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文学也富有多样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就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也作为一个概念贯穿于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话语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风情与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少数民族文学步入多元化书写的迅速发展繁荣时期，创作话语也倾向于返回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叙事与抒情。

自国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伊始，作家们就开始围绕本民族社会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题材进行创作。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们更为注意探索“重返历史”的过程，因此，各民族文化、象征物、历史抒情十分常见。这也显现出少数民族文学被打造为不断流动的话语空间。在这个有弹性和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学场域中，诗人、作家、学者以主体的自我发声进行文学的重构与想象。

那么，在近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历史题材书写依然是重要主题之一。有些文学创作者从全球化语境出发，对文化历史脉络以及创作范式积极探索，也有些文学创作者从文学相关联的历史细节入手，将文学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节点之中，还有一些新近开始写作的青年创作者以民族文化氛围为考察背景，运用跨学科视角进行书写。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无不显示出部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们是结合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且延续了数十年来社会历史书写的基本特征进行创作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融入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在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相关的题材逐渐增多。作家们立足于农村变迁在时代发展大背景下的现实问题，叙述农民在文化心理以及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农村在现代化推动下的新变，与此同时，作家们会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征，比如对于民俗元素、文化传统的书写，从而增添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十年来，少数民族作家们尤其重视对于新型乡村风貌、农民形象、农业模式的塑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由于不同民族、地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频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中有所体现，集中表现在对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书写叙事中。正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有些关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并没有沿用传统的外来帮扶视角，而是侧重讲述贫困户自身的奋斗，令人耳目一新。除了知识分子视角的在地性观察，还有与少数民族青年大学生相关的题材，对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多有涉及。

在中国多民族丰富悠久的文学传统中，生态始终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面向之一。在少数民族史诗、歌谣、口传文学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主义观念，表达的十分明显。在近十年来，全球化时代的创作中，作家们依然保持了这样的自然观念，并付诸于话语实践。在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话语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则更突出了其生态文学书写的面向，尤其是自古以来多民族文学与史诗中蕴含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当代创作中彰显出新的活力。当少数民族创作者将目光投向更加写实的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时，也通常会将生命与自然相联结，因此在观照传统民俗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时，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场域的转换和时间的流转。

有些作品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亲近于自然并注重环保，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也有些作品中的描写将人类置于整个世界与景观之中，不仅体现了民众对于生命的认知，还体现出其自然观念，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还有一些作品从自然主义的书写模式出发，提出新近变化并由此引入极富现实意义的生态保护问题，有些动物和植物，可能在传统文化中作为某个少数民族的图腾象征和远古崇拜，然而作家巧妙地将其放置在现代性的背景中，其生存境遇也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动植物视角是对世俗社会现实问题的映射与暗喻，从而更深层次触发读者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领域，仅仅就生态主义书写而言，就可以窥视出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重面向，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转向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生成、传承和弘扬的地理空间，同时书写人与自然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生态主义的书写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文明意义。

当然，在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背景和写作谱系中，仍要关注新的议题，例如，少数民族小说题材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代际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作者开拓出新的题材领域，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在题材的选择过程中既有宏大叙事的面向，也有私人化经验的可能，并且在进一步的文化省思过程中面对多重文化场域其作家身份、族群文化自觉的转化。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在全球化和现实性的巨大洪流中，“流动”作为一个特质始终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新的命题。

在这些新的创作变化中，还可以看到由“向内性”向“开放性”的转变，也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不再专注和局限于封闭式的传统文化抒情写作，而是积极思索不同族群的交往交流经验与日常生活，并且对当下社会、新生活的变化有新的思考，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变迁予以观照。

十年来，中国作协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资助了数百项文学选题得以出版，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作家新人的培养。据2019年统计，在中国作协12211名会员中，有少数民族会员1464名，约占会员总数的12%。1990年12月，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方式和路径。在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作家既关注到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又注意到“美美与共”的意义。

回归历史现场，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到“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相互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的多方面发展”，自此，我国政府开始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并且从期刊编选、文学评奖等诸多方面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980年9月2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联合通知，后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启用“骏马奖”这一名称，每四年评选一次，是一项国家级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十年来，先后评选了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骏马奖”，评选吸收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并且大大推动和激励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生产。获奖者既有早已活跃在主流汉语文坛的知名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近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译者们。文学奖项对中国少数民族双语创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获奖的新作品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题十分突出，很多历史题材小说都体现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的真实族群经验，有些获奖作品则着重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立足现实，在展示一个族群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同时，开放式地呈现不同文化的族际书写……近十年来，“骏马奖”极大激励了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的生产，既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的时代特征，也对文化多样性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

优秀的作品离不开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理论话语建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面向：聚焦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直击创作现场，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多元文艺理论介入的比较研究。在聚焦构建学术史方面，实际也是学术界反观、反思、持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文坛的百花园中，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时代创作川流不息，如何立足现场做一个即时的记录与批评者？这些问题在近十年得到了重要的提升和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年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路作用。这两个学术会议均在不同时期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对话式研讨，也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积淀，代表性成果有李晓峰、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及其修订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汤晓青主编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等著作。

近十年间，活跃在本领域的学者们著述颇丰，有学者发力于文学史编撰，也有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折射出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共同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工作。包括朝戈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部分，李晓峰、刘大先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罗庆春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李晓峰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丛书，姚新勇、刘大先、邱婧主编的两套十卷本《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赵志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杨彬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等。

《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这一重要的学术话语平台也在十年来大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理论建构，发表刊载了大量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论和动态，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近十年间，梁庭望、刘大先、李晓峰等多位学者在《文艺报》发表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的年度综述及各历史时期综述，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趋势、话语样态、题材内容等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从而间接观照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同样是国家级民族文学的发表平台，民族文学刊物和阵地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民族文学》汉文版以及多个少数民族文字版不断地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并将优秀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给少数民族读者，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交流作用。各地的民族文学刊物也积极地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语背景下，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翻译、接受与传播。近年来涌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在国际学界已经有着相当的影响和接受。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文学“走出去”以及跨区域性的海外传播及研究，如何在国际学术视野下审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新进展，也是下一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值得关注的重点。

总之，《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在创作、出版、翻译、传播、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在外部，中国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制度下的文学生产、机制激励、出版资助等方面，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生产；在内部，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自觉性追求，以及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新事件的反映、对于本族群社会转型历史时期的回顾，甚至对于作品编选所体现出的自发性与主动性，共同构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多民族文学书写。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24年10月11日，详情请参照原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作者简介

邱婧，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负责人，广东省珠江学者青年学者，广东省“文学粤军”入选者。

文章推荐：邱婧

文章编辑：阿余尔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