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州民族文学蕴含的“四个共同”理念

秦红平 唐善林

摘 要：“四个共同”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文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探讨贵州民族文学蕴含的“四个共同”理念。通过探析得知：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学，蕴藏着“四个共同”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与内生逻辑。在新时代语境下，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文学“四个共同”的内蕴，激发贵州民族文学的凝聚性，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也是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贵州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个共同

“四个共同”的内容包括“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贵州民族文学蕴藏着“四个共同”的丰富内涵。充分挖掘这些内蕴，对揭示民族文学创新性阐释的地方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看，目前贵州民族文学在阐释“四个共同”理念方面，还存在着需要厘清的问题。如贵州民族文学怎样蕴含着“四个共同”的主要内涵？这些内涵有什么基本特征？有何内生逻辑？“四个共同”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与内生逻辑怎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贵州民族文学叙事蕴藏着“四个共同”的主要内涵

贵州民族文学叙事通过对英雄人物、历史事件、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描述，体现出“四个共同”的内涵，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民族文学叙事中的共同开拓辽阔疆域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中华民族几千年频繁互动，多次融合，共同开拓了祖国大好河山，奠定了共同的家园基础。一是共同国家认同。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自古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贵州民族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国家认同的例证。苗族作家伍略的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讲述了贵州威宁的一名少数民族运动员，参加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后流浪国外，20世纪70年代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小说深入描绘了少数民族同胞面对困难和挑战，始终坚守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忠诚。而各民族同胞对国家的深度认同，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二是共同保家卫国。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意味着各民族共同坚守国家利益，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在贵州民族文学叙事中，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捍卫国家安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贵州布依族作家蒙泽敏长篇报告文学《黑血南天》，以可靠的史料，详细报道了林淑英和罗立明夫妇在黔桂边界上分别领导壮族与布依族抗日自卫队与敌激战的英雄事迹。小说弘扬了少数民族同胞在国家危难时刻，共御外侮与保家卫国的精神。

三是共同建设家园。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大后方展开了三线建设。贵州作家张麟长篇小说《凤凰于飞》，以三线建设为背景，描写了布依族少女阿盐，在女飞机设计师向葵的谆谆教诲下，从普通布依族少女成长为航空人，为国家航空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凤凰于飞》反映了各民族参与三线建设的情况，传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建家园的团结奋斗精神。

（二）民族文学叙事中的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独特历史记忆，在文学叙事中得到了记录和传承，成了佐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据。贵州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参与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

首先，共同起源的历史。民族神话传说往往涉及民族对宇宙起源的历史认识。流传于贵州黔西南和黔南等地的布依族神话《混沌王》和《盘果王》，讲述了宇宙的生成过程。在布依族、汉族与苗族等多个民族中，都有自己版本的盘古神话。正是各民族创世神话的历史记忆，汇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运用文学形式来维系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有助于增强民族归属感和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互帮互助的历史。民族文学作品中许多互帮互助的历史故事，生动地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威宁流传的彝族史诗《支嘎阿鲁传》，从彝族祖先支嘎阿鲁的英雄事迹，显示出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精神内涵。支嘎阿鲁与同伴在寻找母亲旅程中，遇到了汉族、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同胞，在民族同胞的帮助下，支嘎阿鲁克服各种困难，成功找回了母亲。《支嘎阿鲁传》是一部史诗，也是民族互帮互助的赞歌。不同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精神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根基。

最后，共同成就的历史。在中华大地上，多民族共同生产与生活，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贵州侗族作家袁仁琮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通过王阳明在贵州的悟道和教育经历，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成就的历史。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改变了王阳明的看法，让他从“象”在贵州的转变，深悟到人人皆有“良知”的道理。王阳明也成就了贵州民族同胞，他广开书院，向少数民族子弟传播心学，推动了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共同成就的历史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的生产与生活之中，成为推动民族团结与发展的历史动力。

（三）民族文学叙事中的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贵州民族文学是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呈现，它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到共有共享与共建发展，既丰富了贵州民族文学的文化内涵，又为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提供了文学见证。

其一，文化的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民族文学叙事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对推进中华文化多样有着重大意义。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傩赐》，既渗透着“仡佬族符号”的法器、服饰、桐花节等民族元素，又融入了汉族传统节日、仁爱与忠孝等文化元素，多种文化元素浑然一体。可见，民族文学叙事作为文化交流交融的艺术映现，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理解，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其二，文化的共有共享。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共享文化，其中蕴蓄着深厚的中华民族家园意识。贵州布依族诗人罗迦玮在《大红喜庆的春节》一诗中，把红红火火的日子与高高悬挂的红灯笼联系起来，书写了春节的喜庆与阖家团圆的幸福，将中华民族对幸福美好生活和繁荣富强的理想追求，形象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在春节期间，贵州各少数民族穿着精美的民族服饰，制作美食，表演民族节目，在春节中找到中华大家园的归属感。

其三，文化的共建发展。中华民族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各民族在文化共建发展中，不断丰富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文化发展。如贵州雷山、台江、黄平等地流传的《苗族古歌》记载的鼓藏节，从夏代时古三苗国，一直流传到现在。在新时代语境下，鼓藏节活动已跨越了苗族同胞的界限，吸引成千上万各族群众参与，共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苗族古歌》民俗文化，在民族之间跨界传播，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共建发展，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生精神。

（四）民族文学叙事中的共同培育伟大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它包括民族文化传统、道德规范、价值理念与审美观念等。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这“四个伟大精神”，既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第一，伟大创造精神。贵州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号称“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就是贵州少数民族伟大艺术创造的重要明证之一。贵州作家戴明贤的侗族叙事诗体小说《萨昔：大地的歌》，在侗族音乐创作中融入了新的元素，将诗意栖居的侗族文化魅力与伟大创造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可见，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推动着各族同胞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伟大奋斗精神。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精神，在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讲述了乌蒙山区盘江村的民族群众战胜石漠化困难，改变命运的故事。小说由原剧本《布依人家》更名为《绝地逢生》，突显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作品通过对彝族女县长禄玉竹、布依族女支书韦号丽、苗家少女黄九妹等一系列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了贵州各少数民族艰苦卓绝的伟大奋斗精神。

第三，伟大团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把不同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量。如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奢香夫人》，就是民族伟大团结精神的典范。奢香夫人是杰出的彝族政治家，才智卓越，想方设法增进民族相互理解，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民族共同团结，誓死捍卫国家认同，是中国历史上维护民族团结的伟大丰碑。从民族文学叙事中弘扬伟大团结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功经验的重要路径。

第四，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精神是民族共同理想和愿景的精神表现。贵州民族文学在描绘各民族对美好未来与幸福生活的憧憬上，典型例子是苗族神话叙事诗《仰阿莎》，《仰阿莎》热情歌颂了苗族同胞对美好生活与真挚爱情的追求，充满了美轮美奂的理想色彩。贵州民族文学叙事绽露出的梦想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精神的具体生动体现之一，伟大梦想精神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贵州民族文学作品体现了“四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贵州民族文学通过对历史人物、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叙述，形象地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同时将家园共拓性、历史共创性、文化共生性、精神共育性的基本特征充分显现了出来。

（一）民族文学作品展现辽阔疆域的共拓性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奠定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基础。辽阔疆域的共同开拓，具有共拓性特征。贵州民族文学作品，不仅展示了贵州各民族同胞的精神魅力，也从历史、地理、风俗、文化的描写中，展现了各民族同胞共辟疆土与共建家园的共拓性特征，成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共拓疆域的重要窗口。

中华民族共拓疆域的共拓性特征，在民族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体现。《苗族古歌：苗族史诗》一书，集苗族历史、地理、饮食、服饰等为一体，内容包罗万象，囊括了整个家园建设的要素。它不仅展示了苗族同胞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而且详细记录了苗族与各民族同胞共辟疆土和共建家园的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拓辽阔疆域的共拓性特征。

中华民族共拓辽阔疆域的共拓性，在贵州民族文学作品中，不仅体现在苗族同胞身上，也体现在其他民族同胞身上。如贵州侗族作家滕树嵩的中篇小说《侗家人》，再现了解放初期公安战士在贵州民族地区剿匪得到黔东南侗族群众帮助，取得斗争胜利的历史。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侗族同胞的英勇，也体现了各民族同胞共拓辽阔疆域的共拓性特征。

同样，贵州布依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民族文学作品，都有中华民族家园共拓性特征。这些民族文学作品通过讲述历史，展现了各民族同胞共辟疆土的坚定信念，以及共建美好家园的艰苦努力。贵州民族文学作品所展示出的各民族同胞共同开拓疆域的共拓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历史传说中，也渗透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民族文学作品的传承和传播，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民族同胞共同开拓广袤疆域的伟大成就与辉煌。

（二）民族文学作品呈现悠久历史的共创性

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创性，是指不同民族共同书写与共同创造历史的特征。这一特征自古至今皆是如此。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都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历史发展的规律一再表明，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贵州民族文学作品对民族历史共创性特征的表现，既是各民族之间紧密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映现。流传于贵州紫云、镇宁、罗甸等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最好例证。《亚鲁王》描述了上古时期苗族同胞迁徙与创建家园的场景，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恢宏壮丽篇章。亚鲁王带领苗族同胞迁徙到贵州，先后到“商都卜”（贵阳） 和“阿代卜”（安顺）等地。这一迁徙过程，是苗族与汉族、侗族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也是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我们从《亚鲁王》中，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创历史的过程，领略了中华民族共创历史的精神特质。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水书》《布依族盘歌》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宝藏，同样是中华民族历史成就共创性的体现。从这些民族文学作品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成果。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中华民族共创性精神，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创性特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与独特优势，既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引擎，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三）民族文学作品活现灿烂文化的共生性

民族文化共生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了相似性、互补性与系统性的文化特征，它是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中华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共生性，共生性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因子，它使得各民族文化能够在交往交流中相互借鉴与吸收，形成交融共生的文化体系。

民族文化共生性特征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与和谐共处中展现出来。贵州民间口头文学，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其文化共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民族的共生性。《好花红》除了在布依族中广泛传唱，还在汉族、苗族、侗族等民族中传唱。传唱中根据不同民族审美需求进行创新改编，传唱改编推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二是跨地域的共生性。《好花红》源于贵州而超出贵州，流传至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好花红》的跨地域传播，增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交融，彰显了文化跨地域的共生性。三是跨时代的共生性。《好花红》 虽是传统布依族民歌，但经过现代人改编创新后，融进了不少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变得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显露出跨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贵州民族文学中具有民族文化共生性特征的作品还有很多，如贵州侗戏剧本《珠郎娘美》，由侗族戏师根据侗族民间故事进行改编，改编过程中运用了侗族服饰、音乐与舞蹈，同时借鉴了汉族戏曲唱腔、身段等元素。显然，改编中存在着跨民族与跨时代的文化整合，显现出了文化的共生性特征。民族文化共生性，有利于整合民族间的优秀文化元素，为民族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民族文化的互补与融合，推进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不断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深化民族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民族文学作品展现伟大精神的共育性

民族精神的共同培育是中华民族共同培育“四个伟大精神”，其具有共育性特征。“四个伟大精神”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共育性特征主要存在三个内涵。

一是创新发展的培育。民族精神的共同培育是民族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反思、积累、提升与创新，形成了“四个伟大精神”。二是全面参与的培育。民族精神的共同培育是民族全面参与的成果。各民族相互影响与相互交融，有助于打破民族隔阂和偏见，共同推进“四个伟大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三是整体进步的培育。“四个伟大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民族精神的共同培育必须是整体进步的培育。

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的共育性特征在贵州民族文学作品中有明显体现。贵州仡佬族作家肖勤的长篇纪实文学《迎香记》，详细记录了贵州村支书邓迎香带领麻怀村群众脱贫攻坚的事迹，体现了共育性特征。首先，从民族创新发展看，邓迎香带领村民努力寻找办法、克服困难，成功开凿隧道，这是创新发展内涵的体现。其次，从民族全面参与看，开凿隧道不是邓迎香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各族群众的广泛参与。最后，从民族整体进步看，邓迎香和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最终实现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伟大梦想。《迎香记》深刻展现了“四个伟大精神”在民族创新发展、民族全面参与、民族整体进步中的共育性特征。

仡佬族作家王华的长篇扶贫题材小说《大娄山》，小说讲述了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娄山县，新任县委书记姜国良带领扶贫干部和群众，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小说中创新发展表现在姜国良力排非议，引入新品种“娄山羊”，并通过与各级干部群众谈心交心，打开心结、打动人心、振奋信心，从而促进干部群众的全面参与和整体进步。像《大娄山》一样，贵州民族文学的许多作品，不仅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四个伟大精神”，而且形象地展示了“四个伟大精神”创新发展、全面参与和整体进步的共育性特征。

三、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揭示了“四个共同”的内生逻辑

内生逻辑是事物出于自身需要，依靠各种在关系，实现自我发展的规律。“四个与共”是指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四个与共”在“四个共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特征所具有的内在逻辑。

（一）在共同开拓疆域上“四个与共”的共拓逻辑

在国家认同上，“四个与共”犹如精神纽带，将各民族联结在国家的认同上；在共同保家卫国上，“四个与共”将各族同胞与国家利益牢固地铆钉在一起，推进民族团结和保家卫国；在国家共建上，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建美好家园。

“四个与共”体现出的共拓逻辑，在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中有不少体现。如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多彩民族文学书系”。该书系作者由贵州多个民族组成，《丝竹》 作者徐必常是土族；《远山》作者孟学祥是毛南族；《贵地》作者赵卫峰是白族，等等。该书系创作，涵盖了贵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展示了贵州民族地区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开发与共建家园的“四个共与”的共拓关系和精神风貌。这种共拓关系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共同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推进国家繁荣和民族进步的实践依靠与理论依据。

王华创作的长篇小说《仰望苍穹——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在国家认同、保家卫国与共建家园上，显现出“四个与共”的共拓逻辑。该作品刻画了中国满族天文学家南仁东，为实现“天眼”项目，推动中国天文学发展，与多民族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共同面对困难与挑战。“天眼”项目能够为国防科技提供数据支持，有助于保障国家安全。这一保障国土安全的重大项目工程，深层体现了“四个与共”在理想、价值、血脉等层面上的共拓关系，深度激发了中华民族巨大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

（二）在共同书写历史上“四个与共”的共创逻辑

“四个与共”是中华民族共守坚定信念、共推国家发展与共结深厚感情的底层逻辑，也是共同书写悠久历史的共创逻辑。从民族共同起源历史看，“四个与共”体现了民族共同起源的相同理解，形成了共创历史的逻辑关系谱系，这是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的逻辑基础。从各民族互帮互助的历史看，各民族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能够形成共创历史的合力。无论在战争、抗击自然灾害中，还是和平建设中，各民族只有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能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从民族共同成就的历史上看，各民族的共创关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成果，共同有效地推动了悠久历史的书写。

“四个与共”体现了民族共同起源史、互帮互助史、共同成就史的共创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逻辑基础。体现这一共创逻辑的是贵州少数民族的红色民歌。如苗族民歌《红军在苗家心里生了根》、仡佬族民歌《红阿仡鱼水情》 等，从民族之“根”和“情”上，展现了各族同胞共创历史的逻辑关系，揭示出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贵州布依族作家吴茹烈的《在苟坝，三月是一盏马灯》一诗中，从民族视角，描写了红军长征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生死考验中的那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血脉关系。诗歌通过特定的历史形象，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创革命事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实质。

（三）在共同创造文化上“四个与共”的共生逻辑

“四个与共”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共生动力。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上，“四个与共”所蕴含的民族相同利益需求，是文化交流交融得以发生的起点，文化交流交融发生后，会扩大与提升共同利益，反过来促进“四个与共”的扩大与提升。在民族文化共有共享上，“四个与共”的利害关系、价值追求、生命存在、前途命运是继承和推进民族文化共有共享的共生依据。在民族文化共建发展上，“四个与共”的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前途、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是民族文化共建发展的引擎。

“四个与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共生逻辑，在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上有很多例子。如黔籍作家山峰 （石伦） 创作的长篇小说《黔上听香 在最美的地方遇见你》《从贵州到罗瓦涅米》等系列作品，使用了跨民族、跨区域与跨国境的比较视角，在唯美梦幻叙事中，将民族文化与自然、与社会的共生逻辑关系，诗情画意地传达出来。《黔上听香 在最美的地方遇见你》，深度诠释了黔南水族、黔东南苗族与侗族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共生关系，展现出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文化共生关系。

贵州土家族作家魏荣钊的长篇散文《独走乌江》《走在神秘河》，对乌江与赤水河沿岸的地理、文化与生活等作了详尽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民族文化风情，将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文化共生力量化解在历史文化故事的叙述中。可见，“四个与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共生逻辑，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逻辑理论依据。

（四）在共同培育精神上“四个与共”的共育逻辑

“四个伟大精神”的培育离不开“四个与共”，在伟大创造精神上，“四个共与”是培育伟大创造精神的集体智慧基础。在伟大奋斗精神上，“四个与共”是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的强大动力基础。在伟大团结精神上，“四个与共”是引发团结精神的依赖关系基础。在伟大梦想精神上，休戚与共、命运与共表明了民族共同的前途与梦想，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则表示实现共同梦想与前途的方式与程度。

“四个与共”作为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共育逻辑，在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中多有体现。如仡佬族作家王华的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将贵州赫章县海雀村彝族支书文朝荣带领各民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先进事迹，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创作出来，展现了基层党员干部面对山区恶劣自然环境和贫困生活条件，以身作则，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展现出创造、奋斗、团结与梦想的伟大精神。《海雀，海雀》揭示了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育逻辑。这不仅是对海雀村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生动诠释。“四个与共”的目标认同、理想认同贯穿于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过程，全面与全程共育着中华民族的“四个伟大精神”。

四、结语

贵州民族文学蕴含的“四个共同”理念，深刻反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探讨了贵州民族文学怎样蕴含“四个共同”理念，“四个共同”理念又怎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探讨得知，贵州民族文学叙事、作品、创作通过历史与文化故事、作品主题、创作设计等，不仅揭示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且分别展现了“四个共同”的共拓性、共创性、共生性与共育性特征，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特征的内生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文学支撑。可见，“四个共同”的主要内涵、基本特征与内生逻辑，有力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语境下，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文学“四个共同”的内蕴，不仅是推动贵州民族文学创新性阐释的需要，也是激发贵州民族文学凝聚性，推进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需求。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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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