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个人视角对姚新勇教授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所作出的努力作出观察。

姚新勇教授是我的导师。2010年，作为一个十分渴望继续深造的硕士毕业生，我着手准备考博报名的问题。我的硕导耿占春教授是当代诗歌领域的专家，他当即推荐我去报考姚新勇教授。他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作为一个懵懂的学生，我接下来追问为什么“有意思”，得到的回复是：“他关注少数民族”。

当时的我，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还不能了解此类关注和学术之间的关联。当我上网查询姚老师的相关信息的时候，“百科”上写着：“曾从事过农民、工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化批评工作。”而他的新浪博客“天山姚新勇”还在不停更新，每天转载和原创与民族研究相关的文章。是的，姚新勇教授祖籍广东潮州，他的父亲放弃在南洋的小康生活，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姚老师本人在新疆的十月厂出生、成长，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求学足迹则是遍布了新疆、山东济南、江苏南京，后来来到广州。而他的职业生涯，又同大部分老师不同，他当过工人和公务员，1991年，他在河南省农委工作，并在上蔡县参加扶贫工作，经历较为丰富。1997年，姚新勇教授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来到广州的暨南大学任教。这时候，1957年出生的他，已经40岁了，作为学术专任教师的高校职业生涯刚刚开始。

和大部分同行专家又有所不同的是，在他学术研究的起始阶段，似乎他并没有特别去研究民族文学，主要做文化批评相关的研究。除了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发表的13篇文章之外，他来到暨南大学中文系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是《文化炒作与传统的失落》《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等等。这两篇文章发表在《探索与争鸣》和《读书》杂志，也恰恰显示出他并不着意于做单纯的当代文学研究。1997-1998年间，他就已经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就在昨天查阅他一本书的豆瓣评论的时候，我才看到有一位网友对他这一时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评作出的评价：“姚新勇作为BBS兴起初期的一代对线天王，他可是四处出击，各方结怨。作为一位与王柯、张承志等人有着相似经历的知青，他对nationalism议题有着特殊的热情，不惜荒废本行，下海作战。我个人对这一领域的启蒙很多都是读他的文章。”

到了1999年，他发表了《呈现、批判与重建——“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一文，他认为张承志文学创作的起点在于作为“蒙古儿子”的外来者想象，而后来其创作则明显转向了对个体民族历史的表述，除了这个论断，姚老师还从个案分析转向对“后殖民主义”二难境况的分析，并提出是“积极而慎重地正视它，谋求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尽量减隔阂，促进民族多元文化间的沟通与契合。”当下的国家话语常常提及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姚新勇教授在1999年的文学批评里也已经提到了。

大约在世纪之交，姚新勇教授已经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圈有所交集。大约是在2002年，他去武汉的一个学术会议开会，提交了一篇与民族文学相关的论文，学者李鸿然看到了这篇学术论文，推荐给了《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关纪新老师，关老师不知道如何打听到了姚新勇老师家中的电话座机号码，就打电话过来问是否愿意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这应该就是他第一篇在此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边疆的策动:先锋叙述中的边疆文化》（《民族文学研究》），也同样是在2003年，另外两篇《方法论证与潜逻辑——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商榷及其它》（《民族艺术》）、《对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文艺争鸣》）正式发表。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可以正式看作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开端。

同年底，由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主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承办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表彰大会”在广州举行。玛拉沁夫、晓雪、吴重阳、关纪新等多位作家、学者共同开展研讨。姚新勇教授在这次会议中发言并当面结识了很多民族文学领域的学者。从个案分析入手，运用后殖民理论，论证了“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基本问题，并且认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由此造成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随意性和被动性，是导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萎靡的一个原因。

大概在2003年，46岁的姚新勇教授，正式聚焦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开展研究，并且他从带的首届硕士研究生开始，就有意识地引导、培养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兴趣，要求其硕士生尽量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做硕士论文。以至于在当年考研复试的经验传递中，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不看张承志，不容易考上暨大现当代”，这当然是笑谈，但实际上显示出姚新勇教授对学术研究要求复合型、多元性的追求。让硕士弟子做民族文学选题，这似乎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来看，是很正常不过的，然而，当时，暨南大学还没有这个学科，学生们多属于现当代文学、美学等学科，这样集群式的努力仅仅是靠热情实现的。

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硕士论文，比如陈国华的《文学西部：形象与视野——新时期以来中国西部散文创作及批评的文化考察》，何小勇的《新时期少数民族写作中的复仇主题考》，毛毳的《流动的西部——电影中的西部空间建构与当代文化命题（1980-2006）》，刘书勤的《转型期藏族女性叙事文学中的藏族女性形象考察》，杨文的《栗原小荻论》，程剑的《谁在边缘深处低吟——新时期少数民族女诗人汉语写作论》，张健的《蒙古帝国叙事——转型期中国大陆地区“成吉思汗”形象的“多元道德化”叙述》，申国亮的《历史、族性、生命意识：何处为家？——论满族作家朱春雨的<血菩提>》，王明锋的《巴音博罗诗歌的互文性》，蔡春洪的《“归真”的追寻与多重文化的交错——六部回族长篇小说研究》，武艳飞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中母语现象呈现》，褚桂平的《鄂温克家园失落的比较研究——以迟子建和乌热尔图为例》，柳士安的《关于〈文艺报〉中少数民族文艺相关信息的研究（1949—1989年）》，徐运源的《少数族裔题材的“伤痕文学”—〈民族文学〉百期（1981-1989年）考察》，王伟龙的《新时期以来藏地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演变——以六个代表性文本为例》，尹腾连的《大山深处的百合——1988年至2009年〈羌族文学〉杂志研究》，李瑞文的《历史·艺术·意识形态——嘎达梅林形象流变分析》…我仅仅将这些硕士论文及其作者列举到2011年前后（当然此后更是有其指导的大量的本领域博硕论文出现），意图呈现的是，一个在东南沿海的非民族类高校，一位以当代文学为业的老师，以一己之力挖掘如此丰富多元的选题，这一批硕士论文直到当下，其选题的角度和资料的丰富性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贡献出“华南学派”式的力量。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暨南大学也有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2009年4月9日至12日，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办、贵州民族学院协办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召开。当时格日勒图、孙贤正、关纪新、朝戈金、康保成等四十多位国内民族学、少数民族文学专家与会探讨了转型时期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等问题。此后，姚新勇教授及其带领的学生则更多凝聚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展开研究。

2010年，我作为姚新勇教授带的第二位博士生进入暨南大学开始博士学习。在出发前的暑假里，姚老师就一遍遍催我读英文原版的专著，比如《杂糅的诗学——英语后殖民文学》，我通读后写了读书笔记，投稿并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这给了一个在读博士生莫大的激励，与此同时又面临着论文选题的纠结。这时候我开始认真观察起老师的学术轨迹来。如上文所言，自2004年开始，姚新勇教授就开始真正进入到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学理性考察中，比如在《民族文学研究》上他发表的《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一文，从“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反思的角度出发，将历史的、现实的、学科的、理论的分析相联系，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存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度的把握。全文分三部分：梳理少数民族文学从“社会主义性”到“民族性”演变的话语轨迹；分析此一演变的感性性、非反思性、过渡性给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所造成的制约；反思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追求之于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多元一体中国文化建构的逻辑悖论。

2005年，姚新勇教授与黄勇博士合著的《土改、民族、阶级与现代化——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的“土改”》一文从“土改”视角出发，以李乔的《金沙江三部曲》等小说为例，观察少数民族小说在“土改”叙事中呈现的异质性与多样性。此后的两三年间，姚新勇教授又以文本个案分析为主题，讨论了藏族小说、回族小说的现代性、多样性与其背后文化、宗教传统的复杂性。2007年，他又在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中转向理论的探索：《关于“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他提出，撰写出高质量、有代表性的、包含中华各族群文学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尤其中国民族文学史研究者们的共同心愿与长期努力的目标之一。但是大家似乎对这一目标的可行性都缺少必要的审视。于是，姚新勇教授以此问题为核心，对多民族文学史建构的统一理论框架的有无、研究者面临的文学现象前提、中华各族群及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族群文学自身发展的复杂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撰写高质量、有代表性的、包含各族群文学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切实研究的基础上，去撰写多形式、多角度、规模不一、族群成分不定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

这一年，离他第一次以少数民族文学视角尝试关注张承志的书写，已经近十年了。也就是这一年，他发表了一些后来更有影响力、或者说受众更为广泛的文章，而我恰恰也是被这些文章所打动，最终延续了这项研究。这些文章就是《“家园”的重构与突围——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的上、下，以及《朝圣之旅:诗歌、民族与文化冲突——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论》。他认为，彝族现代诗派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型于八十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它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在《朝圣之旅》一文中，他以“朝圣之旅”为核心结构，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藏族汉语诗歌写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既高度关注对藏族汉语诗歌本身艺术品质的展示，同时又严肃而审慎地分析了所涉及的族群文化冲突的问题。可以说，这些文章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学者，而是文中所提到的多民族创作者们，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作品被研究者所提及，而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学批评，而是将整个彝族诗歌、藏族诗歌群体性书写的全貌呈现。这样，研究者和创作者在多民族文学的场域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在阅读《“家园”的重构与突围——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时，我一次又一次被打动，从而决定选择彝族诗歌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后来，博士论文又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以《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出版。读博士期间，关于彝族诗歌和藏族诗歌的研究，我得到了姚新勇教授的持续指导。他是首次提出彝族诗歌的集群式创作的学者，此后的十余年间，彝族诗歌则不断被国内外的研究者所关注。看到他对边缘创作群体的关注，民间诗人发星主动联系他，给他寄送自己编选的最新的诗歌作品，由此，姚新勇教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半个月亮”爬上来：一个汉族诗人和他的兄弟诗胞》，他认为，发星“自由写作，独立办刊，细心地搜寻、积攒、编印当代诗歌民间创作的资料，让许许多多散落荒野的诗歌星火， 汇集于西昌，汇集于普格这小小的县城。所以江湖上有了‘中国当代重要的民间诗歌资料整理者之一’的美誉。然而让我知道发星、走近发星的却是他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此后，由于发星等人的帮助，我们在广州一直关注着民间诗歌的发展，另外一位彝族诗人阿索拉毅，在我们看来是发星的继任者，他持续编选彝族诗歌，最后做成了《中国当代彝族诗歌大系》。由于长期的友好互动关系，我也更深入了解了彝族的社会、历史、经济等现状，还曾多次进行田野调查。

对于藏族诗歌也是同样。姚新勇教授介绍了时任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的刚杰索木东给我认识，承蒙索木东的帮助，我们又常常得到最新的藏族诗歌材料，也了解藏族诗歌创作的动态。当然，姚新勇教授对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观察不仅止于此，2012年，他带领我去新疆喀什参加了“多民族文学论坛”，在会议上，他与维吾尔族的作家们畅谈当代维吾尔族文学，甚至时间到了也浑然不觉，我不禁惊诧其对当代民族文学考察的广度、精力的充沛和研究的深入。我在读博士的三年间，姚老师依然是一个高产的学者，他不仅仅日日更新、转发他的“天山姚新勇”博客，在关注时事撰写评论的同时，还可以产生19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去他办公室请教的时候，他也是基本在废寝忘食的读书、写作，往往听到师母催他回家吃饭的电话。

2013年底，姚新勇教授在广州举办了“转型中国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17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近五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印象深刻的是，除了本领域的专家外，他还邀请了跨学科的专家参加，甚至还有蒙古族民族学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彼时他似乎刚从美国回来国内任教，他并不认识一些在场的民族文学同行学者，可见讨论“转型中国”的“跨学科”的力度之大。

姚新勇教授的著作更能体现其研究的轨迹。2000-2005年，他先后出版了《主体的塑造与变迁 : 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观察、批判与理性 : 纷杂时代中一个知识个体的思考》以及《悖论的文化》三本书，是其研究民族文学之前的学术总结。那么，2010年之后，他的《寻找 : 共同的宿命与碰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囊括了对“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泛文化寻根、先锋与抑制、异质的女性话语、西部与文学想象、“异域中国”的后殖民话语、网络与少数族裔文学、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论、西藏叙事、“西部”散文研究、中国电影西部空间建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等多个议题的讨论。

2016年，当姚老师的国家社科项目结项时，他在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此时，这本书讨论的，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是集中在“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学创作的关联上来，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去碰触、掰扯的议题。2020年，李晓峰教授的重大项目结题，姚新勇教授作为子课题负责人，负责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当代文学理论卷》，对1949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和回顾，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产生、少数民族文学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少数民族重大文学思潮以及少数民族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重点揭示了少数民族理论话语范式的形成、特征，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支撑。同时，还对比较文学、生态批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学话语范型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土化理论话语建设对中国学术话语话语建设的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姚新勇教授还尤其重视与国内外学界的对话，并且用实际研究去践行这一点。比如，他经常提到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多民族文学论坛诞生于2004年11月，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为目的，总主题基本上是“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理论建设”，也部分涉及少数民族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理论探讨。他作为来自广东的学者参加了第一届的多民族文学论坛，首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发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姚新勇教授也作为论坛的见证者一直支持和参与，并且，他将这些标志性的文学研究活动写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当代文学理论卷》，认为“论坛”本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7年，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访学，杜克大学有几位他较为关注的学者，一位就是人文社科界通常会关注并引用其著作的杜赞奇教授，另一位是文学批评大师詹姆逊，当然还有一位是我的合作导师罗鹏。杜赞奇教授是印度裔，对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尤其共情，詹姆逊教授则是美国白人教授的姿态，罗鹏是西班牙裔美国人，但是由于太太是台湾人，因此中文非常棒，并且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姚新勇教授在去美国的短期访问中，安排了一站是去杜克大学对他们三人进行学术访谈。还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我将他安排到杜克大学附近的小旅馆DAYS INN里，离我们当时的公寓和学校都很近。为了准备访谈材料，他夜里继日地研读他们的英文文献，准备访谈提纲。我劝他要注意身体，但是每次拜访他，他都在挑灯夜战，并将其视为一个难得的研学过程。后来，这些访谈分别发表在国内的一些学术期刊上，为少数民族文学海外学术史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经过他的提点，我也一直有意识搜集整理国外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文献，希望能进一步开展研究。

姚新勇教授培养了十余届博士，基本上都走了学术的道路，其中至今还坚持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有几位，分别研究彝族文学（邱婧）、回族文学（林琳）、蒙古族文学（孙静）、维吾尔族文学（艾力）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邓永江、刘亚娟）。2013年，博士毕业后我离开学校，去同一条路上的另外一所高校任教。十年后的今天，又重新返回暨南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工作，学院给我分配的办公室就在当年姚老师办公室的隔壁，我和老师，成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邻居，十分感慨。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反思对姚新勇教授的学术史梳理有无遗漏，可能还有不少细节没有提及，但是，他在我和其他同门心中，的确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鞠躬尽瘁的那个人，也的确是心怀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那个人。

作者简介：邱婧，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原文刊载于公众号《民族文学》202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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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冶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