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经典作家沈从文在德国的译介堪堪历经40载，就译介体量与影响而言，堪称中国现当代作家之翘楚。德国汉学界对沈从文作品的民族志书写、现代性内涵、情欲叙事、自杀主题的解读与研究，可为国内沈从文研究提供域外视角的借鉴，亦为沈从文作品赋予了丰厚的普世文化价值。

关键词：沈从文在德国；译介史述；接受研究

现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界范围内被充分译介的中国作家，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瑞、意、西等40多种语言广为传播，并被数十个国家或地区选入大学教材。德国作为“世界第一翻译出版大国”，共译介沈从文小说25部／篇，体量颇具规模，即使置于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介热潮中，亦属鲜见。然而，国内学界沈从文外译研究尚处方兴未艾之际，且视域囿于英语世界；零星的德语译介成果多以约略点染或笼统罗列的形式散见于外译述评中，专门性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依据波鸿鲁尔大学卫礼贤翻译中心、德国国家图书馆数据信息、德国主流报刊等文献资料，耙梳呈现沈从文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历程与研究概观。

一、沈从文在德国的译介史述

相较于鲁迅、老舍、张爱玲等中国现代经典作家，沈从文德语译介起步较晚。尽管，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早在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被“埋没”的沈从文、张爱玲“挖掘”出来，使其以文学大家之名闻达于西方文坛，但沈从文纯粹的“文学性”终究无法像“有故事”的张爱玲那般被烙上意识形态标签而迅速得以译介和传播。迟至1980年，德国汉学家福尔克尔·克略朴士（Volker Klöpsch）与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主编《寄望春天：中国现代小说集》（第1卷1919-1949）（Hoffnung auf Frühling．Moderne chinesische Erzählungen． Erster Band 1919-1949）收录沈从文自传体短篇《我的教育》，才堪堪拉开了沈从文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序幕。该小说“如实反映了沈从文随部队驻扎怀化的那段跌宕起伏的经历”，“青年士兵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很快看穿了上司的卑劣勾当，每次假借‘保护’群众之名临时驻扎部队，实则都是为敛财压榨农民”。译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沈从文及其小说《我的教育》”中断言：“沈从文从自身经历出发所勾勒的画面——在毫无愧疚之情或怜悯之心的野蛮行径下，手无寸铁的个体相继沦为死亡的祭品——定会令西方读者备感震惊”。而且，沈从文的小说具有超越文学审美层面的价值，即“从历史或政治角度对国共内战以及专横跋扈的地方军阀进行补充性研究，没有什么比沈从文记录中华民国首个20年的文学传记更合适的了”。如此恰切的睿识，与“海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金介甫“用文学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由中国作家撰写的文学作品借由自身的感受、想法和视野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为德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可能”。这也恰好印证了费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同时，马汉茂研究发现沈从文早年的军旅生涯是其日后创作的重要资源，“沉迷养鸡以逃避世事的部队伙夫会明的故事同样萦绕军旅氛围，恐怖故事《夜》也以部队为背景，在沈从文1930年代的其他小说集中还有很多故事涉及军旅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独有偶，金介甫也扎实考证了“军队生活”和“军营经历”对沈从文个人成长和创作思想的奠基性影响。

沈从文的《柏子》与《生》相继被译成德语，刊登在德国汉学期刊《中国讯刊》（Chinablätter）1982年第2期与1983年第5期，有德国“沈迷”之称的译者鲁普雷希特·迈尔（Rupprecht Mayer）赞叹作品“文字鲜活简朴，而余韵不尽”；德籍台湾学者汪珏以生动的文字再现了这位汉学家翻译《柏子》与《生》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笑声，一面向我叙述柏子带着两条泥腿扑倒在女人床上，楼板上的脚印［……］种种细节一面连呼：‘妙极了，妙极了’［……］此后他还译了《生》，却只有叹息低徊”。然而，沈从文真正“在德国获得较高关注”，“是与汉学家乌尔苏拉·里希特（Ursula Richter）的倾力投入有很大关系，她在1980年代中期将沈从文中短篇小说编译成册，使更多德国读者阅读到沈从文作品”。乌尔苏拉·里希特翻译的《沈从文中国小说选》（Erzählungenaus China）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Frankfurt am Main：Insel Verlag） 1985 年出版，共收录《萧萧》《牛》《丈夫》《菜园》《灯》《三三》《月下小景》《贵生》与《王嫂》9个短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小说集选录作品均由沈从文亲自“从198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卷《沈从文小说选集》中圈出”，是沈老一生创作中最为认可满意的精粹。译者在后记中详细记述了其于1983至1984年数次前往北京拜会沈老夫妇的场景，原汁原味的实录和闲聊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鲜活资料。里希特的“德译本十分驯雅出色，是识者公论”。《沈从文中国小说选》在德国一经出版，反响热烈，始料未及，先后两次再版，开启了沈从文在德国长达10年的译介热潮。1985至1994年间，沈从文共有7部译著／文集与11篇译文在德国出版发行，译介体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名列前茅。尽管，马汉茂在“留守在家、流亡梦想与通往对立文化的道路”中指出：“1985-86年之后，德语出版社和译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减弱，翻译作品的数量也减少了”，但是德国汉学界对沈从文的译介却逆势上扬，他们运用新的衡量文学经典的标尺，反思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彰显被遮蔽的经典作家，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地图，与当时中国大陆“重写文学史”思潮遥相呼应，“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沈从文顺势成为德语译坛“新宠”。

1985年，是沈从文德语译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其代表作《边城》被隆重推出2个德语版本，其一由里希特翻译，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出版；其二由德国汉学家福斯特-拉驰（Forster-Latsch）与玛丽·路易斯-拉驰（Marie-Luise Latsch）夫妇合译，科隆契丹出版社（Köln：Cathy Verlag）出版。2个译本在翻译技巧与策略上大相径庭，译文各具千秋。安德利亚·普夫阿特（Andrea Puffarth）在德国汉学期刊《东方向》（Orientierungen）撰文分析：“乌尔苏拉·里希特的版本大量运用注释，不仅对相应语句，也对中国文化加以详细说明；拉驰夫妇则假定读者已经具备相对全面的前知，极少使用注释这一外在于文本的手段，诸如唢呐、风水等术语均不加解释地出现在译文中”。在文体特征方面，“里希特一般使用冗长复杂、让人难以一眼看透的句子，并承袭汉语结构，大量使用关系从句。拉驰夫妇则倾向于紧凑、易读的短句，他们往往使用名词或分词结构代替从句，使其译文更加清晰易懂，也更符合德语语言习惯，但与源文本相去甚远”。《边城》的语言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湘西方言、俗语、歌谣、警句杂糅其中，“在2个德语版本中基本都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大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以补充性文字标记出来。例如，里希特惯以‘他们有这样一句谚语［……］’引出下文，拉驰夫妇亦采用类似的方法。在翻译中很有必要明确指出某些语句是传统的、固定的习惯用语，否则在德国读者看来，这些语句就会显得相当奇怪，例如，福斯特-拉驰译本直译‘像豹子一样勇敢，像锦鸡一样美丽’，将人与锦鸡相提并论，这种表达在德语中并不常见，本就存在的异国歧见又毫无必要地被加强了”。概言之，“里希特意在引领西方读者进入一个异域文化世界，而拉驰夫妇的译本处理源文本更加自由，虽在文体方面更胜一筹，但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注解，非汉学专业读者阅读具有一定难度”。1988年，柏林人民与世界出版社（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出版沈从文文集《＜边城＞及其他小说》（Die Grenzstadt und andere Erzählungen）选用了里希特而非拉驰夫妇的《边城》译本节选，概因拉驰夫妇虽然“使译本显得简洁，但略微平铺直叙；里希特的翻译语言结构丰满，表达注重修辞，译文不仅忠实源语的内涵，还具有形式上的美感［……］更能展现原文画面的动感与意境美”；“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能使译文更具文学价值”。

另一经典名作《从文自传》由德国汉学家克里斯托弗·艾登（ChristopfEiden）与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合译为《城上群塔：中华民国初年自传》（Türme über der Stadt. Eine Autobiographie aus den ersten Jahren der chinesischen Republik），1994年由德国霍勒曼出版社（Unkel am Rhein： Horlemann Verlag）出版。该译本“不仅用词准确，而且贴合作家惬意闲谈的语气”。德国汉学家沃尔夫·鲍斯（Wolf Baus）称赞《从文自传》是“一个乐观的局外人的自传”，“作家饱含深情且淡然自若地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文中没有任何瞬间有刻意讨巧之嫌，比起叙事野心，让人感触更深的是叙述之乐。我推想，沈从文用写作追溯其青年时代，是对自我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清算，他自1922年来到北京，10年来一直在知识分子圈内游走，作为‘乡下人’，他感觉受到嘲笑和孤立。尽管其文并不带有挑衅意味，但反知识分子的怨怼情绪犹如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则将《从文自传》视为“西方教育小说在中国的变种”，沈从文“从小到大从未屈从于任何胁迫，为了徜徉在家乡的青山绿野之间，在大自然这所学校里学习，他经常逃学。中学尚未毕业，还是半大小子就参军入伍，1922年他又两手空空来到北京，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他所有的知识和技艺都是自学而成”。其教育“并不是来自学校，而正是那从残忍场景中也能了解到的生活本身，正如他说，帮助了他个性的形成”。对于德国读者而言，“沈从文的自传超出了文学之外，还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譬如中国的历史诠释很多情况下都是从高度美化的观点来看待辛亥革命，沈从文却展现了一幅兵痞的反面图景，他们不管是站在哪一边，都是既无纪律性又无端正态度，跟人们设想的他们任务的高度严肃性毫不相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沈从文在德国的译介热潮既得益于“德译黄金十年”的大环境，亦与多本德国汉学期刊的勉力推介和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合辑译本的频繁收录不无关系。《中国讯刊》分别于1985年第10期、第11期，1986年第12期与1987年第16期刊登《福生》《往事》《雨后》和《静》，译者皆为德译界鼎鼎大名的沃尔夫·鲍斯，从其译文“就可以想见其功力，不能领略文中的意境、气氛的重要，是无法表达出如《雨后》《静》这些文章里的真味的”。鲍斯偏爱《雨后》，认为是“沈从文最明快、最乐观的短篇小说之一”。时隔多年，该译文又被德国著名汉学期刊《东亚文学杂志》（Hefte fürostasiatische Literatur）2011年总第51期发表，印证了沈从文作品历久弥新的经典魅力。德国学者苏珊娜·艾特-霍恩菲克（Susanne Ettl-Hornfeck）与汪珏合作翻译的《龙朱》收录在《中国讯刊》1991年第18期，“与其说（《龙朱》）是小说，不如称之为散文诗、成人的童话”，它“神奇、美好、温暖”。散文《凤凰》与小说《看虹录》译文先后发表在德国汉学期刊《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1992年第1期与第2期。此外，安德利亚斯·多纳特（Andreas Donath）主编《中国讲述：14个短篇》（China erzählt．14 Erzählungen．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0）收录了沈从文的《牛》，激赏作家“不顾现实主义传统，再现了农夫及其驮畜的对话，盖因苗族万物有灵论的观念，一切自然现象与物象皆有自己的生命”；“虽然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沈从文与左翼作家过从甚密，但他并未向其（现实主义）风格靠拢”；尤塔·弗洛伊德（Jutta Freud）主编《中国故事集》（Chinesische Geschichten. München：Wilhelm Heyne Verlag，1990）与安德利亚·沃尔勒（Andrea Wörle）主编《中国小说集》（Chinesische Erzählunge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0）皆收录沈从文《王嫂》，是“讲述一个女人宿命论”的范本；马汉茂等人主编《苦涩的梦：中国作家自述》（BittereTräume. Selbstdarstellungen chinesischer Schriftsteller.Bonn:Bouvier Verlag, 1993）则收录了沈从文的《小说与社会》，译名《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叙事散文的社会功能》（Vor der Xinhai-Revolution 1911：Die soziale Funktion erzählender Prosaliteratur)。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的时代主题，比如对两德统一进程的反思、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在德国社会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已经显示了出来，图书市场越来越向美国集中，越来越受制于美国”。受到政治、文化、时局等多重因素影响，兴起于改革开放后的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热潮逐渐退却，并于新世纪跌至谷底。2000-2016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语译著只有区区35部，译文78篇，年均不足6.5部／篇。据“中国主题图书在主要发达国家出版情况的调研”课题组发布的“德国出版情况概况”的相关权威数据显示：1996-2006的整个11年间，文学艺术类图书共译介出版了37部，其中纯文学不足10部，尤其是2005年德国从中国总共只引进了9种图书，纯文学类为0。在中国文学德语译介整体式微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几乎无一例外地淡出德国译介视野”的大背景下，沈从文在德国的译介亦几近停滞，自20世纪末至今仅有寥寥几篇译文见诸德国汉学期刊，《袖珍汉学》1998年第2期刊登了长篇小说《长河》的节译。《长河》被德国学界喻为《边城》的“对照物”，如果说“《边城》刻画的是如田园诗般的湘西过往与古朴纯真的湘西人民”，那么“《长河》则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湘西，即已遭文明‘蹂躏’、人际关系逐渐恶化的湘西”。由德国汉学家芭芭拉·布瑞（Barbara Buri）翻译的《都市一妇人》发表在《东亚文学杂志》2009年总第46期，译者着重强调该小说的独特性：“沈从文惯于描绘乡村田园风光，展现中国西南山区人民自然原始的人性，上述种种，在这篇小说中是感受不到的”。2014年，《东亚文学杂志》总第56期刊载德译《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德国汉学家汉斯·库纳（Hans Kühner）推测“该小说或是取材于沈从文家乡湘西口头流传的一则苗族传说［……］定居于此的苗族与土家族在中国拓荒者的步步紧逼下节节退败，冲突与动乱此起彼伏。在清政府长期且巨大的军事镇压下，规模最大的几次才得以平息，本文所述事件唤起了人们对这些历史冲突的回忆”。

综上观之，沈从文在德国40年的译介历程中共有25篇／部作品被翻译，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13部／篇，20世纪90年代9部／篇，21世纪以来3部／篇，是继鲁迅、老舍之后，被德语译介最多的现代作家之一。不仅因为沈从文“那带有浓厚自传色彩且糅合了叙事散文与杂文的独特文体，在民国作家中独树一帜”，“除乡土主题外，战争故事、国家内部分裂，以及对于一去不复返的往日绝望且狂热的怀念皆是其书写的对象”，而且“在其抒情更胜叙事的创作基调中，沈从文小说无论在整体上抑或在细节上，构思都十分巧妙：文字游戏、独具匠心的起名方式、意犹未尽的留白、模棱两可的并列句、典故、象征以及温和的嘲讽贯穿其中”。鲍斯称赞沈从文“不同于其他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他的行文风格不感伤、不紧张、不自负”。顾彬亦坦言：“沈从文的小说，我看过之后，还想再看”，足见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世界性魅力。

二、沈从文在德国的接受研究

安德利亚·沃尔勒在其主编的德国版《中国小说集》（ChinesischeErzählungen）“序言”中写道：“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一直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政权、瑰丽风景都令西方心驰神往，而陌生的疏离感更平添了西方的想象空间”。沈从文的湘西边地小说无疑符合德国汉学家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期待。沈从文在德国学界的接受研究以其译著与文集前言或后记、汉学著作、汉学期刊书评以及汉学专业学位论文为载体，深具世界文学的向度和多元开放的方法论与目的论，给本土的沈从文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吹来一股新风。

（一）沈从文作品的民族志特征

顾彬曾坦言，把中国小说当作社会学文献，通过小说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是德国学界评述中国文学的“一个普遍方式”，对沈从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抒情式图景‘永远的湘西’此类惯常形象中”。作为出身湘西的苗族作家，沈从文在湘西山野间度过的“青年时代成为其日后作为文人的宝库，他不仅从中取材，而且从中汲取了种种感性印象，如气息、声响等”，同时植入大量湘西民间文化元素。具体而言，“沈从文与他的故乡——湘西，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苗族之间的地域性与民族志的密切关联［……］赋予其小说一种有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独特印记”。沈从文尤其擅长以“民族志的细节装点其虚构故事”，如“将神巫置于故事中心，且使傩戏与情节走向相互交织”，“借此将民族志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使苗族社会充当其诉求的投影，尤其是对于恋爱关系的诉求”。一如“在《湘行散记》（1936）和散文集《湘西》（1938）中摹写的那样，沈从文沿着河流寻访家乡，描写各种地点，叙述了湘西人的日常事务，刻画了可以用‘爱情与偷情’来概括的种种命运”；而且作家“发展了一种沉静的眼光，去观察家乡、细节和表面看来日常性的东西”。叙写“茶峒百姓日常生活”的《边城》，将“尚未经历巨变的中国偏远地区的生活图景介绍给当代读者，它是如此生动鲜活，就连在时空上都与之隔膜的西方读者也感到亲近熟悉”。由此，沈从文不仅“成功挣脱了令他感到压抑的现实环境”，而且“向读者传递了某种积极信息，进而赢得了读者对于苗族文化的青睐”。

德国汉学家安克·海涅曼（Anke Heinemann）深入剖析了沈从文作品的民族志特征，一方面使其“在大城市中因出身偏远山区而饱受轻视的个人背景‘转亏为盈’”，并“以此在五四运动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沈从文意欲以其湘西乌托邦想象对抗长期处于优势的汉族文化。其诸多作品皆围绕一个基本思想展开，即“宣扬自然与人道的生活，能够使人与自身、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活，一种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感不相悖离的生活。沈从文发现苗族人使这种生活成为现实，因此他将苗族构建为与汉族相对立的形象，间接表达了其社会文化批判”。翻译家里希特赞同此说，在她看来，“满腔热血、心系自然的苗族人沈从文毫不掩饰其对干巴巴的书本知识、傲慢无礼且装腔作势的城里人及其对汉族人秉承重男轻女伦理的反感之情。在《边城》中，汉族女子矫揉造作的行为举止与苗族女孩翠翠浑然天成的自然魅力形成鲜明对比，作家试图以此表明，相较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人，生活在乡间原野的年轻苗族男女彼此之间的相处更加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汉学家马汉茂更是将“民族志”提升至“共同体”的高度，指出沈从文笔下“少数民族对性欲自由不羁的态度可被视为其对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清规戒律与性压抑，以及对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伦理的唾弃”。海涅曼也指出，“通过对其理想社会的描写，沈从文指出汉族与苗族拥有共同的文化根基，以此暗示中国社会的改变之途”。

（二）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内涵

首先，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对现代文明进程持之以恒的深刻反思引起了德国学者的关注。其一，强调沈从文“以其作品去对抗现代性”，对他而言，“备受称赞的文明只是一种‘都市病’‘知识病’和‘文明病’［……］乡村才代表了一种都市里业已消失的激情”，正是“都市里不可避免的‘禁欲主义’导致了中国人的疲软”。故而“沈从文把他家乡那些未经开化的人看作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示范”；而马汉茂于更大处落墨，认为沈从文执着于“原始部落及其生命力与自然性”，亦“可使现代文明焕发勃勃生机”。其二，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内涵不仅着力呈现“中心、大都市、文明和汉人文化的反义词”，而且“试图探讨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将湮灭的东西”，以小说对抗“存在的被遗忘”，“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基于此，汪珏评价沈从文既“不是写实的小说家，也不就是乡土小说家”，因为“‘实’会改变，正如政治社会环境人事会改变一样”，沈从文“最好最成功的作品，所写的是不为时空局限的‘恒’，变动无常中的恒，人性之恒、生命之恒、天道之恒”，他也借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独特不群”的地位。顾彬对此见解深表赞同：“由于沈从文只是到了北京（1922年冬）才开始写作的，他必然是通过回忆来书写，他以此重构了一种过去，他从亘古不变的生命循环角度去观察这个过去。在他那里，生命和命运的脉搏以其美妙的规律性不断轮回。乡村的‘常’和都市的‘变’，那就是他的模式”。其三，沈从文自始至终秉持“漠然旁观”的写作姿态，被德国学者认定是其逆现代洪流而行的另一表征。里希特评价道：“尽管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关系密切，但他始终反对所有将其作品归类的企图，也从不顺应任何现代潮流趋势”。在“如何赋予人类生存以意义”的重大问题上，“沈从文似乎并不想以‘五四’启蒙运动或者30年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风格去作解决”，对他而言，“一种意义显然只存在于自然，而不是在社会中［……］甚至根本不能对这样一个意义做出反思”。而“正是这样一种同任何仓促解释都保持距离的态度”，体现了其对生命庄严的维护及其作品反现代趋势的现代性内涵。

其次，在德国学者看来，沈从文的叙事手段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征。“作为片段性文学的代表”，沈从文被视为一个纯然的“现代叙事者：他习惯于不去交代具体地点，这种无地点性既是外在的也是精神上的，因此就为偶然的意外留下许多空间。就是回忆的仪式也通过重复原则获得了一种现代特征：唯一的一个回顾性的、一再被重新去讲述的故事好像一起头就被打断，然后又再次捡起，好像确乎存在一个唯一的情节，它只是不能被实现而已”。而且，沈从文“学会了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观察、阐释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其很多小说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善恶模式，也在此意义上产生了现代效果”。在《从文自传》中，“特别是在描画非人事件时所透射出来的简洁语调”，甚至“远远超出了现代，它实际上是伴随后现代才开始在文学中落脚的，即当艺术和道德最终无可挽回地开始分离时”。

（三）沈从文作品的情欲叙事与自杀主题

情（性）欲叙事被德国汉学家视为沈从文小说不可或缺的主线。“人类往往在某种情色氛围中和谐地融入了郁郁葱葱的自然”，沈从文“不以文明与否作为伦理与生活方式的塑造标尺或评判准绳，其标准是美，而美正体现在对待天然性欲的态度上”。这并非鼓励纵欲，而是将情欲视为健康体魄、整全人格与张扬个性的象征。马汉茂在“中国乡土文学：湘西山民世界”中，通过分析《萧萧》《丈夫》《贵生》等作品指出，“由于性欲遭到压抑而导致的畸形发展以及诸多人际关系的灾难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沈从文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作品中”。德国汉学家弗兰克·施塔尔（Frank Stahl）同样聚焦沈从文小说中情欲引发的祸事：“（偷情）一旦被发现，象征着自然与未开化的乡间野合便会引起公愤，只有在婚姻制度里，情爱才是被允许的”。即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的巅峰之作《边城》，描述的也是“性爱的觉醒和毁灭的故事”，而且“为了使其神话更具神话色彩并使边城更富魅力，作家还饶有兴致地向我们展示了在河街吊脚楼里接客的那群特殊女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很多女性人物皆以‘招祸者’的身份出现，例如30来岁的‘女巫’或是美丽未婚的落洞女——按照沈从文的说法，她们由于情绪受到抑制而患上了精神疾病。其故事表明，与恋人交往中所激发的本能情欲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否则人们只会在误解与狂乱中迷失自我。例如《月下》便是关于地方风俗引发的悲剧性故事，根据这项风俗，女人不得与初恋情人而只能与其后的伴侣结婚”。马汉茂继而追根溯源，点明“沈从文深受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影响”，霭理士主张了解性是人类认识自己真实天性的唯一途径，也是通往人道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环，故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讨论自然冲动及其所受到的人为遏制”，而且“其‘他我’多次以一个性欲未被满足、耽于幻想且患有神经质的年轻男子形象出现，以此在虚构中反照自我”。

自杀则被德国汉学家视为“沈从文作品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题”。除对情欲氛围的旖旎勾勒外，沈从文亦对沉郁压抑的自杀主题颇为青睐，主人公或因为爱情抗争，或因反抗社会压迫，或因为理想献身而走向死亡。一方面，“作者以此讽刺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泛滥的维特式自怜自艾，在文学上很是成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自杀叙事也“被用来营造某种戏谑的时髦情调，以此作为其笔下主人公的一种微弱抗议，面对处于变革洪流的中国，他们已然束手无策。这种自我毁灭的思想过程，其悲剧性余波最终表现在沈从文的自杀未遂上”。这样一位“似乎仍有很多故事可讲的天生的小说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崩毁”“绝迹”于文坛，德国学者每每提及，唯有无限叹惋。

综上所述，沈从文德语译介至今已有40载，历经艰难起步到蓬勃发展再到陡然回落的过程，已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其极富民族特色的叙事风格与深沉悠远的文学意境赢得了德国汉学家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誉。深谙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德国汉学家，无论是对湘西元素的提炼，抑或是对作品内容与作家思想的剖析，均可为国内沈从文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原文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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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韩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