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存在者的相遇，让我们认识到生态系统中涌现了新的诗学关系。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生命诗学，它不仅让非人的事物自我言说，而且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世界。了一容的《玉狮子》试图告诉我们，当超越人类生命视角进行叙述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生命并与之相处。通过揭示人类生命如何只是许多生命模态之中的一种，了一容将人类生命陌生化，考察其他生命形式的那些不同的非象征性属性。

首先，小说凸显了非人生命是某种具有自洽性、个体命运的存在。无论是与故乡“告别”的麻雀、被替换的粮食种子、因种植进口种子损伤的生命系统（虫子、猫、喜鹊、乌鸦、猫头鹰、老鼠等）、村落，还是玉狮子之类的牲畜、草原上各种动植物、草原等，都流淌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但是，这些存在者往往在人类的干扰下，忍受着生命的重压。对于玉狮子而言，“只要马绊入项，就好比枷锁上身，再不敢跑那么快了，因为跑得越快，那根木棒会绞绕在马的前腿的里里外外，敲打得极其猛烈，会钻心的疼。”某种层面上可以说，人类是这些存在者的“枷锁”。玉狮子通过“反叛”和对“自由”的追寻，对抗着人类文明中某种倾向的偏见，这种偏见倾向于认为我们比它们“高等”。了一容通过伊斯哈格形象，似乎化解着这种矛盾。虽然绊马棒是伊斯哈格套上的，但也是他脱下的。

其次，通过不断接续的事件，小说指向了生命的自我阐释。无论是老人与海，还是伊斯哈格与社会、玉狮子与草原，都彰显出单一生命在特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了一容通过相似故事的联动，叠加着生命的重量和质量。相较于老人与海之间凌厉的矛盾，小说让读者以更温和的方式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使其沉浸在不断明晰的和谐关系之中。玉狮子以纯净、洁净、干净的姿态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它是“不肯向世俗低头和不愿随波逐流的白马”。当伊斯哈格在不断寻找它的过程中，也在寻找着自己。所以，当他们在各自经历磨难后，再次相遇时，“当生命有了伴侣，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恐惧和孤单了。”一旦生命之间产生了连接（即使是跨物种的），便具有了继续生存的勇气。

最后，小说通过跳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叙述，敞开了生命。当伊斯哈格找到了玉狮子，返回途中，“草原上的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天地亮如白昼，草木在骏马的蹄下轻轻地挣扎，发出唰啦啦的响声。伊斯哈格觉得自己在草上飘着。”这种“飘”的感觉似与庄子所言的“游”着有异曲同工之妙，跨越物种界限的互动，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感受。生命不再封闭，它向其他生命敞开。人（伊斯哈格）与非人（玉狮子）彼此互动，两者既与更广阔的草原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也与生活世界关联在一起。这同时也是了一容把书写在地化的一种方式，即人是如何与那片土地上的存在者产生关联并共同生存的。

在这些层面上，小说影响了我们对我们和它们是谁的理解。生命差异不再那么轻易地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他异性也只是诸多生态系统中存在者们彼此关联的结果。简单来说，草原生态本身是由诸多生命构成的，我们和动植物都不是唯一。因为所有的存在者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交流互动，才使草原成为了家园或“栖息地”。了一容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提醒我们非人生命的真实存在。如果真正了解了它们，就不会把它们变成人类的“附庸”，或施暴的工具。生命以及生命所创造和企及的各种关系，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如果我们能学会聆听，它们可能会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叙述。也正是如此，了一容通过生命诗学的演绎，成就了美学意义上的生命伴侣。

作者简介

王红丽，女，河南商丘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新华文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文学研究》《西部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若干篇，译著《物质阐释学：反转语言转向》。

文章推荐：任淑媛（宁夏大学）

文章编辑：阿余尔洗（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