）推荐、翻译、发表各民族文学作品；（4）“商定中国作家协会与各民族自治区文学团体的联系方法”。很快，1955年5月，中国作协邀集了8个兄弟民族的11位同志和2位熟悉兄弟民族文学的汉族同志，到北京座谈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1956年2月26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老舍做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1956年《报告》），总共谈了六大方面的问题。（1）丰富的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成果。（2）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及其四项工作原则，除其中的第二点强调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研究文学遗产外，其他三点都是强调要尊重兄弟民族文学的遗产。“整理加工，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保持它原来的传统与特点，不能违反兄弟民族的习惯”。（3）翻译问题。要注意不要用汉族、汉语的习惯去随意改变、发挥，应多翻译刊载一些兄弟民族的作品，以便于“鼓励用兄弟民族语言创作”和“团结与竞赛”。（4）创作问题。老舍为多个民族广泛地出现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而欣喜，指出为了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写出地方特色，要加紧对兄弟民族作家新生力量的培养。虽然兄弟民族作家队伍还未壮大，还需组织汉族作家去为兄弟民族服务，但是“写兄弟民族的生活，首先应当克服猎奇心理”。当然，“在这次座谈会上，兄弟民族作家都一致地表示：须加强作家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创作水平，写出富有党性，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5）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6）具体工作措施：重视兄弟民族文学工作，加强领导；鼓励搜集、整理、翻译与创作；大力培养兄弟民族文学干部、翻译人才和作家；加强作协对兄弟民族会员的吸收，加强组织建设以促进兄弟民族作家们的相互学习与联系；加强对兄弟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表和翻译；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在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成立中国作协分会，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负责组织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有步骤地创办各兄弟民族文字的文学刊物；“号召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和帮助兄弟民族作家进行创作”。

由上述介绍不难看出，1956年《报告》所涉及内容丰富、全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表现出兄弟民族文学话语范式的全新高度。报告开始不是常见的新旧社会对比的“翻身道情”，而是对兄弟民族自身文学遗产和创作的高度肯定，如此，少数民族文学建设的合法性与主体性，就归为了兄弟民族及其文学自身。所以，无论是该报告所具有的国家权威性，还是本身对兄弟民族文学话语完整、全面、高屋建瓴的陈述，都使其成为兄弟民族文学建设和兄弟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的最高典范。

不过，1956年《报告》并没有引来相关的理论讨论，只有个别文章可算是对此有所“响应”。

三、“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成型

（1957下半年—1960）

1956年《报告》尽管缺乏相应的理论跟进，但《玛拉沁夫的信》的确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学建设的一次高潮，不过或许不能将这两者过度关联。一方面，玛拉沁夫致信中国作协时，少数民族文学建设已经开展了五年，具备了再推进的基础条件，比如新作家的成长、作品的创作和翻译、民间文学材料的搜集整理等。另一方面，开展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运动是国家工程，直接受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和影响，如无相应的政策条件，一封作家来信完全不可能发挥上述作用。例如文化部1954年底发布的《文化部关于一九五四年文化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一九五五年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就专门提到要“加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工作”，“有计划地加强出版、电影、艺术、社会文化、艺术教育等各方面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工作”。②所以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机，中国作协以玛拉沁夫的致信为契机，以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工作部署为指导，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突进。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之后的形势逆转和老舍1960年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报告的出现。

（一）活跃的“鸣放”与急速的转向

1956年初，“双百”运动正式开启，少数民族文化、文艺建设工作也得以沿着前一阶段的势头加速推进。

1956年12月24日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坚决地和尖锐地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并且明确指出，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是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键”。《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重申这一关键并特别指出：“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还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帮助，但是，这“主要还是决定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干部的成长”，他们的作用，绝不是汉族干部所能替代的。“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是：密切配合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全面规划，合理部署，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建设和繁荣”。①显然，这些论述都与1956年《报告》相同，应该视为兄弟民族文学话语借助“双百”鸣放之势的突进。

不过情况很快就开始变化。1957年5月后，“反右”运动全面开始，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由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转向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对“民族平等”“民族尊重”的强调，被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学习毛主席思想、民族团结、向汉族学习等取代。检索一下1957年第5期开始的《民族工作资料月报》就不难发现相关转变，而且不少文章的作者还是边疆民族省区的领导，比如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林渤民的《在文化艺术战线上立即发动一个规模壮阔的大跃进》（1958年第5期）、《驳地方民族主义者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的谬论》（1958年第6期）、《必须肃清文学艺术工作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影响》（1958年第6期）、《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1958年第6期），袁勃的《在民族文化工作中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1959年第1期），布赫的《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坚定无产阶级世界观》（1960年第3期），等等。

这段时间有一个会议值得重视，即西南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它于1958年12月8日至13日在云南大理召开，由中央文化部直接参加和领导，来自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省21个民族的470位代表参加，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云南省宣传部部长袁勃以及四川、贵州等地文化局的负责人或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原本是在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上决定召开的，“但因各项政治任务较紧，故延迟”到了1958年底。但是这一延迟之间，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贯彻1956年北京会议的精神，变成贯彻1958年10月“中央文化部在郑州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工作会议的精神”。而郑州会议是在“反右”“大跃进”形势下召开的，强调的是文艺界的整风与改造，“文化工作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继续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发展生产服务的方针”，“创造出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彻底改变我国的文化面貌”。因此，要“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继续改造、提高现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大力培养工农兵群众中文化艺术新生力量”，“大放文化艺术在创作、表演、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卫星’”。与之相应，西南区会议也就成了“生产文化双丰收”的会议。

形势急转，但西南区会议的最高领导夏衍却好像并未做好准备。他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一方面仍然是根据1956年北京会议来介绍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但是另一方面则又根据新形势，对1956年会议的部署进行了实质性修正。不过这种修正与其后袁勃的报告相较，则显得简单、就事论事，缺乏理论高度和领导气派。相反，袁勃的讲话倒更像是全局在握的中央领导的报告。

袁勃首先以《讲话》的语式切入，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纳入“整个革命战线”“整个革命工作”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必然的趋势”。所以，尽管民族情况不同，尽管每种文化都是每一个民族所创造，具有它的民族特征，但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是共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也存在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且往往“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等三个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凡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取得了成绩；“凡是发生错误的，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面前表现了模糊和动摇”。据此，袁勃对新中国成立九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共分四个方面：共同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问题，民族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形式问题。共同性是指“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文化工作

要贯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特殊性是“各民族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心理素质、风俗习惯”。若只强调共同性，完全忽视特殊性，生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做法，“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如果“只强调特殊性，为民族特点而民族特点”，“就会犯右倾错误，甚至会滚到修正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泥坑中去”。但“共同的道路、规律是基本的，特殊是派生的，不能因民族特点而否定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变成抽象的东西，离开民族特点”。这样说看似辩证，但其具体批评的是忽视共同性，不适当地强调特殊性，“陷到特殊性的圈子里”，“把不利于生产和阻碍民族前进的落后的风俗习惯也当成特点加以尊重”；而许多地方的民族主义分子就是“利用‘民族特点’、‘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等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另外，袁勃将民族矛盾局限于民族内部自身的阶级矛盾，认为以往民族文化工作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忽略甚至否定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致使“长期以来，好象反映少数民族的作品有了个公式：只描写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残匪的敌我矛盾，或者是民族间、部落间打冤家，而对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突出的或暂时未突出的），却没有表现。有些作者把党在民族地区和平民主改革运动看成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运动”，只注意表现“‘团结上层’，忽视表现‘发动群众’。因而他们的作品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征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英雄人物；作品不能揭示少数民族长期处在落后状态的历史根源，并对人民群众积极要求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的愿望，予以充分的肯定。他们作品中的上层人物往往仍威风凛凛，而已经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却仍处于奴隶地位，看不见劳动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以及对新生活的要求”，所以今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必须贯彻阶级教育。

与上述观点一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问题的重点也被确定为唯心主义，它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文化工作应该打破顾虑，积极突破群众思想上的宗教迷信观念。至于民族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形式问题，袁勃也据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认为应该以“人民性”“批判性”为主，以“继承性”为辅。

总之，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当时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为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不难看出，袁勃所表述的“反右”“大跃进”时期的民族文艺政策、文艺思想，极大地强化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刚性要求，不仅几乎全面反转了1955年至1957年5月期间的表述，而且大大弱化甚至接近取消了兄弟民族文学观，放大并强化了“两种文化”的斗争性，明确地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纳入“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中加以把握，取消了“反对大民（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并置表述，将“地方民族主义”几乎作为孤立性的存在加以强调。这样，原本存在的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与汉族文艺思想的相对差别，终于同步于《讲话》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了。

时间推进到1959年，这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也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十年，在此前后的一两年中，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相关文章。比如《文艺报》1959年第2期开辟“兄弟民族文学特辑”，《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专设“少数民族文学专号”，《戏剧报》《人民日报》《民间文学》《民族研究》等报刊也都刊发了不少评论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的主题是回顾过去十年兄弟民族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具体表述手法也都是人们熟悉的“报告体”或“导游体”，文章的总体精神大都与1957年下半年以后的情况相一致。

玛拉沁夫的《为祖国各民族的文学大花园而欢呼》就很能说明问题。此文发表于《文艺报》1959年第18期，将它与《玛拉沁夫的信》相对照颇有意味。致中国作协的信批判大汉族主义并肯定少数民族文学遗产，认为大汉族主义一直存在，是造成忽视兄弟民族文学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此文中，大汉族主义只是旧社会的罪恶。同时，两年前对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丰富性的陈述此时也大大弱化，不是变成非常曲折的表达，就是作为结尾性的“政治正确”而一笔带过，取而代之的是向汉族、汉族文学学习必要性的反复陈述。

（二）“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话语的经典表述及其他

1960年7月3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协做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1960年《报告》）。关于1960年《报告》的评价一般都相当正面，视之为1956年《报告》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几乎无人谈及，就连标题上明显的“兄弟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也未见有人论及，更不用说注意到前者所用均为“兄弟民族”“各民族”等，无一处为“少数民族”，后者“少数民族”之称谓多达50处左右，而“兄弟民族”则不过2处。历史地看，两个报告当然具有连续性，但1960年《报告》同时也是对1956年《报告》的校正与反拨，它所直接承接的是1958年底的西南区会议，是“大跃进”民族文化工作方针。所以两个报告在态度语气、行文逻辑、话语模式上具有重大的差异。

1956年《报告》一开始就说，根据前不久召开的兄弟民族文学座谈会所了解的情况，“把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情况与问题分项来说”。而1960年《报告》则这样开场：“这是关于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简单报告，既要介绍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发展概况，也愿提出一些有关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一个是交流、汇报的语气，另一个则明显是领导的讲话、指示。这当然不只是语气、态度的差异，而是动机、定位、思想、方针、路线、话语方式上的差异。所以1956年《报告》中“民族文学遗产”虽与“新文学的兴起”两相并列，但“遗产”摆放在首位，通过对各兄弟民族丰富文学遗产的多方面介绍，确定了兄弟民族文学发展的自身文化承传的合法性前提，新中国之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意义就只是促进其更好的发展而非其前提。因之，兄弟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调查与整理、作家队伍的成长、作品的翻译、民族文学干部的培养、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等相关方面的情况介绍或工作部署，也就都是从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本身来展开的。而关于加强领导、表现新生活、批评地方民族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等，则零星地散落于报告中。

然而，1960年《报告》却将所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情况的介绍、性质的定位、工作的布置，都放置在社会主义、统一国家的基础上来阐释，并且几乎从头到尾，甚至每个段落、每个句子都紧紧地框在正确的政治语法结构中加以表述。于是，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学几乎就没有了生命，难以存在。文学遗产首先不再是少数民族丰富的历史承传，而是因为国家抢救、发现、整理才得以重见天日，而且对它们的搜集、整理，首先就是“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不仅是过去的古典和民间文学，而且还包括红色文学，所以对它们的发现与整理，“不仅充实了祖国文学宝库，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培养，虽然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却不再是对大汉族主义的校正，不是因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主要还是决定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干部的成长”，而是“必须最热情地积极培养新人，十倍、百倍地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伟大、英明的党，有勤劳勇敢的人民，这就是抚育作家和文学家的慈母!”少数民族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进行创作的。许多新起的优秀作者一开始拿笔，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者自期的。这些青年花朵是在党的雨露滋养下开花结果的”，同时还有先进的汉族文学作为榜样与帮助。因此，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也就成了对向汉族文学学习的反复强调；创作、发展“最要紧的是思想跃进”。所有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同志，必须加紧学习列宁主义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参加劳动锻炼，与群众密切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明显，1960年《报告》是对1956年《报告》的全面校正、反拨，是对袁勃报告话语的接续。不过与袁勃报告相较，老舍1960年《报告》还是要平和不少，不那么剑拔弩张，而且没有提路线斗争。这究竟是相对个人的行为，还是中央政策性调整的相应表现？答案应该是后者。

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激进，国家在1961年至1963年间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学界一般认为文艺界随之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过，至少从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情况来看，调整好像来得更早，似乎1959年底就开始了。

例如《戏剧报》1959年第10期刊载了《对兄弟民族的民间故事改编为戏曲的一些看法》。此文一方面认为，不同民族的作品存在不同的差异，但又具有“人民性”的一致性，表现出以一致性整合差异性意向；但另一方面还是承认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强烈的民族色彩”。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既要注意对原有民族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高，同时“还需要突出它的民族色彩”。这显然与袁勃报告用共同性抑制、取消特殊性的取向有所不同，而与老舍1960年《报告》较为呼应。

另外《文艺报》1959年第18期编辑部文章《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也是重要一例。此文体例与1960年《报告》非常接近，具体论述也没有提路线斗争，甚至连“阶级斗争”的字眼都没有出现；而且对兄弟民族文学遗产整理的介绍，也立足于对其文化传统的自属性、丰富性的基础上。总体语气而言，此文甚至比1960年《报告》更柔和、宽松。到了1960年，袁勃自己也表现出了调整。例如他的《云南各兄弟民族文学的新发展》，基本思路与其1958年的讲话同，但表述要平和不少，不像前者那样一面倒地针对少数民族发话，针对地方民族主义开炮。而且，文章的主旨也从“两条道路斗争”和“两条工作路线”的阐述，换成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学艺术传统，研究各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具体规律，推动它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道路不断地发展和革新”。因此，袁勃文章不仅围绕着民族文学遗产的介绍、发现、调查、整理展开，而且还把“正确地对待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学”提高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高度，并与批判大汉族主义、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相联系。也因此，虽然汉族的帮助仍然重要，但“大力培养各兄弟民族自己的歌手、诗人、作家”成了“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意思的是，文章中对“少数民族”的称谓，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袁勃1958年底的讲话，所使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而1960年的文章则都恢复为“兄弟民族”或“各民族”，甚至是“民族文学”这样单独的称谓，而没有出现一处“少数民族”字样。

综上，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老舍1960年《报告》是开展国内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建设运动不断积累的理论结晶，但从阶段性来看，其应该是反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大跃进”“新民歌”等运动时期的产物，而1959年底开始的政策调整，则又使得1960年《报告》避免了过于激烈的表述，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文献。

结语

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是随新中国而来，但却是一个逐渐成型的历史范畴，其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框架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两种理论话语类型的演变。1949年至1956年，主要表现为更侧重“平等”“解放”“建设”性的“兄弟民族文学话语”的渐次成型。此阶段，经历了苏联“兄弟民族文学理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与《讲话》“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协调与磨合；经历了党和国家及相关部门、身兼学者与领导双重身份者、“新生”的少数民族作家三者的多方互动。此一过程正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相重合。而之后则“跃进”并“调整”为更重“整合”“一体”的“少数民族文学话语”。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本文引自《阿来研究》（第19辑）

文章推荐：刘亚娟；文章编辑：和彦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