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神话学概论”，而课上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话是什么？”它是神话研究发起的前提，但学界却始终没有定论。面对这一问题，吴老师给出的回答是：神话概念的形成，需要观念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群，一群人认为或曾经认为神话是真实的、神圣的，而另一群人则完全否认神话的真实性、神圣性。如果只有前者，那“神话”只是历史；如果只有后者，那“神话”只是说着玩的故事。只有当一个故事，有一部分人信，另一部分人不信的时候，在不信的人眼里，这个故事才是神话。这其实涉及人的认知对神话概念的形塑，即认知语言学问题，吴老师的这一观点给了我一条重新理解神话的路径。

神话既然依托于语言而生，那么对它的解读则必然离不开语言学的视角。吴老师在文章《神话研究的认知视角》就引入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研究神话，包括用心理图式（psychological schema）来回应语境、讲述者与听众间交流等关键性问题；用范畴化（categorization）来探讨认知对神话概念形成的影响；用认知中的隐喻性思维解读神话的原型与深层结构。有了这一视角，许多神话研究的经典问题便迎刃而解，比如牛郎织女的叙事之所以难将其区分为神话或传说，就在于其概念范畴的模糊性、非典型性。美国民俗学者李·哈林（Lee Haring）在回应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提出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问题时，也认为认知语言学是拓展民俗学研究视野的一个重要视角。但就中国民俗学界、神话学界而言，认知语言学似乎仍旧是缺位的，我想我在未来的研究中势必会将这一理论化作我的武器，它对诸多神话现象的解释力值得深度挖掘。

在语言学中对语义的研究是一方面，语音的研究也是重要环节，若对神话进行溯源式研究，语音的视角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在一次聚餐中，我们跟吴老师聊到了目前“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转型，他说，朝向当下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们的神话依旧留下了许多秘密等着学者去揭开，比如黄帝为什么四面？月亮里为什么有兔子、蟾蜍、桂树，太阳里为什么有乌？甚至俗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可能与神话有关，而这些是只有神话的溯源式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他的研究兴趣所在。面对神话里诸多的问题与秘密，吴老师拿起了“语音”这一武器，将它们逐个击破。事实上，英国神话学家麦克斯 • 缪勒（Max Muller）在19世纪便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西方的诸多神话，并提出了“语言疾病说”，认为许多神话诞生于人们对语言的误解。学术的发展与理论本身的缺陷使得缪勒的理论蒙尘，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理论在当下的研究中已完全失效。由于中国传统小学的存在，利用文字、音韵、训诂来研究神话并不是罕事，但文字与语音在语言流变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单一语言内部的语音考证、对古音的忽略、语音考证的孤立与零散等因素，都导致了语言学视角的神话研究受到了限制。

面对这些问题，吴老师使用了古音构拟、少数民族词汇语音等多种语音材料综合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神话语言基因的系统性概念。在吴老师的研究中，伏羲、女娲、后羿、嫦娥、大禹、涂山、娥皇、女英、嫘祖、盘古、盘瓠、帝俊、尧、舜、禹、桂、蟾蜍、兔、乌等等神话形象，都处于同一系统中，它们语音同源，且都由一个原始音发展演化而来。若我们用语音考证把大禹解释为太阳，那么必然要回应尧舜禹禅让的问题，因此他们的原型实际上是太阳轮流值日。如此解释又将把问题引向尧、舜是否也是太阳，故我们可以顺势得出“舜耕历山”实际上指太阳在历法之山上空更替的结论。借由神话语言基因的系统，许多重大的神话秘密得到了解决。吴老师时常说，若想驳倒他的解读，就需要驳倒他的整个系统；反过来，我们的研究若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则需要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结论体系，独木不成林，孤证是很难撑起对神话的解读的。用语音溯源神话的难度极大，不仅需要扎实深厚的语言学功底，还需要具有串联诸多看似不相关的材料的联想能力，这也可能是目前中国神话研究界较少看到相关成果的原因，但吴老师在语音考证神话上的成果实际在向我们表明：第一，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学术史的意义。它向我们展现的不只是过往学者、理论的沉浮，而是一个时代之思想、观念对理论使用的影响，理论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的兴盛或衰落可能与特定时代的学术范式有关，但我们依旧可以在学术史中重新定位自己的研究、回应自己的问题；第二，语言学对神话具有很强的阐释力，神话叙事本身就是言语实践的过程，我们若以语言学的视角重新看待神话，无论是溯源还是朝向当下，它的意义都能得到不一样的阐发；第三，神话研究中对系统、体系的构建，有助于研究跳脱出个案的窠臼，从理论的层面回应更宏大的问题，并能以此解决诸多微小的问题。

吴老师从认知到语音的神话研究给予了我许多启发，不仅仅在我分析神话文本、神话现象时有所助益，还帮助我把民俗学、神话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勾连了起来。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朱刚老师受到20世纪民俗学理论从以文本为中心（the text-centered approach）到以演述为中心（the performance-centered）的范式转换影响，提出了交流诗学（poetics of communication）的理论模型，而这一理论框架又源于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所提出的言说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和交流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等理论的影响。当下民俗学界流行的表演/演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也是在这一学术范式中诞生的。因此，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实际上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的研究。基于交流诗学的模型，吴老师结合自己的田野实践提出了“作为交流的故事讲述”的话题，他告诉我们讲述故事不是对故事文本的背诵，而是一种运用故事的交流，因此研究者的在场与提问，对于讲述者而言都是一种交流，也会影响着叙事的内容和侧重点。这一话题能够关联的问题有很多：田野作业的实践与伦理、认知语境、民间文学文本的制作、表演/演述中的交流……它们似乎最后都将落脚在语言学的问题上，即交流中的言语实践。因此，尽管吴老师的神话研究往往都选用非常具体的语言学理论，但其背后反映的是语言视角对神话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它们在当下的转型与语言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研究中却缺少具体的语言学理论，若能充分利用语言学拓展神话的研究，或许其中真的能产生丰硕的理论果实。

在硕士期间我们跟着吴老师学习神话，发现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也看到了老师对很多问题独特的解法。我想，除了吴老师深厚的语言学功底与田野功夫，他的研究取向更多地体现了他对神话的好奇与热情。我在阅读民间搜集的神话资料或者外国神话选本时，常常会因为看到一些神话叙事内容与老师的语言基因系统相匹配而兴奋不已，这或许就是神话研究的魅力。它给予研究者一种解密的快感，又给予读者一种揭秘的享受，而神话本身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迷。语言学可能就是解开这迷思（mythos）的钥匙之一。

作者简介

孟琳峰，广东深圳人，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神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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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