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时代”与“神的解体”——从《神授·魔岭记》说起

李冬旭

“人类世”（Anthropocene）作为地质学术语，其指出蒸汽机的出现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并以此宣告“全新世”（Holocene Epoch）的终结。这样的地质学知识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自身的基本方位，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后观照的视野——或许，无论是“人类世”还是“全新世”，这些表述都看起来不太文学，而若从文学中进行一种考古，或许，“神”是文学家们更喜欢的表达。

“如今……神灵已经远离我们，唉，末法时代啊……”

在梅卓的笔下，“神”与“末法时代”本身就是息息相关的，也正如这本书的题目一般，“神”与“魔”共聚一题，也就说明了“神的解体”与“末法时代”的关联。但奇怪的是，《神授》好像“神”的踪迹是无处不在的，甚至阿旺罗罗的技艺本身就是“神授”的，这更说明了“神”并没有“解体”，那么“神的解体”是笔者的误用吗？恰恰相反，笔者关注的并不是“神”的实体，而是“神性”，换言之，是人对神的“信”与敬畏。“现在是末法时代，人类的寿命都太短暂，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领会天神的意思……不遵从天神的旨意，最终受苦的还是人类自己喽”，这也正说明了，“末法时代”或许并不是“神”真正意义上的解体，而是人心中“神”的消散，若怀有敬畏，便不会出现偷猎藏羚羊，毒杀藏羚羊羔，甚至向人开枪的暴行。

与此相关，“神的解体”同样是沈从文笔下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如果说梅卓是在“神未解体”的时代谈“神的解体”，那么沈从文则是在“神”全然解体的时代来谈“神的解体”。他指出：“政治，哲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换言之，即‘神的解体’！”他看到了商人逐利，文人市侩，也看到了现代都市对自然人性残忍的压抑，“神性”也在其中逐渐熄灭。但沈从文仍然喊出：“神在我们生命中！”“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呼唤的仍然是一种人生的“神性”，而这也与梅卓《神授》中所传达的一致，这虚伪的人生现实，不也正是沈从文所处的“末法时代”吗？

“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

沈从文如是说。

而这，不也正是阿旺罗罗所经历的吗。

但，这并没有结束。凌空高蹈地加以词句的整理与对照，或许无论是把沈从文还是梅卓，都平面化了。笔者在这种对于神性的敬畏与追求之外，看到的是两位作家共同的目光所及之处：“人”的位置在哪里？

不消说，“末法时代”与“神的解体”它们的指向当然都是人，是人因为贪念破坏了自然，是人推行了“市侩”人生观。那么，作为“神”的后代的“人”，其价值要被一并抹杀吗？从环境破坏，到人心不古，再到对“人”的批评，这可能是叙事最为常用的策略。但无论是沈从文还是梅卓，都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他们仍然对“人”寄予了希望，或者说，在“神”之后，他们仍然确立并认同了“人”的位置——这个位置并仅仅是作为批判的靶子，面对“铁屋子”的怀疑主义，而是如“诺亚方舟”般给“人”以希望的种子，他们都期待着“人”的“重生”。《神授》中扎拉眼含热泪对阿旺罗罗说：“傻孩子，许多大师保护的是人啊，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而阿旺罗罗作为一个“人”，他作为神授之人的全部经历，不也正是梅卓对于“人”最大的信任吗？而沈从文，他“只想造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他立意在批判，指归却在重造，整个1940年代，他都在寻求“重造”之法，他坚持自己对于人生中“神性”的追求，也同样相信“人”之价值以及实现之期，正是因为“相信”，改造才有了动机！

“恐怕这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神与魔的故事似乎结束了，“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简介

李冬旭，男，山东德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江西社会科学》《临沂大学学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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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吉一宁（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