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其文学作品及思想早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在维吾尔语文化中得到译介和传播，并对维吾尔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深入分析了《狂人日记》维吾尔语译本再现原文风格以及创译翻译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并对维吾尔语译本中存在的漏译和忽略具体词汇翻译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维吾尔语译本；翻译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伴随着多民族文学关系的互动和交融、发展和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其文学作品及思想早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在维吾尔语文化中得到译介和传播，并对维吾尔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维吾尔文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初级阶段。在这种特殊时期，鲁迅作品的翻译及其思想的传播就已经开始，并影响了不少维吾尔族文人，如黎·穆塔里甫、买买提明·吾守尔、托合提·巴克等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其中，“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黎·穆塔里甫曾热情地把鲁迅与高尔基并列，称赞鲁迅是‘我们的高尔基’。他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高尔基的保尔·符拉索夫，鲁迅的阿Q,茅盾的吴荪甫，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典型形象的光辉典范’”。该文中，诗人自豪地提及鲁迅，并用“我们”来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敬意，从而表现出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先生也曾说“我喜欢读鲁迅作品，也读了他不少作品，《狂人日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两年我写了一本著作，书名叫《狂人呓语》,就是在鲁迅作品影响下写的，是诗体形式，还受泰戈尔的影响，只要以鲁迅思想这面镜子一照，就看得清楚了”。被誉为“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的托乎提·巴克先生也曾以“鲁迅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文豪，而且还是世界各国，像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世界的名人。世界人们敬爱鲁迅的原因不只因为他的作品奇才，也因为鲁迅的人生关于接物处世，令人高山仰止”来表示对鲁迅的敬意，并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伟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为了促进中华多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他用一生来翻译、研究鲁迅及其作品。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又是在中国百年文学历史中，引起关注最早、研究历史最长、存在异议最多的一篇小说。在维吾尔文学中，《狂人日记》同鲁迅的另外一篇很有分量的小说《阿Q正传》一样，最早被翻译成维吾尔语。若从20世纪40年代被翻译的“遗失本”算起，已有大约80年的翻译历史。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即使灵活采取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重视译文中的选词、句式变化，从而再现原著的内容和风格，但汉语和维吾尔语在语言表达上有一定的区别，进而很难再现原著的句意。虽然对呈现原文的艺术性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但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文化信息的缺失，由此导致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产生某种偏差。下面将通过对《狂人日记》维吾尔语译本的介绍及翻译现象的分析，提出一些适当的建议。

一、《狂人日记》的维吾尔语版本介绍

据考证，《狂人日记》最早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并发表在伊犁出版发行的《同盟》杂志上。此版本因各种客观因素失传，可称为遗失本。因而与此版译本相关的重要信息，如译者、译文本、发表时间等仍待进一步深入考证研究。目前学界能看到的维吾尔语译本有两种。第一本是由托合提·巴克先生翻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呐喊》收录的版本(以下简称99版);第二个版本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鲁迅作品全集的团队，搜集和整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发表的鲁迅作品的译本(其中主要以托合提·巴克先生翻译的译本为主),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调整后，在2012年11月出版的《鲁迅作品全集》(维吾尔语本)第二册收录的版本(以下简称12版)。通过对两种版本的分析对比和仔细对照，笔者发现12版在99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修改等微小的调整，但并不影响译本整体的翻译风貌。

二、《狂人日记》的维吾尔语翻译现象分析及建议

(一)原著风格的再现

在文学翻译中，作品风格的翻译是翻译者最为关心的，也是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而翻译学界对风格能否翻译这一问题上虽然存在很多争论，但已有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早已证明，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可以翻译的，可以在译入语再现的。《狂人日记》的语言风格别具特色，“狂人错杂无序、自由狂欢、碎片化的语言，体现了其独特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而这种语言形式本身亦是对语言正统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叛离与颠覆”。《狂人日记》采用的是一种系统的象征性隐喻，用两套文本，一套文言文，一套白话文，文言文代表了现实世界的声音，而白话文则代表了一个狂人的内心世界的声音。这两个不同的文本反映了两种语言空间，即新旧文化的对照。它前面的序言是用文言文，非常流畅，但一进入狂人语言就是很欧化的语言。这种简洁，同时又吸收欧化语法的句型结构生动地表现了鲁迅文体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个性。《狂人日记》语言的这种独特性，显然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水平和翻译能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狂人日记》的最后一个章节中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这句话的文字虽不多，鲁迅却用“欧化”的语言风格，以疑问方式传达了“我怕得有理”的内心忧虑。其对应的翻译在两个版本中都一样，即“adɛm g⌀ʃini jimigɛn balilarmu barmidu?”,意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还有没有?”先避开这句话的象征意义来理解译文的话，给读者带来两种感觉，一是作者用疑问句的方式在问“还有没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二是“孩子们都吃过人，没有一个没有吃过人的孩子”。那么我们把这句话与最后的“救救孩子……”相结合理解的话，“孩子”们可不可救?笔者认为，译者要避免出现这种歧义现象，并且能够再现作者的意图以及呈现其艺术风格，翻译成“adɛm g⌀ʃini jimigɛn balilar, jaki barmidu?”(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话，不仅符合原作的风格，而且还能准确呈现“狂人”的觉醒以及鲁迅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翻译方法的选择

翻译不仅是将一种语言文本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桥梁。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或策略，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直接会影响译作的效果。笔者认为，《狂人日记》的翻译中译者主要选择了创译法，大部分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让维吾尔语读者更容易读懂和接受原著。创译法不是那种纯粹的创作，是在翻译基础上的一种再“创作”用目标语对原语文本加以改编，使其在传递原文信息基础上，尽可能的适应目标语的文化，且留存原作所意欲达到的劝诱或情感效果。《狂人日记》的翻译中，译者巧妙运用“创译”的方法对原著进行合理的编辑和重组，将原文内容非常有效地传达给了维吾尔语读者。下面将用两个例子来对其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论述。

1. “狂人”的翻译

译者把“狂人”翻译成“sɛwdaji”。“sɛwdaji”在维吾尔语中是个多义词，有“神魂颠倒、失去理智的、疯狂的、精神病、疯子、癫狂症”等多种含义，这一点跟原著中的“狂人”之“狂”字非常相似。在维吾尔语中，其实除了“sɛwdaji”以外还有“saraŋ、tɛlwɛ、ʁaldʒir”等词，同样都可以表示“狂人、疯子”,而且这三个词的意思都很接近。那么译者为什么在同样可以表示“狂人、疯子”的这些词里面，选取“sɛwdaji”?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原文中的“狂人”这个字以及“狂人”形象的寓意性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首先，如何去理解《狂人日记》中“狂”字之义?“狂人”在汉语中本意为“疯子，精神不正常者”,与维吾尔语中的“sɛwdaji、saraŋ、tɛlwɛ、ʁaldʒir”(狂人、疯子、癫狂、猖狂)态的疯狂之‘狂’,还有‘狂大、狂狷、狂妄、狂放、狂怒、狂热、狂言、狂想’之‘狂’,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之态。而且这后一层意义更是中国士人一个传统的表征。由此可见，“狂人”的“狂”是个多义字，到底选取或翻译其哪一种含义，是件要求译者左思右想再动笔的事情。宋剑华先生认为，“狂人”之“狂”除了有以上的多义性和异义性特征外，还具有“具指性”和“暗示性”的特征。他说“‘狂人’之‘狂’,与‘战士’或‘疯子’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只是作者对于‘人’的浮躁情绪或偏执思想，以自身生命体验所给予的强烈反讽而已”。他还举例“鲁迅在‘女师大风波’中警告徐广平说：‘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人一发狂——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同时他也表示‘绝不肯使自己发狂’。鲁迅告诉许广平千万别做‘狂人’,显然不是把她视为‘战士’或‘疯子’,而是劝她节制自己的年轻气盛；因为在中国‘得胜’的‘总是阴柔人物’,单凭感情用事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故他主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去进行‘韧战’”。根据此番解释，“狂人”之“狂”有“张扬、张狂”之意，鲁迅警告徐广平等人说“你们不要太张扬，做人要低调，踏踏实实的做事”。鲁迅通过写《狂人日记》来讽刺那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中“太张扬、太张狂”的知识分子，这就是《狂人日记》所具有的“具指性”和“暗示性”特征。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把“狂人”翻译成 “张狂、狂妄”意义上的“tɛlwɛ”一词更适合，因为维吾尔语中的“tɛlwɛ”有“狂妄的、癫狂的、狂人”之意。但译者选择“sɛwdaji”一词来翻译，或许因为译者根据原著内容，没有看出或能够证明“狂人”之癫狂行为。因为原著中的“狂人”虽偏离了理性轨道，却用“狂人”之言说出了理性，而且比理性还更接近于真理的话语。故“sɛwdaji”比“tɛlwɛ”更适合原文的内容。

其次，如何去理解原著中“狂人”形象的真实寓意性?如果我们按照小说序言中的“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去判断“狂人”是个“疯子”的话，“疯子”能写出“日记”的可能性比较低。而且无论是在汉语还是维吾尔语里，“疯子”(sɛwdaji 、saraŋ、tɛlwɛ等)一般指医学范畴的神经系统疾病之外，多用于贬义。鲁迅用一个具有“贬义”的“狂人”来塑造了一个具有多重特征的“狂人”形象，但这个“狂人”是褒义的，这就是《狂人日记》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和价值所在。根据这个观点来看译本的话，“sɛwdaji”比较贴近原著的这种特征。因为“sɛwdaji”在维吾尔语中多用于褒义，而“saraŋ、tɛlwɛ、ʁaldʒir”这三个近义词多用于贬义。笔者怀着这个质疑去对比了一下《狂人日记》的英译本，发现《狂人日记》目前已有的6种英译本都用“mad”(A Madman’ s Diary)(疯子日记)来翻译的。只有1935年在《大陆报周刊》(The China Press Weekly)第1卷第3期上发表的英译文中林玉霖将其翻译为“The Diary of a Lunatic”,后收入林兰所编的《呐喊》之中翻译为“Lunatic”(意为“精神错乱者；严重精神病患者，现为冒犯语”)。如此，则维吾尔语中“saraŋ”一词更符合原文的含义。但译者不用“saraŋ”而用“sɛwdaji”来翻译，或许是考虑到译文的艺术性和原著中“狂人”形象的寓意性。因为用“saraŋ χatirisi”(疯子日记)来翻译的话，译文名显得比较直接、朴素之外，“saraŋ”多用于贬义，故译者用“sɛwdaji χatirisi”(狂人日记)来翻译，不仅提高了译文的艺术性，而且能够呈现出原著中“狂人”形象的寓意性。

最后，《狂人日记》又是一个百年以来研究界争论不休和非常费解的话题，而其在维吾尔语中“sɛwdaji xatirisi”的翻译却没有引起文学界和翻译学界的关注。维吾尔语文学界普遍认为的看法是“这种翻译没有任何问题，很好”,笔者觉得其“好”体现在译者通过巧妙采取“创译”的方法把小说的名称翻译为“sɛwdaji xatirisi”。这种翻译不仅神似地传达了原著的核心内容，而且给维吾尔语读者也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而这种思考空间，不只局限于小说命题的翻译，或者不仅是因为某一个词的翻译或译者能够呈现出该小说的“吃人”主题，更是因为鲁迅很多内涵深刻的话语同样也足以让维吾尔语读者反复咀嚼。

   2.“迫害狂”的翻译 

“迫害狂”一词出现在《狂人日记》的序言里，即“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知道了他患的大概是“迫害狂”之类的病)。译文中将其翻译为“tɛqip wɛswɛsisi”,再根据原文括号中的内容，后面又添加了一些补充信息“gɛ oχʃiʁan roɦij kesɛl (心理疾病)ikɛnlikni tʃyʃɛndim”(意为“明白了或知道了类似于……之类的心理疾病”)。那何为“迫害狂”?从字面意义来看，“迫害狂”是一种被害妄想症，这种病突出的症状是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具有此特征，比如他认为“赵家的狗”“盘里的鱼”“街上的小孩”,包括他“哥哥”都是要“吃”人的，成天觉得有人要吃他。对“迫害狂”的翻译而言，笔者通过查资料发现，维吾尔语中没有与“迫害狂”对等的词，而且更没有“tɛqip”和“wɛswɛsisi”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来表示这种疾病的词。以此可以判断“tɛqip wɛswɛsisi”应该是作者的创译，译者把两个从未组合使用或出现过的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来表示原著中的“迫害狂”。那么，维吾尔语中的“tɛqip”和“wɛswɛsisi”有何种意义呢?

首先，“tɛqip”源自阿拉伯语名词，汉语中有“监视、监禁、查禁、跟踪盯梢、禁令”等多种含义。如果单根据此种意义来理解原著中的“迫害狂”的话，难道“迫害狂”是为了避免其做出危害他人的行为受监视或者受跟踪盯梢的人?

其次，“wɛswɛsisi”也源自阿拉伯语名词，汉语中有“扇惑、诱惑、策动、恐慌、惊慌”等多种含义。如果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并根据其含义来理解“tɛqip wɛswɛsisi”的话，根本看不出具有某种疾病相关的意义。只能通过该词后面的“gɛ oχʃiʁan roɦij kesɛl(心理疾病)ikɛnlikni tʃyʃɛndim”来推测“tɛqip wɛswɛsisi”应该是一种心理疾病。

最后，笔者查阅文献发现，由阿不力米提·玉苏甫阿吉和木塔力甫·艾力阿吉米琪主编，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的《维吾尔医精神病学》里一种疾病的特征与“迫害狂”比较相似，该病叫“maleχuliyɛ”。“maleχuliyɛ”是引自英语中的“melancholia”,汉语中是“忧郁症”的意思。从病学的角度看“抑郁症”和“迫害狂”有很大的差异，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两种疾病共同的症状似乎是“妄想”。英译本中“迫害狂”恰恰被翻译成“persecution complex”,大概意为“遭受某种形式的迫害之后的妄想症”。如果根据“迫害狂”的特征来翻译成维吾尔语，笔者认为“maleχuliyɛ”比“tɛqip wɛswɛsisi”更接近“迫害狂”的实质意思。译者翻译为“tɛqip wɛswɛsisi”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考虑?或许译者认为，因为在维吾尔语里没有与“迫害狂”完全相对等的词，虽然在维吾尔民医里有像“maleχuliyɛ”这样与“迫害狂”含义比较接近的医学专用名词，但考虑到小说的艺术特性，为保留原作具有的美学因素，才采取“创译”的策略，未选择“maleχuliyɛ”这个词，故翻译成“tɛqip wɛswɛsisi”,从而体现了译者较高的翻译水平，可以说质量极高。

(三) 漏译情况分析

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等各种主客观原因，译本中难免出现一些漏译的现象。经笔者确认，《狂人日记》的译文中共有两处被漏译，具体情况如下。

例1: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进来。

译文：akam bir qerini baʃlap kirdi.

例1中译者只翻译了前面一句，而后面的“慢慢进来”被漏译了。笔者认为，译者不应该漏译此句。因为此句看似简单，对揭示“我”和“老头子”的内心世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文中“我”正“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果然他哥哥引了这个老头子“慢慢进来”。从对这个“老头子”的肖像描写，即“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我们可以看出“老头子”也不是好人，他也是“吃人”的人。所以他哥哥和老头子一起“慢慢进来”的这种描写，应该是作者经过精心选择，巧妙安排的。故译者应该忠实于原文，翻译成“akam bir qerini baʃlap asta kirip kɛldi”(哥哥带着一个老头子慢慢地走进来),这样更符合原作的风格。

例2: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

译文：ilgiriki kyni ortaqtʃimiz kelip, adɛm jyrikini jegɛn bir wɛqɛni ɦekayɛ qilʁanda, akam ɦɛjran boluʃ bujaqta tursun, hɛ dɛp beʃini liŋʃitti.

例2中，“狼子村”被漏译了。笔者认为，译者在这里之所以对其进行漏译，是因为《狂人日记》中已经对“佃户”及其身份，即其“狼子村”人有过一次交代，故认为在这里不必再重复。虽然这种漏译对译文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对原著而言“狼子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能漏译。故原文相对应的翻译应该是“nɛtʃtʃɛ kyn ilgiri, laŋzi kɛntilik ortaqtʃimiz kelip adɛm jyrikini jegɛn bir wɛqɛni ɦekajɛ qilʁanda, akam ɦɛjran boluʃ bujaqta tursun, ɦɛ dɛp beʃini liŋʃitqan idi”(几天前，我们狼子村的佃户来给我们讲关于吃人的心脏的故事时，哥哥并没有感到奇怪，反而不住地点点头),这样更准确。

  （四）忽略具体词汇翻译情况分析

由于翻译是比较复杂的一种活动，而且其所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故在具体的语言转换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词汇的忽略。在《狂人日记》的维吾尔语译本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但对用维吾尔语译本在宏观意义上损失不大。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考辩。

例3:赴某地候补矣。

译文：ɦazir birɛr χizmɛt tepiʃ nijti bilɛn《n》gɛ ketip qaldi.

例3中没有把“候补”的实际意义翻译出来，而被翻译成“χizmɛt tepiʃ nijiti bilɛn”,意为“为了找一份工作”。显然，这种翻译与“候补”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汉语中的“候补”指“清代规定，有衔而无职的中下级官员可由史部随机分配至某部或某省听候随时任用”。由此可见，“候补”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职名称，指已取得官衔，但还没有实际职务则被分发下去，听候委用。而在维吾尔语中还没有与“候补”完全对等的词，但根据该词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这一句话翻译成“ɦazir mɛlum bir yɛrdɛ χizmɛtkɛ tʃiqiʃ aldida”(现在准备在某地任职)或者“χizmɛt kytup turiwatidu”(去某地方听候任用)。另外，译者把原文中的“某”译成“n”了，但笔者认为这种表达不太适合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故译成“mɛlum”(某)更为确切。

例4:无关大体。

译文：ʃɛnigɛ tɛsir jɛtmisun ytʃyn.

“无关大体”这个成语不仅出现在《狂人日记》中，而且还在鲁迅的另一个作品《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中出现过，即“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其意思是“对全局没有关系或影响”。例4中该成语被翻译成“ʃɛnigɛ tɛsir jɛtmisun ytʃyn”,意为“不影响他们的荣誉”。读一下译文，这种翻译看起来跟前面的几句话似乎有些关联，即虽然这些人都是乡村里的人，社会大众并不认识，但还是为了考虑到不影响他们的荣誉，也都改掉了。但原文中鲁迅指的应该是“全局”,而不是“乡村里”的那些人。故其对应的翻译应该是“omumluqqa dɛχlisi yoq”(不会影响全局)的话，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图。

例5:赵贵翁

译文：dʒawgyjweŋ.

例5中采取了音译法。读者读到这个人名之后会认为这个特殊的人姓赵，名贵翁，实则不然。因为“赵贵翁”是诨名，绰号，一个姓赵的有钱的老头，他的名字叫“贵”,而“翁”是地主阶级内部对他的称呼，也可以看作是对老年人的尊称。虽然音译的方法可以接受，但未能翻译出其深层含义。故笔者认为，译者在这里应该对其再进行一个注释的话，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深层含义。

例6:狼子村

译文：laŋzi kɛnti

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中的“狼子村”是具有现实代表性意义的重要符号，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争论。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按照其字面意义用音译加意译方法翻译成“laŋzi kɛnti”的话，给维吾尔语读者带来的感觉似乎局限于“这个村到底是否存在”,根本就领会不了其背后的深刻内涵。如果把“狼子村”意译成“b⌀rɛ kɛnti”(狼子村)的话，不仅符合原著的意义，还能给维吾尔语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空间。因为，目前学界对“狼子村”普遍存在的看法是，它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鲁迅是在反传统。但是如果鲁迅是反传统的话，那为什么又把“狂人”放到“狼子村”里，让“狂人”成为“狼子村”的一员，而不让“狂人”成为一个外村人呢?其实，鲁迅在小说一开始就打了让人解不开的绳结。“狼子村”的人的本质是“吃人”,那“狼子村”的“狂人”是在自我否定吗?未必这样。因为文化基因是不能改的，而每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鲁迅在小说里应该是以“狼”的秉性来暗示性地讽刺当时反传统的那些“张狂”的人。故《狂人日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新青年”启蒙精英的一个预言，对他们的未来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因为他们太过于自信地反传统，实际上传统是不能割断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结果他们都走回了传统，都从“个人主义”回到了“集体主义”,都不搞“启蒙”而搞“革命”去了。

例7:海乙那

译文：kejina

我们从原文对“海乙那”的注释即可看出，“海乙那”指号称“非洲二哥”的“鬣狗”。鲁迅直接从其英文名称“Hyaena”音译成“海乙那”,体现了其欧化的语言风格。而例7中译者把“Hy”音译成“ke”,这是不对的。其准确的翻译也应该跟原著保持一致，先音译成“χajna”(鬣狗)后，注释并意译成“sirtlan”(鬣狗),才更准确一些。

除了以上例子以外，译文中还有一些在翻译中被忽略的词汇出现在小说的注释中，比如“本草什么”的注释中译者把“明代”理解成“min χanidanliqi”(民朝),并称“李时珍撰”。故首先，应将“min”(民)改成“miŋ”(明)。其后，在注释中应该交代清楚有关《本草纲目》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如果译文读者只看注释的话，肯定会认为《本草纲目》上真有“人肉可以煎吃”的记载。其实“《本草纲目》中提及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有以人肉治疗痨病的记载，但对此说表示了反对。本文说李时珍的书‘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应属‘狂人’的‘记中语误’”,这样才能避免译文读者产生误会。同样的翻译现象又出现在“徐锡林”的注释中，译者把“清”理解成“tʃin”(这里的“tʃin”是“秦朝”),故应该翻译成“tʃiŋ”才对。

三、结语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学界对其已有不同角度的深度阐释。从上面对《狂人日记》维吾尔语译本的考辩和分析可见，虽然《狂人日记》的维吾尔语译本已获得维吾尔语读者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但通过与原著进行仔细对比可发现，译文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这或许不仅只是在维吾尔语译本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很有可能是《狂人日记》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译本中同样存在或难免的问题。当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也不可避免，但从事文学翻译的从业者，首先一定要端正自己的职业态度，全方面提高自己的翻译专业理论水平，同时一定要了解翻译对象的相关信息，不断广泛积累与翻译有关的知识，这样才能避免或降低翻译中出现问题。读者通过阅读译文来了解原著的文化知识，并深刻理解和接受其文化。好的翻译不仅让读者理解原文，更是让读者深刻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学思想的有效途径。笔者希望少数民族文学的从业者，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促进各民族文学的更深交流提供更多的指导，从而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的水平，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备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为中华民族添彩，为中国文学事业争光!

       原文刊载于《民族翻译》2023年第6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邓永江；图文编辑：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