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转向”是近年来学界的整体趋势之一，空间意义上的“再发现”为进入“边地中国”提供了新的准入路径。刘大先便已指出，新世纪以来，“边地”涌现出了不同于“中心”的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他将这种力量命名为“边缘的崛起”。这种“崛起”不同于中心性的主流话语表达，其以多维度、跨地域与复合层面的小传统叙事勾勒着自身的主体性。李怡以成都为例进行了探讨，为这种“主体性”提供了学理的合法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不仅仅是局部，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换句话说，边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这只麻雀，也应该获得，甚至是必须获得被解剖，被聆听的权利。了一容的《玉狮子》是这只麻雀极好的缩影与样本。

“边地”从来不是等待被发现的。从现代中国开始，边地的发现便与作家的主动选择勾连在了一起，从沈从文到李劼人再到艾芜，我们能从这些现代作家身上发现的是一种近乎“建构的冲动”。80年代的汪曾祺继续开拓着这种地方的发现，在西南联大以先锋之名的他在复出后将苏北带入了读者的视野；在国家的另一边，王蒙用他那“黑黑的眼睛”深情地回望着伊犁，把边陲的新疆的“这边风景”用散文与小说继续书写着。了一容强化了这种选择。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如果说王蒙对新疆是一种主动选择，“百灵鸟在空中边飞边唱，成双的家燕从南方回到了伊犁故乡”，这样的“回返”包含了明确的“位置”，就如同“塔玛霞儿”后的人们要归家一样的必然。了一容强化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被动抉择。伊斯哈格是从内地逃离的，是他被动选择了新疆。作为“逃离者”存在的还有麻雀，这里的麻雀不是“似曾相识”地“归来”，而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归去”———这是伊斯哈格作出选择并执行选择后，看到的第一处“风景”，他感到的是“庄严肃穆”。与其说，伊斯哈格看到的是风景，不如说，“闪电般击中他心脏”的伊斯哈格第一次看到了内面的自己，边地“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这里不是哈尔盖却胜似哈尔盖，“庄严肃穆”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对自身选择的终极认同。在此刻，被动的抉择同样被赋予了“行动”的积极意义，“边地”不再仅仅是千里江山图上的一个地点，它正在为这些逃离者同样提供一个“位置”。

如此，殊途同归。

这些小小的麻雀，不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处常被忽略注脚的吗，所以它们无处安放，“会疲劳过度而跌落，成为遥远戈壁荒漠迁徙路上的牺牲者”，但了一容却偏偏要为“边地”，要为名为“伊斯哈格”的众多“逃离者”留下自己的“位置”。玉狮子太大了，大到成为一种符号，是《老人与海》搏斗的回响，是《新华字典》中遣词摘句后可以名状的象征，在“玉狮子即伊斯哈格”的判断下必然会在那茫茫的草原留下无论是伊斯哈格还是玉狮子的位置，麻雀的位置在哪里？麻雀并没有消失，了一容在给玉狮子位置的同时，也同样给了“鸟儿”的位置，在艰苦卓绝的心灵斗争中，伊斯哈格三次想到了“鸟儿”，或者说，伊斯哈格在想着玉狮子的同时，鸟儿正在看着玉狮子，若说“玉狮子即伊斯哈格”，毋宁说，“逃离的麻雀——逃跑的伊斯哈格——逃失的玉狮子”才本是一体的，而了一容为“逃离者”留下位置的方式，便是通过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得以实现的——没有“人”可以被忘记。

沈从文在40年代写下了《长河》，其中多次出现的两个词，一是“现代”，二是“来了”。《玉狮子》中除了“逃离者”，同样也有“新来者”，“现代”同样也“来了”。“种子”和“农药”似乎与“煤油”“自来水笔”形成了互文，这也揭示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现代”如何入侵“边地”。若说沈从文更多从“地方重造”入手关注的是“文化改造”的相关问题，了一容则更多了一层温情的现实关怀，这也与他此前更为关注的底层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的笔墨一直关注着底层、民众、民生”。或许，“煤油灯”和“自来水笔”也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麻雀，司空见惯，没有了陌生感，但从现代中国通达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只麻雀身上所被作家投射的道德情感与终极关怀却成为一把钥匙，被保存了下来，《长河》中的麻雀也在长河中被《玉狮子》所寻到，焕发出新的危机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怀。

作者简介

李冬旭，男，山东德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华文文学，在《江西社会科学》《临沂大学学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若干篇。

文章推荐：任淑媛（宁夏大学）

文章编辑：阿余尔洗（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