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的燕京书写及其文化空间的意义重构
摘要:金亡后,幸存文人重回燕京,在废墟上寻绎金源王朝的历史。皇宫是他们想望金朝盛世的情感入口,他们以记忆重构着无法复原的盛世空间和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修建于金代的卢沟桥和燕市酒楼等京城旧观则成为沧桑历史的见证,重回文人的书写使这些有形空间拥有了超越实体的象征意义。二代文人、仕元文人的燕京书写体现了对历史景观的政治性重构,他们对金朝完好政治生态的美好想象,对金朝亡国的反思和帝王失政的批判,都寄寓着对新兴蒙元王朝的政治期待。燕京是亡金文人修复心理创伤的重要空间,也是观照易代文人参与文化重建的重要窗口,他们的书写为元大都文学的繁荣拉开了帷幕。
关键词:燕京;卢沟桥;文化记忆;重构
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这是今天的北京城第一次作为帝都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从贞元迁都到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北京作为金朝帝都的历史共计62年,其间经历了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卫绍王完颜永济、宣宗完颜珣五代帝王。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中都进入蒙古治下,名称先恢复到贞元迁都前的“燕京”,中统五年(1264年)以开平为上都,又以燕京为中都,直到至元九年(1272年)成为元朝都城并改名大都。天兴三年(1234年)金亡前后,幸存文人开始重回燕京,他们在废墟上寻绎金源王朝的历史,试图通过回忆的通道重回金源。回忆是一种“在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被根植于被唤醒的空间”,而且具有“可重构性”。重回文人的燕京书写既是对已消逝的金源王朝的伤悼缅怀和沉痛反思,也是对空间所代表的金源王朝历史的建构与还原,而随着时间流变,空间所代表的文化意义逐渐向新朝政治话语过渡。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书影
一、皇家宫阙与金朝故国的想象性重构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燕京属于“元代文学史”的部分从1215年就开始了,在较早降蒙并攻占中都的契丹人石抹明安及其子石抹咸得不的相继治理下,燕京已经有了一些文学活动,而对于大多数幸存金源文人来说,重回中都要等到汴京陷落他们逃回北方之后了。毋庸置疑的是,燕京在亡金文人心中有着其他空间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因为这一空间代表着金朝曾经完好的国家形态、典章制度、文明秩序和文学繁荣。相比于“南渡后,疆士狭隘,止河南、陕西”的局促,“嘉气满神京”“寰宇庆升平”的海陵王迁都初期以及“大定明昌五十年”的中都之治更能代表金源王朝的盛世气象。幸存文人都曾感受过金朝的江河日下和战争压力,经历了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的瘟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和“围城十月鬼为邻”,见证了繁华汴京的覆灭,“百王之制度,九州之壮观,寖以芜替,遂无孑遗”,更经历了亲人、同僚、友朋的悲惨死难。当他们于九死一生中渡过黄河重回中都,眼前的废墟和青年时期的中都记忆相互交织,内心的激荡可以想见。
当亡金文人以全视角审视这座曾经承载了金源盛世的都城,他们依然为这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称奇。事实上,完颜亮迁都燕京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里不但有“得中之制”易于管理中原,而且地理形势得天独厚,周边的山川具有天然的屏障作用。如世宗时名臣梁襄所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并说“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然而这“万世”的期许和实际上的62年,无疑形成了强烈反差。当重回文人以诗歌表达重回旧都的感受,难掩的自然是深切的悲凉。如魏璠《燕城书事》:
都会盘盘控北垂,当年宫阙五云飞。峥嵘宝气沉箕尾,惨淡阴风贮朔威。审势有人观督亢,封章无地论王畿。荒寒照破龙山月,依旧中原半落晖。
此诗苏天爵《元文类》收录,但又见于王恽《秋涧集》,为《燕城书事二首》其一,或为误收。魏璠青年时期在太学“声闻藉甚,为流辈所称”,曾七赴殿试,在中都生活时间较长;金亡后,一度闲居乡里,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被忽必烈征召前往和林,不久病故于和林,他的燕京之行或也在是年,时年69岁。当年青春今白头,曾经繁华的中都也已人逝物非。诗人看到燕京城气象宏大,扼控着北方边陲,当年的宫阙上还有五色祥云在飘飞,透露着曾经的王气。“当年宫阙五云飞”一句,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金章宗的《宫中绝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青春朝气的金章宗和青春朝气的繁华帝都成为亡金文人挥之不去的疼痛。第三联写道,相比于人们常常谈论的河北之富,这座皇都显然已经备受冷落了。金元之际,河北在真定史天泽、保定张柔等世侯经治下经济发达,成为众多名士的寄身之所,燕京却相对冷落。末二句以荒寒的龙山月和中原落日的自然景观,抒发了空茫和苍凉之感。
今北京金中都公园图影
燕京是一座被洗劫过的都城,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兵入城后,对“雄丽为古今冠”的中都宫观“敬畏不敢仰视”,但这些宫观“俄为乱兵所焚”,一说火烧了月余。当年完颜亮曾对宫室苑囿进行了系统命名,“多取仙都、城阙、宫殿、池岛之号”,如将辽之瑶池改为太液池,又命名了芙蓉池、十洲三岛等,“凡花木之可珍者,易以琪树、珠树,建木瑞华、琼蕊、瑶草、朱英、紫脱之名”。金章宗即位后,又曾命名“燕山八景”,有“太液秋风”“琼岛春阴”“居庸叠翠”“卢沟晓月”“西山晴雪”“蓟门飞雨”“玉泉垂虹”“金台夕照”。经过战火洗劫,这些寓意美好的宫阙楼阁、池沼花木、四季伟观,以及维系着国家气象、士民瞻望的美好图景都随着大火被烧为灰烬。
也正因此,焦土之变、人逝物非是重回文人的最深感受。大安元年(1209年)元好问在中都参加省试时20岁,可以考知的首次重回是在乃马真后二年(1243年),此年他54岁,受耶律楚材之请为其家族作墓铭。《出都二首》其一写道:“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见觚稜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他说自己当年看到京都的辉煌与奢华,曾发出如汉代梁鸿《五噫歌》“顾瞻帝京兮,宫阙崔巍兮”那样的感慨,可是哪里想得到这样辉煌奢华的宫阙会随着亡国成为焦土呢?尤其是当年的御园禁宫已成为普通人可以随意出入的场所,燕京幕府从事刘公子于御苑之西筑临锦堂,“裁其西北隅为小圃,引金沟之水渠而沼之”,创设了一处小景,与友朋置酒高会。元好问置身于“云子酒,雪儿歌,留连风月共婆娑”中,仿佛时空发生了错位,想到“三山宫阙空瀛海,万里风埃暗绮罗”。当年的故宫雄丽如海中三山,如今却为之一空;当年这里宫女如云,万里之外席卷而来的风埃却使她们华美的绮罗暗淡无光。这首《鹧鸪天》透露出美景佳朋的外部环境无法消解的内心苍凉。
万宁宫是位于中都城北的帝王行宫,1215年曾被作为攻克中都北门的通道。《元史·石抹明安传》:“攻万宁宫,克之。取富昌、丰宜二门。”万宁宫所在的琼华岛也就是如今北海公园的白塔山。这里风景优美,金世宗、金章宗都曾多次到此避暑,还曾在此策试进士。赵秉文《扈跸万宁宫》其一写道:“花萼夹城通禁籞,曲江两岸尽楼台。柳阴罅日迎雕辇,荷气分香入寿杯。”花萼夹城,楼台林立,柳绿荷开,无不为帝王的抵达欢欣鼓舞。元好问的岳父张翰所作《万宁宫朝回》,写雨后微凉中看到黄花绽放,喜鹊欢叫,球场泉鸣,感觉自己走在汉代的云梦之林,衣袖上还隐留着宫中的淡淡薰香。末二句云:“太平朝野欢娱在,不到莲塘有底忙。”“太平朝野”正是诗人的现实感受。可惜赵秉文和张翰都没有活着回到中都,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执掌文柄30年的赵秉文病死于汴京围城,在“庶事草略”之际“经度区处,皆有条理”的户部侍郎张翰则在南渡当年就去世了。
相比之下,曾在泰和六年(1206年)21岁时参加万宁宫殿试的杨奂要幸运得多。杨奂通过蒙古“戊戌试”是在太宗十年(1238年),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首次记载他有燕山之行是在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时年已64岁。杨奂当年曾作《试万宁宫》诗,写自己在考试中感受着万宁宫的环境:玉槛金炉,露红烟轻,缥缈氤氲。“月淡长扬晓色清,天题飞下寂无声。南山雾豹文章在,北海云鹏羽翼成。玉槛玲珑红露重,金炉缥缈翠烟轻”,尤其是得到金章宗的垂问,“谁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王问贾生”。可惜杨奂此榜并未及第,南渡后同样屡试不第,以太学生身份遭遇国亡。重回燕京,杨奂拜访了当年的御前读卷官太常卿赵公,时赵公已下世,其孙赵承祖竟还保存着当年考生的试卷。杨奂重见旧物,“感念存殁,不能不惘然”。他为拟试赋作了跋,并将《试万宁宫》诗写在跋文中送给赵承祖。薛瑞兆先生认为这位太常赵公即《中州集》收诗二首的赵之杰,元好问《中州集》小传说赵之杰“孙季卿,在燕中”,季卿或为承祖之字。
元好问重回燕京,也游历了当年的金朝行宫。《南乡子·九日同燕中诸名胜登琼华故基》词上阕云:“楼观郁嵯峨,琼岛烟光太液波。真见铜驼荆棘裹,摩挲,前度青衫泪更多。”高大雄伟的楼观和泛着清波的太液池依稀留存着往日帝王百官活动的身影,而叠映在内心的却是荆棘铜驼的亡国苍凉。燕京进入蒙古治下后,万宁宫所在的琼华岛曾被全真道占据。元好问《出都二首》其二末二句云:“从教尽剗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诗末自注:“寿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辈所撤。”琼楼玉宇的广寒殿被拆去修建了道观,诗人愤激地说,不如把琼华岛也全部铲除吧,留在西山只会让重回的旧人伤心落泪。
今北京北海公园及其白塔图影
曹之谦《北宫》诗抒发的情感与元好问类似:“光泰门边避暑宫,翠华南去几年中。干戈浩荡人情变,池岛荒芜树影空。鱼藻有基埋宿草,广寒无殿贮凉风。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北宫也即万宁宫,是相对于城南的金朝故宫而言的。曹之谦金末与元好问同为省掾,“机务倥偬,闻商订文字,未尝少辍”。北渡后曾入平阳经籍所任职,游燕时间不详。诗中写到金朝宫观殿阁的名称:光泰门、太液池、鱼藻池、广寒殿。鱼藻池由张浩营建,《金史·地理志》:“鱼藻池、瑶池殿位,贞元元年建”。《张浩传》:“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赐宴于鱼藻池。”泰和三年(1203年)五月初五,章宗与群臣“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旧日繁华宛在,却已物是人非;池岛荒芜,树影一空,池内只有荒草萋萋;广寒殿已被拆毁,再难贮存凉风供帝王避暑。末二句道出了亡臣的寂寞:欲问而莫问,问了也无答,只有红日西沉,碧水东流,天地都陷入巨大空茫的沉默之中。
燕京皇宫是金朝繁盛期的象征,也是重回文人切入故国历史、想望盛世风貌的情感入口。他们产生的今昔恍惚之感,正是空间的纪念碑性质所带来的回忆者时间的错位。在这种错位中,他们以记忆重构着无法复原的盛世空间,也重构着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
二、历史景观与实体空间的象征性重构
与皇家宫阙不同,修建于金代的卢沟桥和燕市酒楼等京城旧观,是重回文人曾经穿行和生活过的地方,入元后逐渐恢复了繁华。重回文人置身于此类空间,自然会想起往日情境,而这些似乎并没有随着易代有所改变的景观却已经成为沧桑历史的见证。
卢沟桥起修于金世宗二十八年(1188年),修成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桥修成后,不但避免了卢沟河通航的危险,也成为人们出入中都的交通要道。当年赵秉文写有《卢沟》诗:“河分桥柱如瓜蔓,路入都门似犬牙。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描绘了桥梁的生动形态和人们折柳送行的盛世图景。1215年的大火烧毁了木结构的皇家宫阙,却烧不毁坚固的卢沟桥,它也因此成为维系故国气象的历史遗存。重回文人赋诗题咏,描绘桥梁景观,表达易代情绪。如杨鹏、杨时煦同题诗《卢沟桥》:
十二飞虹架石梁,上都津要会群方。月钩落水玉痕冷,海气截天清影长。华表未归千岁鹤,紫垣曾望五云乡。丰碑谩说规模远,此日河流一苇航。
石齿相衔跨两堤,半空隐隐卧虹霓。阅残浮世千狮子,踏破晴霜万马蹄。气象北连山脚远,波涛东压海门低。年来斫尽青青柳,依旧阑干玉削齐。
杨鹏曾任汝州详议官,金亡后流寓东平20年,重回燕京时间不详。其诗前四句状写桥之形制,突出其作为交通要道的实用功能和作为月下景观的审美功能;后四句书写易代之感,龙去鼎湖,鹤归华表,曾经的五云乡,都是物是人非的代称。杨时煦是蓟州玉田(今属河北)人,金朝未中进士,北渡后寓居燕京,教授生徒20余年。其诗对桥的形制做了生动描绘:石齿相衔,拱拱相连,横跨在两堤之间,好像半空中横卧的彩虹绚丽壮美,而当年蒙古军队的万马铁蹄曾踏破桥上晴霜。第三联写时代变迁,桥上的柳树近年来多次被砍伐,但无损于桥的雄美,那些石制的栏杆依旧如玉一样整齐排列。杨时煦的《卢沟桥》也是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对卢沟桥上石狮子的描写,“千狮子”当为夸张,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考证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共有485个,有人考察部分为明清补雕,金代石狮子应有287个。茅以升对这座金代桥梁的实用价值和艺术水准评价极高,说它叫“联拱桥”,全桥十一拱连成一线,坚固结实;又称赞桥上的石狮子形态生动,“各个柱头狮子,无一相同,有多有少,有动有静。有的大小嬉戏,神态活现;有的交头接耳,恍同对话;更有昂首耸耳,好像在倾听水声人语。造型之妙,叹观止矣!”茅以升这篇短文因曾被选入语文课本,流传极广。
今卢沟桥图影
元好问重回燕京也写到了卢沟桥。《出都二首》其一末二句曰:“行过卢沟重回首,凤城平日五云多。”又《朝中措》词:“芦沟河上度旃车,行路看宫娃。古殿吴时花草,奚琴塞外风沙。天荒地老,池台何处,罗绮谁家?梦里数行灯火,皇州依旧繁华。”词中呈现出今昔交错之感:卢沟桥上依旧人流如织,蓬车来往穿梭,却不知路边生长的依旧是金朝花草。“古殿”二句暗含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和欧阳修《试院闻奚琴作》“奚琴本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落”典故,表达了人逝景换的幻灭感。下片询问池阁亭台和罗绮宫女的去处,说梦中的都依旧繁华如昨。“梦”在这里成为记忆的通道,卢沟桥通往的不仅是实体的城市,更是灯火通明、亭阁林立、宫女笑语嫣然的金朝故国。又杨奂《出郭作》:“燕姬歌处啭莺喉,燕酒春来滑似油。自有五陵年少在,平明骑马过卢沟。”前二句写在燕京重温酒楼宴饮听歌的场景,后二句写骑马出京,驰行在金朝修筑的卢沟桥上,感觉自己依然是那个轻狂豪迈的五陵少年。杨奂是陕西乾州人,“五陵少年”典故的运用,恰切地体现了他重回故都时既感伤又愉悦的心情。
酒楼、燕市是金朝非官方活动场所,曾经带给文人的是朝政、仕途、科举之外游息宴饮、赋诗唱和的文化生活。《北京通史》认为燕市“当为中都城内有名的大市场”。燕市酒楼林立,金中期,平凉(今属甘肃)籍诗人师拓常来独饮,元好问记其《燕市酒楼》诗中“气清天旷荡,露白野苍凉”二句“大为时人所称”;著名“李派”诗人张瑴、周嗣明、李经也经常“纵饮高歌燕市中,相视一笑生春风”,张瑴《醉后》诗甚至说“日日饮燕市,人人识张胡。西山晚来好,饮酒不下驴”,豪杰气象跃然纸上。如今他们俱成尘土,师拓死于金朝南渡之前;张瑴在南渡后的元光年间“脑疽死”,年未50;周嗣明与其叔周昂死于金蒙会河堡之战,刘祁说“父子俱缢死”;李经大安元年(1209年)落第后回到辽东,或死于三年后的辽东陷落之难。
金亡后,燕京聚集了大量前金文人,如李庭《送靳干臣诗序》所说:“夫燕,诚方今人物之渊薮也。变故之后,宿儒名士往往而在”。重回文人拜会故人,也聚饮于燕市。杨弘道曾于大安元年(1209年)到过中都,时年21岁,金末流亡南宋,北归后生活在济南一带,据考证,他的首次燕京之行也在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时年60岁。他在《赠吕鹏翼》中描写了自己重回燕市的感受:“燕市重来日,东风两鬓皤。行穿鞍马过,意厌客尘多。青眼常相见,朱门不重过。如君古漆井,澄湛已无波。”王庆生认为,吕鹏翼或即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才士之一“郑人吕大鹏”。杨弘道感叹自己重回燕市已是两鬓斑白,说自己并不想拜访权贵,只希望像吕鹏翼一样过着平静生活。杨弘道此次重回还写有《中都二首》:
龙盘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仅两周。佛寺尚为天下最,皇居尝记梦中游。清明谷雨香山道,脆管繁弦平乐楼。莫对遗民谈往事,恐渠流泪不能收。
繁华消歇湛恩留,忍见珠宫作土丘。海日西沉燕市晚,塞鸿南度蓟门秋。恭光父子三纲绝,安史君臣百代雠。善恶相形褒贬在,世宗更比孝文优。
这似乎是一位亡金文人在认真审视眼前这座曾经的帝都,品评在他生命中刻下深刻烙印的金源王朝,并将金朝纳入燕京历史。诗人认为,金朝迁都幽州故地,可谓占尽地理优势与历史风会,却只存在了两甲子(事实上只有119年)。
杨弘道诗中写到了诸多中都旧观。“佛寺尚为天下最”一句,写出了金中都寺庙林立的情景。金朝中都帝王对佛教时扬时抑,但总体上崇奉大于排拒,世宗经常临幸佛寺,大定十三年(1178年)八月还曾策试进士于悯忠寺。中都文人也常登临寺阁,赋诗抒怀,如赵秉文有《陪李舜咨登悯忠寺阁》,史肃有《登悯忠寺阁》,表达了登临之趣和佛教趣味。杨弘道诗中还写到香山、平乐楼、燕市、蓟门等景观。香山寺初建于辽代,同时修建的还有安集寺,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六年(1286年)“诏(巨构)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这次修建将香山寺与安集寺连在一起,改名大永安寺,并于此处设行宫。赵秉文有《香山》《香山飞泉亭》诗,周昂也有《香山》诗。平乐楼应该是金朝皇家花园,《金史》两次写到此楼,一次是在官制“中都店宅务”中,“别设左厢平乐楼花园子一名,右厢馆子四人”,未言设官时间;一次是《胥持国传》中写到胥持国去世后,章宗让平章政事张万公评价其为人,张万公说“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可知平乐楼中有商业活动。由诗中“清明谷雨”二句,可知金朝文人常于春季到香山赏景,平乐楼则常有歌舞表演。
今北京香山寺图影
第二首末四句转向咏史。诗人盘点了燕京历史上著名的朝政史事:东汉霍光位高权重,身后其子谋反,全族坐罪处死;唐玄宗恩宠安禄山,安禄山却发兵反唐,君臣反目,百代结仇。说此二事是为了突出金世宗的待人宽厚,虽然“繁华消歇”,却依旧“湛恩留”。末二句将金世宗与北魏孝文帝相比:世宗子越王永功在北京为政无良,世宗命人戒敕,再犯后也只是将其解职,并对宰臣说:“有犯必惩,庶几能改,是亦教也”;孝文帝却因太子元恂反对汉化在平城发生变乱,先废黜其为庶人,囚禁在河阳,不久又派人将其赐死,年仅15岁。由空间转向历史,通过比较,称赞金源帝王之优,是重回文人重构故国的方式之一,既有历史的客观性,也有情感的主观性。
对卢沟桥、酒楼燕市等空间景观的书写,是重回文人切入金源中都生活和自己青春记忆的重要通道,也是他们对金朝故国汇入历史洪流的情感确认。他们的书写使中都文学的一些经典意象被激活,也使这些空间拥有了超越实体的象征意义。法国莫里斯·哈布瓦赫说:“每个人物、每个历史事实在进入这个记忆时就已然被转变成了道理、概念、象征;它由此获得意义,成为社会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正是重回作家的现时感受、理性思考和艺术手法,使经历过易代云烟的燕京景观转化为富有情味的意义空间,具有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三、社会重建与文化空间的政治性重构
金元之际重回金中都的,还有刘秉忠、王鹗、王磐、姚枢、许衡、徐世隆等仕元文人,以及郝经、王恽、耶律铸等入元二代文人。对于金亡前未曾到过中都的文人来说,他们的“重回”更多属于精神寻根式的“文化重回”。总体来看,这一群体的燕京书写与元好问等人明显不同,他们对文化空间的重构多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金朝完好政治生态的美好想象。如宪宗四年(1254年)五月,32岁的郝经游学燕京,“由万宁故宫登琼花岛,徜徉延伫,临风肆瞩”,写下了《琼花岛赋》。赋文对金源王朝萃辽、宋之精华,得河朔之贞刚,建中都之富丽,以及景观之壮美进行了生动描绘,但这只是打开文化记忆的入口,他更多想象的是当时的天下安定、政治清明与君臣相得:
一人高拱于其上,无所为而乐穆清之燕;大臣优游于其下,无所为而兴礼乐之盛。万物钧化而无间,四海被泽而不偏。风俗既厚,纲纪日完。财不聚而富,刑不用而措。政不更张而治,士不作聪明而贤。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嶷嶷乎魏孝文,骎骎乎汉孝宣。
郝经对金世宗的“大定之治”进行了想象化还原:世宗如上古三代帝王一样垂衣而治,大臣优游无事;边境安宁,瑞应四出,风俗完厚,财丰物阜;纲纪整饬,刑罚不用,士向贤而民向善。他认为当时金朝已有北魏孝文帝之规模,甚至可以上追西汉孝宣帝。更有意味的是,郝经对世宗、章宗修建琼华岛作为避暑游宴之地并不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有了“风俗既厚,纲纪日完”的治理成效,帝王有资格也有必要享用这样的繁华:“宜乎于此,乐天下之乐,轶迈往而追羲轩”,“与民同乐”正是孟子强调的帝王行乐原则。郝经还将营建游宴与帝王德业相关联,认为对于能够将遗恩余烈施于天下的帝王来说,“虽曰假山,而实德山也”,而对于那些虐政虐世、昏君暴主来说,“虽曰石山,而实血山,民欲与之俱亡,卒聚而歼旃”。
中统元年(1260年)秋,34岁的王恽受东平宣抚司之荐入燕京任中书令掌记,也游览了琼华岛,写有《游琼华岛》八首七绝。其五云:“大定明昌五十年,论功当出汉唐前。尽消一岛承清燕,且置尧阶颂采椽。”诗歌首句是对元好问《甲午除夜》“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的承袭和沿用;次句又将世宗、章宗的德业抬高提升,认为超过了汉唐帝王;末句说“且置尧阶”,有达于帝尧之功。这是二代文人对金朝全盛期中都二帝的至高评价。他们正是通过对金朝盛世图景的美好想象,导向对新朝的政治期待,将明君贤臣的德政观和民本意识寄寓于新兴蒙元政权。
二是对金朝亡国的反思和帝王失政的批判。二代文人对前朝政治的评判没有了前辈的隐约忌讳,而是带有史家意味的直接评述。如郝经北上途中所作《居庸行》长诗,批判中都帝王云:
当时金源帝中华,建瓴形势临八方。谁知末年乱纪纲,不使崇庆如明昌。阴山火起飞蛰龙,背负斗极开洪荒。直将尺棰定天下,匹马到处皆吾疆。……清夷门折黑风吼,贼臣一夜掣锁降。北王淀里骨成山,官军城上不敢望。更献监牧四十万,举国南渡尤仓皇。中原无人不足取,高歌曳落归帝乡。
郝经由居庸关切入了金朝败亡的历史。面对蒙古铁骑,金朝内部却纪纲紊乱,贼臣弑逆,边将投降,都使运势发生逆转。“崇庆”是卫绍王年号,“清夷门折”事见《金史·卫绍王纪》,大安“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风从西北来,发屋折木,吹清夷门关折”,时人以为不祥。“中原无人”句是说河朔失陷并非因为蒙古强大,而是因为中原空虚,宣宗迁都的主动放弃。郝经又有《界墙雪》:“可笑嬴秦初,更叹金源末。直将一抔土,欲把万里遏。”将金朝修筑界墙比之于秦朝修筑长城,都是徒劳之举。又《登昊天寺宝严塔》:“泸沟一衣带,居庸险何足。”都因地理空间导出金源批判。
居庸关长城图影
比郝经批判声气更重的是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耶律铸乃马真后二年(1243年)随父入燕,次年嗣任中书令,后官至中书左丞。耶律铸学诗于前金名士赵著、吕鲲,又与前金文人多有交游,经常一起游览金朝遗址,同题共赋,作有《游玉泉山废宫故基口号》《暮春过故宫》《琼华岛》《泛太液池同虎岩龙山赋》等诗及《木兰花慢》(花枝临太液)词。他批判金朝声气狠重的是《琼林园赋》《龙和宫赋》两文。琼林园是完颜亮营建的园林,龙和宫是金章宗宠妃李氏的住所。在耶律铸的书写中,琼林园假山池沼、百花众卉、珍禽奇兽一应俱全,宫殿外观嵯峨穹隆,玉梯、辇路、虹桥、磴道等通行驿路雄伟壮美。完颜亮享用这些豪华园林“倾海以为酒,并山以为饔”,又求仙访道,“访乘云于姑射,咨问道于崆峒”。他认为正是完颜亮“纵无厌之欲,匮有生之用”之举丧失了民心,在南征期间被世宗篡位,又被部下杀害并被贬为庶人是咎由自取,“独夫之号,庶人之贬,不为过矣”。《龙和宫赋》则由谴责卫绍王无能引发蒙古入侵,反推李妃参与策立卫绍王之事,再反推李妃平日行为及章宗的宠幸纵容,“珠幌烟雾中,海棠睡未足。挺绝代之琼姿,抱梦兰之心曲。……佳人倾国,天子无愁”云云,以缤纷的意象和典故对金章宗宠幸李妃加以批判。虽然赋体的铺陈性使耶律铸的批判不无夸饰,而且对章宗和李妃的批判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在由历史指向当下、反对穷奢极俗和荒淫误国的思维模式上,他与郝经的金源批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龙和宫赋》结尾说“彰直笔于信史,以昭示于来载;索微言以成章,证殷鉴之斯在”,直接指出了景观书写的讽谏作用。
三是因宫观重建直接表达对蒙元王朝的称贺和政治期待。由于城北万宁宫没有受到太多破坏,以琼华岛为中心的燕京城受到蒙元统治者的更多关注。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对琼华岛进行了多次修缮,作为他的驻跸之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中统三年(1262年)重修后,“内有广寒殿七间”,“山之东也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车驾岁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营建大都,也正是以城北的万宁宫为基础,采纳其弟子郭守敬的建议,从莲花池水系转移到了高梁河水系,更有利于满足元大都的漕运要求。因而入元后的琼华岛成为由金向元过渡的重要景观。
最具代表性的是徐世隆为琼华岛修建所作的《广寒殿上梁文》。徐世隆是金正大四年(1227年)进士,金亡前一年(1233年)入东平严实幕府为书记,宪宗二年(1252年)被忽必烈征召,不久返回东平,中统元年(1260年)擢为燕京等路宣抚使。在这篇四六体上梁文中,徐世隆对琼华岛的地理优势、历史人文进行了生动描绘,书写了蒙古进入燕京“雄疆之地”后修复琼华岛作为“游豫之宫”的几大合理性:一是这里作为前朝故宫,还聚有帝王之气;二是此处地理位置绝佳,不但依山傍水,而且航运畅通,可以得到南北物资供应;三是忽必烈即位建国,非常有必要在此设置接见百官之所。文中称忽必烈“明俊德以亲九族,修文德而来远人”,又表彰忽必烈爱惜民命,直到“干戈之载戢”后才令重修宫殿且不尚奢华,继而点出修复的主题“凡宫室,本非逸乐而为”,又在文末上梁诗中勾画了“鸭绿江头无战伐,尽销金甲事春农”的天下和乐前景,使这篇上梁文具有了讽谏意义。
作为大都城的建设者,刘秉忠对金朝故宫遗址书写所呈现的新旧交替之感比徐世隆更为强烈,其《江城子·游琼华岛》词云:“琼华昔日贺新成,与苍生,乐升平。西望长山,东顾限沧溟。翠辇不来人换世,天上月,自虚盈。树分残照水边明,雨初晴,气还清。醉却兴亡,惟有酒多情。收取晋人腮上泪,千载后,几新亭”。上阕回顾“昔日”也即金朝最初修成琼华岛,是天下苍生共同瞻望之地,但当年的帝王不会重来,人世已经改易,月亮自虚自盈,再无当年赏月之人的热切关注。下阕书写琼华岛当下之景:日照水树,天朗气清,进而劝世人莫要伤心,因为朝代的更迭是历史规律。
也正因为对燕京情感深厚并充分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金元之际士人劝谏忽必烈将燕京作为王朝的新都城。如郝经在《便宜新政》中提出定都开平“固胜前日,犹不若都燕之愈也”,因为“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又说“夫燕云,王者之都。一日缓急,便可得万众,虽有不虞,不敢越关岭、逾诸司而出也。形势既定,本根既固,则太平可期”。在郝经等人的建议下,忽必烈最终决定定都燕京。至元八年(1271年),在刘秉忠等人的营建下,一个新型的大都城出现在历史的中轴线上。随着忽必烈次年迁都于此并建号“大元”,大都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中心。
今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图影
四、结语
金元之际是中国淮河以北由战乱转入承平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秩序逐步重建的时期。每一位易代文人都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过程,从书写创伤流离,怀想家园故都,到呼唤纪纲礼乐、参与文化重建,文人的精神世界也经历了创伤修复、身份转换、价值重构的过程。重回燕京是亡金文人修复心理创伤的重要一站,燕京也是观照易代文人参与文化重建的重要窗口。从通过废墟上的皇家宫阙对金朝故国进行想象性重构,到走进不随易代改换的卢沟桥和燕市酒楼对实体景观进行象征性重构,再到社会重建思潮下对燕京文化空间的政治性重构,金元之际文人对燕京景观的深情观照和意义阐释,使这一时期的燕京书写呈现出丰富生动的情味。从中都到燕京再到中都和大都,这座城市也成为金元文学的联结点,为易代文人提供了精神的抚慰和重建的希望,而他们的书写也为元代大都文学即将到来的繁荣拉开了帷幕。
原文刊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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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