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的传承——试议梅卓的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

郑慧欣 张一博

藏族女作家梅卓，自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其创作一直致力于建构更深层次的文学地理空间。她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转世》《听唐古拉艺人唱格萨尔》《梅卓散文诗选》等小说与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英雄精神的推崇。2019年，梅卓历时十年的潜心之作《神授·魔岭记》问世，延续既往写作偏好的同时，在重构民族史诗的创作方面掀起了一阵波澜，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重构民族史诗的浪潮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在2005年发起的“重述神话”的项目有关，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出版社参与了此项目，并组织各国文学家进行“重述神话”的文学创作。我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参与了此次文学创作，由此，引发了一次“重述民族史诗”的运动。梅卓的《神授·魔岭记》、阿来的《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的《神授》、刘亮程的《本巴》等创作都力图在地域性书写中寻求民族文化的认同。他们将古老的文学资源激活，并注入新质，使其在当下社会语境中重现自身所蕴涵的宝贵的时代精神。

不同于藏地男性作家的创作，梅卓以女性书写进行重构民族史诗。新时代以来，女性书写与性别主体问题联系密切。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桂荣教授曾在《新时期以来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表述》一文中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民族国家男性主体身份和女性叙述之间存在的四种关系，主要有“僭越与共谋”“裂隙与纠缠”“背弃与游离”和“借用与超出”。这些关系深层次地揭示出来了女性叙述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存在的幽微关系，昭示出女性书写切实存在的现实困境。梅卓的女性书写不同于以往陈染、林白等人，她在民族国家认同与性别认同中独辟出一条自己的女性写作道路。梅卓的女性书写不是单纯地站在性别的立场上进行创作，而是以民族历史文化为重要基础，深入其中进而对藏族文化进行挖掘与反思，将性别问题的讨论同民族精神的承续相关联。在《神授·魔岭记》中，作者虽以男性视角重构民族史诗，通过性别拟代的方式来重新讲述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但也不无褒扬了那些被遮蔽的女性主体，这种创作方式是梅卓自身选择的女性写作策略。

关于民族精神方面，梅卓在史诗重构的过程中着重凸显和颂扬了格萨尔精神，并力图使其在当下再度发挥自身的精神力量，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思想和行为，以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健康发展。格萨尔精神具有普世性、利他性的特点，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折射，更是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侠文化中的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等侠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严家炎认为：“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一旦这种精神失落，人们将真正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抗恶机制将陷于瘫痪，连法制本身也难于贯彻”。《神授·魔岭记》中侠义精神失落后，导致末法时代来临，“魔王”在世间横行。人们毁坏山川河流、过度挖掘虫草、无节制枪杀藏羚羊等一系列破坏自然和生态平衡的事件与魔王路赞的所作所为简直相差无几，故史诗中的魔王路赞与现实中盗窃者、环境破坏者形成一种互文性对照。梅卓借魔王的话语，“它们在旷野上奔跑，那声音让我头疼，何况人类也需要它们的皮毛，与我何异”来讨伐现实中的恶人，并对现代物欲文明进行强烈批判。一方面，这种批判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状的深沉忧思；另一方面，则凸显出侠义精神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梅卓对反面人物的批判与谴责，更进一步地凸显了带有侠义色彩的格萨尔精神。文本中，格萨尔只身赴难、杀死魔王，为草原带来和平的英勇事迹；神授艺人阿旺罗罗帮助老艺人修复圆光镜、为病危的老奶奶寻找鹿茸以及不顾危险保护藏羚羊的行为；阿达拉姆大义灭亲、归顺格萨尔王的义举等等。他们的善举彰显了其大义凛然、勇往直前、机智勇敢、为国为民的精神，与武侠小说中所弘扬的侠义精神不谋而合。谈及武侠小说，读者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金庸、梁羽生等新武侠小说家，他们笔下侠肝义胆、英勇赴难的郭靖、乔峰、张丹枫等侠义人物在读者的心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事实上，每位作家对于侠义精神的书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金庸书写“毫无目的的帮助人家，可能还会牺牲自己”的品格；梁羽生认为，“‘侠’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行为”；而古龙则理解为“ 一种‘有所必为’的男子汉精神，一种永不屈服的意志和斗志，一种百折不回的决心，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精神”。反复阅读文本会发现，梅卓笔下的英雄精神正是对以往武侠小说家笔下侠义精神的接续，她所塑造的格萨尔王和阿旺罗罗等英雄与金庸笔下的郭靖等侠义之士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身上都彰显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怀。

无论是格萨尔王，还是阿旺罗罗，亦或是文本中的其他藏地民众，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家卫国之举以及民族主义情怀，既是对侠义精神的最好诠释，也与当下社会语境中主旋律所弘扬与倡导的富强、文明、和谐、爱国、友善等价值观相契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夫龙在《侠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一书中提到了“历史实存侠”“文学形象侠”和“思想观念侠”三个概念，认为“实存侠早已消隐于历史深处，形象侠一直活跃于人们的心中，观念侠永远朗照在思想的晴空”。格萨尔与阿旺罗罗先作为“文学形象侠”存在于文本中，又因其自身所展现出的至真至善的精神价值进一步作为“思想观念侠”存在。他们作为“思想观念侠”所承载的思想价值不仅能够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而且对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表明，“侠文化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大会点明侠义精神对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足以说明，侠义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在追求和实现以及确认文化自信方面，侠义精神依然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因此，传承侠义精神，发挥其应有的精神价值，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有力助手，是我们应该做、且势必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小说通过对史诗故事的重构和侠义精神的阐发，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梅卓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深沉忧思，而且会发现文本中涌动着一种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面对着当下生态文明的急剧性毁坏，梅卓始终秉持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以性别拟代的叙述策略深入民族历史文化中，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将现实与神话、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当下、良善与残忍有机结合起来，重述民族史诗，进一步颂扬格萨尔精神。格萨尔王和阿旺罗罗所展现的侠义精神，不仅符合人们的精神期待，为人们带来了一个精神上的洗礼，也有力地推动了侠义精神在当下的传承，有着显著的时代性意义！

作者简介

郑慧欣，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张一博，男，汉族，95后，河南新乡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宁夏文学、多民族文学与民俗文化、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

文章推荐：任淑媛（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吉一宁（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