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琳|古蜀神话的多层次阐释———评黄剑华《古蜀神话研究》

摘要:《古蜀神话研究》对古蜀神话做了总述，并从起源、城市建设、农业、商业、民族延续等方面对古蜀神话进行多层次阐释，把古蜀神话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古蜀神话研究》一书立足文献，发现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大文化视域，以多学科结合的方法挖掘巴蜀地方文化，展示中华文明。

关键词：《古蜀神话研究》;大文化视域;多学科;巴蜀地方文化

黄剑华撰写的《古蜀神话研究》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组织编撰的《巴蜀神话研究丛书》其中之一，是一部研究古蜀神话与历史考古的学术力作，它把古蜀神话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笔者看来，《古蜀神话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在讲述古蜀神话时援引的材料十分丰富，且能从中发现问题，并在文中尝试解决问题，尽管古蜀历史迷雾重重，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是独到的;其二，《古蜀神话研究》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大文化视域中综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学术视野十分广阔;其三，在挖掘古蜀文明与神话传说时，并不局限在蜀地，而是论及其他区域的考古发现以及地域文化，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一、立足文献，发现问题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此处的“文献”不只是文字记载材料，还包括了民间习俗与仪式。孔子引文献说礼，这些文献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巫风传统，黄剑华也借文献探究古蜀社会的祭祀和信仰等文化事项。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作者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搭建好了古蜀神话的骨骼体系。黄剑华在追溯古蜀起源的时候，从文献中提取出了“蚕丛之前，有蜀山氏”的信息，其所依据的文献不只有神话色彩浓厚的《山海经》，还有作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除此之外还引了《帝王世纪》《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作者在分析提取文献信息的同时，提出了两个问题:“西陵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蜀山氏和蚕丛又是什么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作者不仅说明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也明确了古蜀文明与蚕之间的关系。古蜀特定的区位和环境影响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过程，书中指出“以茂县为核心区域的岷江上游河谷是蚕丛故里，应该是古蜀历史上一个比较可信的史实”，作者在论述这一点时把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研究，而营盘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就是这一观点的有力实证。岷江上游河谷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古蜀先民以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古代蜀人崇拜祭祀天门，三星堆出土的玉璋有相关仪式场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籍文献中有相关记载，许多汉代画像中都有天阙图像，天门观念逐渐变成一种信仰，最后发展成一种习俗，成为古蜀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先秦巫风在神性之外逐步具有理性化和世俗性特征”的一个实证。

依着时间的发展，蚕丛之后的蜀王是柏灌，但传世文献中对于柏灌的记载语焉不详。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柏灌在蚕丛之后是如何继承王位的？柏灌统治古蜀国的时间有多久？柏灌有什么作为？柏灌的兴衰与去向又是怎样的？”针对柏灌的行迹疑踪，作者引用了许多学者的观点看法，但因为文字考古的局限以及出土材料的匮乏，这一切都只能是推测。作者依据古籍中简略的记载，并结合“柏灌率领族人后来跟随大禹治水，迁往中原”的看法有的放矢，继续提出问题:“这个斟灌族会不会就是跟随大禹治水从古蜀国迁居华夏的斟灌族呢。”受限于材料，作者是从与柏灌同期的夏王朝的王位之争去推测古蜀国可能在这一时期也有类似的事件，这一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蜀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是鱼凫，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也比较简略，但考古发现的成果比较丰硕，对鱼凫王朝的建立问题与柏灌的兴衰与去向问题的回答相互承接，作者的思路是连贯的。其后是关于鱼凫王朝都邑位置这个问题的探讨，王城是王朝在那个时期文化的集中体现，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王朝风貌，且都邑的变化再次说明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王朝的发展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很大，此一时期鱼凫氏是崇尚渔猎的民族，在岷江上游的古蜀先民则是以牧业为主的。而对于鱼凫时代的情形，作者借助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以及古籍记载来说明，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结合使得鱼凫时代的论证更加生动具体。

鱼凫王朝的结束以及鱼凫族人的去向，则与古蜀王朝的下一位帝王杜宇有关。记载杜宇的传世文献比前面三位蜀王多，关于杜宇时代，作者将论述重心放在了杜宇对农业的发展以及杜宇与鳖灵的传奇故事方面，对这一神话，作者将之当作“史影”来解读。

作者在进入杜宇、朱利、鳖灵的传奇故事前插入了廪君建立巴国的传说记载，这是作者在古蜀神话研究中联系方法的体现。因为地域相近、文化习俗相同，古人不仅常将巴蜀连称，还将巴楚连说，巴国、楚国与蜀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复杂，不论是战争还是同盟都是为了维持各自的地位和利益。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及巴国，应是为了说明蜀国的发展与覆灭与巴国也有关系。

第二章讲述了古蜀王朝融入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第一章和第二章对于全书的作用十分重要，这两章勾勒出了古蜀的历史轮廓，搭起了全书的骨架，后续的章节都是对第一、二章中提出问题的延伸和补充。“立足文献，发现问题”这一特点在后续的章节中依旧延续了下来，以问题为导向使得文章的脉络更加清晰，零散的古蜀神话在作者的笔下更有体系。

徐旭生在《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中指出了传说时代的特点:“当时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掺杂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黄剑华在神话材料与史料的对读互证中渐渐掀开了古蜀神话的迷雾，将古蜀璀璨的文化一角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大文化视域，跨学科方法

《古蜀神话概论》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史研究中，考古与神话学互不往来……但随着新时代考古学和神话学的蓬勃发展，两大学科正在走向对话与交融”。在本书后记中，黄剑华也提道:“多学科相结合有利于资料的汇集和相互印证，更有益于开阔学术视野、拓宽研究思路。”结合黄剑华本人作为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其实不难理解本书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同样，这也是大势所趋，正如叶舒宪指出的:“21世纪以来，国内神话学学科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学术变革，即全面走出学科本位束缚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原有的学科重心，从单一范围内的神话叙事作品研究转化到更加具有统合性的理论研究上。”《古蜀神话研究》正是这个学术转型时期结出的硕果。

在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差不多全有关于洪水的传说。本书结合古蜀神话传说中关于洪水的部分以及环境考古的发现，对神话与城市的形成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作者先从“鲧作城与梦郭移”的神话传说切入，将成都平原上的古城遗址结合起来进行阐述。作者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以及考古发现，对古蜀国在成都平原上的城市建设情况做了一个梳理，在重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关注到了自然原因，将自然环境视为古蜀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指出，古蜀“最初修筑的早期城市规模较小，后来不断扩展，到殷商时候的三星堆古城已蔚为壮观，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更是规模宏大，这不仅与先后选址筑城的地理条件有关，也与不同时期古蜀国或古蜀族人力与物力资源的强弱有较大的关系。从另一方面看，城市规模大小也与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密不可分”。该书在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抓住了主要矛盾，提纲挈领，在揭示古蜀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人地关系”问题的同时，也牵引出了治水这一重要问题。在城市的修筑之外，本书也提到了“成都平原上早期城址的遗弃也大都与水灾有关”。

在成都平原上最为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适应了成都平原筑城发展的需要。对都江堰的研究，该书从当时的郡守李冰和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作者借助历史文献中对李冰的记载、古代传说中对李冰的形象塑造以及民间对李冰的崇拜和祭祀，向读者展现了都江堰修筑中人格精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关于都江堰水利工程，作者的视野则更加开阔，从现实的功用角度以及历史发展眼光来看都江堰，对都江堰本身的工程智慧、历史意义、精神价值做了具体的论述。

黄剑华在撰写《古蜀神话研究》时采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各个学科的优越性，同时多学科多角度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同学科的局限性。

袁珂谈及中国神话的特点时认为，“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神话的文献资料，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叫作‘零’……还有一个叫作‘散’……零星片段的神话材料，又分别记录在各种性质不同的古书里。”存在于文献中的神话多有交错附会，同一个神话人物在不同的文本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境遇，出土的文物和资料在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物质遗存背后存在的信息只能依靠学者专家来挖掘。

如田兆元所言:“考古物象，是神话赋予其生命。”古蜀地方文明的主要承载物是过去的物质遗存，例如都江堰、三星堆遗址、汉代画像砖等。“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这些物质遗存是不会说话的，在考古工作进行的过程中，物质文化遗存信息不断地被挖掘，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作者不仅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通天神树和金沙遗址的跪坐人像中看到了古蜀人民的太阳神话以及稻作文化，还对出土文物的价值作了形象描绘、解读和欣赏。黄剑华在挖掘考古材料背后的信息时，采用了一种互文的演绎方式，对出土文物的描述十分详细生动，令人印象深刻。笔者在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之后更觉如此，可见黄剑华对于古蜀神话的阐释活动实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更新了读者对古蜀历史文化的认识。《古蜀神话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任务，即“促进文化遗产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及受众对遗产的理解”。

三、挖掘地方文化，展示中华文明

《巴蜀神话研究丛书》主编向宝云在丛书的总序中指出:“研究好巴蜀文化，可以为中华文明的源头、特质和形态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重要支撑。”诚然，“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是相互影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遗址考察的时候指出了这一点。书中黄剑华在提出关于古蜀文化与神话历史见解的同时也兼及中原文化与神话历史，在为读者铺开古蜀神话历史画卷的同时，也从神话角度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历程。本书在第一、二章中将古蜀国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大致讲述了古蜀历代王朝之谜，并与中原部落的发展结合起来解谜，在后续章节中各有侧重地描绘古蜀神话;在第三章中讲述了禹兴西羌的传说故事，禹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中原文化的进程与古蜀文化的进程交汇了;在第四章中讲述了成都平原筑城与治水的传奇，在这一章中通过城市建设来看文化的发展;在第五章中讲述了帝俊神话与南方稻作文化，结合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研究古蜀文化与农业的发展;在第六章与第七章中结合汉代画像看蜀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第八章中阐述了秦汉以来的鬼神信仰与仙话，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在民族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期间，神话的外延不断扩展。正如袁珂先生所言:“中国神话内容丰富，盘根错节，牵涉颇广，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应当培养深厚的学殖，并且应从多方面取材。”《古蜀神话研究》做到了这一点，从文献中挖掘问题，从文物中探究古蜀文明，对古蜀神话的研究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信仰，层层递进，为读者展现了璀璨的古蜀文明。

在第五章帝俊神话与南方稻作文化中，作者将帝俊神话中的太阳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并置阐述，将帝俊神话传说体系与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话体系进行类比，在与他者的比较中突出了本土神话的特色。回归本土之后，作者根据中国神话零散的特点指出，帝俊神话体系实际上与以黄帝为中心的神话体系是有交错和吸纳附会的，这实际上是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能够形成的一个文化因素。

梁启超曾言:“神话不止一个民族有，各族各有其相传的神话。那些神话互相征服同化，有些很难分别谁是谁族的。”在这种体系的相互融合中，黄剑华以古蜀神话为基点去寻找帝俊神话传说体系和黄帝神话传说体系中关于古蜀地方的部分，指出“远古时代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鸟的神话传说，以及将鸟作为部族图腾，殷商与古蜀便是最为典型和显著的例子。而远古时代的鸟图腾与鸟的神话传说，又通常与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古蜀则尤为突出，《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述和考古发现提供丰富资料，便是最好的说明”。作者对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描述和分析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引述其他学者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分析三星堆文物时也会结合其他地区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出土文物。例如，在描述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太阳纹饰时，作者想到了内蒙古贺兰山岩画中的人面形太阳神形象，进而联系到了三星堆出土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形象，认为“那圆日形的脸与光芒状的头冠，不也同样是人面形太阳神的形象”。在章节末尾，作者指出“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传说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太阳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世界人民最早的崇拜对象，古蜀的太阳神话与世界的太阳神话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独属于古蜀的文化基因。

《文学术语词典》中关于神话的解释是:“神话是曾被特定的文化群落认为是真实的并被流传下来的故事体系，它（从神明及其他超自然人物的意象和行为的角度）解释了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和事物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以此为社会习俗惯例提供依据，建立人们应遵循的规则。”古蜀神话是古蜀先民生活的折射，黄剑华顺着古蜀神话去追溯古蜀先民的生活与思想。《古蜀神话研究》展现的古蜀文明不仅蕴含了古蜀先民的神话思维以及生活方式，还存在着人类的共同信仰崇拜。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承载这浩瀚岁月的就是书中提到的都江堰以及三星堆、金沙等众多古城遗址、陵墓遗址等物质文化载体，挖掘它们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探源，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作者简介：刘文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

文章来源：《神话研究集刊》2024年第1期 第343-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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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