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方性为书写表征的“新南方”与“新东北”成为了文学批评界的热词。自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上榜后，新南北写作便成为一种建构的“知识”，提供了一种批评视角，也同样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结构”。笔者无意对这种知识进行考古学式的梳理，自这两个批评概念诞生之日起，已有太多阐释，且均带有启发性，人云亦云，终将拾人牙慧。但当笔者重新审视无论是“新南方”“新东北”亦或是近日最新提出的“新北京作家群”，以及之前以“西南”成都为问题中心提出的“地方路径”之时，却发现“西北”成为了缺席者——且是唯一的缺席者。或者说，这种“缺席”本身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若对西北的文艺史进行追溯，碍于篇幅或者只能简单勾勒。自“丝绸之路”起，西北便从来不是一处“绝地”，而是“通衢”，有学者便已指出，“古代中国容纳外来文明，西北是源头。”西北之“通衢”，体现在其强大的“向心力”，不仅是对域外文化的包容接纳，还有着对内地诗人的感召与震撼，“边塞诗”便是最好的证明。进入现代中国，最为璀璨的一处“地方”便是延安，这里不仅是革命的圣地，同时也激活了西北的文艺生产，涌现出众多诗人、小说家、剧作者，“鲁艺”的成立也正是这种被激活的文艺的体现，正如其院歌所言，“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革命与文艺相得益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西北联大的成立，也同样在“救亡”之中发出了西北的文艺之声。新中国成立后，从以《天山牧歌》等作品为代表的“放歌时代”（丁帆）到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西部文艺”（1985）的提出，再到更为关注女性写作的“西北女作家群”（刘茸茸）以及“大西北文学”（李震）的提出，都揭示了“西北”在文学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那么，“西北”便只属于历史吗？“西北”只能在追溯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吗？上述诸多学者所提出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也说明了他们建构“西北”的努力，并试图在“历史”与“当下”为“西北”建立一个坐标，并以此说明“西北”——这种努力颇有沈从文书写《湘西》异曲同工之妙，“湘西”与“西北”同样都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些努力好像仍然还是“历史”的，“溯源”与“总结”成为了主流，若我们对“新南方”与“新东北”进行观照我们便不难看出，之所以为“新”，是需要一个“契机”的——这种“契机”可以是“东北文艺复兴”般口号式的呼吁，但支撑其成立的内在理路却是近年来不断崛起的“新东北作家群”中作家的创作。还需要指出，“新东北作家群”仍然是一个“后”的概念，无论是“新南方”还是“新东北”写作，最先走入批评家视野的，往往不是“群”，而是“个”，换句话说，是见一木而识林的过程——无论是“新东北”还是“新南方”，还是不断纳入其中的作家们，都是被不断发现的过程。如此来看，“西北”，从不该缺席：无论是“个”的发现，还是“契机”的出现，目前观之，都已经具备——笔者所言，便是马金莲。这个名字与呼之欲出的“新西北”，在笔者看来，早已同频共振。

《亲爱的人们》以80万字的宏大体量对大西北乡村进行了深度的开掘。如果存在“想象中国的方法”，那么，《亲爱的人们》或许可以成为这种“方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访谈中，我们可以知晓马金莲为了真实地触摸西北而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甚至差点经历了一次半途而废，但“艰苦而扎实的乡村生活让我熟知这片土地，面对西海固乡村，拿起笔我的底气是足的，我感到自由，可以大胆而充满热情地讲述。”如此，“羊圈门”的人们便栩栩如生般跃然纸上，“西海固”也成为了一处鲜明的坐标为“新西北”打开了叙述的空间与路径。无疑，《亲爱的人们》也是属于历史的，祖祖、舍娃与碎女从20世纪80年代末走到了21世纪的当下，这恰好是所谓“80后”一代人所生长的年代，而《亲爱的人们》恰恰也是同为“80后”的马金莲对历史的回复：这些“亲爱的人们”不仅仅迈过了这段历史，成为了历史中的人，她们还和马金莲一起，在迈过历史来到当下后，继续做着回应——“乡村振兴”是她们共同发出的时代之音。与马金莲一样，“新南方”“新东北”的大部分作家也都属于“80后”作家序列，如果说，“锚定共同体的意义”可以在双雪涛身上实现，那么，马金莲便是在更大的场域中将这一“共同体的意义”进行了“深描”，在与“主流”，与“历史”对话中鲜明体现出“西北”的声音。

周展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维度”，这一维度并不仅仅是要探究现当代作家的“政治”面向，这个维度恰恰是要说明，如何对当下进行回应？从这个角度来看，马金莲与“西北”的文学具备了天然的回复路径，国家对西北的开发实践（“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本身便是与西北作家的创作息息相关，甚至是同频共振的——“西北”从来不是一个“迷”，也不需要“解密”，那些“亲爱的人们”所经历的种种，本身也就是作家们所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马金莲或许无需经历与克服80后作家“自我的断裂”，人们就是我，我就是人们，她关注自己，同时也就是在关注最平凡却又独一无二的西北的人们。在作为特殊性的“地方”，如果没有作为普遍性的“中国”，也是无从存在的，而以《亲爱的人们》为例，我们便可以管窥“新西北”写作之一重要特性——你永远不会因为“地方性的强”而忽视更大的“国”的存在，从“地方”回到“国家”可能并不是如有关学者所言，“可能首先会从双雪涛这样东北籍的作家开始”，对于西北作家而言，他们无需考虑“回到”的问题，他们书写的，就是中国最平凡的人的故事，“新西北”写作所书写的，本来是最真实的中国。

近日，马金莲获得了“高晓声文学奖”，羊圈门的人们再次来到了人们的眼前。在与“主流”“历史”“当下”三者的对话中，西北作家马金莲用《亲爱的人们》给出来了自己的回应。“新西北”写作并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命名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地方”通达“当代中国”中打开一条“西北路径”，它所要做的不是向历史回返，而是在回答历史问题的同时，更多关注“今后”问题之上，去回答当下的“中国问题”，同时在更为宽广的维度上，反映最真实的社会生活。

“想象当下中国的方法”，要从“新西北”开始。

作者简介

李冬旭，男，山东德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江西社会科学》《临沂大学学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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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