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由此引发了著名的京海派论争。沈从文在文中构设了“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这一人物，将他的尽责敬业与某些写作者“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对立了起来，实质上是将以“乡下人”为表征的自我态度置于其所批评的“海派”的对立面上。在对外批评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指向自身的完满的“文学者”形象。因而所谓“文学者的态度”，既可理解为沈从文的批评对象，也可理解为他作为一个理想的“文学者”的态度表达。这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方面标志着沈从文已然成为一名不受商业和政治约束的纯粹“文学者”；一方面又表明沈从文开始将自己作为“文学者”的态度推向文坛。自此，他成功将个人的文学事业与新文学的前途勾连了起来。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而言，“文学者”是更为贴切，且更具统摄性的文坛形象。但作为“文学者”的沈从文是如何构成及表达的目前仍是一个有待爬罗剔抉的过程。对此进行考察，即是在30年代文坛的动态结构中，追究沈从文内在结构的形成及外在形象的确立的过程。着眼于此，有助于重新爬梳沈从文的文学进路，认识他在作家论中蕴含的统一结构，并在整体性的视野中发现他立足《大公报·文艺副刊》批判“海派”、自称“乡下人”的真实意图与内在关联，进而在总体上把握30年代的沈从文。借助沈从文这一个案，新文学中心转移、各派分合、意识形态分化诸要素之于30年代文学的机制性作用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

一、“文学者”的进路：从北京到上海与从公寓到大学

1927年12月，沈从文走海路离京，翌年1月入住上海法租界善钟里的亭子间。1929年8月至1933年夏，沈从文在徐志摩、胡适等人的推毂下，分别在中国公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担任教师。这是对于沈从文有重要意义的两次转折。对此，既往研究虽多有涉及，但由这两次转折合力促成的对于沈从文之文学生活与艺术生命的“起承转合”作用并未被充分揭示，故有必要申说张皇之。

强调沈从文在1928年前后的选择，并不是说沈从文立志成为一名“文学者”的内在诉求是在此时才形成的。事实上，作为一名受新文化的感召而在1923年至京的湘西青年，沈从文很早即依据北京以同人团体为基础的文化秩序与自身的文学才能，择定了以不受任何羁绊的文学创作作为安置自我、参与社会的方式。所谓“在公寓里建起了自己塔”，此之谓也。他还以此文学之塔与政治革命的区分，标示出自我作为“文学青年”而非“政治青年”的历史定位。凭借自身的笔耕不辍，沈从文在北京依托《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初步站稳了脚跟，使得以文学为业成为可能。但在结构稳固、门庭森严的北方文坛，他仍然只是一名很边缘的公寓作者，与其相过从的主要是农大、燕大、北大三校的文学青年。这与他期待的在作品出版、经济收入、文坛影响诸方面都相当完满的“文学者”形象相距甚远。因此，当国家政治中心与新文学中心有明显的南移趋势，对于沈从文个人而言，有《现代评论》南迁、由叶圣陶接编的《小说月报》对其创作开始重视等变化时，南下便成为了他突破当前的瓶颈，为自己的文学事业寻找更多的支撑与可能的必由之路。

从稿件的销路及影响来看，沈从文此举堪称成功。他在上海除继续为《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供稿外，接连在当时“销路最大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等小说，成为该刊的重要作者。此时由叶圣陶接编的《小说月报》注重文学品质，提携新人，是贯通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两代人的重要桥梁，在新文学陡转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沈从文由此引起了“大多数读者的注意”，成为许多年轻写作者学习、模仿的对象。《新月》创刊伊始，他即连载《阿丽思中国游记》两卷长篇。1928年2月至1929年7月，他在上海出版了十数个集子，数量是在京几年总和的数倍。印行的书店既有北新与新月这两个老相识，还有现代、光华、春潮、人间等新面孔。“多产作家”之名由是诞生。在上海的成功立足，让沈从文感慨：“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显然，上海给予了沈从文要成为一名“文学者”所必需的出版环境。没有上海商业市场的支撑，所谓“文学者”便无从谈起。

沈从文的作品也相应地获得了更多的正面评价。《入伍后》诸篇先在北京发表，后在上海结集出版，故在上海受到关注。毛一波认为《入伍后》要比日本林房雄的作品更精细。有论者为《神巫之爱》被读者与批评者忽视鸣不平。他认为此篇是“结构极紧凑题材极新颖文笔极精致的好作品”，对沈从文“把冷僻的家乡的风物眩耀在看惯繁华的眼睛前面”，“为中世纪的情调穿上近代的衣衫”的文学才能甚为赞赏，并称沈是一位“未染到海上的恶习的作者”。

但要说沈从文完全不染“海上的恶习”，并不准确。事实上，沈从文此时的创作明显受到了上海市场规则的影响。且不说谈钱哭穷的《不死日记》《中年》《一个天才的通信》等自叙传篇章，仅据文集《雨后及其他》便可见出端倪。该集子含《雨后》《柏子》《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有学问的人》《诱——拒》《某夫妇》六篇小说。当时即有人指出，“每篇都是性欲描写的作品”，“肉的气息非常浓厚”，在人人“都喜欢探听和知道性欲的究竟的意识还没有改掉的时代，大家一定踊跃地会去买牠”。沈从文后来的说法也与之相符：这“好像是在一种时行风气下写成的。写成后很不高兴，因为本来并不想如此写”。他甚至认为自己的“一切文章”，“就毁到这个方向上”。书写与“性”相关的题旨，或加以“性”的点缀，可能只是出于对人性的关注，未必就是追求纯粹的肉欲，且从技艺上看，《柏子》等也不是失败的作品，但意志与行动间的乖舛，表明沈从文所怀揣的成为一名纯粹“文学者”的理想，在上海获得正向支持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顿挫。他在上海的成功立足，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自我的文学初衷为代价的。

与胡也频、丁玲共同经营出版事业的失败，也加剧了沈从文的“上海危机”。三人在北京时即幻想创办一个《语丝》般的周刊，有固定的发表平台与稳定的收入，支撑他们独立的文学理想，但一直未遂。因而当时任《中央日报》主编，原《现代评论》的熟人彭学沛邀请他们编辑副刊，“每月有二百元以上稿费”时，他们是真的看到了挣脱出版市场桎梏的希望。但《中央日报·红与黑》停刊后，三人继而创办的红黑出版处很快即宣告失败。他们还因此亏了借来的“一千块”本钱，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其实红黑出版处的破产与他们在新文学陡转期的定位大有关系。《红与黑》《红黑》《人间》三个刊物的主要稿件均来自三人，出版处拟出版的书目更是由三人包揽，颇具同人特点。此外，则有原无须社成员徐霞村与于赓虞，以及他们到上海后才过从较多的戴望舒、施蛰存、姚蓬子等人的文章。很明显，他们主要是将北京的人事关系嫁接到了上海。《红与黑》上的《一个观念》是该刊迟来的发刊词，未署名，向被归于胡也频名下，从表述上看，更像是沈从文的文字。该文自命为“呆子”，将自己与以挣钱、出名为鹄的“市侩们”、“革命作者”等对立起来。沈从文随后在《人间》创刊号上又重申了这种“呆子”立场，认为不事论争，沉默写作才是发皇文学革命之意义的唯一方法，并以此种形成于北京公寓的文学观念去抗衡上海根深蒂固的商业规则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这种将生意当成理想去经营的实践，在上海注定难逃失败。

正缘于这种“呆子”立场，当钱杏邨认为丁玲的《在黑暗中》仅止于“表现人生”，没能充分认识文学的社会意义，“创造人生”时，沈从文迅速对钱杏邨以革命文学为目的的发论进行反驳。但沈从文的发言其实不无一厢情愿的意味。胡也频在《红黑》第3期明确表示“文艺的花是带血的”，旋在第7期开始连载《到M城去》。丁玲直言：“只要知道M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小说思想所集中的焦点了。”这表明胡也频的文学立场此时已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沈从文同期发表的某些小说的取材也近于革命文学。如《菜园》极事其“白”，讲述白色恐怖下知识青年被杀的故事。《大城中的小事情》写革命背景下工人与厂商间的斗争，以事情的“小”来反衬阶级间鸿沟的“大”。这些作品在立场迥异的钱杏邨看来，“内容也似乎有些接近普罗文学来了”。《阿丽思中国游记》本拟写成《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类的梦幻趣味故事，但沈从文无法遏制自己对知识阶级的虚伪、政党革命的投机等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形诸笔端，却写成了“非发泄不可”“讽刺露骨”的“浅薄”之作。故第一卷发表后，沈从文即被认为是革命文学家，为此他在第二卷序言中特作解释。或者可以这样说，尽管沈从文在主观上希图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拒绝承认他与革命文学者的相同点，但他的生活窘况及与外部世界的紧张、拮抗关系，又决定了他文化气质上的“革命性”。换言之，作为“职业作家”的沈从文在上海是很难抵抗新文学的“左转”大潮的，此时的他不仅为市场秩序所规约，还积累了一定的革命潜能，他不仅离“文学者”的理想越来越远，甚至有可能走向了它的反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黑出版处破产后进入大学的转折，对于沈从文至为关键。

进入大学是继南下上海的又一关键性转折，但又颇为不同。从北京到上海，沈从文在无所依傍时，不得不顺从以市场为导向的“上海逻辑”；有望抽身时，则想起了以实现文化价值为蕲向的“北京逻辑”，两种理念始终对立。但由公寓到大学，则像是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得以坚持发轫于北京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又可借力于上海的出版市场继续扩大其影响，上海之弊由是转利。事实上，成为一名正牌大学生进而跻身精英阶层是沈从文自湘西闯荡至北京以来的热望。迨至1920年代后期，由于革命时代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选择“十字街头”还是“象牙之塔”，又往往被视为知识阶层两种趋于对立的安妥自我的方式。因此，从多次考取大学未竟的落第者跃居大学教师，无论是在个人期待还是时代感觉上，对于沈从文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最直接的影响当为经济方面的改善。作为讲师（或助教）的沈从文在中公、武大、青大的月薪分别为170元、130元、150元，是数倍于作为“职业作家”，“每个月收入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的所得。魏京伯曾将1930年代的上海作家分为四等，作为“职业作家”的沈从文彼时大概处于第三等与第四等之间，那么他就“每天非有四五千字不可”来维持每月80至120元的生活费。两相比较，可见出这份教职对于沈从文的重要性。且沈从文的教学任务并不过重，如他在武大的课时是“一个礼拜三小时”。由此而获得的稳定的经济保障，绝非依靠最多不过“三块钱千字”的稿费所能相比的。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由大学教师这一身份带来的情感结构与文化逻辑等的变化，实际上全方位地改写了沈从文。

由公寓到大学，沈从文完成了从公寓青年到学院派文人的人际重构。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都是1920年代初聚集于北京的“文学青年”。这些“文学青年”一般出生于1900年以后，既不同于作为五四新文学缔造者的胡适、鲁迅等“先生一代”，也不同于作为五四参与者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一代”，他们是在五四运动落潮以后，以追随者、模仿者的身份加入到正在形成的新文化秩序当中的。与前两者相比，他们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文化资本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为安顿自我，他们在1920年代中期的革命动员中纷纷投身革命。北伐期间，三人仍能笃信“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但到了1930年前后，因经济重压与精神漂泊等原因，胡、丁二人再也无法拒绝革命的召唤，相继走上了“十字街头”。沈从文在武大给胡也频写信，后者的回复总是很简单，胡某次在信上说：“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丁玲同时写作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的男主人公子彬有沈从文的影子。子彬被形塑成在亭子间专事写作，与社会运动扞格不入的青年作者。子彬的女友美琳最终在具有革命气质的若泉的引导下“出走”，参加革命。一路同行的三人团体于此显现罅隙。与此同时，作为大学教师的沈从文先在中公与胡适结缘，不久在武大与陈西滢、凌叔华等相处融洽，后又进入作为新月派大本营的青大。有了相似的职业与生活方式作为交往的基础，他逐渐消除了面对新月同人时因文化身份的差异而形成的自卑感，并凭借其小说实绩，从新月派的边缘作者转成为核心成员。沈从文的上述转变，在当时即为人所见出。如吕慈认为沈从文之所以“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如胡也频等的一步”的原因是：“沈从文先生阶级性的估定，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就是那一类从地底翻精斗到天堂上的幸运者。不过，一个是精光的劳动者一个是小资产的知识阶级罢了。”此说虽是立场之见，但从“地底”到“天堂”的“翻精斗”，恰恰说明了沈从文某种意义上的君子豹变。

从流浪型的“职业作家”转为岗位型的“半职业作家”，沈从文在后来对其在写作状态上的变化有总结：“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展了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所谓“为学生习作示范”，是指他在几所大学里开设的“新文艺试作”一类课程。关于青岛时期，他则说，“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半内完成的”。沈从文在上海的创作虽不无《龙朱》《神巫之爱》等有特色、且自觉满意的作品，但绝大多数都是为谋稻粱而写。他坦言写作即为了钱，并自供《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只用了“十天功夫”写成，在思想与文字上都是“失败的创作”。有意思的是，苏雪林正认为《阿丽思中国游记》两卷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可见沈从文所言虽是反话，却是事实。直到《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作品推出，沈从文才彻底改变了他的文坛形象。而苏雪林正是依据这些作品替沈从文“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的“哲学理想”给拈了出来：“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而这些作品要不写于沈从文任教大学时期，要不写于他甫出学院之际。要说它们都为青岛的大海所“淘深”过，庶不为过。也大概在此时，沈从文自创作起步阶段起便大量生产，以自我的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为对象的写作正式退场，显现了创作主体的更新与蜕变。很明显，置身学院所获得的生活的余裕与在技术上的反复锤炼，让沈从文最终完成了晋身“中国现代第一流作家”的准备。职是之故，接着苏雪林的话，我们可以说《湘行散记》《边城》等作品不仅标示着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更表明他成功摆脱了商业与政治的外部干扰，专事属于自己的湘西世界的建构与“哲学理想”的表达，在创作层面实现了其诞毓于北京，后屡遭挫败的成为理想“文学者”的蕲向。

二、“文学者”内在结构：创造社、革命文学与“海派”

如果只是在写作状态、作品出版、文坛影响诸层面理解“文学者”之于沈从文的意涵，大概还未能得其全貌。要揭橥沈从文作为“文学者”的深层结构则不得不涉及他念兹在兹的“海派”问题。关于“海派”的内涵与外延，历来众说纷纭，实际上沈从文在中公等学校为讲授“现代文学研究”课程而写的新诗讲义《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及《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郭沫若》《论中国小说创作》等评论文章为考察此问题提供了诸多线索。这些文章是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梳理新文学的历史、反思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它们虽分散地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实则蕴含统一的内在结构。

在这些文章中，创造社的位置很突出。沈从文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中首次使用“新海派”一词，称专事三角恋爱小说，迎合大众趣味的张资平为承袭“礼拜六派”的“新海派”。这是沈从文正面谈及“海派”问题的起点。在《论郭沫若》中，沈从文对郭氏《我的幼年》《反正前后》等创作过于热情、不节制等缺点有严厉的批评。他还指出，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创造社的普遍现象，“创造社的所有功绩，是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在全面论述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宏文《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更是将“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北方的“人生文学”，二是1924年以后文坛重心南移后，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上海的“海派文学”。在沈从文看来，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上海文坛继承了“礼拜六”之流的低级趣味，是新文学运势由健康转为堕落的转捩点。

由沈从文对创造社的论述不难联想到鲁迅同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以“才子+流氓”去定位创造社的说法。两人所见颇同。不过沈从文对创造社的批评又是蕴含对自我的反思的。韩侍桁指出，沈从文所刻薄张资平的话，“全是可以说向他自己的身上”。这提示了我们，沈从文对创造社的批评与自身的上海经验有直接关联，这不啻为置身学院的他对上海时期某些创作的反省与扬弃。进一步说，作为“文学者”的沈从文首先是以上海的商业市场为前提的，及置身学院，他对新文学历史的认识又是以对上海文坛的反思为起点的。

在使用“海派”一词时，沈从文关联较多的还有读高尔基、辛克莱，以及“由日文转贩”文艺理论的革命文学者。针对创造社，他说“所谓普罗文学，也仍然得感谢这个团体的转贩”。他还指出这样的现象：受郁达夫、张资平影响的周全平、叶灵风等中期创造社成员原本打着尼采式的英雄主义或波特莱尔的放荡颓废的旗号，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接受了最左倾的思想的劳动文学的作者集团，且取了进步的姿态，作高速度的跃进”。如此看来，沈从文对创造社的苛评实有“特定立场的伦理因素”与“对理解现在事件的意义”。他实际上是借了创造社来对话当时声名正隆的革命文学。

沈从文对革命文学的态度似一直不为人所熟知，依据他在上海时期的相关作品其实不难得见。他在《一个天才的通信》《不死日记》等的自叙传文本中多次写及以创造社成员为代表的革命作者在上海北四川路喝咖啡，鼓吹“文艺复兴”，互相唱和之事，很具讽刺意味。其中有一句话很见态度：“据说浪漫派的勃兴，是先在行为上表演，才影响到文学上的，正如革命文学家是革命成功以后来产生的东西一样”。这实质上是强调高举革命文学者并非真的革命者，他们不过是借了“革命”之名谋取私利，因而所谓革命文学并非真的革命文学。这与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等文章中质疑革命文学在词与物上的乖离的态度是一致的。不同于鲁迅的是，沈从文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始终内在于他作为青年作者置身上海文坛的切身体验。沈从文在小说《十年以后》中构设了阿丙这一人物，阿丙作为一名落魄而沉默的写作者，被坐拥大花园、大客厅，与有权势者结交，与编辑、书店老板、批评家合谋的革命文学集团视为落伍的人，受他们挤压，最终被逐出文坛。所谓“十年以后”不过是个幌子，小说所讲述的其实正是沈从文在1929年初对于文坛现状与个人位置的一种象征性理解：善于钻营的如革命文学者名利双收，以文学为志业的自己却遭受编辑、书店老板等各方面的压榨，心中的文学胜业几难维继。由此揭示了革命文学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市场运作起来的事实。这在同代人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中，是很具洞见的。而商业性也正是沈从文成功将中期创造社、革命文学与“海派”勾连起来的关键所在。也正因此，他才说张资平虽“身在创造社作左倾文学运动”，但“论性质，精神，以及所给人的趣味的成分”，其作品“最相宜的去处”，是《良友》一类的“海派”，由他“手写的革命文学，也仍然是要这种读者来欣赏”。在沈从文看来，革命文学与“海派”共享着相同的读者。

沈从文实际上是从中期创造社演变为革命文学者的过程中发现了商业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炼出“海派”一词，并使之成为了他认识新文学的整体发展的一种稳固装置。需要指出的是，在沈从文眼中，创造社的“海派变异”只是过程，而“革命化”才是终点。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海派”与新文学发展的堕落关系有更为明确的表述：“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而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一为民十八以后，在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先“商业化”而后“政治化”，才是“海派”的完整逻辑线索。因而沈从文在作家论中尤其关注作者与商业市场、政治革命的关系，并视之为判断写作者的态度，乃至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也只有在对新文学的发展具备了稳固的认识装置与自觉的反思能力的意义上，才可以说沈从文作为“文学者”的内在结构已然形成。

除了创造社，“人生文学”的作者趋于趣味化后也被沈从文视为“海派”。后者当指《新青年》阵营分化后的《语丝》作者群。在沈从文看来，语丝派的杂感，“讽刺与诙谐”，逐渐使“人生文学”失去端重、严肃，流于“琐碎小巧”，几近“玩票”。沈从文的此种理解自是由其自家眼光所决定的。他不欣赏借文学来直接处理具体社会问题、人事纠纷，或完全“游离”而“独在”的写作，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讲究一种分寸与张力。且他以小说为胜场，笃信小说才是最适于“为人生”的文体，故对于杂感与小品文的评价一直不高。不过《语丝》作者与创造社在“海派”中的位置又是有根本差别的。

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对周作人师生在《语丝》之后的创作有不少批评。他直言《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并称废名的写作由此转入“趣味的恶化”。他自认为在表现社会上“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他还连带批评了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与俞平伯等在散文中糅杂文言等倾向。但他对周作人、废名前期朴纳的文体又推崇至极。在批评创造社的作品时，也往往以周作人对举。沈从文的早期小说写作颇受废名的影响，故他称把废名与现代作者风格并列，最相称的是自己。在整体上，沈从文对周作人师生的创作是褒多于贬，显现了他对北方文坛与上海文坛的两种态度。

文学创作上的南北区分之于沈从文是一种与“海派”装置相互阐释的论述框架。这不只是文学地理意义上的一种划分，更是一套关于新文学发展的想象性叙述。“北方文学”实际上代表了沈从文所理解的肇始于五四时期，而又未被“海派”风气侵染的健康文学样态，承载着这位先在北京公寓里确立了文学之塔，而后又深陷“上海危机”的“文学者”的美好想象。

此种南北之别在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中也有体现。沈从文在《鲁迅的战斗》一文中虽服膺于鲁迅的“战士”之名，但又言鲁迅的战斗“是辱骂，是毫无危险的袭击，是很方便的法术”。较之于战斗，他更想强调的其实是鲁迅在《野草》以后的世故与衰老。在沈从文眼中，鲁迅写于北京的《野草》及此前的《呐喊》《彷徨》才是真正的战斗，而他在上海的杂感则属于“沉默”。当然，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要更为复杂。沈从文在《十年以后》《一个天才的通信》等文本中讽刺革命文学集团的同时，也多次写及鲁迅做寿，受人磕头等情节。其中缘由不难从他给某作者的信中找到答案：“名人如鲁迅，其于不相识者之忽视，以及对捧场者之特表好感，皆有可笑之事实证明。”这概与鲁迅曾将丁玲的来信误认为出自“努努阿文”之手不无关系。鲁迅对沈从文的偶尔提及也将他置于论敌新月派之中。不过沈从文与鲁迅之间虽有诸多不和谐的因素，他对鲁迅的评价，大抵上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而发的。

在新文学各派作者中，沈从文最赞赏的还是新月派成员。《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含《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焦菊隐的〈夜哭〉》《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朱湘的诗》等六篇诗论。沈从文认为汪静之与焦菊隐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们的每一首诗皆让青年读者感到一种“甜蜜”，最适宜用去“测验一个时代文字的兴味的高点”。也就是说他们的诗作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合时，而非艺术。闻一多与朱湘恰与此相反。《死水》与《草莽集》“皆以非常寂寞的样子产生”。但“《草莽集》的价值，是不至于因目前的寂寞而消失的”。《死水》不是“热闹”的诗，然而“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显然，沈从文在评析新诗时，着眼点仍是作者与读者市场的关系，显现了这些批评文章内在统一的方法与立场。正是出于对新月诗人的认同，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末向年轻作者推荐代表诗人时，仍以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卞之琳等人为主。并由此招致了“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之骂名，此是后话。

三、“文学者”的实践：“海派”批判与“乡下人”建构

众所周知，京海派论争是由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的。不过从内容上看，此文很大程度上只是沈从文对他在作家论中的观点的提炼与延展。沈从文随后发表的《论“海派”》《关于“海派”》两文也未对“海派”之意涵作出本质性的更新，但因沈从文自身位置、发言姿态与文坛结构的变化，其影响已不能同日而语。

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掌舵者，此时沈从文实际上已成为了北方文坛结构中的枢纽性人物。《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正式开张。《大公报》在前一天登出增刊启事，将沈从文、杨振声，以及郑振铎、朱自清、林徽因、闻一多、余上沅、俞平伯等列为编辑，又把周作人、卞之琳、叶公超、谢冰心等列为长期撰稿人。此虽是预告，但准确地概括了文副的三类作者。一是作为核心作者的原新月派成员。1933年6月《新月》出至第4卷第7期停刊。其实在此之前，因梁实秋、罗隆基诸公“热心政治”，《新月》已屡遭禁令，其文艺特质也渐被论战风所盖。又因徐志摩之死与《诗刊》的夭折，1933年的新月派已是分崩离析，文副将流散的新月同人重新组织了起来。二是原《语丝》派作者。1933年9月5日沈从文与杨振声拜访周作人，当为文副事。周作人日记是有与沈从文书信往来的频繁记录。文副创刊号也有周作人的文章《猪鹿狸》。周作人此后经常参加文副的聚会，他与俞平伯、废名也成为了文副的重要作者。鲁迅在1929年关于杨振声联络“周启明之流”，此后“各派分合”的预言，在此时南北文坛重组之际有了某些应验。三是以郑振铎、靳以为代表的文化立场相对偏左但注重文学实绩的作者。1934年1月郑振铎与靳以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文学季刊》自10月起辟附属刊物《水星》月刊，沈也是编委会六成员之一。文副与《水星》等刊物的作者也多有交集。此外，还有一大批青年作者经由沈从文而聚集在文副上。沈从文曾为他编选诗集并撰写了评价很高的《〈群鸦集〉附记》的卞之琳，以及最初的文章多经沈从文“抠着字看，挨着行改”的萧乾自不必说。经由沈从文，而在文副上刊文的还有林庚、卢焚、李广田、常风、王林、刘祖春等一大批年轻作者。与此同时，沈从文又为高植、刘宇、李辉英、萧乾、王林等的作品集撰写序言，成为他们进入文坛的重要引荐人。上述种种表明，在新文学代际更迭中，这位曾受徐志摩等照拂的公寓作者已多少呈现出新一代“文学导师”的风范。

这样的文坛位置让沈从文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文坛感觉，使他将作为“文学者”的自我定位扩充为他对文坛的一种整体要求。因而他正式向文坛倡言刈除“海派”，是有《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尽管他在文中并未明确使用“海派”一词。沈从文在文中称这类玩票白相文学者在上海混迹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京寄生于大学等教育机关。在沈从文的主观认识里，“海派”是他针对新文学整体发展而指出的一种现象，并无南北之分。但正如上文所揭，尽管沈从文的着眼点是整个文坛，但南北文坛在沈从文的认知结构里又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且他在《文艺副刊》创刊翌日便在致其兄沈云麓的信中表明，文副的目的是要“影响北方文学空气”。他后来还多次邀请胡适撰写“领头文章”，“希望大家能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事实上，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还颇有将它与《申报·自由谈》对举的意味。他后来交代，文副之注重小说诗歌散文及新人与《申报·自由谈》注重杂文及名家正可形成对照。因此，沈从文之倡言扫荡“海派”，在名在实，只会被视为他作为北方文坛的代言人，针对上海文坛的发难。

数十年后，沈从文对“海派”的具体所指有说明。他说主要指“张若谷、曾今可等自吹自捧一群，以及时左时右的另一群，及新出版业中骗作者起家的光华、现代、世界、大东、北新各大书店老板”，还有“在政治上失败，想办书店拉拢作家的陈铭枢一类帮手王礼锡等”。曾今可等包括在内当无问题。在沈从文批判“海派”之前，上海文坛刚发生过关于“文人无行”的论争，沈从文所列举的“海派”行径与鲁迅、茅盾等针对曾今可等人的批评大致相合。有研究者指出，苏汶在回应沈从文的《文人在上海》一文中故意扯到“某籍某系”，引及鲁迅，是为了将左翼与“海派”联系起来，同为“第三种人”的韩侍桁、杨邨人、林希隽等最后揭发了作为左翼文学青年的何家槐的抄袭事件，使得左翼作家甚为难堪。诚若如此，便可以说“第三种人”借了沈从文之箭报了他们与左联之间的私仇。其实只要结合沈从文此前对创造社、革命文学者的论述，以及他们在1930年后纷纷列席左联的历史事实，还有朱光潜“海派主要指左联”的回忆，便可知他此时所说的“海派”主要是指左翼文人。这也并非沈从文专门针对左派，而是后者的文化理念与他的文学标准相去最远，且最具文坛影响力，故显得至为抵牾。若按照沈从文“在朝在野”的说法，民族文学作者也应涵括在内，但民族文艺在理论建设与实际创作上的无建树，让他们很难与当时充当着“文坛的中心”的左翼文人争夺“海派”的头衔。为此曹聚仁、徐懋庸、鲁迅、胡风等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才纷纷主动著文回应。曹聚仁在“海派”之外，揪出“京派”一词，提出“今日之‘京派’有以异于‘海派’乎？”他还明确指出“胡适博士”之为“京派之佼佼者”，无异于沈从文所谓投机取巧者。徐懋庸也抓住沈从文在表述上的含混处，指出沈从文对“海派”的定义不能成立，“因为名士重风雅而以商人为俗，商人重实利而以名士为狂”，“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分派给“海派”与“京派”才合理。鲁迅随后发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文，在进一步坐实京海两派在地域上南北对峙的说法的同时，又给出了为后来者津津乐道的“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的著名论断。论域由是完全偏离了沈从文预设的“文学者的态度”问题，而转向“海派”与“京派”的名实分梳与争论，令沈感到“极失望”。不过，沈从文对于“海派”的批判，完全是他作为上海文坛的局外人去进行的，他并未深究上海文坛内部错综复杂人际网络与文化差异，因而其“失望”也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鲁迅的发言绝非持平之论。他亦未针对沈从文个人，而是借机表达他对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北方文人、学者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实践上的总体批评。故延续《〈自选集〉自序》，有“功成，名遂，身退”“身稳”“身升”等历史勾稽。强调“京派”近官，鲁迅成功地把早已不事文学的胡适置于“京派”之中。但假如鲁迅强调“海派”近商，是为了拉左翼出“海派”范畴，结果其实并不成功，反而佐证了沈从文由“商”而“官”的论述逻辑。1934年沈从文著文反对南京政府出台的禁书政策，认为当局采取此措施的原因之一是把左翼文学看得过于重要。沈在为左翼辩护的同时，又不甚承认左翼的实际影响。此文遭到《社会新闻》上认同当局政策者的辩驳，作为朋友的施蛰存为沈从文辩护，称沈是“忠而获咎”。此时鲁迅正与认为读《庄子》《文选》有助于提高青年文学修养的施蛰存争得不可开交，他作文《隔膜》，暗示沈从文非“忠而获咎”，而是作为“奴才”有了“出位之思”，施蛰存未能看出两者的区别，难免“隔膜”。1935年周作人为由施蛰存编辑的《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封面题签，并在后者主编的《文饭小品》上刊文。鲁迅又作《“京派”和“海派”》，称之为“老京派”与“小海派”的“京海杂烩”。同年沈从文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中，称《太白》《文学》与《论语》《人间世》的争论为“私骂”，其结果是互骂的双方均成“丑角”。鲁迅在回敬沈从文时，又不点名地言及新月派等。鲁迅与新月派、胡适、周作人等均有私怨，他将他们置于由沈从文所挑起的话题之下，无疑是将沈从文作为“文学者”的态度与北方文坛的整体文化立场等同了起来。沈从文由此获得了与“海派小丑”相对的“京派大师”之名。

作为“海派”问题的延续，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倡导一种“反差不多”运动。他点名近年来的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等，并以当时纪念高尔基、鲁迅的现象为例，矛头主要指向左翼文学，兼及民族主义文学、幽默小品文等。作为编辑的萧乾称：“这是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它代表一片焦灼，一股悲哀，一个模糊然而真诚的建议。”《大公报·文艺》在1937年2月21日设“反差不多运动”的讨论专号，刊载了读者来稿四篇以及沈从文的回应文章《一封信》。三天后，北方左联的杨刚发表《关于“差不多”》，指出“差不多”的现象是由于作者“差不多”的写作准备，附和了沈从文的观点。但反对者的声音更大，尤其是身居左翼阵营的茅盾的文章。茅盾先在《新文学的前途有危机么？》中否认沈从文所指的“差不多”现象是新文学的危机。嗣又在《关于“差不多”》中强调沈从文只见“差不多”的表面现象，而不见作家应客观社会需求而创作的进步事实。茅盾在驳斥沈从文的同时，还回应了朱光潜在《文学杂志》发刊词中提出的八字原则：“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并反对朱将“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甚至于是为国防”等口号嫁于左派身上。创刊于1937年5月，由朱光潜挂帅的《文学杂志》是“京派”文人在战前的最后一次集体亮相。朱光潜彼时又因批评巴金的“眼泪文学”而遭到《中流》等左翼刊物的围攻。茅盾同时反驳沈、朱二人，应是注意到了这些背景。8月，沈从文在《文学杂志》上再谈“差不多”，重申作家要救社会还得自救，自救之道第一是莫学人空喊口号，当应声虫。第二是莫把强权当真理，学磕头虫。朱光潜在编后记中呼应了沈从文。如此，由沈从文发起的“反差不多”俨然成为了《文学杂志》同人的一种共同态度。沈从文因此被彻底推至了文坛的话题中心。他在成为自由派文人代表者的同时，也晋升为受左派文人批评的“箭垛式人物”。

在对外批判“海派”的同时，沈从文也在着手整理自我过往、树立自我文坛形象的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1934年初开始编选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在这本对前十年创作“取精摘尤”，明显带有自我总结、建构意义的选集里，沈从文所选取的14个短篇与《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集等，均写于1928至1933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未选他置身现代都市，以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为题旨的任何一篇自叙传文本；也未选1928年以前，以复述“故事”为主，尚无显明的“小说”意识的湘西题材作品。很明显，他是要把自己不成熟、甚至不光彩的一面过滤掉。从结果来看，被选入的，除了为纪念亡友张采真、樊海珊、郑子参而写的《若墨医生》《春》《黑夜》三篇外，几乎都是有湘西背景或异族情调的成功篇什，如《丈夫》《三三》《龙朱》等（《八骏图》又与之形成参照），甚至连作为自传的《从文自传》也赫然在列。这自是别有幽怀。

《从文自传》是受邵洵美之邀，在青大写就的，但真正推出是在沈从文掌舵《文艺副刊》后的1934年。在此自传中，沈从文着重讲述自己少年时期逃学、入伍等经历，把阅读自然人生所获得的知识看得远比纸面上的知识重要。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生命来路与成长经历由是被发皇张大。邵洵美在出版广告中附和：“沈先生从苦出生，读书甚少，大部由刻苦自修中得来，又是生长蛮荒之邦，受大自然的陶冶，故为文诡奇多姿。”其实沈从文对“乡下人”身份的首次宣告，是他在1928年《〈阿黑小史〉序》中所说的“如今且有意来作乡巴老”。不过这只是他置身上海文坛确立自我文学格局的一种写作策略。他真正有意识地基于自我的生命经验、文学题旨、写作态度进行“乡下人”建构，针对文坛“流行的观点”，提出相反的“乡下人的意见”，是在1933年12月13日所作的《萧乾小说集题记》中。此时正是京海派论争期间。嗣后他在《边城题记》中强调《边城》不为那些“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而写，只为那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而且极其关心这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而写。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正式出版，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将自己作为“乡下人”的执拗、顽固等性情；只想造“希腊小庙”，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文学理想等和盘托出。他作为“乡下人”的自我形象正式确立。

沈从文将“乡下人”与“城市中人”对立起来，落实在具体的文坛格局中，实际上是要借此来区分文学创作中的“志业”与“玩票”两种态度。也就是说，他自称“乡下人”，是为了向文坛输入一种以“乡下人”为代表的严肃写作态度，使之成为“海派”的对立面。《从文小说习作选》的编选，是在树立自我文坛形象的同时，又为文坛提供一个创作上的范本。所谓“习作”，并非不成熟的自谦之词，而是强调自我的写作“取材下笔不拘常例”，与“流行的风格”“流行的款式”不同，故能“不落窠臼”“匠心独运”。如是观之，反而是相当自负的表述。将“习作”理解为可供别人学习之作，才能真正理解沈从文的本意。沈从文的本意本不难为人见出，但有人偏偏有意误读。沈从文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流行，近于卖匮还珠，因为“城市中人”不能读懂那些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与“潜伏的悲痛”，所以自己的文学事业终究是惨败了。此说当非真心，沈从文也绝不认为自己的文学事业因此失败了。但有论者故意接过沈的话头，径直给他找到了失败的根源：“他的失败是因为他在他的大量的作品中间追逐着一个空虚的幻影——‘人性’。”他直言：“文艺是记载永久的‘人性’为职责。——倘然梁实秋教授是这一种说法的理论上的支持者，那末沈从文先生便是它的实践者了。梁教授已经把它的论文集题作偏见集了，沈先生现在也不得不宣布了自己在读者中间的失败。”“乡下人”建构与“海派”批判，或指向自我，或指向他人，共构了沈从文立足《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坛实践。沈从文作为“文学者”的自我形象及其在南北文坛对峙格局中的结构性位置，由是被构造了出来。

沈从文在战时不仅将上述“文学者的态度”贯彻到底，更试图以“文学者”与“思想者”的相结合来定位自我。1939年沈从文发表《一般或特殊》，将作家分为从事“一般”工作与“特殊”工作的两种。他认为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的前者，其成果不过是“抗战八股”。后者的工作表面上缺少对战争的装点，然而真正贴近战争，对战后建国大有裨益。王任叔认为，这比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更阴险，是胡适主义最好的注脚。为重造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他又参与战国策派的文化实践，在《战国策》等刊物上发表《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文，力争将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这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无异于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故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与此同时，他又写作《真俗人与假道学》《读书人的赌博》《狂论知识阶级》《明天的“子曰”怎么办》等文，对战时读书人不自律、重实际、少理想的生活状态多有批评。这引起了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的诸多反感。他对闻一多等加入民盟亦不以为然。上述种种，预示了这位执拗的“文学者”在战后被各派围剿、清算，遽成集矢之的的历史定局。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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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