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设置了理论观察报告，会议分为九个专题组，并由九位老师分别进行报告。

一、各民族“三交”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邱婧)

由于各民族“三交”研究提交人数较多，分为了两组。本人负责对各民族文学“三交”研究专题的两组讨论进行观察。我们这两组共有21位学者做出发言，就发言的议题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立足当下，对于新世纪、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区域文学发展进行全面或者细节的观照，看到当下的文学创作确实有交往交流交融的向度。比如艾翔的新疆文学跨族际传播研究、韩春萍的丝路文化意象研究、王继霞的北疆回族文学研究、王妍的西部乡土小说研究，周昊宁对近五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关键词展开探讨等等。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当然也有一定的挑战，因此，我们这两组的讨论中，还有对少数民族文学被纳入早期国家话语建构的一些重新观察和讨论，比如杨彬的红色经典研究、邱婧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柳改玲的少数民族文学奖研究、段小曼的少数民族诗歌国家意象等研究，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参考。

第三个方面，我们这两组的讨论着眼历史，对古代、近代，或者是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进行观察，比如努尔艾力·库尔班的百年鲁迅作品维吾尔译介与传播考察、韩丽霞的《祥麟日记》边疆书写讨论、刘红红的蒙汉文化交融与边地文学研究、王红的西南多民族古歌等研究、王菊的彝族土司家族创作、王志清的淮南子研究、赵映蕊的明清多民族文人的鸡足山书写等等，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相当丰富多元的文化与文学。

最后一个方面是，我们这两组还有对于中国多民族民间文学的创新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丹珍草的格萨尔史诗研究、王淑英、范家婧的本主形象分析、徐美恒的格萨尔植物叙事考察、石迪的晚清民国时期贵州学堂乐歌、王志清的关公与木华黎共祭空间的口头叙事等研究。

由此可见，我们两组各民族“三交”专题聚焦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题进行讨论，对于以后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二、少数民族戏剧文学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吴电雷)

“少数民族戏剧文学研究专题”共有来自国内高校、研究院所的15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探讨。

首先，吴电雷以《西南少数民族戏剧中华传统题材剧目类型概要》为题发言。他指出西南少数民族戏剧中华传统题材剧目类型多样，主要分为创世始祖戏、唐前历史演义戏、安邦定国戏、道德伦理戏、公平正义戏、传奇小说题材戏等。

第二位发言人陈玉平来自贵州民族大学，对其论文《贵州沿河土家族阳戏剧目及价值探析》进行了陈述。他指出贵州沿河土家族的阳戏，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面具阳戏，由于传承地域邻近，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与贵州省内的息烽阳戏、开阳阳戏、福泉阳戏、罗甸阳戏、黔西阳戏等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且与沿河当地的傩堂戏、花灯戏多有交叉融合。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广西艺术学院的孙丰蕊，他以《非遗3.0时代语境下傩戏的保护传承利用新思考》为题，阐述在非遗3.0时代如何保护利用与传承傩戏的新思考。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的郎雅娟，她以《动态的文本——侗戏〈珠郎娘美〉的跨文本研究》为题发言。她以“动态的文本”为关键词对《珠郎娘美》文本的演变进行了梳理，《珠郎娘美》从歌谣到侗戏，从侗戏到黔剧，从舞台艺术片到音乐诗剧等，阐述了不同时代文本的变化，以及各种文本之间存在着指涉与关联。

第五位发言的学者是来自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的成荣蕾，她以《论少数民族戏剧的教化观——以侗戏文学为例》为题发言。她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从上古至今教化思想源远流长，在我国长期的戏曲表演、传唱过程中“戏教”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各戏曲剧种，为我国三百多个戏曲剧种的创作提供了“礼乐为纲”的精神内核。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的杨红，她以题为《论“十七年”时期民族民间文学戏剧改编现象的生成语境——以贵州为例》发言，阐述了“十七年”时期贵州民族民间文学戏剧改编现象发生的历史语境。

评议人由来自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的杨红担任。杨红指出，在座各位专家从不同学科背景聚焦于少数民族戏剧文学，且携带着各自视角与学术发现。六位学者的学术分享结束后，以来自贵州民族大学为主体的博士、硕士同学们继续以“少数民族戏剧文学研究专题”开展研讨。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担任主持，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郎雅娟担任评议人。其中包括杨莉（贵州民族大学）的《论布依戏剧目的薛家将故事》、付晓娜（贵州民族大学）的《乡村振兴战略下侗戏的传承与创新探讨》、罗天荣（贵州民族大学）的《试析少数民族戏剧的文化价值与发展路径》、文湘（贵州民族大学）的《<秦香莲>在贵州地区的异变研究》、阳忠艳（贵州民族大学）的以《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七十年研究述评（1952-2022)》、何紫艳（贵州民族大学）的《地戏唱本<薛仁贵征东>的文本内容和传承情况——以折溪村为例》、丰雨晴（贵州民族大学）的《贵州地戏<杨家将>对<杨家将演义>的再创作论述》、吕双燕（贵州民族大学）的《铜仁市古戏台区域分布与类型划分》、张会会（贵州民族大学）的《西南地区傩戏仪式唱书识语研究》等等。最后，师生就研讨主题进行简要的问答讨论。

三、跨学科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林琳)

本次学会特设了“跨学科专题”，专题下有7篇立意各不相同，但又指向共同体核心内核的论文，有5名学者进行了内容汇报，讨论持续了整整3个半小时。

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对于学科的发展十分具有敏锐度，设置跨学科分论坛就可见一斑。尤其在面对媒介融合浪潮铺面而来的今天，文学的研究必然不囿于传统文本本身，它会与不同学科同频共振、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李长中振聋发聩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缠绕关系的再思考，杨杰宏以自我经验作为方法，从仪式叙事学的角度探索田野与理论彼此之间的关联；林琳对于影像传播中少数民族精准扶贫题材电影未必不能超越刻板印象，凝结为视野更开阔的研究的一种探索。张波对贵州村超这一高热度现象背后，有关中国共同体叙事“范本意义”的想象，还有张柯欣发现纳西族东巴文化中shu这一概念在对外传播时，译名越客观，其对 Shvq 的“理想认知模式”的偏移程度就越大的有意义的现象。

小组五位成员的选题都各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在学科交叉视野中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从方法论意义的确认、研究对象厘清的价值、超克新旧资源的刻板理解，大家在深度交流的过程里，不断迸发出新的火花与收获共识。可以说，跨学科的价值在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文学与不同学科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文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同时‌，跨学科研究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还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和视角，促进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本次年会对此专题设置的价值与意义也因此获得了立体的凸显。

四、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吴刚)

这次年会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专题组有7篇文章，都比较有代表性。对于理论与方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阿婧斯的《论蒙古史诗中的语象叙事》，文章从古希腊的语象叙事理论引发出对蒙古史诗语象叙事的思考，指出蒙古史诗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图像化的特点，会繁复铺陈地描述如武器、服饰等具体器物，语象叙事特征鲜明，认为语象叙事对于蒙古史诗在诗学、叙事学、文化人类学层面都有重要意义。

其他六篇文章也都提出了理论问题。内蒙古大学冯文开的《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及其影响与启示》对口头诗学本土化的发展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中国学者将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结合起来，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口头诗学的标识性概念、工作模型、关键性研究议题等，展现了中国学者为构建中国口头诗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的重要贡献。

广州华商学院刘亚娟的《文学史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入史的问题。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给部分少数民族的文论家及诗人的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进入主流学界视野的机会。应该立足于各族文论的特质，生产出话语和理念体系，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对中国问题具有解释效力，对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推动全作用，对中国文论具有共建意义。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苏培的《<玛纳斯>叙事中的悲剧美》提出了《玛纳斯》悲剧形成的问题。文章聚焦《玛纳斯》史诗第一部，运用美学与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玛纳斯》中的悲剧叙事类型以及悲剧叙事的缘由。认为《玛纳斯》悲剧叙事中的审美精神主要体现在情感宣泄与精神净化，崇高感的集中显现凸显史诗的神圣性。

云南师范大学徐俊六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视域下的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学界认知、发展瓶颈与建构路径》提出了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发展问题。认为由于学界认知上的“偏差”与“固化”、创作人才不济与文学品质不高等问题，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不够充分。应探索突破与超越传统文学视野、题材、审美、价值和人才培养等路径，破除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提升作品内涵与创作质量。

内蒙古科技大学田中元的《蒙古族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的生态想象》提出了蒙古族叙事诗的生态观念问题。认为《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流露出的生态思想较为丰富，作品表达了和谐观念，流露出蒙古族人民浓郁的乡土情结，表现出对草原的依恋和亲近，彰显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态审美智慧。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吴刚的《正确阐释民族文学史料》提出如何正确阐述民族文学史料的问题。认为中华文学观是阐述民族文学史料应该始终坚持的立场。正确阐释民族文学史料需要提高两种认识，即充分认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充分认识历史与当下、未来的关系。

五、口头诗学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罗文敏)

总体来看，“口头诗学”这一组有三大特点。其一，“全观诗学”的研究者占三分之一，说明这一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其未来可期；其二，“口头诗学”的研究者老中青梯队正在形成，年轻博士不仅热情高涨，而且思路清晰，学术素养与学术敏锐度高；其三，宏观思考的理论回顾与展望有之，结合口头传统的民间叙事文本细部研究有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核心特点。

刘艳超强调：口头诗学影响到了中国的整个人文领域。她借助名为“引用空间”（CiteSpace）的“知识图谱绘制软件”，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试图让隐含在大量文献中的线索、趋势、侧重点以及类似的学术关注焦点能被更清晰地凸显出来。她认为中国口头诗学研究分这么三步：起步、缓慢发展、快速发展；可惜有核心作者，但未形成核心作者群；而且研究热点集中在：史诗研究，程式分析，并形成“以演述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王威认为，口头文学创编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艺术手法与传播媒介相互叠加、共生共演。借用“全观诗学”同时将行动主体、历史进程、精神风貌、文化生态、艺术嬗变、实践操演等彼此相关的层面和维度都纳入考量范围的良好视角，审视其“全观”的艺术创编技术与媒介共生实践方式，很有必要。她强调互联网文化语境的参与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圈层，不可忽视。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王星虎认为，史诗研究从借鉴人类学与神话学等研究范式，由民族志考察的口头诗学源头，从单一的固态文本研究走向活态文本研究，同时加强了对民俗语境、演述人与受众者表演理论角度的活态场域的追踪。同时，这种凡是转变与多元化路径的探索还表现在：不断从其它学科借鉴学术活力譬如从叙事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中尝试借力，在宏观理论与细节分析等诸方面都分岔出多元化的趋势。

汕头大学罗文敏认为：荷马史诗的文本内容其实它是一层层题材累叠与镶嵌的结果。譬如《奥德赛》可被视作通过萨满教元素的探险来扩展了自身题材的结果。题材是“累计叠加”的，“记忆”也是。尽管学界反复强调“传承”与“记忆”，但实际对“记忆”的理解是有偏误的。该学者目前申请到了一项题为《认知科学视域下的史诗歌手记忆研究》的教育部项目，希望能有所贡献。

内蒙古民族大学秋喜认为，布里亚特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共和国，秋喜研究发现：以口头形态为主的布里亚特史诗《阿拜格斯尔》，是蒙古语《格斯尔》的一种变体文本，它在结构、情节及人物等方面，与《格斯尔》史诗还是在细节上存在一定差异。《阿拜格斯尔》史诗主要是韵文体，散文体的主要是改编版，如秋喜核心介绍的两部史诗《人民的英雄格斯尔》《格斯尔的传说》等。随之秋喜以1982年版《阿拜·格斯尔·胡本》为代表版本来分析该史诗的九个章节主要情节及其版本译介特色等方面，该史诗的独特性，并将1982年版《阿拜·格斯尔·胡本》与上述两个改编版做比较研究，赞赏改编版之图文并茂的审美效果，呼吁推进布里亚特《格斯尔》研究的全面深入。

青海师范大学张英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盘王大歌》为研究对象的特定版本，将其中重复出现的单元抽取出来，以文本互源、文类互源，确认了重复片语的口头程式性质。张英强调，《盘王大歌》关涉诸多要素，集多种叙事为一体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与诗学特质：不仅可以看出程式是口头创编的重要手段，还能看出程式及其密切相关的主题，合起来决定了口头创作的技巧不同于书面文学的生产机制。

西北民族大学《玛纳斯》研究中心阿布都外力·克热木，《基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与消费理论的<玛纳斯>史诗跨媒介传播的多模态阐释》。认为史诗流通维度的形态分别有8种：口头的；文字记录的；书籍的；图片图像展示的；录音录像音视频的；雕塑画廊的；歌舞剧的；文物遗址的。

内蒙古师范大学包海青强调：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创编-传播-接受过程，其实质是在演述人与受众间持续的交谈与互动中，是集体与个体的协同。其一，初创期，演述者独特的艺术创造力意义非凡；集体性提供丰富的素材与灵感，接纳与融合，确保传承的连续与稳定。其二，在民歌异文的生成与演述中，杰出演述人勇于改编、创新，突出异文形态及其持久生命力；并再次强调集体性的包容与融合对个体创编的意义。其三，在演述人、民歌文本、受众这个动态三角形中，受众的传递及其与演述人的互动，才使民歌文本被纳入一个开放的、连续变化的文化生态系统中。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玉琼从蒙古族“木马计”的历史叙事开始探究，认为成文时间最早的《史集》第二卷记载的发生于1251年的蒙哥被突袭的突发事件，就是“木马计”类型的历史叙事。记述中，宗王借赴宴而将运送武器的车辆伪装普通车辆以便在突袭中得手，但叛变预谋被发现而获罪。同样，文献《战国策》《新唐书》也早有“木马计”类型的历史叙事。而“蒙古历史传说”“卫拉特巧媳妇型民间故事”这些民间叙事中的书面记载，强调其内容实际是与此前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互动。但本人认为，第二块的标题“口头叙事”可以考虑改为“民间叙事”因其并非直接取自“口述现场的文本”。

六、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任淑媛)

本专题分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分上半场和下半场，共有来自国内高校、研究院所的29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议提出新观点，出现新的研究范式和跨学科研究等多种研究形态，体现了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关联研究的学理思考。

第一个维度是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转型研究。这是新时代语境下作家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大连民族大学韩争艳发表“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转型的发生、表现与思考”， 认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转型和良性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赋予了现代化文明以中国特色和民族品格。四川师范大学邓永江发表“文学的共和”：王蒙的“民族文学行动”对民族文学主体间性建构的启示，提出王蒙的“文学行动”在彰显着文学创作者身份意义的同时，也体现着现代民族国家意志在文学中的多维叙事方式。认为从多民族文化互动视野下的“主体间性”为建构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宁夏社会科学院许峰发表“新时代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扫描”，认为新时代以来，宁夏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不断给文坛带来新的惊喜，他们主动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不仅为读者呈现出中国西部特有的现实景观、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涵，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宁夏大学任淑媛发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马金莲小说的叙事伦理”，以总体性视域观照20年马金莲小说的创作发展状况，考察马金莲的小说的叙事伦理，讨论马金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文学观的养成和提升。通过对马金莲小说创作的深入剖析，旨在揭示其作品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及其社会意义，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在边地的呈现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屈赵嫚发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期小说中土司形象塑造”，认为土司形象是民族友好团结的推动者，是疆域稳固的守护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济南大学李翠芳发表“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表达与身份建构”，认为全球化语境冲击造成了少数民族身份的解构性、混杂性，少数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和身份重建的过程。这些个问题在现场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第二个维度是新时代山乡巨变问题研究。这是赓续第一个问题，也是创作转型的一些成果研究。贵州财经大学陈祖君发表“中国多民族脱贫攻坚的文学抒写——以王华《大娄山》为考察中心”认为仡佬族作家王华长篇小说《大娄山》具有来源于贵州多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民族性，通过地理空间的错置、故事的讲述以及人物的塑造凸显出中国脱贫攻坚的多民族性。这种多民族性的追求也体现为一种对民族性的超越，揭示《大娄山》里的脱贫攻坚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脱贫攻坚。南宁师范大学钟世华发表“书写山乡巨变里的向暖人生——壮族作家翔虹小说漫评”，认为翔虹的小说始终坚持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中扎实奋进的身影、人民群众深沉热切的心声，书写山乡巨变里的向暖人生。宁夏大学冶明花发表“马金莲小说《亲爱的人门》语言艺术探析”,认为马金莲80余万字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以宁夏西海固地区羊圈门村庄为背景，用最亲切的乡语描绘马家五口人的命运变迁，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巨变和人民的坚韧不拔。她用宁静中有力量，朴素中有真挚，细密中充满诗意的语言将乡土生活的细腻与宏大历史背景相结合，创造出动人心魄的文学世界，表现了其语言温润绵实、具有民族性诗意的同时但也缺乏一定的人气。

第三个维度生态文学研究。大理大学邓家鲜发表“西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书写自然呈现的生态意识”，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进步过程中更高层次的文明。讴歌生态和谐，赞美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或许才是生态文学的目标。中南民族大学艾乐发表“融入自然的行走诗学——论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态作家行走与写作的关系”，提出少数民族生态作家指以生态文学创作为主，或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知名度的生态文本的少数民族作家，可称之为少数民族生态作家的有乌热尔图、阿来、叶梅、胡冬林、古岳、黑鹤、王樵夫、吉狄马加等。生态作家是一个新见。天津师范大学丁琪发表“新时期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科技书写”， 在现代性反思视野中蒙古族生态小说对科技充满了文学性解构，同时现代发展理念下民族自我现代化诉求也催生了审美性科学利用和科技治理思想。

第四个维度是女性文学研究。南京财经大学曲圣琪发表“论当代蒙古女作家汉语写作中的性别意识流变”，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多民族女性汉语写作中，蒙古女作家的跨文化创作实践不仅展现出对母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且其性别意识中的深邃思考也与之相互纠葛。中南民族大学田小路发表“边地女性的觉醒：不断奔跑的“她们”——论王华长篇小说《花河》”，认为王华执着地书写着边地空间里懵懂的女性们的觉醒，将女性命运纳入个体成长和时代演进的视域范围中，在边地与女性的融合与交接中，探讨女性觉醒的意义和女性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天津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徐寅发表“当代藏族区域文学中的女性书写研究”，认为当代藏族区域文学的出现，形成了对文学“中心—边缘”二元论的解构，一方面在土生土长的区域环境中不断思考着民族精神的归属，进而建立一种“寻根”的写作态度，并与主流文学相呼应；另一方面，基于女性的视角和情感，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揭示民族特征的多样性，为藏族区域文学提供多层次的维度，展现藏族女性生存状态的同时，为女性的言说提供更多可能。

第五个维度是叙事学理论新见，嗅觉书写的叙事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宝媛洁、钟敬文发表“论尹向东小说中嗅觉书写的叙事功能”，认为尹向东小说的嗅觉书写在叙事层面上不仅建构了叙事空间，以气味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用气味为故事人物贴上了独一无二的“嗅觉护照”。尹向东对嗅觉的关注还涉及了广阔的文化研究的领域，他不仅确立并维持着“嗅觉”归属于文学内部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将嗅觉的书写范围开辟到多种文化意义得以建构的场域，把对于时空、社群、情感等范畴的阐释同嗅觉表现紧密联系起来，为嗅觉书写构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互文世界。

第六个维度是地方文学新发现。石河子大学张凡发表“作家黄毅近年散文创作浅论”，认为黄毅从个体的疼痛经验来书写整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疼痛经验，通过书写身体的疼痛、精神的疼痛、以及历史的疼痛，传递出作家乐观坚毅的生命意识以及诗意的人生向度。成都师范学院涂鸿发表“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当代贵州苗族小说的乡土地理诗学探析”，通过贵州苗族作家群的小说，呈现出的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从文学地理学的视野，领略其高原地域风情的呈现，感受其心灵的歌咏，体悟其苗族精神的内涵，探讨小说中独特地域风光所蕴含的“乡土”诗学。体现了研究的视域和积极发现研究基层作家的研究态势。西南科技大学黄群英发表“家园意识与人类命运——达真创作的康巴世界”，认为作家透过家园中人的生存和命运，思考人类的命运和民族的发展，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中南民族大学杨花发表“论刘小平诗歌集《鄂西倒影》的地域文化书写”，认为在内容上自觉地反映了鄂西地域，以多样化的民俗文化和特色的诗意表达充分体现了抒情诗走向史诗的厚度，最终在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进行着深情守望。中国社科院郑佳丽发表“尼玛潘多《在高原》的诗性叙事”，认为尼玛潘多《在高原》以茹玛家族史展开对西藏百余年的历史叙事，以个体的心灵世界反映民族的整体性精神图景。使小说散发着强烈的审美张力与诗性气质。

第七个维度是作家影响研究。湖南大学向吉发发表“沈从文对鲁迅译文的阅读与接受——兼论沈从文与翻译家鲁迅的文学关系”，认为1920年代中期，文学青年沈从文以积极的姿态接受《工人绥惠略夫》《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出了象牙之塔》等鲁迅翻译实践中期的译著。他的情感结构、精神人格和价值审美受到这些译著的深刻影响，且他赞同鲁迅的直译方法。对于鲁迅翻译实践后期的译著，沈从文接受得较少，反是隐晦地批评那些译著文风“涩硬”，视它们为商业运作的产物。尽管有些微词，沈从文还是将鲁迅的文学翻译上升到“与时代的虚伪作战”的武器的高度，肯定了鲁迅的翻译活动及翻译作品的价值。

第八个维度是艺术审美与跨学科研究。四川大学陈思广发表“艺术视角·文体选择·责任担当——关于阿来非虚构作品《瞻对》的几点思考”,认为阿来的《瞻对》是一部以史明鉴、烛照现实、寄语未来的民族忧思录。作家将艺术的触角转向历史，使“非虚构作品”的创作视阈为之一变。在艺术视角上，作家以呈现视角、镜像视角、介入视角组构全篇，使《瞻对》拥有了思想的深邃与活力，文体的丰瞻与自由。在文体选择上，作家将“本事”、“叙事”及“论事”三事相糅，三角相织，形成文白相掺，理趣相拌，形神间具，事理间情的文体风格，但有文体不一，史大于文，体大于情之憾及阅读阻断与间隔的现象。在创作旨向上，作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希冀以之解决现实问题，为社会的病相开出药方，现实感虽强但也有思想大于艺术及作家错位之嫌。西藏民族大学栗军发表“诗词中的赤子之心——仓央嘉措诗与纳兰性德词比较”，认为两位诗人的诗词作品中都蕴含着单纯而率真的赤子之心，这是他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们本民族的质朴之心的呈现；更是其诗作中以赤诚所显现的意境之美，也可谓诗歌的最高境界。云南师范大学于敏发表“编译•化用•革新---论万玛才旦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良性互动”，认为万玛才旦既是藏族民间文化的汲取者，又是书写者和传播者。与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强关联关系，使他具备了“本源派生一文化自律”型作家的典型特征。万玛才旦的文学创作打通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壁垒，实现了提升小说艺术和促进民间文学资源转化的双赢。

第九个维度是古代作家作品论。李国德、于涵煜发表“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真’”认为元好问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也是著名的诗歌批评家，他的诗歌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诗三十首》中，以“自然”之真、“情感”之真和“现实”之真三个角度来探究了元好问的诗歌批评思想。昆明学院董雪莲发表“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木氏的道教信仰与诗歌创作”，认为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木氏对于道教在丽江的传播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出道家清静玄远的旨趣，并赋予了作品飘逸、浪漫的色彩与淡泊超然、返璞归真的审美意蕴，文学创作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交汇的鲜明特征。青海民族大学唐星发表“北周宇文逌文学创作与影响论析”，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北周时期重要作家宇文逌的生平、诗文作品、内容特征、风格及其影响。通过对宇文逌及其时代背景的细致考察，论文揭示了宇文逌在北周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还能更广泛地认识到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白城师范学院王玉姝发表“成多禄辛亥后期诗作与过渡时代的自我感知”,认为成多禄辛亥后期的诗歌常表露对隐逸世界和超脱之境的向往，带有明显的遁世思想，是过渡时代知识阶层的普遍情感。探寻成多禄辛亥后期诗作中的内心状态，可深化时代对文人心态影响的内涵。

此次“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专题研讨，与会学者从九个维度讨论了新时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和新的问题，呈现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理论构建，更有文学新观察和前沿理论思考，从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兼具，现场讨论也很热烈，也有很多研究意见的分歧和理论建构的大胆探索，显示了作家文学研究的视域和层面。

七、少数民族典籍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林安宁)

“少数民族典籍研究”小组共有五位学者发言，分别是刘为钦的《西北文代会的民族文学史意义》，吴一文的《解放初期三位族学者的民间文学调查》，于东新的《内涵与取径：金源“借才异代”再考察》，张春凤的《纳西东巴经中的四大久补神原型初探》，以及林安宁的《壮族〈鸡卜经〉的神话学价值》。

本组的发言，主要显示出两个特点。

一是深挖文学史料的多重意义。学者或研究民族文学政策的宏观走向，或整理、出版珍贵的民族文学资料，或深究文学史料中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交融意义。《西北文代会的民族文学史意义》从国家的文学艺术工作视角上去看待1949年以来民族文学发展的政策背景，对于理解当今民族文学的发展方向，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论文指出，召开于1951年9月的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作家的民族身份作为遴选代表的条件，将民族文学艺术作为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将民族团结作为大会的主要目标，相对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更具有民族文学史的意义。刘为钦长期搜集、整理民族文学相关政策的史料，为把握民族文学政策的走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初期三位苗族学者的民间文学调查》则从三位旅京苗族青年学子对苗族民间文学的具体工作历程，揭示了民族民间文学发展乃国家政策、知名学者的扶持与地方学者的多方合力的结果。文章阐述，1950年冬至1952年初，黔东南旅京苗族青年学子潘昌荣、邰昌厚、今旦（吴涤平）等分别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主席吴玉章和中央民族学院马学良教授的指导下，记录整理了各自的语音系统，并以拉丁字母设计了几套记音符号，作为苗语调查记录资料和教学之用。后来，这批接受了现代语言学、民间文学理论和方法培训的学者，采用记音符号、国际音标以及苗语科学讨论会通过并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苗文（草案），对黔东方言苗语文学进行了大量搜集记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间文学和语言学、民族学资料。作者整理其父亲今旦（吴涤平）在内的三位学者的手稿，是对前辈的致敬，也体现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代际学术担当。

《内涵与取径：金源“借才异代”再考察》通过艰苦的资料梳理，展现出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文学等领域的真实交汇情景。论文认为，为满足疆域不断扩大的国家治理需要，金朝统治者将“借才异代”确立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然“借才异代”不仅仅指“借”人才，其内涵与取径可梳理为四方面，一是“借”辽、宋图籍文献，二是“借”渤海、辽国、北宋降人；三是“借”汉语为通用语；四是“借”中原的先进文化。通过上述四个路径的努力，金国完成了由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帝国的转变，实现了少数女真人对大多数汉人、契丹人的统治，也使金代文化、文学获得了高起点。

二是挖掘少数民族典籍深厚的神话学内涵。《纳西东巴经中的四大久补神原型初探》从语言神话学视角对东巴经的四大久补神原型进行探讨。论文指出，四大久补神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神话中的守护神，目前为止并未有过相关研究。本文梳理了四大久补神的文献来源，通过久补神与佛教四大天王的比较得出久补神的原型是来自藏地的四大天王，是在四大天王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有部分纳西族自己的特色。

《壮族〈鸡卜经〉的神话学价值》则从图像神话学视角研究《壮族鸡卜经影印译注》。文章认为，壮族《鸡卜经》出版已来，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这与其实际的学术价值不相符。《鸡卜经》与《麽经》同为壮族文化典籍，有着文化元典的价值。同时，通过《麽经》的研究，揭示壮族图像神话学规律，进而丰富中国图像神话学内容，助力中国神话学的话语建构体系建设。两者都注重对民族文学典籍内涵的挖掘，前者针对世人熟知的东巴经，后者是学界关注度不足的《鸡卜经》，对象不同，用意却殊途同归。

本组的讨论，具有非常深广的意义。着眼民族文学史料的研究，可以史为鉴明辨将来，或让珍贵的文学史料重现于世，或明察民族文学、文化渊远流长的交往史。深耕民族典籍，可窥见民族文学、文化的厚重感。

八、神话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高荷红)

本组共有6位学者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向柏松发表的《上古神话接受的地域化与中华文化认同》为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许刚伟发表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身体隐喻——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人祖神话为例》为其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报告经过多次修改的成果。

吴晓东一如既往地从缜密的语言学角度分析蚕马神话与盘瓠神话间的关联，于田野及文本间发现盘古神话与仪式是互相影响的。

高健则讨论了非常具有话题性的“神话史诗之辨”，他引入劳里·航柯提出的“超级文类”，以大量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本为对象，意在梳理学术史研究范式基础上抽绎文类概念差异。

吴泽宇发表的《藏族山神叙事的动力学研究——以嘉绒墨尔多深山为中心》以大量扎实的文献资料梳理了山神叙事的内部动力，尤其是用藏语及其方言解读神山的寓意。

高荷红利用满语文本神话研究新资料“满族神谱十二支”，发表的《满族史诗神灵之满语释义》解析了最为重要的四大女神与恶神在史诗文本间的互文性。

神话研究专题小组的共性有如下三点：1、对中华各民族间关系的理论关切。2、重视文本研究，关注新资料。各位学者多从文本出发，有的研究基于157则神话，有的研究涉及十几个少数民族文本，有的文本跨越千年。有的文本则因新资料的发现使其焕发了新的生机。3、充分利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神话。语言学对神话研究较为重要，神话研究史上就曾有语言疾病之说，隐喻作为修辞手法，“身体隐喻”则是相对较新的理论方法。

总之，神话从人类童年时期开始就一直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表达人类文化之根中较为重要的方式，神话研究与时俱进，仍然吸引着各族民众及学者。

九、民族文学“两创”研究专题组理论观察报告(李瑛)

本小组的研究要点和理论特色。宏观总结如下：问题意识强烈，选题特立独行，方法得当出新，结论亮点闪烁，尤为珍贵的是，交流火花碰撞。

除了上述的宏观特点外，论文写作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关联美学研究论文2篇，孙书敏分析了蒙古族题材电影“温暖现实主义”审美风格，从创作手法角度思考现实主义创新性发展问题，沈悦以吉狄马加诗歌外译为个案，呼吁注重保留民族美学特征，确立民族文学翻译的中华文化立场，她是一位年轻教师，思辨能力很强。二是是数字化研究论文两篇，湖南社科院张伟关于李娟散文《我的阿勒泰》IP化路径总结，重点介绍花城出版社运营李娟文本数字化产品的成功经验。另一篇是陈泺羽关于春晚三大史诗运用文、图、声、光、电等数字技术全方位、立体化对外传播焕然一新的效果分析，总结了传统史诗文化在现代展演形式方面的创造性转化效应。三是贵州师范学院刘崇华关于脱贫主题小说少数民族书写转向的研究，她发现此类书写有从疼痛书写向乡村发展书写转型的趋势，评议员孙书敏准确总结为“积极书写”“现实主义正面呈现”，这是对“两创”提倡“客观、科学、礼敬态度”的文学研究理论回应。四是湖南师范大学华珉朗对《民族文学》刊物“云客厅”作家访谈的研究，对比纸质版访谈与动态实景出镜访谈的差异性，说明动态访谈效果更为生动，这个研究有民族文学史料学特点。五是贵州大学彭兴涛，论文题目《论云南<战歌>诗刊境外作者的抗战书写与“祖国想象”》。最后，李瑛的对策性应用研究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教育兴国战略等三个方面，思考云南边境民族文学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国家战略问题。

文稿编辑：邱婧

文章编辑：阿余尔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