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持人——任淑媛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多年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开展多维度的研究，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也不断产出优秀的作品。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倾向对多年前的、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而对于正在创作的现场观照不足。

学会微信公众号开展创新，设立民文新观察专栏，选取当下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并请研究者撰写短评，使得创作者的新作与学者研究之间的互动形成可能，也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史撰写提供重要理论与文本资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

第三期专栏推出，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最新长篇小说《阿娜河畔》（首发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1期）。阿舍在散文、小说方面皆有建树，尤其在长篇小说方面颇有功力。她的小说深具诗情，在回望故乡和历史追问中完成叙事的张力。本期特邀请到三位评论家对这篇作品撰写微短评（首发）。兰州城市学院白晓霞教授认为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具有面向新时代的向阳而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家国情怀在人性逻辑中得到了与时俱进的新表达，是西部多民族女性文学创作新实践的成功个案。宁夏大学文学院张富宝副教授认为《阿娜河畔》以新颖别致的“边疆书写”，构建了属于阿舍自己的文学地理与精神原乡，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建设兵团的神秘面纱与历史风貌的一道风景。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许峰认为，《阿娜河畔》是一部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厚重之作，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不仅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农场建设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亟需的，给予当下的精神危机提供某种疗救，让这种拼搏、奋斗、坚守的精神得到传承。同时转发白草老师、乌兰其木格老师、王琳琳老师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集中研究和讨论。

西部多民族女性文学创作新实践

——阿舍小说《阿娜河畔》阅读札记

白晓霞

女性作家以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为内容的小说书写实践也许注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辨识度，因为其上承载着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女性写作”这一狭义概念进行颠覆的可能性，即便没有革命性的改变，也必将以自己的创作新实践为新时代女性投身社会建设、参政议政的新语境中的女性写作可能达到的新高度、新宽度带来某种表征。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就在这样的阅读期待中稳健登场了，出版伊始，已然取得了不俗的评价：一是入选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3年度影响力书单。二是荣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榜（2023）长篇小说榜。

《阿娜河畔》面向新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非常引人注目，是新时代西部多民族女性文学创作新实践的成功个案。阿舍出生于新疆，工作于宁夏，她关切热忱的文化目光始终未曾离开祖国大西北的这片热土。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决定在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中国边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农业、工业由之得到了发展，新型城镇也因此而得到建设，与此同时，兵团的成立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也起到了或隐或显的作用。当上述内容成为一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可以想见作品应该拥有值得期待的充沛昂扬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确，阿舍没有让我们失望，长篇小说《阿娜河畔》面向新时代的文化需求，承载着刚健硬朗、向阳而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小说充满正能量的现实主义内核上。阿舍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充满爱与慈悲的笔触，让主旋律中国故事既引人入胜又令人感动，通过两个家庭几代人的个案故事，把新疆建设兵团的集体故事从50年代一直讲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其声可闻，其情可感：创业时的艰辛与激情，发展时的拼搏与热爱，转型时的不舍与思考。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方式立体展演着几代人接续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内涵丰富的“兵团精神”。另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前期准备写作资料时的踏实学习与扎实调研上。通读小说，我们会发现，作家以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务实精神认真完成了写作前的各种准备工作，面对自己将要书写的宏大主题，既有踏实的理论学习，又有扎实的田野调研。理论方面对史料文献的查阅、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都非常扎实。实践方面对故事发生地的实证调查、对故事亲历者的全方位访谈都比较到位。正是因为能够坚持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小说中涉及到广泛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如国家政策、地质勘测、水利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经济生活等）时书写才能做到自然、流畅、饱满，少有硬伤和破绽，具备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科学性、逻辑性、真实性等特征。种种迹象都表明阿舍是一位学者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求真务实的写作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西部女性作家认真、踏实、低调的写作状态的集中体现。

《阿娜河畔》的叙事艺术也颇有匠心。在由现实主义精神构建而成的稳健妥帖的四梁八柱之下，阿舍的叙事艺术却并不是平淡无奇。相反，她非常讲究小说应有的文体技巧，能够独辟蹊径，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温柔敦厚给我们带来审美惊喜：即对既有着鲜明时代印记但又深深植根于西部文化沃野的以真善美为永恒内核的人性之光进行了新时代的新书写，这成为了小说的精神金线，让小说充溢着浩荡之气。以作品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女性人物形象为例来分析，我们看到，由于相对干旱的自然环境和比较复杂的人文传统，西部女性在面向社会实践、实现自我价值时，始终无法完全脱离家族家庭、村落社区等带来的各种牵绊，这是空间的因素。而当小说中的女性置身于上世纪50、60年代这样一个兵团创建伊始的特定时间语境中时，由婚恋、生育等带来的“女性之困”的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于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成信秀在许寅然、石永青这两个男性之间的两性游弋与纠葛便有了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逻辑性，作家匠心独具，为成信秀这一女性形象设计了报恩结婚、被迫离婚、有孕再嫁、蒙冤丧夫、父女相认……等曲折的生活经历。可贵的是，深爱西部家乡的作家直抵文化内核，让笔下的人物最终都能够艰难地超越苦难生活，始终洋溢着真善美的人性之光，小说的浩荡之气由之生成。成信秀、许寅然、石永青三个人的“错误”选择都有着不得已的可以原谅的现实原因，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他们是那么善良、利他、包容、慈悲，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人性的伟大光辉照亮了他们多灾多难也充满福报的曲折人生之路，恰如西部充满苦难艰辛却依然广袤包容的大地母亲。这样的叙事逻辑，显然得到了包括热爱生命、追求仁义、吞咽苦难、坚守本分等因子在内的西部民间文化内核的默默支撑，尽管，也许并不是一种显性叙事存在，但是，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都指向了这一支撑。小说后半部分塑造的以石昭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形象，其所面临的婚恋困境与“化茧成蝶”的人性超越也有着类似的理论逻辑。当然，由于作家的原生家庭具有“南北融合”“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在“寻根问祖”式的情结中，她在小说中或多或少也流露了自己对“南方文化”的钦慕，比如小说中入疆援疆的“上海人”很多时候就作为知识、科学、现代性的象征符号而存在，但宅心仁厚的作家也把同样的善意给予了西部大地上任劳任怨、只做不说的憨厚敦实的父老乡亲。小说中那些充满西部多民族色彩的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悠扬民歌、浩瀚风景等就是这种人性之善的鲜活世俗注解，小说题目中的“阿娜河”就是“母亲河”的意思，多民族人民在母亲河畔“共饮一江水”，团结共进，互相扶持。于是，在极具生活化意味（政治叙事意味并不明显）的文化交融描写中，南方人、北方人都在热爱祖国、建设边疆的赤诚心意中彼此融合、互相支持，这是善于思考的作家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慧表达，很多巧妙的笔致显示出的是“无为之有为”的特点。

综上所述，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是新时代西部多民族女性文学创作的新实践的成功个案，既有着植根于西部大地的现实义精神的坚挺内涵，又有着西部女性基于温柔敦厚的文化属性而晕染的独特审美色彩。当然，也必须指出，作为长篇小说，小说在结构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上升的空间，比如如何以更为多元的线索去改善简单化的线性叙事方式，以便于人物形象及其承载的主题更具深刻内涵，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体上看来，阿舍的小说《阿娜河畔》是新时代西部多民族女性文学实践的成功个案，小说基于西部多民族地区浑厚的文化底色，以中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开阔视野，为新时代女性投身社会建设、参政议政的新语境中的女性写作可能达到的新高度、新宽度带来了某种表征。另外，西部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人文传统等原因，可能有着更多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敛低调因子的先天优势，深层去看，阿舍小说温和内敛的美学面貌就有着西部多民族女性作家对“贵柔守雌”这一老子的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守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看来，柔不是弱，是努力与生长，是爱与希望。当代西部多民族女性小说作家益西卓玛、牛正寰、马金莲、梅卓、何延华……等人的写作也都多少葆有这种“贵柔守雌”的内敛品质，假以时日、推陈出新、百川归海，这或许将成为西部多民族女性文学实践对中国当代文坛的与时俱进的一份艺术新贡献。

作者简介

白晓霞，女，甘肃天祝人，兰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兰州城市学院教授。社会兼职：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民俗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同体视阈下甘宁青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究”（23BZW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

——读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

张富宝

阿舍是一个对自我写作有着较为自觉认知的作家，同时，她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开阔的知识视野的作家，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她的高度和深度。或者更进一步来说，阿舍的写作可以归结为一种“智性写作”，带有更多的自省、内倾、反思性的特征，她的写作固然也依赖于个体的感性经验，但更多显现出来的是一种思想型的写作。

长时间以来，阿舍似乎一直被主要视为一个散文作家。虽然近些年来，阿舍也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小说作品，但散文一直都是她的本色和根柢。在我看来，小说《阿娜河畔》其实也就是阿舍心中一直在流淌涌动的一部大散文。这种散文的品质（如朴素、诚实、自我等），或许影响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与叙事方式等等。

万涓成水，终会汇流成河。大凡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天命的成分，你的出生，你的家庭，你的历史，你的地理，你的时代，你的文化……，都是作品的孕育土壤与组成部分。阿舍的写作，也再次印证了那一句话，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完成一本书——一本大书，所有已经写出来只是其中的部分和片段，《阿娜河畔》是作家向她心中的那本大书的再一次靠近。

具体到《阿娜河畔》这本书来说，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阿娜河畔》是一部温情的作品，或者说兵团情、师友情、亲情与爱情等等，构成了它的一条写作主线。它是温柔的、温和的、温暖的，不是尖锐的、激情的、批判的，作家以生动、细腻、诗性的文字，带着悲悯与深情书写了阿娜河畔以茂盛农场为中心的生活史、发展史与变迁史，它是作家对建设兵团生活史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整合，带有明显的个人心灵史的印记。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书写一个两代建设者的故事来呈现并保护住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她的建设者们用自己的人生与命运为时代和国家写就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档案；她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她的反差——表面的荒芜偏远之下伴随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沉闷单调的日常生活之下萌生着汹涌不息的心灵动荡；她的命运令人唏嘘，她的建设者们的命运更令人牵挂。”（阿舍：《书写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正是如此，在农场生活的洪流之下，“心灵”“情感”“命运”等等成为《阿娜河畔》的写作重心，而温情与爱是其主色调，以至于我觉得处处可见作家的“笨拙”与诚实，克制与不忍。

第二，《阿娜河畔》以新颖别致的“边疆书写”，构建了属于阿舍自己的文学地理与精神原乡，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建设兵团的神秘面纱与历史风貌的一道风景，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兵团拓荒者与建设者的群像，充分彰显出宁夏文学的创造力与可能性。阿舍的写作，的确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这种气质更是迥然有别于我们特别熟悉的宁夏文学的气质，具有异质性与“他者”的意味。阿舍笔下的戈壁、荒漠、地窝子、农场，以及阿娜河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物候系统等等，都被真切而精准地再现了出来。这种“实证性的写作”，使阿舍的作品具有了坚实可靠的物质性、物理性与地方性。这是一种真正“内部视角”的纵深呈现，而不是一种“外部视角”的浮光掠影。正如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提出的，只有以“深度描写”为方法对抗外来文化的观察滤镜，才能深入到“地方”的内部。阿舍做到了。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阿娜河畔》中，作家对阿娜河的“风景书写”显得格外动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娜河不仅作为一种风景，更是作为一种方法，使得小说《阿娜河畔》具有了一种特别的魅力（这一点，或许可以与小说中提到的《静静的顿河》形成某种“互文”）。

第三，《阿娜河畔》具有独特而饱满的女性叙事，使小说具有了阿娜河一样明澈流动的美感。显然，这种女性叙事不是“强女性叙事”，不是女性主义的或女权主义的叙事；而是一种“弱女性叙事”，是注入了女性观察视角、生命体验与人性观照的叙事。同时，它不是以强制的、训诫的方式，而是以平和的、理性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女性叙事使得作品的叙事重心没有过多地指向时代与国家，没有过多地指向男性话语与政治风云，而是更多地指向了人性的、情感的与心理的维度，更多地指向了女性的心灵隐秘地带，更多地消解和重构了个体、时代与家国之间的矛盾纠葛。这一点，把《阿娜河畔》与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等等这些作品加以比较，就会有更为明显的感受。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是，《阿娜河畔》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要比男性形象更为饱满，更为成功，如李秀琴、成信秀、石昭美等，而那些男性形象如明双全、尤汪洋、石永清、许寅然、明中启等，相对都要逊色一些。这其中，尤以石昭美最具有代表性，“女儿、妻子、母亲、医生，人生的哪一个角色她都没有失职，她需要的，只是相信自己”。最终，石昭美在婚姻和家庭中，在时代与现实中，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了女性自我的成长史与自我的和解史。正是在石昭美的身上，寄寓着作家阿舍对个体与身份、历史与命运等诸多问题的深层思考，也使得《阿娜河畔》这部本意为向父辈致敬的作品带有了“当代性”的意味。

如果说《阿娜河畔》有不足之处，我觉得：第一，小说对建设兵团生活的艰苦性、残酷性与各种时代的与现实的、家国的与个体的、命运的与人性的等等矛盾冲突写得不够，显得过于温和了一些；第二，小说中写上海知青的部分，整体上显得比较薄弱，有脸谱化与符号化之嫌，也缺乏人物层次的设计；第三，小说对明中启和石昭美的感情生活着墨略有点多，冲淡了小说本该有的题材的冲击力。另外，明千安这个人物存在感不太强，本来可以引出另外的写作路线，但可惜只是简单带过，没有展开。

小说是对生活的想像与重塑，一般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创造生活，像卡尔维诺那样，诉诸于天马行空的想像；另一种是回忆生活，通过记录、回望与见证重塑生活。《阿娜河畔》显然属于后者。它通过对建设兵团生活的挖掘与回溯，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刻骨铭心、可歌可泣的历史，那既是个人的记忆史，又是兵团的建设史，更是共和国的发展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阿娜河畔》，我觉得最准确的莫过于“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这既是燃灯者尤汪洋的座右铭，亦是后继者明中启的人生信条；既是《阿娜河畔》的“文眼”与主题，更是作家对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处理与自我、他人、集体以及时代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哪一个选项能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自身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一重要命题的最终回答。

作者简介

张富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宁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建设者的峥嵘岁月与坚守的意义

——读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

许峰

阿舍在自己的创作谈《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中谈及《阿娜河畔》创作的缘由时这样写到：“咱们场撤销了，划给了XX场，以后没咱们场了。那是二〇一〇年的冬天，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而今唯一记得的是自己的震惊，听完对方不甚明了的解释，电话这一边的我大张着嘴，像是喉咙里卡了一粒囫囵吞下的葡萄，生生憋出一串急速的心跳。借着内心还未消散的疼痛感，我因由这个让我倍感受挫的消息，开始重新打量故乡，追问她一次又一次的命运从何而来。”

对于我而言，“现代化”带来的最大改观在于它鼓励人对“自我”和“个体”的认知与建设，其次才是生活中那些令人欣喜惊叹的便捷与舒适。只是，诡异却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又随之眼睁睁地发生了，被“现代化”理念滋养了若干年的“个体的自我”在“现代化”车轮的超速行驶中反而渐渐丧失了“自我”，越来越多的人，也许我也身在其中，加入了数目剧增的“封闭的自我与个体”，于是，一再被强调的“自我”在慢慢失效，因为封闭的个体正借助“全球现代化”的速度迅速成为与“他人”类似的群体，并被淹没其中。当所有的人在强调自我的时候，自我也就消失了。现实来到这一步，那些孤立的个体，即使对此有所意识，也难以通过一己之力破除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内卷。对比故事之外我所感受到的处境，我并不觉得与故事中人的处境有多少不同，作为参与者，虽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我们有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人必将置身于自己的时代，必将被风浪所裹挟，然而作为个体的你将怎么办？你将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便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你又该怎么办？所以，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书写一个两代建设者的故事来呈现并保护住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

阿舍的这段自述，流露出有关创作的三个信息：首先，《阿娜河畔》是一部回望怀旧之作。美国学者威尔森说，怀旧是一种自传性的记忆，创作者都是怀旧的。阿舍要用文字去书写那段饱含着她成长记忆的农场建设的历史，“献给我的父辈”更是对蕴含着“永远历史化”（詹姆逊语）的创作冲动。其次，阿舍通过《阿娜河畔》倾注着作者本人更深入的思考——现代性的反思，她慨叹的是现代化过程人的主体性的自我丧失，重新塑造出一个具有明净顽强的心灵的主体。最后，《阿娜河畔》是一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著作，以现代性寓言化的方式生动表现出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

《阿娜河畔》讲述的是在新疆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展现了几代人在边疆建设事业为国家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为生活而努力的动人篇章。阿舍重温这段农场的建设史，是一段客观化的历史，更重要的在于要建构一种阿舍所向往与希望的的主体历史，因而，我们发现阿舍在重述农场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不再是单纯地展示建设中存在的苦难与艰辛，而是致力于表达建设者在艰难的环境下依然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阿舍通过这种回望式书写，重建了历史的主体，重述了带有明显党史立场的共和国发展史。《阿娜河畔》讲述了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建设者胸怀理想，建设农场坚守农场的故事。小说以精细的笔墨描述了农场的发展与人的命运。明双全、明中启、成信秀、石昭美、许寅然等是农场建设者集体“镜像”，他们面临着种种苦难却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对农场建设事业的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主义萦绕在建设者中间，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识。“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正是胸怀这样的信念，使农场建设的历史成为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阿舍是一个文体成熟的作家，她非常擅长故事的讲述与结构的编排处理。对于《阿娜河畔》这样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农场建设者的奋斗与坚守是主线，是宏大叙事，然而一味地宏大叙事势必会带有某种说教的意味，从接受者而言，不利于读者的阅读。因此，阿舍非常巧妙地实现了奋斗史与情感史的交织化处理。将叙事的重心回归到农场的日常生活，回归到儿女情长。我们在小说中既看到了建设者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奋斗历程，也感受到亲情、爱情、友情的真挚可贵，而且这些情感晕染在小说的整体叙事框架之中，自始至终让小说充满了温度。

《阿娜河畔》是一部让人为之感动的小说，阿舍通过农场建设者的坚守与离去的对比，凸出了像明双全、明中启、明雨一家人三代人农场坚守者的伟大人格，阿舍是站在当下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去回望历史，重述那段镌刻在自己脑海记忆里的岁月沧桑，既勾勒出农场建设的历史，更是对农场建设者的致敬。阿舍通过书写农场建设者的平凡甚至是默默坚守的品质，实则是书写了一种传承的精神。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不仅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农场建设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亟需的。阿舍在《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这一创作谈中不厌其烦地讨论全球化、现代化、自我、个体，讨论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我想，她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现代性所带来危机，与过去艰苦的岁月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尽管沉浸在全球化、现代化优越的物质环境中，但人们却普遍丧失了“明净顽强的心灵”。阿舍通过《阿娜河畔》一方面是致敬建设者，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方面则是给当下社会的精神危机提供某种疗救，让这种拼搏、奋斗、坚守的精神得到传承，从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找到了慰藉当下人的精神滋养，进而涵养身心，敦品励行。

作者简介

许峰（1983-），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与乡土文学的研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2019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学术拔尖人才称号。出版专著《新时期以来宁夏文学批评研究》《新世纪宁夏小说现代化研究》《新时期宁夏小说评论史》（合著），在《小说评论》《东吴学术》《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宁夏社会科学》《文艺报》《宁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完成在研国家哲学社会规划课题项目2项，自治区哲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宁夏教育厅重点课题各1项，国家重大课题子课题1项。学术论文分获宁夏十三届社科评奖三等奖、宁夏第九届文学艺术二等奖，贺兰山文艺三等奖。

文章推荐：任淑媛（宁夏大学）

文章编辑：阿余尔洗（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