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之事物发声。”——2023年瑞典文学院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的授奖词

近年来，“在地性”成为文学领域的热门关键词之一，其指涉的地方特性与全球化有效拓展了本土经验的思考空间，不少文学工作者亦前赴后继汇入“地方（Localization）”浪潮之中。然而，在具体言说中，“地方”往往被理解为“动态发展的局部”，其强调运动，强调部分，而忽略了“地方”内蕴的历史结构，即缺乏对地方为什么发生变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发展情势的追问，或许正如艾略特所说，若要理解历史，“不单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2024年，马金莲《亲爱的人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全书八十余万字，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重点扶持项目、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前全文业已分别节选发表于《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民族文学》等多家权威文学期刊，因此该书出版后反响较为激烈。在对该作品的诸多评价中，“西北”是最鲜明的烙印。在今天看来，“西北书写”已不再陌生，“西北声音”愈发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最重要的声部之一，“西北经验”也往往被结构为中国经验的局部呈现。然而，相对宏阔的表述往往压抑了“无法言说之物”的表现，微观个体的隐秘心灵常成为时代大潮下的涌动暗流。大潮大浪与小溪暗流并非紧张的对峙关系，前者的涨退行止往往与后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马金莲最大的成就或许并非她以八十余万字写尽了中国西部的风云变幻，而是用宏阔又不失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动力。《亲爱的人们》没有以改革开放等外部事件标识时间，而是以“羊圈门”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思想的变迁来体现时间的流逝，在这种叙事节奏下，普通百姓的爱恨情仇、恩怨纠纷被推至前台，一切似乎都可以被理解，一切都在作者悲悯的笔触下展开，作品不仅反映了西部的山乡巨变，更在深层次回答了这种巨变是怎么发生的。这种深沉的写作力量无法通过旁观和模仿习得，深刻的见地也不能依赖图解政策与政治的话语。马金莲曾在访谈中坦言她在西北“扎扎实实地做了几年农村小媳妇”，作者有切肤之痛，也有结结实实的喜悦和幸福，所谓“在地性”即如这般，将根深深扎入地层，吮吸祖辈的痛苦和欢乐，于方寸规矩处擘画出碧远的天空，又生发出直逼历史深处的人性追问。由此，这部作品并非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又成为这一主题笃实可信的文本。

《亲爱的人们》把农民马一山一家作为叙述主体，而非将他们作为西海固脱贫的事件承载者，这一区别就决定了作品不单是一部农村发展史，更是一部心灵史。乡村发展中的个体阵痛往往被变革转型的嘹亮声调淹没，前者往往被视作必要的“牺牲”，具体生命的瘢痕成为历史纵深视野下个体羞于启齿的过眼云烟，心灵深处的浮躁与悸动则是时代列车上“不合时宜”的风景。马金莲没有抛弃这些“无法言说之物”，小说通过抢水、修路等情节折射出乡村文化伦理的溃散，又通过书写马一山的挫败与苦痛生发出对人类生存处境的追问，在“无法言说之物”面前，历史的意蕴变得广大深远。《亲爱的人们》不仅写雄歌嘹亮，也写静水流深，视角由内而外，具体生命展演刻画了时代的年轮，地底深处炽热跳动的心脏慢慢穿透历史岩层，蒸腾出无边的心灵力量。羊圈门人们为命运而挣扎、为生计而奔波，他们的努力、汗水、苦痛、欢欣逐渐层累出历史的刻度，作者笔下人们难以言说的哀伤、痛楚、悸动则彰显了历史的精度，由此深化了乡村振兴这一主题。

作者简介

韩晨辉，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韩晨辉认为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不仅描绘了中国西部乡村的发展历程，更可贵的是这部作品深植乡村肌理，将人民推至前台，正视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动力，同时写出了西北人民的心灵秘史，展现出乡村发展的多重侧面，深化了乡村振兴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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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