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在文学关系研究的个案中，国内外学界普遍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认定为影响关系，却无证据；认为定为平行关系，却又觉得存在某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着向第三关系的方向推进，完全有可能找到产生相似因素的来源。以往仅以影响关系或平行关系研究，明明知道还存在并不是来自于影响与平行的相似因素，但找不到相似因素的来源，就会陷入困境。

一、何为第三种比较文学

自19世纪一直到今天，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只有影响与平行两种文学关系。但本人在多年的个案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第三种比较文学关系（简称第三关系），这是与影响关系、平行关系性质不同的国际文学关系：交流关系不存在于文学层面，而是存在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通过交流形成的。诗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甚至不知道对方诗人的存在，但诗歌中存在相当多的类似因素，是因为诗人各自描写了通过交流形成的生活世界。不同文学关系的相似因素来源各不相同，影响关系的相似因素来自于文学层面的交流关系，平行关系的相似因素来自于平行的共生现象。第三关系的相似因素来自于生活世界的交流，不是来自于文学交流，文学层面不存在交流的证据。第三关系需要通过文学与其他文献还原生活世界及其交流关系，因而第三关系的研究也是文学考古学。生活世界的交流并不是文学交流，但可以产生既非影响、亦非平行的文学关系。第三关系拓展了调查范围，将生活世界及其交流关系纳入到了文学关系研究的范围，这样就有可能找到相似因素的来源，突破文学关系研究的难题，也可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交流关系如何改变文学关系。 

二、第三关系的个案研究

《万叶集》的柳蘰与中国《折杨柳》的关系

（一）柳蘰与《折杨柳》的关系

《万叶集》歌颂了各种植物，这些植物大概有一百五、六十种，写植物的和歌占了整个《万叶集》和歌总数的三分之一。杨柳也是《万叶集》中最为重要的植物之一，有 39首写了杨柳，占各类植物的第九位。其中写柳蘰的有9首，占杨柳和歌的四分之一。《万叶集》的研究在日本古代文学的研究史上可以说是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积累了非常多的论文和著作。然而研究杨柳的论文只有两、三篇而已，还有一些著作在部分章节中涉及到杨柳。现今为止较为全面地研究的还是樱井满教授的著 作，他以《万叶集》中的花木为研究对象，出版了著作集十册。下面是《万叶集》写柳蘰的和歌，是写柳和歌中特别的一组和歌。所谓的柳蘰是将柳条做成环状戴在头上的东西。

梅の花咲きたる園の青柳は蘰にすべく成りにけらずや。梅花开园中，青柳吐新芽。似已可折取，柳蘰饰柔发。（小贰粟田大夫、Ｎ８１７） 

梅の花咲きたる園の青柳を蘰にしつつ遊び暮さな。梅花园中开，青柳可为蘰。戏柳又戏春，举杯消春宴。（小監土氏百村、Ｎ８２５）

春柳蘰に折りし梅の花誰か浮べし酒坏の上に。春来遍新柳，折取为柳蘰。何人采梅花，浮于酒杯上。（壹岐目村氏彼方、Ｎ８４０）

しなざかる越の君らとかくしこそ楊蘰き樂しく遊ばめ。越中诸君聚，如此为柳蘰。头上戴柳蘰，杯酒且宴乐。右、郡司已下子弟已上诸人多集此会。因守大伴宿祢家持作此歌也。（大伴家持、Ｎ４０７１）

柳蘰和歌的数量并不少，这些和歌中的柳蘰是怎样的东西呢？樱井满带着同样的问题意识相当完整地论述他的看法。“中国自古将柳枝结为环状送给踏上旅途的人，祝愿平安回归。早在汉代乐府题中就有折杨柳，是离别的笛曲。唐代王之涣题为《送别》的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在文字之国的中国，‘柳’与‘留’的音相通，或许是想要留住踏上旅途的人。‘环’与‘还’的音相通，似可释为尽快回还。”

那么能否直接相信樱井满看法呢？显然存在着难以相信的部分：一，樱井满作为例证的王之涣的诗歌中并没有描写折柳为圈的形象。二，没有出现柳环一词。三，王之涣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的诗歌，《万叶集》的形成是在初唐以前，盛唐的诗歌不可能对《万叶集》有影响。那么樱井满的见解是不是他个人的见解而已呢？同样的见解亦见于植物学的辞典：“清明节用柳枝点新火，亦把柳枝插于门与屋檐，还将柳枝插于头发。《折杨柳》中也有相似的习俗。亲近的人踏上旅程时，要折水边的柳枝，结成环形，作为赠送之物。据说‘环’与‘还’相通，借助柳的灵力保佑旅者，也包含着旅人不要因为旅途疲惫而丧失魂灵之意。”由此可知这样的见解得到学术界承认，也相当流行。樱井满也反复在他的著作论中论及这一见解，并明确地论述了与中国柳环的关系。

中国古乐府题有《折杨柳》，是别离之曲。唐王之涣有题为《送别》的诗，咏叹如下：“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中国有祈祷旅行人平安而送柳枝的习俗。柳本来其音与“留”相通，“环”与“还”相通。作成轮状表达了回归原处之意。……（第1924、4142首）《万叶集》中这样的歌是受到中国“别木”的影响。柳蘰是柳环的日本化。

樱井满的见解与中国的习俗、汉语语音特征吻合，这的确是颇有魅力的说法。《玉台新咏》早已传入日本，其中有不少《折杨柳》。然而尚需调查的是唐初以前的《折杨柳》中，是否出现柳环一词是应当调查的问题。初唐以前的《折杨柳》数量不算多，其中没有一首《折杨柳》诗歌出现过柳环一词。即使通观中国历史也很少出现所谓的柳环一词。偶尔能够看到柳环二字连用的个例，但不能认为柳环是一个词。《舆地志》云：朱雀门北对宣阳门，相去六里，名为御道，夹开御沟，植柳环渠。这是朱雀大街的街树，柳环并非一个词，街树排连成环，是很长的环状之物，完全无法想象可以戴在头上。再看明代陶安的《过平江》一诗：“锡山回望望亭孤，百里风烟远入吴。虎阜云开晴见塔，枫桥月落夜闻乌。依依杨柳环新郭，渺渺波涛接太湖。可惜捧心人去杳，大夫遗庙镇姑苏。”此诗的柳环二字是指环绕城池的柳树，其长度至少也有十数里以上，恐怕也是难于戴在头上的，显然不可能赠给行人。与樱井满的解释比较接近的是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烟惹雾毎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此诗的最后一句是说送柳给行人，其中也含有迎归的意思。但李商隐的迎归与樱井满所说的迎归不同，这是指不要折尽柳枝，要留一半来迎接行人的归来。此诗暗示出在迎归行人时也以柳枝相赠。不过李商隐在诗中并没有使用“柳环”一词，显然李商隐的诗不能作为佐证的资料，更何况李商隐的诗迟于《万叶集》。

那么从六朝到初唐折杨柳赠送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柳环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折杨柳》诗中极少直接写到赠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但在个别的诗歌中还是可以看到所赠之物的形态。如“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此诗写的是恋人送别的场面，男人上马没有拿马鞭，折了杨柳枝当作了马鞭。女人不胜悲哀，愿作男人手下中的柳枝，愿成为马鞭，随郎远行。显然手中拿的不是柳环，而是柳条，只有柳条才可以当成马鞭。折柳枝赠给行人的习俗原本起于北戎，后传入汉人的生活，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折柳条相赠的习俗在唐人的诗歌中也有表现。如崔国辅《长乐少年行》：“遗却珊瑚鞭,白马娇不行。章台折杨柳,春日路旁情”，诗中描绘的是少年与青楼子相别的场面。少年忘记带了马鞭，白马不肯行走，折了柳枝当成马鞭。章台是长安的青楼聚集之所，这写的是诗人与青楼女子分别的场面。此外唐代诗歌中还有相关的作品，也可以作为参考的文献。日本古代的画家为唐诗配画，是唐诗选本的一种类型。葛饰北斋是江户时期代表性的画家，他曾为唐诗配画。上面的绘画就是江户时代（宽政五年、1793年）刊行的《唐诗选画本》中的一幅。少年上马，手中拿的是柳条，而不是环状的柳圈。再来看明代石珤的《杨柳枝词》：“春风惜别霸陵川，多少长条似马鞭。谁道无情是花柳，赚人来去自年年。”此诗描写了在长安霸陵川送别的场面，典型的地点、典型的场景都可以证明送别赠送的是柳条，而不是柳圈。所谓的长条是指柳条，无数的行人将柳条当成马鞭，意思是这里有过无数的分别。《折杨柳》常常使用长条、柔条等词来指代柳枝。“条”字一般指细长状的东西，而不是指环状的东西。长条完全是没有指称环状东西的可能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再看宋代文同《折杨柳》：“垂杨百尺临池水，风定烟浓盘不起。欲折长条寄远行，想到君边已憔悴。”郭祥正《折杨柳》：“江头杨柳春依依，主人此时伤别离。留连祖席日欲晚，风弄绿影揺金巵。手攀长条赠君归，纷纷闲愁如絮飞。人生聚散似鱼雁，此柳春深有几枝。”明代于谦的《折杨柳》用了柔条一词：“折杨柳，折得柔条持在手。殷勤赠与远行人，人去书来莫厌频。明年柳发黄金芽，却望归辕早到家。春来春去须臾事，莫待漫天飞雪花。折杨柳，愁思多。短长亭畔崎岖路，送尽行人奈尔何。”此诗的柔条也不可能是环状的东西，显然一般情况下送别赠的是柳条，而不是柳圈，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环状的柳蘰。葛饰北斋的崔国辅诗配画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按照《折杨柳》的习惯送别时赠送的应当是一根柳条，但画中少年手中的柳条不是一根。折柳送一枝就与以柳枝为马鞭吻合。在很多诗歌中都有赠送一条的描写，说明赠送一条是一般的现象。

张祜《折杨柳》：“凝碧池边敛翠眉，景阳楼下绾青丝。那胜妃子朝元阁，玉手和烟弄一枝。”此诗写的也是恋人分别的场景，郎君将行，女子玉手折一枝送给郎君。诗中没有把柳条与马鞭联系起来，但可以想象出马鞭与一根柳枝的关系。唐诗中类似的描写非常丰富，张九龄《折杨柳》：“纤纤折杨柳，持取寄情人。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迟景那能久，流芳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容鬓老边尘。”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水边杨柳绿烟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便向手中吹。”赠送一根柳条可能与以柳条为马鞭有关，赠送一根柳条的习俗也一直代代相袭。宋代文学中也有不少相关的描写，文彦博《折杨柳》：“长忆都门外，低垂拂路尘。更思南陌上，攀折赠行人。行人经岁别，杨柳逐年新。何当逢塞雁，重寄一枝春。”又汪莘《柳枝词》：“抽出烟丝轻袅袅，扫成雪帚重垂垂。风流举世无过柳，总合殷勤把一枝。”《折杨柳》本来是送别诗，但也用于相思。送别送一枝，相思寄送也是一枝。汪莘的诗歌写得也较为含蓄，风流与送一枝柳条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风流过后总要分别，一枝柳条就成了最好的赠别之物。下面明人的诗歌写得更为清楚。明胡奎《柳枝词》：“一送离人折一枝，长条折尽短条衰。飞花自是浮萍草，莫向尊前怨别离。”一次送别就送一枝，将杨柳枝折得只有短条。不同时代的诗人反复描写赠送一根柳条，显然这只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况。如果完全没有赠送几根的习俗，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出赠送一根的诗句。既然折柳送别时一般赠送一根柳条，葛饰北斋画的少年手中不是一根柳条，显然葛饰北斋不太了解折柳送别的习俗，或者是折柳送别的习俗没有传入日本。但是如果仔细审视画中的少年，就会发现少年手中的柳条一共是四根。画中的青楼女子有四个人，每一个人送一枝，就是四根。少年手中握有四根，正是送别赠送一根柳条习俗的表现。葛饰北斋了解《折杨柳》的传统，也证明送别时赠送的不是柳圈。

那么中国文化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柳蘰的东西呢？柳圈便是与柳蘰类似的东西。看元王恽《柳圈辞（六章）》：“暖烟飘，绿杨桥，旋结柔圈折细条。都把发春闲懊恼，碧波深处一时抛。野溪边，丽人天，金缕歌声碧玉圏。解祓不祥随水去，尽回春色到樽前。问春工，二分空，流水桃花扬晓风。欲送春愁何处去，一环清影到湘东。步春洄，喜追陪，相与临流酹一杯。……”此辞相当全面地描写了三月三日戴柳圈时的心情，首先是新春到来时的欣喜，柳枝新绿是新春的标记。此辞不是单纯地吟咏春天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吟诵柳圈。柳圈包括了去除病魔的意义，王恽的诗表达了驱逐病魔的祈愿，也表现了祓除各般烦恼和不祥的意愿。一切的烦恼通过戴柳圈都抛到了身外，随水流去。如果细柳圈具有去除一切不祥的功能，那么柳枝的功能已经普遍化，不是限定在特定的疾病，这显然是生命崇拜意识的发展。王恽除了《柳圈辞》之外，王恽还有几首首诗歌，《和韵三首》：“朋盍华簪拥佩罗，秉蕑听我醉时歌。柳圈泛滟风漪去，乐事迢随献岁和。坐近绿阴花气重，歩移红袖野吟多。杯行到手须沉醉，六客樽前我最皤。”再看《上巳日褉饮林氏花圃舍弟仲略首唱》：“腊蚁香浮金叵罗，一声清艳遏云过。千年盛节称元巳，四座嘉宾到永和。曲水风流清兴在，茂陵依约绿阴多。柳圈尽带余征去，未拟花枝照鬓皤。”王恽的《禊约》一文，比诗歌更详细地记述了上巳的习俗：“今岁兹辰，适值癸已，又一盛也。用是约二、三知友，燕集林氏花圃。所有事宜，略具真率。旧例各人备酒一壶，花一握，楮币若干，细柳圈一，春服以色衣为上。其余所需尽约，圃主供具，秉蕳续咏，办追洧水欢游，禊饮赋诗，修复兰亭故事。”王恽多次与友人聚于林氏花圃，每每相聚祓禊必然折柳为圈，王恽《上己日林氏花圃会饮序》：“花圃寻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于是登野彴酹清波，折柳攀杨，袖兰采药，歌丝间发，羽觞交献。不数。行，四座纷然，迭为宾主。酒既酣，秋涧老人继以柳圈新唱咏。”实际上在诗歌中很少使用柳圈一词，王恽的诗歌中使用柳圈是极个别的现象。宋代司马光《柳枝词十三首·其三》：“君王游豫赏青春，折柳弮赐侍臣。莫怪长条低拂地，只缘供扫属车尘。”诗中写的是柳圈，但尽量避免使用柳圈一词的意图十分明显。柳圈一词较俗，孔尚任的《桃花扇》第五出中柳老汉云：“我老汉姓柳，飘零半世，最怕的是‘柳’字。今日清明佳节，偏把个柳圈儿套住我老狗头。（众人大笑介）。”柳圈一词成为了博取众笑的材料，是属于插科打浑的一类。在清代的诗歌中偶然也会出现柳圈一词，清人田雯《题桃花扇传奇绝句·其二》：“白马青丝动地哀，教坊初赐柳圏回。春灯燕子桃花笑，笺奏新词狎客来。”又如查慎行《台城路（九日同人小饮和朱日观）》：“年年索郎，高会多情怀，酒伴长在篱下，桂板催诗，柳圈祓禊，总付渔樵闲话。重寻旧社，笑如此江山，登临多暇，后约苍茫，菊枝聊满把。”既然柳圈一词在中国文学中也难得一见，那么没有在日本文学中出现也是正常现象。

上巳节的柳圈在中唐以后也移用到了折柳送别，这在诗歌中有所表现,刘禹锡（772—842）《杨柳枝词·其七》：“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张乔《寄惟扬故人》也写到了柳圈:“离别河边绾柳条，千山万水玉人遥。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仅以绾一个字还不够十分清楚是否绾为圈，白居易的诗歌写得清楚一些。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六》：“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此诗格外有趣，与通常的《折杨柳》或《杨柳枝词》不同。苏家小女当指苏小小，在杨柳树前与情人分别。与情人分别，应当送柳枝给情人远行，但是苏小小折取杨柳枝，不是送给行人，剥去绿色的柳枝皮，然后盘为环状，戴在自己的头上，因此白居易说“银环样”。宋翁元龙《玲珑四犯》表现得比较清楚：“月黯小阶云冻。算春将揽邮亭鞚。柳成圈、记人迎送。蜀魂怨染岩花色，泥径红成陇。”这是宋代的词，不足以证明刘禹锡等人诗歌中的绾字一定是绾为圈，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柳圈初现于上巳节,后来移用送别，也移用于寒食、清明。宋代张炎[庆春宫]：“都下寒食，游人甚盛，水边花外，多丽环集，各以柳圏祓禊而去，亦京洛旧事也。波荡兰觞，邻分杏酪，昼辉冉冉烘晴。罥索飞仙，戏船移景，薄游也自忺人。短桥虚市，听隔柳，谁家卖饧。月题争系，油壁相连，笑语逢迎。”张炎的词中并没有用柳圈一词，但是在序文中使用了柳圈一词。柳圈何时移用于寒食不明，但至少宋代已经移用于寒食了。祓禊也并不限于上巳，“都下寒食，游人于水边，以柳圏祓稧。张叔夏赋[庆春宫]，词以道其事甚佳。”寒食节也要在水边祓禊，头戴柳圈，柳圈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了。

杨柳结在中国文学中时常出现，早在六朝时期的诗歌中就出现了杨柳结。那么六朝时期的杨柳结是否就是柳圈呢？

江总《折杨柳》

万里音尘绝，千条杨柳结。

不悟倡园花，遥同羌岭雪。

春心自浩荡，春树聊攀折。

共此依依情，无奈年年别。

江总的《折杨柳》是青楼女子思念远行客人的作品。此诗的开头两句很可能会产生歧意。“万里音尘绝”是“千条杨柳结”的原因，“千条杨柳结”不是指折取杨柳条来做柳圈，而是指杨柳枝垂下千万条，在风中结为无数的柳枝结，如同愁肠百结。如果是折取了柳枝，那么后面还一句“春树聊攀折”，就变得不可理解了。既然前文中已经折取了杨枝，此处再取柳枝，无论是诗法，还是实际生活，都是不可理解的现象。杨柳结是指因风纠结在一起，梁沈约《咏柳》：“轻阴拂建章，夹道连未央。因风结复解，沾露柔且长。楚妃思欲绝，班女泪成行。流人未应去，为此归故乡。”杨柳因风纠成结，随后又解开了杨柳结。徐陵《长相思二首·其二》也描写了相同的景象：“长相思，好春节，梦里恒啼悲不泄。帐中起，窗前髻，柳絮飞还聚。游丝断复结，欲见洛阳花，如君陇头雪。”游丝指是柳丝，断复结正是在风中纠结而散开的样子。类似语句也见于唐人的诗歌，孙光宪《竹枝词二首·其二》：“汉家宫里柳如丝，上苑桃花连碧池。圣寿巳传千岁酒，天文更赏百僚诗。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此诗的“乱绳千结”是指柳丝千结阻碍人行，并不是说折了很多柳枝结为柳圈。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八》：“人言柳叶是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得期。”从这些诗歌的语句，来判断江总的“千条杨柳结”，就是喻指愁肠百结的哀伤。

无论是柳条还是柳圈，都有祝愿平安健康的意思，将柳圈转用于分别也是合乎常理的现象。折柳送别赠送柳圈，也是生活细节的变化，这一变化必然表现在诗歌之中。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时常表现出柳条越长越好的观念。送的枝条越长，就表明依依惜别的情感就越深长。这一类的诗句较多见于中晚唐以后。令狐楚《春游曲三首》：“晓游临碧殿，日上望春亭。芳树罗仙仗，青山展翠屏。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风前调玉管，花下簇金羁。阊阖春风起，蓬莱雪水消。相将折杨柳，争取最长条。”令狐楚(766或768～837)字壳士，宜州华原（今广西宜山）人，先祖居敦煌(今属甘肃)。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曾为方员外郎、华州刺史、河阳怀节度使。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因亲吏赃污事贬衡州刺史。赠送最长条，是以长度象征情感的长度。然而柳条太长，也就不宜于当作马鞭，只能是绾柳为圈了。长条寄长相思，短枝也寄长相思。然而短条寄长相思，是因为长条多被折尽。这种观念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李裕《折杨柳》：“东风道上杨柳枝，几多攀折送别离。长枝折尽短枝长，明年仍旧含烟垂。”争相折送长枝，最后剩的都是短条。王逢年《折杨柳》：“边楼夜笛吹霜月，玉门杨柳边人折。长条短条系相思，故园东风莺啭枝。鸳鸯机上肠应断，绿满天涯人未归。”在中唐以前较少出现争送长枝的诗句，这恐怕是中唐以前不大绾柳为圈相送。

（二）柳蘰、柳圈与文学文本中的物质层意义

如果从结论开始论述，《万叶集》的柳蘰不是来自于中国的《折杨柳，而是上巳的柳圈传入日本之后形成的。如果要证明上巳的柳圈传入日本，成为了柳蘰，那么必须追问如下的问题：柳圈在中国是何时产生的？中国在三月三日的宴会上戴柳圈，那么在日本有没有三月戴柳圈的情况呢？如果说柳蘰是中国的柳圈演化而来，那么又是什么时代柳圈的信息传入了日本呢？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的，否则就不能说明中国的柳圈与日本柳蘰的关系。中国的柳圈是三月三日的上巳节戴的，那么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樱井满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注意到日本也有三月三日戴柳蘰的习俗。江户时期曾有过三月三日戴柳蘰的习惯。这也许是从中国传来的。据清朝末的《燕京岁时记》，儿童要头戴柳蘰。唐高宗三月三日在渭水北祓禊，赐群臣柳环。据说这是头戴柳环、可除虿毒的习俗之始。樱井满依据《燕京岁时记》认为中国的柳圈始于唐高宗。《燕京岁时记》是清朝的文献，究竟是可信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除了《燕京岁时记》之外，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细柳圈：原《景龙文馆记》：唐制上巳祓禊，赐侍臣细柳圈，云帯之免虿毒瘟疫。中宗四年上巳祓禊于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圈。这是清朝《月令辑要》的记载，唐中宗四年上巳，在渭水河岸上祓禊。两种文献的记载不同，那么哪一种更为可靠呢？《月令辑要》根据的是《景龙文馆记》，景龙是唐中宗的年号，《景龙文馆记》是唐代的书，应当是比较可靠的。此事亦载于《新唐书》卷五八的《艺文志》。唐中宗四年应当指的是景龙四年，这个时间相当于公元710年，从这个时候开始戴柳圈应当是事实。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亦记载：“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圏，言带之免虿毒。”这个文献也应当是可信的，也是唐代已经开始使用柳圈一词的例证。《旧唐书》的记载比较全面，也可以作为印证的证据。四年春……三月甲寅，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桊（圈），以辟恶。这里说的四年春，应当是景龙四年春。这一年三月三日举行曲水宴，唐中宗赐给大臣柳圈。由此开始三月三日皇帝赐柳圈，成为了三月三日的惯例。《新唐书》有如下的记载：“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棃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唐代皇帝一年中的各类仪式活动，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春季时皇帝前往渭水之滨，宰相与学士从行，举行曲水宴，赐大臣柳圈。戴柳圈的目的是祓除疫病。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戴柳圈的意义也不断地扩大丰富，其意义并不限于此。祓除污垢，祝愿健康长寿，祝福是基本的意义。戴柳圈的习俗始于唐中宗，但是上巳节始于先秦，只是每年的时间并不固定而已。到了晋时固定于每年的三月三日，并在此日举行曲水宴。戴柳圈的习俗始于唐代，是因为在此之前并无戴柳圈的记载，诸文献也都认为始于唐。

与唐代的这种惯例比较，《万叶集》的柳蘰又是怎样呢？日本学者做出如下的论断： 

柳蘰（柳かづらき）-——柳蘰（柳かづらく）是将柳枝和蔓性植物的蔓做成蘰之意的词。写柳蘰限于一、二月的春歌。……或者与4516的首题词中所看到的那样，也许是举行新年宴会的作品。 

这是小岛宪之等人对4071号和歌的解释。小岛宪之等人编著的《万叶集》，是具有权威性质的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广为使用。写柳蘰的万叶和歌之中，有一部分明确记载了创作和歌的时间。写作时间较多的是一月或者二月。4071首和歌是大伴家持的作品，描写了在举行宅宴时戴着柳蘰游乐的场面。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柳蘰源于《折杨柳》，那么描写的应当是送别场面，但此歌不是如此。如果按照唐代柳圈传来的说法考虑，那么《万叶集》中应当有三月戴柳蘰的情况。如果只是限于一月和二月戴柳蘰，那么似乎在说明柳蘰与唐代的柳圈是没有关系的。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上巳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后来也成为了五大节日之一。樱井满已经指出过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有过戴柳蘰的风俗。当然中国的柳圈不是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更早的时候日本也有过戴柳蘰的记载。也就是说日本戴柳圈的习俗并非始于江户时期，早在平安时代就有戴柳蘰的记载。 

“三月三日，给头弁戴柳蘰，插桃花簪，腰插樱花，全身盛装。不料僵步难移，实是难堪。” 

这是清少纳言《枕草子》中的记载，《枕草子》记载了各类宫廷和贵族的生活，这是可信的文献。《枕草子》有两处记载了三月三日的情况，日本学术界往往只是引用另一段文字，几乎无人注意这段三月三日的记载。恰恰是这段文字中记载了戴柳蘰的情况。那么三月三日戴柳蘰的现象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万叶集》中当真没有三月戴柳蘰的情况吗？其实仔细调查《万叶集》的和歌，还是可以看到三月戴柳蘰的和歌的。

《二月二日，会集于守馆宴作歌一首》

君が行もし久にあらば梅柳誰とともにかわが蘰かむ

君之将行远，回返倘迟延。梅柳已飘飞，与谁共柳蘰？

右、判官久米朝臣广绳以正税帐入京师，仍守大伴宿祢家持作此歌。但越中风土，梅花柳絮三月初咲耳。（大伴家持、Ｎ４２３８） 

这首和歌是宴会之作，写于二月二日。但吟诵的内容是三月的事情。久米朝臣广绳到京都去，如果有事延迟，三月初可能回不来，那么将与谁一起戴柳蘰游乐呢？这是大伴家持想象的内容。越中是现在的富山县一带，三月初梅花与柳絮才会开放，因此这个时候才能够戴柳蘰。日本的地形南北狭长，各地气候相差悬殊，各地植物开花长叶的时间也很不相同。如果说越中只能到了三月戴柳蘰，那么4071首和歌也只能是写了三月的事情。小岛宪之等人主张戴柳蘰只限于一月和二月，显然是错误的。越中的新年，柳还没有长出枝叶，是不可能戴柳蘰的。

《万叶集》的著名学者伊藤博在论述4071首和歌时，修正了小岛宪之等人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在越中柳枝出芽是在三月，卷十九·4238的左注有记录。天平胜宝二年（750）三月二日的歌（卷十九·4142）之中也有“春日柳新芽，折取手中看”之句。“头上戴柳蘰”（即4071）之歌可看为三月十日时的歌，我以为这是不会有错的。伊藤博提出4071首和歌写的是三月十日之事，他依据的是4238首的左注。左注中记载的是三月初，也就是三月一日到三十日之间。伊藤博认为是三月十日左右，这就与4238的左注不同了，显然应当还有其他的根据。那么这个根据可能是三月二日的4142首歌。如果以三月二日为根据，有可能把梅花开的时间也作为一个因素，因为4238首也写了梅花。

据大后美保博士在昭和五年到十七年的调查作的表格显示，白梅与红梅在开放的时间上稍有不同，但没有大的差别。总体来说梅花盛开的时间持续十几天到一个月，这就很难成为伊藤博结论的根据。富山县没有作为调查的对象，但是长野县与富山县山较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参考。当然奈良时代与昭和初期的气候不同，但是开花的时间不会有过大的差别。长野的开花时间有二十余天，因此伊藤博根据什么理由来得出结论认为4071首和歌写的是三月十日左右，实在让人难以明白。当然伊藤博也可以认为4071首写的内容应当是三月一日到三月十，但这与左注的意见相合，显然没有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一新的发展又看不到任何根据，伊藤博断言他的结论不会有错，但实在看不出正确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首和歌写的内容应当是三月三日到三月五日，这种可能性极高。伊藤博作为依据的4142首和歌，描写了京城春天的景象：“春日柳新芽，折取手中看，忆及都大路。”京城大路的街树依照长安的制度，也种植了柳树。因此看到眼前的柳树发芽之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京城的街柳。歌人大伴家持思念京城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与这个日期有关，天平胜宝（750）三月二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第二天就是三月三日，正是举行曲水宴的上巳节。遇到佳节，思念京城和京城的生活是人之常情。

如果认为大伴家持写的是三月三日的上巳曲水宴，那么大伴家持本人有没有涉及到上巳节的曲水宴呢？现在来看看大伴家持的汉诗《晚春三日游览一首并序》：“上巳名辰，暮春丽景。桃花昭睑以分红，柳色含苔而竞绿。……余春媚日宜怜赏，上巳风光足览游。柳陌临江缛袨服，桃源通海泛仙舟。云罍酌桂三清湛，羽爵催人九曲流。纵醉陶心忘彼我，酩酊无处不淹留。”这首诗收于《万叶集》，没有写到柳蘰和柳圈。可是包括了曲水宴的所有因素。“上巳风光足览游”写的是在水边游乐，“羽爵催人九曲流”写的是曲水流杯。此外有两处写到了柳树，举行曲水宴的地方往往有柳树。此诗似乎没有直接写到上巳节的祓禊，但在三月五日写的另一首汉诗写到了祓禊：“昨暮来使，幸也以垂晚春游览之诗……。闻君啸侣新流曲，禊饮催爵泛河清。”这首诗也写了上巳节的各种活动。如果将三月三日到三月五日的汉诗全部综合考察，就会发现包括了上巳节的所有因素。如果说缺少一个因素的话，那就是柳蘰，也就是柳圈。大伴家持等贵族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修养，特意到有柳的地方举行曲水宴，可是偏偏就不戴柳蘰，这是不可理解的怪异现象。实际上大伴家持等人一定是戴了柳蘰，举行曲水宴的。由此来看4238和4071两首和歌写的应当是三月三日到三月五日之间的事情。

既然认为大伴家持等人在上巳节游乐时，一定戴了柳蘰，那么为什么汉诗中没有写到呢？如果与唐代的诗歌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大伴家持的诗歌并不奇怪。唐代诗人写曲水宴的诗歌并不少，但是没有一首写到柳圈。柳圈一词似乎不是诗歌词汇，在诗歌中不用柳圈一词是通例。在唐代是如此，唐代以后也是如此。元代王恽的诗歌用到了柳圈一词，但这种例子极少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大伴家持等人即使戴了柳蘰，但没有写到柳蘰也属于正常现象。《万叶集》柳蘰的时间最多是一月和二月，中国的柳圈是在三月三日，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主要是中日两国风土气候的不同造成的。

《万叶集》的柳蘰与中国的柳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两者几乎是相同的：第一，《万叶集》中的柳蘰歌写的最多的是宴会，817、825、840、4071、4289首和歌写的都是宴会。如果加上4238首，就共有6首。这是柳蘰和歌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与唐代的曲水宴戴柳圈的情况完全相同。第二，1846和1852首和歌写的是春天的喜悦，抒写春天的喜悦是中国各个时代曲水宴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1924首写的是春天之喜，但也写了男女的恋情。其实男女彼此表达恋情本来就是上巳节的一个活动，出现在柳蘰和歌里也是正常现象。第三，9首柳蘰和歌中，没有一首写的是送别的内容，这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如果说受到了中国《折杨柳》的影响，那么应当有送别的内容，但偏偏就没有送别的内容，这说明与中国的《折杨柳》没有关系。中唐之后，唐代的送别诗与《折杨柳》中开始出现柳圈，这是将上巳节曲水宴的柳圈移用到了送别。

奈良时代除柳蘰之外还有花蘰，花蘰是把花枝做成圈戴在上头的东西。花蘰与柳蘰的差别只在于材料不同，这就证明柳蘰有可能源于花蘰。柳蘰与花蘰、柳圈在物质层面上非常相似，究竟是源于柳圈还是源于花蘰，仅仅在物质层上显然难于判断。柳蘰与柳圈的相同不只是在物质层，三月三日的时间与宴会等因素也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证明《万叶集》的柳蘰应当是源于中国三月三日上巳节的柳圈，而不是源于花蘰。《万叶集》的柳蘰并非只限于三月三日，也有其他的时间。时间并没有统一在三月三日，是因为日本南北各地气候太大，不可能是统一在三月三日。

那么唐代的柳圈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去的呢？《万叶集》最早出现柳蘰的是《梅花宴三十二首》中的和歌。这些和歌作于天平二年（730）。中国方面最早戴柳圈的时间是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从710年到730年的期间里，第八次遣唐使来到长安，这个时间是在养老元年到养老二年（717—718），使节团的主要成员是多治比县守、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大伴山守、藤原马养、井真成等人。在第八次的遣唐使团中，最值的注意的一个人就是山上忆良。山上忆良对中国文化有深广的了解，他也参加了梅花宴。据说《梅花宴三十二首》的序文是山上忆良写的，尽管此说并不确定，但山上忆良参加了梅花宴是无疑的，第818首梅花宴上的和歌是山上忆良的作品。山上忆良来到唐朝长安，也出现在梅花宴，这说明宴会戴柳圈的风气有可能与山上忆良有关。遣唐使节团的成员对中国文化都有着一定的修养，他们一定会特别关心唐代宫廷如何度过上巳节曲水宴。在长安了解了群臣戴柳圈饮酒行乐的情况，将这一情况带回了日本，由此《万叶集》开始出现柳蘰。梅花宴的柳蘰与山上忆良的关系就属于此类现象。

从中国的柳圈到日本的柳蘰，都是指柳枝绾成的环状之物，也有着共同的来源。可是名称发生了变化，名称的变化没有改变物质与形态，意义也没有多大的变化。物质名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传递的关系，一般而言物质的名称会随着物质的传递一起传入，这才是正常的现象。柳蘰是中文没有的词，《广辞苑》释蘰，以藤蔓花草等做成的饰发之物。蘰与鬘的发音相同，训读かづら，与蘰相同，字义也颇为相近。《广辞苑》释鬘：一是柔蔓花草做成的饰发之物；二是束发用的东西，也指假发；三是俳优、艺人等专门为登台各种发型而用的饰物。第一种意义应当是基本意义，鬘与蘰相通，柳蘰亦可写为柳鬘。鬘在中文较为常见，《康熙字典》云：“鬘：《广韵》，莫还切。《集韵》：谟还切，蛮衣也。《韵补》：缨络也。……又集韵：谟官切，音瞒。《类篇》：发美貌。”鬘有多意义，一是璎珞，二是美发。璎珞是指珠宝串成的饰物。中日的同一个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知柳蘰名称的由来是在日本形成的。名称的变化是柳圈日本化的结果，但也说明柳圈的传入主要不是在文学层面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字词的传入是最基本的形式。名称完全不同，说明上巳柳圈是以物质层面上传入的。然而物质层面的传入不一定是实物的传入，而应当是物质信息的传入。遣唐使在长安看到上巳节曲水宴的柳圈，回国之后仿效，在日本也就形成了类似的物质生活。既然唐代文学不使用柳圈一词，日本文人就会自造名词。

结论

其一，第三关系的观念是符合国际文学关系事实的原创理论。第三关系是本人在数十年的个案研究经验中发现的，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研究过影响与平行之外的文学关系，因而第三关系是文学关系的原创理论。比较文学理论相当丰富，但一般的比较文学理论不会改变文学关系的性质，更不会增加或减少文学关系的种类，这是第三关系的特别之处。更重要的是如果第三关系只是个别现象，那么不会改变文学关系的基本事实。但事实证明第三关系到处存在，相当普遍，改变了文学关系的基本状况，如果被遮盖，必会严重阻碍文学关系的认识和研究。影响关系与平行关系推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也由于过度简化，造成了种种障碍。第三关系还原了文学关系的基本事实，这就修正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学关系的一般认识。

其二、第三关系的研究可以还原事实，修正失误，这是个案研究的实践价值。第三关系源于研究实践，不是概念的更换或理论的演绎，因而更具有个案研究的实践价值：《杨柳的形象》）提出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具有原创性或者是对已有答案的修正和纠偏。坛君神话正文353字，核心部分只有一百余字，为此《韩国坛君神话研究》写了45万字，其中第二章为校勘檀（坛）一个字写了5万字。本书一字一字地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四期的书评《“一字见乾坤”：还原坛君神话的原始形态》以为此书解决了困扰东亚世界七百余年的诸多难题。这其实就是第三关系的实践价值，实践价值正是是科学价值的一部分。

本文为张哲俊教授2016年“东方文学研究：民族性与世界性”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中的课程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