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藏彝走廊存在着丰富的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和认同的表现，因此对于培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文化强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对这类作品加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于重新编写相关民族的文学史、中华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等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藏缅语族；历史逻辑；学习“汉地”；文化认同

一、引言

中华民族自古即由“六大板块”（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和“三大走廊”（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构成多元一体格局，所以自古就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对主流文化的学习、认同和吸纳，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中，就有一部分属于表现主流文化的作品。这部分作品，过去一直游离于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外，近年学界加以搜集整理出版，以“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古籍”相称谓。比如由文日焕总主编、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之“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系列，包括拉斯格玛主编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蒙古族卷》、梁庭望主编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壮族卷》、龙耀宏主编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侗族、水族、苗族、白族卷》、蓝柯主编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壮族、仫佬族、毛南族卷》、吴刚主编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卷》，各卷包含作品若干部。由普学旺主编的“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系列，自2016年至2021年已陆续出版作品若干部。按照这类作品的特点，称为“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较妥。因为仅就其叙事长诗、抒情长诗而言，还有“伦理劝善长诗”（如《孔夫子训诫经》《劝善经》）等，以及其他文体的作品（如《磨房记》《孔子项托相问书》），均认同并大力表现中华主流文化。

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比如现攀枝花市的米易县，曾有过傣族土司。这一区域居住的少数族，一是与古羌人有密切关系的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二是与古越人有密切关系的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三是苗瑶语族中的苗族，四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中的佤族和德昂族、布朗语支中的布朗族。回族在该走廊有零星分布。该走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其中的传统文学是重要内容。因为板块之间由走廊相连接，所以藏彝走廊各少数民族在创造该走廊特色地域文化的同时，与周边民族交际往来是常态，特别是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和认同，一直都沿袭着历史发展的逻辑。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藏彝走廊少数民族传统文学或民族古籍中，被学界称为“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古籍”的作品自是丰富。目前已经翻译出版的这类作品有《大唐西域记》《董永记》《刘秀走国》等几十部。除单篇文本或专著外，在部分民族古籍的文本里，也有蕴含主流文化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华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也一直在积极地学习、认同和吸纳。过去未被重视的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之加以重视和研究，很有必要。

二、藏彝走廊区域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概况

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以语族而言，主要分布于藏缅语族之中，如藏语支中的《尚书》《战国策》《孔子项托相问书》，以及“斯巴问答歌”中的有关内容。彝语支中有：《董永记》《劝善经》《木荷与薇叶》《红鱼姑娘》《张四姐》《张三姐的故事》《凤凰记》《贾相孝母》《齐小荣》《唐王游地府》《西行取经记》《丁郎刻木》《唐王记》《赛特阿育》（董永行孝记）、《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康熙统天下》《仁宗的故事》《高柯观的烟赌恨》《高宗父子俩》《剪花女》《孔夫子训诫经》《吴周福传奇》《孟合与维色》《峨玉聪的故事》等。如按有关学者的观点，白族语属于彝语支，则这方面还可加上《白扇记》《磨房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几部作品。从目前搜集到的材料看，该走廊的壮侗语族中还翻译出版了傣族的《唐僧取经》《刘秀走国》。所以，如果白语属于彝语支，则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主要分布于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彝语支和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之中；如果白族语不属于彝语支，则这类作品主要分布于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彝语支和白语支之中，其次是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之中。从发现面世时间看，流传于彝族中的《劝善经》是藏彝走廊中最早的一部“主流文化题材长诗”。《劝善经》是对汉文文献《太上感应篇》的翻译；在将其再翻译为汉文时，定名为《劝善经》。《劝善经》最先由马学良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省武定县茂莲乡调研时于该地土司图书室发现。马学良先生曾于1947年就他发现的彝文古籍《劝善经》（太上感应篇）撰文《倮译〈太上感应篇〉序》，发表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人文研究室编的《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马先生在该序文中说：“这部倮译《太上感应篇》，为倮人把《太上感应篇》译成倮文，自加释义与解说。原文对于研究倮族语文，固然是一部可珍贵的材料；而在解说中所记倮族之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巫术宗教、传说禁忌，以及心理情态等，尤足表现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及心理情态，以倮人说倮事，自必真切可信，读之如卧游倮区，如亲聆土人诉述风土人情。此外尚可窥出初民对宇宙万物之看法，及其天真活泼之思想。”改革开放后，相关部门将彝文《劝善经》进行译注，马学良先生在该译注序中说：“据考证，彝文《劝善经》似产生于明代水西罗甸王国时代，从刻本字体与明代金石彝文对比，文字形体相同，明代彝文多保留圆体字，文中语法用词及语法结构也与明代彝文作品风格相同。”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藏彝走廊中的少数民族除羌族外，其他的在云南省都有分布。所以从行政地域分布而言，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其次为西藏和四川。

从流传于藏彝走廊中的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的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反映孝亲敬老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董永记》《贾相孝母》《丁郎刻木》《赛特阿育》（董永行孝记）、《凤凰记》等。其他有关的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中，也有孝亲敬老的情节，但相比较之下，不是以孝道为中心或主线。反映董永行孝传说者，在云南彝区的彝文古籍中为《董永记》，在贵州彝文古籍中为《赛特阿育》。有关董永行孝的传说，在彝区除了彝族文化人将其编译为优美的叙事长诗《董永记》和《赛特阿育》外，在民间还有散文体的故事流传。比如，1943年邢庆兰先生在云南新平县漠沙乡搜集到一则彝族青年借钱葬父的故事，即是彝族民间流传的散文体的“董永行孝”故事。相比较而言，彝文古籍中的董永行孝传说为古彝文五言诗体，篇幅长，情节内容丰富，人物形象丰满。流传于彝族民间的董永行孝故事变异性大，从翻译角度说，其“归化”特性突出。这里列举的孝亲敬老类题材的几部作品，《凤凰记》和《贾相孝继母》是反映前妻之子孝敬继母，继母视前妻之子为亲出的故事，对研究传统社会家庭生活有特别的意义。

第二是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木荷与薇叶》《张四姐》《张三姐的故事》《齐小荣》《剪花女》《白扇记》《磨房记》《毛洪记》《卖花记》《红鱼姑娘》《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合与维色》《峨玉聪的故事》等。其中《白扇记》《张四姐》《卖花记》等，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的《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中也有介绍，而且《张四姐》《卖花记》的内容梗概和彝文古籍中所载文本几乎相同。这类作品大多以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恋爱婚姻家庭为对象，主要反映人们的善恶观、爱情婚姻观，表现人民群众的崇高美德，至今还闪耀着光芒。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糟粕的东西，是应当摒弃的。

第三是反映劝善告诫、因果报应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唐王游地府》《西行取经记》《劝善经》《唐僧取经》《唐王记》《高柯观的烟赌恨》《顺治说道德》《合彭诏奇遇》《因果报应经》《吴周福传奇》，等等。这类作品，运用一定的道德观来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们以想象的手法创造一个虚无的世界即阴间，称在阳世作恶之人死后到阴间会受到残酷的折磨，且会投生为低等动物；在阳世行善积德之人，死后到阴间会受到优待且会投生富贵人家。他们或者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塑造典型，并以此为主线形成可读性强的作品，告诉人们应当有好的习性，丢掉恶习，如《高柯观的烟赌恨》《吴周福传奇》等即是其例；或者借权威人士之口，宣扬彼时社会所需要的伦理道德，对人们进行道德的教化，如《顺治说道德》《孔夫子训诫经》等；或者通过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事件，宣扬行善和孝道的方法和途径，如《西行取经记》《唐僧取经》。其中的《西行取经记》说，之所以要到西方取经，是因为要为超度祖先寻找经书，以尽子孙后代对祖先的孝道。任何精神产品都有其时代性，所以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产生于传统社会的不同阶段，有些内容在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但是，倡导孝道和善良却一直是各民族所认同的，是社会的需要，只是须因应社会发展而当与时俱进而已。

第四是历史传说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清官龙宾布》《朵伊穷苦人》《高宗父子俩》《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康熙统天下》《仁宗的故事》，等等。这类题材内容的作品，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主要流传于藏彝走廊藏缅语族的部分民族中。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或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以典型化，或者是以文学手法塑造的艺术形象，以记述历史或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

从这里所介绍的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看，有的是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人以本民族语文翻译或编译来自汉语文的文本，在翻译或编译中民族化特色较浓，“编译”或再创作的特色突出；有的则基本是属于“异化”的翻译，即从文本看主要是采取“源语”（汉语）表达方式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对此，《凤凰记》可谓是典型。但是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第四类即历史传说类作品中有不少文本，并不像是翻译或编译的，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以自己所了解的主流文化生活素材或史料，以自己所在民族的语文作为表现工具创作的作品。因此，从藏彝走廊层面而言，其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中的主流文化题材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人用少数民族语文对某些汉语文作品的翻译（编译），可称之为“主流文化题材的翻译作品”；二是以少数民族语文为表现工具，以主流文化题材为对象的创作，可称之为“主流文化题材的创作作品”，比如《高宗父子俩》《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康熙统天下》《仁宗的故事》《高柯观的烟赌恨》《吴周福传奇》《顺治说道德》《孔夫子训诫经》等作品，都可视为是典型的例子。从对主流文化题材的作品翻译或编译到以主流文化题材为素材进行创作，反映出历史上藏彝走廊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和认同，进而对国家的认同。这是他们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质的飞跃。当然，在这种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作者对主流文化素材的翻译与消化问题，所以这类以主流文化题材为创作素材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形式，仍然有着与民族思维特点关系密切的“语文符号转化”的表征，即表现出翻译的特征。而素材的选取和翻译，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也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故而这类作品必然会在反映民族特色的同时，表现出特别的文化认同，主要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

三、藏彝走廊区域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的解读

中国自古是由“六大板块”“三大走廊”构成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因此，“通观中国的民族关系，可以用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血缘纽带四条纽带来概括，四条纽带把中华各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这其中，作为主流文化汉文化对各民族产生了长期的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以儒家的思想作为先导的。”所以，藏彝走廊区域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的存在，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

早在秦汉时期，现在的四川藏区及其相邻地带就分布着若干古羌人部落。公元6—7世纪的隋唐之时，今川滇与西藏东部仍聚居着许多羌人部落，号称“西山八国”。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崛起，经过几代经营后，在松赞干布赞普（王）的统率下，统一了西藏诸部，建立了“吐蕃王国”，地域拓展到今藏东及四川西北一带。此后，吐蕃便与当地诸古羌部落逐渐融合，形成了后来金沙江流域的藏族。自秦汉开始，中央王朝便在上述古羌人部落活动的有关地域设置郡县，在社会治理中密切了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到了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更是促进了藏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以后的中央王朝，对藏彝走廊的开发更加深入，治理更加完善，各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中华主流文化的传播、影响也比过去更大。对此，相关民族古籍，如藏族古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就对明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多有记载。《贤者喜宴·吐蕃史》《汉藏史集》亦均记载有向“汉地”学习政治文化的内容。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先灭蜀后取巴，旋设置巴郡、蜀郡、汉中郡，然后以巴蜀为据点开发“巴蜀徼外”。公元前310年，分布于今云南境内的丹和犁两个部落群体开始接受秦的统治。前285年，秦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把秦的治理范围扩大到今宁蒗、丽江一带。前250年，秦孝文王开始经营巴蜀以南地区，派蜀郡太守开修僰人道。僰人道自僰道县溯横江而上经过今昭通，终于曲靖一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海内，建立了包括今云南在内的统一的多族国家。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着手经略包括云南在内的藏彝走廊大部分区域。入唐后，南诏即派人到成都学习，其内容多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随之于南诏境内开办学校，主要传授儒家文化，出现了研学儒学的少数民族学者。入明后，在白族中比较知名的学者有艾自新、艾自修兄弟俩。历史上，中央政权派到藏彝走廊的官员，不乏推行中华主流文化的优秀者。其中在元代，先在四川等地任职，云南设立行省后，担任第一任行政长官“云南平章政事”职务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则是值得点赞的杰出人物。

伴随着中央王朝在藏彝走廊地区政权的建立和治理，主流文化的辐射和传播以及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和认同也不断加强。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并开始浸润于中央政权所能触及的地方；而在信息传播手段相对落后的地区，具有欣赏性的文学是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的重要载体。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历代中央王朝对藏彝走廊的治理和经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主流文化，在通过行政的手段推行国家政策（如“改土归流”，或开办学校）之外，其负载主流文化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翻译，以文字文本的形式以及民间口头流传的形式加以流传，形成一种精神产品提供给人们。无文字者则以口头的形式，翻译负载中华主流文化的有关文学作品，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进入街衢巷陌。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则主动以主流文化的题材创作出不少作品，去丰富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在这种精神产品的传播中，主流文化对人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作品一样，是中华文苑中的一束奇葩。但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身份”不明，不知如何处置：“说它们是汉族文学作品，但其人物、情节、语言、风格又与原作几乎不同。于是，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或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等类著作，大都不予理会，甚至踪迹全无。说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题材却又是汉族的，于是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史或文学简论也极少收录。致使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长期漂流在中国文学史书之外，无法归宿，也极少翻译面世”，几乎成为“冷门绝学”。比如过伟的《中华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文集（分为上下两册），在长达1100多页的篇幅中，仅在其第一卷中有《孟姜女在少数民族中的变异》一文。总之，长期以来，学界对藏彝走廊少数民族中主流文化题材传统文学作品并未加以关注，只是近年才开始去搜集、翻译、整理、出版。所以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中一是少见其踪影；二是偶有所涉及个别作品，也作为一般少数民族原创叙事诗看待，比如祈连休等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贺学君的《中国民间叙事诗史》，仅在相关章节中涉及《则谷阿列与依妮》（后意译为《红鱼姑娘》），但没从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的角度予以观照。有关彝族文学史方面的著述，对上述类型的作品大多视而不见，遑论从主流文化题材传统文学作品的角度去加以审视了。

其实，藏彝走廊中的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作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花异卉，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该走廊传播和辐射的产物，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硕果，也是该走廊相关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与认同的体现。因此，藏彝走廊中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作为在中华文坛中熠熠生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成果。总之，这类作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既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交汇和相互融合的产物，又是在中央政权关照下主流文化的辐射和传播力的展现，更是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和认同的反映。

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所以文化认同一直以来是客观存在，并且不断在加强。在当今，“五个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实现了文化的认同，其他几个认同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藏彝走廊中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在当今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文化遗产，虽然部分作品表现出时代局限性，某些内容比如愚孝等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但这类作品在历史上的精神家园作用是不可质疑的，其对主流文化的学习、吸纳和认同是应充分肯定的。对于当今培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文化强国来说，这类作品亦是一种文化资源。它们中的不少文本，可读性、欣赏性强，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语境下，拥有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对这类作品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可为重新编写中华文学史、相关民族的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等提供学术的支撑。因此，对藏彝走廊中主流文化题材少数民族传统文学作品，应加以系统研究，明确其身份，给予应有的定位，使这笔文化资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原文刊载于《文苑漫步》2024年第2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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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冶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