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文书搜集、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畲族文书是少数民族民间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清末民初始，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经历了奠基、曲折发展、繁荣三个阶段，存在搜集零星、整理欠规范、研究视野较狭窄等方面的问题。未来的畲族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需要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重视搜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加强整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强调研究的综合性和多样性，为总结和探讨畲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畲汉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史、东南山区区域社会的变迁以及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畲族文书；民族融合；区域社会变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书”是指为处理事务、交流信息而使用的各种载体的文字、图表、声像等材料。《辞海》释义为“各种文件的统称”，既泛指借助一定材料表达思想意图的书面记录，也具体指政府机关公文以及个人或家庭、家族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书信、契约、家谱等文类。狭义的“文书”是指明清史研究领域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土地流转、交易等事项密切相关的契约文书。文书，特别是古籍、公文案卷类的研究，古已有之，然民间文书之研究却是现代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独立之后的事。晚清民国时期，受“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文史学界开始尝试把民众作为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的中心和客体。在此背景下，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日益受到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
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以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族学、人类学在传入中国之初，就注意在记录各地各民族现实社会现象、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俗的同时，搜集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文献在内的资料。畲族是一个主要生活在我国闽、浙、粤等省山区的少数民族。明清以来，畲民与杂处错居的汉族等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东南山区，留下了大量反映畲族经济、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以及与汉族关系等方面的民间文献。早在14世纪，该民族就受到意大利籍著名旅行家、方济会士鄂多立克的关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学者、传教士和日本学者开始调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受区位等因素影响，畲族也就成了国外学者研究最早且成果最多的南方少数民族之一。对于近百年国内外的畲族研究，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的《闽台民族史辨》附录二《畲族研究综述》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福建师范大学吴巍巍副研究员、谢必震教授则梳理了近代来华西人关于东南畲族田野调查及考古研究方面的成果。不过，对于存量较大且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畲族文书研究的历史及其进展，尚未见全面、系统梳理的成果。因此，本文拟在回顾清末以来畲族文书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其基本特点、展望其未来，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书研究等方面探索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畲族文书搜集、整理、研究之历史回顾
“畲族文书”是指畲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制作、保存的契约、账簿、税单、执照、证件、日用杂字、谱牒、科仪书、唱词戏本、医药抄本等图文资料。作为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畲族文书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时就受到关注，但真正的搜集整理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随后逐步发展。其历程大致经历了奠基、曲折发展、繁荣三个阶段。
1.奠基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学者、传教士、日本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其中对南方少数民族开展得最早，成果也最多，畲族也是其中之一。早期传教士和学者对畲族的研究，如美国传教士那尔敦对浙江金华“山居部落”“Sha-k‘ah”起源、族称、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计方式等方面的分析，玛高温对浙江畲民族源的探讨，武林吉对福州城北面黄土岗、莲白洋两个畲村的调查，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庄延龄对闽、浙畲民族源的追溯，日本学者山崎直部、西丰省三对浙江畲民习俗的概述，中国学者浙江云和县魏兰关于畲客风俗的描述等，多以猎奇式的介绍及见闻的转录呈现。
迨至20世纪20年代，以沈作乾1924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畲民调查记》为代表，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得以真正开启。从事该方面搜集整理研究的学者，既有国外的民族学家，也有受“他者”激发、饱含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学者。
该时期畲族文书搜集整理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调查中搜集整理畲族祖图、族谱、歌本、宗教科仪等文献资料，以考证畲族源流、分析畲族的迁徙线路、研究畲族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如沈作乾在分析畲族教育时运用调查所得的《记账行用》《七言杂字》《五言杂字》《家常应用》以及《百家姓》《六字经》等抄本作为佐证材料；德国学者史图博及中国助手李化民在分析畲族源流、迁徙线路时则运用了调查搜集的畲民谱牒及汤氏庙碑文，在分析歌谣时则借助了曾用作敕木山小学教材的畲族历史叙事歌谣《高皇歌》手抄本；何子星分析探讨畲民神话及其图腾文化的资料，除了调查的口传资料，还有画传和笔传(即文传)资料：“畲民又有画像，以为祭祖时所用。像后有图解一篇，也同样地说得很详尽”；何联奎在探讨畲民的图腾崇拜时，也运用了画传的盘瓠神话传说以及笔传的族谱等畲族文书；凌纯声在专题研究畲民图腾文化时，不仅完整地搜集整理了畲民画传的盘瓠祖图、蓝氏宗谱中笔传的盘瓠传说以及文字表达关于畲民氏族起源和祖先传说的《高皇歌》《同源娘姓歌》，而且在现场观察了畲民的祭祖仪式。
总体来看，该阶段从事畲族文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复杂，既有国外的传教士和民族学家，也有国内来自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者。他们搜集、整理和研究畲族文书的目的不一，国外传教士多为其传教服务，研究者除了猎奇之外，更多是为了了解和认知中国东南山区人群的历史和文化；国内学者对畲族的关注，与该时期大量学者一样，多受到清末民国时期外敌入侵的刺激以及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的影响，带着饱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投入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实现国族建构和边疆建设。他们搜集、整理、研究的畲族文书主要以祖图和族谱为对象，且非专门为之，同时，一些研究成果还缺乏民族学规范，但仍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进入民族识别、社会历史大调查及相关研究时期。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员，畲族的调查研究得到党和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国家层面而言，1953年始中央派出以施联朱为组长，黄淑娉、陈凤贤为组员的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先后到浙江景宁东衖、福建罗源八井、上杭芦丰、漳平山羊隔等地开展调查，并最终于1956年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1955年，中央派出由杨成志任组长，廖宝昀、陈凤贤、黄淑娉等为组员的调查组奔赴广东凤凰山区的潮安、饶平、丰顺，莲花山区的惠阳、海丰，罗浮山区的博罗、增城等畲村调查；1958年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委直接领导下，由在京及各相关省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遵照党中央关于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指示，深入闽、浙等畲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开展畲族社会历史调查。
在这一阶段，参与畲族民族识别及社会历史调查的人员大多是受过民族学学科训练的专家、学者，他们借调查之机，搜集了大量畲族文书，如《广东畲民识别调查》收录了丰顺县凤坪村、惠阳陈湖、南洋、增城等地盘、蓝、雷族谱，《闽东畲族情况调查报告》收录了福安蓝氏、钟氏以及霞浦雷氏宗谱和祖图，《福建福鼎县畲族情况调查》收录了蓝、雷、钟姓族谱及部分清代年间的契约，《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畲族情况调查》收录了当地蓝氏宗谱，《畲族文艺调查(摘录)》收录了不少诸如长篇叙事诗歌、小说歌(或称全连本)、杂歌(十条起、散条、叙事杂歌、字歌、分字歌、谜歌、小令)等畲族传统文学手抄本。这些畲族文书，除部分散佚外，多数被闽、浙、赣、粤等省市县博物馆、图书馆及相关科研机构收藏，这也成了惠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畲族文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一笔珍贵财富。不过，受革命叙事话语等因素影响，这一阶段的畲族文书大多数是政府为识别畲族民族身份或学者为探讨畲族族源、迁徙而搜集的族谱、祖图、开山公据等方面的资料，与阶段斗争“不符”的畲族文书则被选择性遗漏，且鲜见专门、系统地整理与研究畲族文书的成果。
3.繁荣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得到拨乱反正，畲族的调查研究渐入学术繁荣的春天，以施联朱、蒋炳钊等撰写的《畲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为标志，构成畲族调查研究新的开端。该阶段的畲族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无论是搜集、整理的组织规模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均是前两个时期无法比拟的。根据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取向，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包括文书在内的畲族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该阶段的畲族文书搜集与整理始自1982年的畲族社会历史再调查，在文化保护与复兴的大潮中，历经国家各部委多次发起与组织、地方政府部门参与的各类民族文献资料普查，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1982年，国家民委派施联朱等专家到安徽宁国、江西铅山和贵溪、广东潮安凤凰山、浙江丽水继续进行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其成果与1953年、1955年、1958年畲族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所形成的报告，经施联朱主编，一起作为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于1986年出版，名为《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的《安徽宁国县云梯公社畲族情况调查(摘录)》搜集整理了用来分析宁国云梯畲族的名称、来源与迁徙的《蓝氏族谱》；《江西铅山县太源、贵溪县樟坪畲族情况调查》则搜集整理了对研究畲族来源、迁徙以及古代畲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资料价值的《重建盘瓠祠铁书》；《浙江丽水地区畲族情况调查》则完整搜集整理了清光绪年间记载太平军三克丽水城的《长毛歌》，同时通过搜集的祖图、族谱分析了丽水地区畲族的历史来源等问题。此外，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纂的《广东省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不仅摘编了广东畲族古代文献资料，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单位、有关地区做的调查以及1982年的数次调查材料，而且附录了部分有关历史传说记载的祖图、族谱以及一些照片。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民委等单位发起、组织了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编纂与出版工程。在这次文化工程中，不少畲族民间歌谣、故事手抄本逐步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其中部分资料编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的福建、浙江等卷以及《闽东畲族歌谣集成》(1995)、《闽东畲族故事》(1990)、《闽东畲族谚语》(1990)、《畲族高皇歌》(1992)、《畲族叙事歌集粹》(2002)。
2003年，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编辑出版了《福建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年)》，分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文教类和附录5个部分，选编了福建省自1937年以来有关畲族的重要档案史料。其中综合类选编了福建部分蓝、雷畲族祖图及族谱，附录记载了福建畲族族谱档案目录索引。2006
此外，周正庆等主编的《闽东家族文书》(2000-2018)、陈支平主编的《福建民间文书》(2007)、钟雷兴主编的《闽东畲族文化丛书》(谱牒祠堂、民间故事、歌谚卷，2008-2009)、曹树基主编的《石仓契约》(2011-2015)、温州图书馆编纂的《清代民国温州地区契约文书辑选》(2015)以及省级层面编写的《浙江少数民族志》(1999)、《广东省志·少数民族志》(2000)，市县层面编写的《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志》(1991)、《丽水地区畲族志》(1992)、《霞浦县畲族志》(1993)、《上杭畲族志》(1994)、《福安畲族志》(1995)、《铅山畲族志》(1999)、《福鼎畲族志》(2000)、《闽东畲族志》(2000)、《福州市畲族志》(2004)等书也收录了一些畲族文书。这些成果搜集了一些畲族文书，也为引证畲族文书研究畲族经济、文化等问题提供了方便，但也存在区域不平衡、搜集整理不规范等缺陷。
二是畲族文书本体的研究。该类研究主要讨论畲族文书的价值、分类、文化内涵等。畲族文书价值方面，陈支平、刘婷玉在搜集整理闽台数百种畲族族谱后发现，畲族族谱既对厘清南方少数民族源流、播迁，保存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可进一步推进研究家族、民族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吕立汉、蓝岚、孟令法在普查的基础上探究了包括文书在内的浙江畲族民间文献资料的价值，认为契约文书是展现畲族经济发展、纯朴民风的世代烙印；此外，谢滨、余厚洪、周肖晓等根据掌握的资料研究了畲族文书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价值。畲族文书的分类等研究方面，余厚洪结合其掌握的文献，分析探讨了畲族契约文书的分类、语言特色、缮写风格等；朱忠飞在介绍畲族契约文书保存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畲族契约文书研究应立足田野调查，系统搜集整理，并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回到区域历史之现场，对明清以来畲族的社会、经济、家庭、婚姻、性别、礼俗等进行重新解释；蒋卉则从伦理学的视角分析了畲族契约文书的伦理思想；黄悦标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以广东畲族《祖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祖图》的道教文化内涵，探究了畲族道教信仰的历史。
三是引证文书探讨畲族族源与迁徙、畲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畲族文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畲族族源及迁徙是学者引证畲族文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利用畲族祖图、族谱、《高皇歌》等资料论证畲族的来源及迁徙线路，并形成了“土著说”“外来说”“多源说”等观点。“土著说”认为，畲乃闽越、山越等越人后裔，闽粤赣交界地是畲族历史上的聚居地或者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畲族发祥地；“外来说”又分为“武陵说”“河南说(中原说)”，持“武陵说”者其论据主要来自畲族诸如抚徭券牒、族谱、祖图、《高皇歌》等文书，与正史、地方史志、口头传说、语言材料相互佐证，持“河南说”者也是通过盘瓠传说与有关古史的印证，不过其源流上推至高辛氏近亲古河南夷之一支；“多源说”认为，畲族源流复杂，是“武陵蛮”与闽粤赣越人后裔及客家及其先民融合的结果。族源不同，加上引证的谱牒或其他文献的差异，导致畲族迁徙的线路也不一样，学界大致形成了以武陵蛮为远源的畲族先民的迁徙以及由凤凰山为文化地理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向周边迁徙的两条不同线路的研究。
畲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畲族源流研究的延伸与拓展。该领域的研究也将谱牒及与苗瑶关系密切的券牒等畲族文书作为重要印证材料，以展开畲族与苗瑶、畲族与客家等关系的探究，或者畲族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分析、反思。
畲族文化也是学者运用畲族文书研究的领域之一，特别是家族文化、民族音乐、民间信仰更是需要大量畲族文书的佐证。蓝炯熹的《畲族家族文化》就是运用畲族族谱等资料探讨畲族社会组织及有关习俗的研究范例。此外，一些学者也利用畲族族谱、祖图等畲族文书研究了畲族的习惯法、民俗风情、家庭与婚姻形式、郎名等。畲族音乐方面，蓝雪霏利用一些畲族文书，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探究了畲族的音乐文化。民间信仰方面，多数学者主要利用田野调查及祖图、盘瓠传说等材料，分析畲族以盘瓠信仰及凤凰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王逍则另辟蹊径，探讨了畲民通过记忆的选择、重构，对景宁当地汉族汤夫人信仰的采借、编码，主动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重构以及与社区文化的整合。
此外，近年来，受跨学科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畲族文书开展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及民族史书写范式的反思。例如，陈支平利用闽东契约文书探讨了畲民受到汉族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等畲民社会经济的若干问题；刘婷玉则在比对畲族与瑶族家族文书的基础上反思了民族志书写的线性史观；王磊、冯筱才、李世众以浙江畲族文书为例，在介绍其概数、种类、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畲族文书不仅有利于深入讨论畲族社会经济史，而且有助于考察东南区域社会史以及全国性的“整体史”脉络。
总之，引证研究主要利用畲族谱牒探讨畲族族源与迁徙、畲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少见分析畲族文书书写、使用和流通以及通过畲族文书探讨畲族社会经济史、浙南山区社会经济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畲族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我国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已取得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畲族社会经济变迁和历史文化本质特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1.畲族文书搜集多阶段性的零星开展，缺乏全面性、系统性
伴随着清末民初畲族研究的启动，畲族文书的搜集得到了起步和发展，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奠基阶段，畲族文书的搜集多个人猎奇行为，并非专门为之，且搜集对象主要以祖图和谱牒为主；在曲折发展阶段，畲族文书的搜集完全服务于民族识别以及政治发展的需要，主要由政府组织牵头，对作为重点区域的闽、浙等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摸底调查，搜集的畲族文书种类较奠基阶段也有所增加；在繁荣阶段，畲族文书搜集的组织性以及广度、深度大大加强，并呈现出政府、高校、社会联合互动的倾向。
目前，国家民委及福建、浙江、广东地方政府部门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丽水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已在文成、松阳等县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畲族文书搜集工作。但这些搜集，无论是奠基阶段和曲折发展时期对族谱、祖图、开山公据等资料的关注，还是繁荣发展阶段政府部门及高校、科研院所对某一地区或县市的调研，多属专题性的零敲碎打，且普查、搜集力度明显有限，多数的搜集是进村找庙、找祠堂、找家谱，即便是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牵头组织实施的畲族古籍总目提要普查，也多将畲族文书作为畲族古籍的一部分，委托给各县市区地方文史工作者进行摸底调查或征集，未见专业性的全面、系统的搜集。特别是储量丰富、作为畲族核心居住地的福建、浙江畲族文书，还须进一步加大力度搜集，力争实现畲族村寨文书普查的全覆盖。
同时，畲族文书的搜集方式和方法也有待改进。有的搜集者如文物贩子一般，巧取豪夺畲民的文书；有的则只搜集自己感兴趣的文书，对农户家其他亟待搜集、保护的畲族文书则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有的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不惜拆卸、割裂、折损甚至用熨斗烫平的方式搜集文书，破坏其品相。如此的搜集，不仅让畲族文书离开了原生地，而且有损其整体性，不仅不利于保护，而且是对畲族文书的破坏。
2.畲族文书整理多堆砌资料，缺乏科学性、规范性
资料的搜集是整理的前提和基础。伴随着畲族文书搜集工作在奠基阶段的启动，畲族文书的整理工作也在政府部门、高校以及社会的重视下逐步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和国家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之下，国家民委及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投入不少的资源，整理出版了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畲族卷》《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浙江畲族民间文献资料总目提要》《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松
但是其不足亦比较明显，即总体整理质量不尽如人意，除了少部分畲族文书整理较规范外，多数畲族文书的整理是资料的堆砌，在编目、修复、保存等方面明显存在一些问题，少见高清影印并注校文书版本、收藏等情况之成果。与此同时，受资金、人力投入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畲族文书系统、科学的整理也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尽管借助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牵头编纂畲族古籍总目提要之机，动用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力量，征集或搜集了一批畲族文书，但除个别县市外，多数地方只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简单编目，并未对其进行科学的整理，更遑论提升保护条件、改善保护方法，较好地修复、保护畲族文书。
此外，由于畲族文书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社会对畲族文书价值认识的偏颇，畲族文书的整理还存在该整理的未整理、不该整理的又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整理
3.畲族文书研究视角狭窄，缺乏跨学科视野下的全面、深入探讨
如前所述，自清末民国时期开始，出于认知或者服务政府民族识别等方面的需要，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引证畲族谱牒、祖图、科仪文书等图文资料研究畲族的起源、迁徙、文化、宗教信仰等问题，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探讨了畲族文书的价值、分类、文化内涵，但对畲族契约文书、账簿、土地登记、赋役、家礼类文书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够，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闽东浙南畲族文书作为一个整体，从边缘族群主位的视角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畲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研究更是鲜见。
同时，因视野等方面的局限，多数对畲族文书的研究，仍沿袭传统，钟情于引证畲族文书研究畲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专题问题，少见运用跨学科的视野，综合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方法，立足畲族文书、田野调查及相关历史文献，全面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空间与人群、经济与政治、历史与文化、互动与交融等在近代东南地区的演变过程及畲汉关系之研究。此外，从研究空间分区来看，尽管近年来浙西南、粤东、赣南等地的畲族文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掘和研究，但比较而言，福建畲族文书研究的广度、深度远超其他区域。这固然与福建畲族文书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但也离不开该省畲族研究的传统。自民国以来，福建就涌现了一批研究畲族历史文化的学者，如林惠祥、傅衣凌、陈国强、蒋炳钊、陈支平、郭志超、石奕龙、谢重光、蓝炯熹、董建辉、黄向春等。这些学者多受厦门大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学术传统的影响，重视畲族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注重打通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畛域，由此形成、造就了福建畲族文书研究的特色。
三、畲族文书搜集、整理、研究的展望
伴随着社会对民间文献价值认识的深化以及研究的逐步演变，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历经百余年的摸索与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共同特性、学理性较强的理念，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趋向，即在搜集方面强调“文献就地保存、复制副本并详细记载保存信息”，在整理方面注重“进行现状记录，保持文献的归户性、系统性”，在研究方面重视“结合田野调查在文献留存现场解读文献”。作为民间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一方面表现出民间文献搜集、整理、解读的一些共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性。
1.厘清概念，全面系统搜集
搜集、整理与研究畲族文书，其中搜集是整理、研究的基础，也是关键所在。在政府机构、相关高校多年努力下，包含文书在内的畲族民间文献搜集已取得较大成绩。以浙江为例，丽水学院的同仁已搜集畲族民间文献资料2566份(卷、件)；文成县图书馆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搜集文成县畲族家户文书3000余件；松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搜集畲族文籍文契280余件。此外，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契约文书博物馆、浙江省市县档案馆、博物馆及图书馆也收藏了数量不等的畲族文书。然而，上述收藏的畲族文书只是浙江畲族文书的“沧海一粟”。浙江、福建、广东、福建、安徽等畲族主要分布地到底留存了多少畲族文书，谁也无法准确回答，只能概略估算。
在全球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承载东南山地农耕传统文化的传统村落加速消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再生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畲族文书，也在传统村落的急剧消亡中加速损毁、散失，亟待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因此，厘清畲族文书、畲族文献等概念，全面系统搜集畲族文书，是一项亟待开展的工作。在概念界定上，须阐明畲族文书与畲族文献的区别，确定畲族文书的外延与内涵，为畲族文书的搜集确定明确的范围；在搜集方法上，须以畲民相对集中的县、乡为单位，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点面结合，多点调查，做好馆藏畲族文书及畲民保存文书的普查，在就地保存畲族文书原件、高清扫描或复制副本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搜集畲族文书，使畲族文书既留在原生地，又走出原生地，真正实现搜集与保护、整理与研究的统一。
2.因类而异，科学规范整理
明清以来留存的畲族文书，种类繁多，除了常说的契约、票据、账簿外，还有谱牒、诉状、判牍、甘结、婚书、招赘书、祭祀文书、丧葬文书、科仪书、宗教唱本、风水地理书、戏本、笔记、乐谱等。学界对其整理，虽大致存在内容分类与时间排序相结合、文书群、整体归户等分类标准或范式，但由于资金、人力投入及编纂者对标准或范式理解的差异，整理出版的畲族文书多是各科研机构及学者，根据上级领导部门或个人的认识、兴趣及社会关系，对某一种类、某一县域畲族文书的汇编整理，可谓“花样百出，各不相同”。
因此，根据畲族文书的获得方式，科学、规范整理畲族文书势在必行。对于公藏机构中的畲族文书或通过转手渠道获得的畲族文书，如来源不清楚，可在地域空间基础上，按照内容分类与时间排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理；如保有者比较清晰，则可根据保有者分类归并，设立文书群，再依据文书种类、时间顺序整理。对于进村入户搜集的未经倒卖的畲族文书，则可在保持文献原生态、归户性的基础上，“现状记录，保持文献固有的系统性”，以县市区或者乡镇为空间单位，做好畲族文书的识读、编排、点校、注释、编辑、存储和数字化，使各类畲族文书的逻辑性、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得以重建，为多学科视野研究畲族文书做好铺垫。
3.现场解读，跨学科综合研究
畲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其利用汉字记载的文书，既反映了畲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及历史文化，也反映了畲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中国东南地区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是畲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对畲族文书进行解读，不仅需要在视野上实现从“就文书研究文书”到“结合田野调查现场、整体审视文书”的转变，而且需要“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回到历史的现场”，借助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挥畲族文书独特的史料价值，了解明清以来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变迁及主要特征，剖析东南区域国家与社会、平原与山区、城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畲族与汉族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等区域和全国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化畲族历史文化研究、促进东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
具体来说，可从民族学的视角，探讨畲民与汉民之间在经济、文化、语言、教育、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互动交融；可从人类学主位和族群认同研究的角度，分析畲民的家族、民族归属感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从整体史的角度，全面研究明清时期畲民及其身处的东南区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民风习尚；可从法学的角度，针对畲族契约的书写、签订、执行等现象，探究官方法律与民间习惯法的相互关系；还可通过宗教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理论及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形式，剖析政府与社会、士绅与民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
四、结语
主要居于我国东南山区的畲族，长期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伴随着明清之际的文字下乡以及畲汉交融互动的深化，有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畲族开始较大规模的学习汉字，并运用汉字记录其生产生活，留下了大量反映畲族经济、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以及与汉族等民族关系的民间文书。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开始起步，并逐步发展，其历程大致可分为奠定、曲折发展、繁荣三个阶段。综观其演变，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具有一定特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搜集多阶段性的零星开展，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整理多资料的堆砌，缺乏科学性、规范性；研究视野较狭窄，缺乏跨学科视野下的全面、深入地探讨。根据当下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研究的发展趋向，笔者认为未来的畲族文书搜集、整理、研究，应在厘清畲族文书与畲族文献等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系统搜集文书，真正实现搜集与保护的统一；注意获得方式的差异，科学规范地整理畲族文书，做好畲族文书的识读、编排、点校、注释、编辑、存储和数字化，使其逻辑性、整体性得以重建；注重田野与文书的互读，强调跨学科的综合性、多样性研究，从畲民主位的视角探讨畲族文书与畲族日常生活的联系，从边缘社会的视角考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为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佐证和坚实的理论支撑。
原文刊于《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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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陈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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