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女真文人徒单公履生平与创作考论

摘要：金末女真进士徒单公履在卫州讲学十三年，培养了王恽、雷膺等汉族弟子，为金元之际文脉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入朝后仕至翰林侍讲学士，与姚枢、王磐、刘秉忠等人一起为草创之初的朝廷建言献策，涉及朝廷礼仪、重开科举、推荐国子监主持人选、谏止在江南行钞法盐法等事。徒单公履也是金元之际成就最高的女真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代表了金元之际女真文人汉语创作的最高成就。目前可见徒单公履诗一首，文九篇。他与翰林人士王鹗、王磐等人在元初的写作，对元中期典雅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徒单公履；女真作家；元代文学；科举

徒单公履是金亡仕元而官职最为显要的女真文人，仕至翰林侍讲学士，从三品。金亡后，他与元好问、王磐等人一样，经历了亡国后的流亡和隐遁，曾协助汉人世侯治理地方并参与地方教育，还是元初名臣王恽、雷膺等人的老师，受忽必烈征招后，与窦默、许衡、姚枢、王磐、刘秉忠等人一起成为忽必烈倚重的“汉人”之一，参与了草创之初元廷一些重要事务的决策。但《元史》并未为其立传，只有零星的言行记录。徒单公履也是金元之际继完颜璹之后文学成就最高的女真作家，但存世作品较少，《全元诗》仅收其诗一首，《全元文》作者名录无其人，收有两篇公文但归于忽必烈名下。事实上，目前所见徒单公履的存世文章共有九篇。当下学界对徒单公履研究不多，其生平事迹与创作情况依旧模糊，因而很有必要爬梳相关文献，对其生平、活动、交游与创作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论。

一 、生平仕履考

“徒单”一写作徒丹、图克坦。徒单为女真贵姓，金朝皇室共有六位姓徒单的皇后，因而王恽称徒单公履“庆流椒室裔，袖有鸭江春”（《寿徒单顒轩》）。 关于其生平仕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述。

1.1 姓名字号与籍贯

《全元诗》徒单公履小传称其生平见于清人席世臣所编《元诗选癸集》和王梓材所编《宋元学案补遗》，检此二种文献，可知内容全都源出于元人王恽的《碑阴先友记》。王恽文云：

徒单公履，字云甫，辽海人。经义第。学问该贯，善持论，世以通儒归之。性纯孝，乐诲人，官至侍讲学士。

这段文字介绍了徒单公履的字和籍贯。辽海作为籍贯时一般指辽东，也即金朝的发源地。徒单公履卒葬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寰宇通志》卷九十《卫辉府·坟墓》：“广平阡，在汲县西北二里清水上，元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葬所。”《全元诗》小传称其为“获嘉（今属河南）人”，则“辽海”应指其籍贯而言。获嘉与汲县相邻，一度为汲县附郭，或为徒单公履北渡后所居之地。汲县是徒单公履弟子王恽的家乡，考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所附《王恽年谱》，王恽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卸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回京，随后与陈祐考试河南，十月在卫州，《过顒轩先生林墓》或即作于此时。诗末二句云：“宿草黄冈重回首，大书犹是广平阡。”诗后注：“公母夫人封广平郡君，三字盖公亲笔。”由王恽记载可知，徒单公履的母亲去世后，徒单公履在墓前亲书“广平阡”三字。徒单公履墓应在其母墓旁。

徒单公履在金曾中经义进士，所中何榜难以确考，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考证为“正大中”，即金哀宗正大年间。正大年间共举行过三次科举，中进士者多为元初名士，如正大元年（1224）的王鹗、康晔、杨果，正大四年（1227）的杜仁杰、王磐、徐世隆，正大七年（1230）的段成己、李治、孟攀鳞等。又《宋元学案补遗》王梓材案语云：“王公孺为其父文定公神道碑所称徒单顒轩，当是先生。”王公孺为王恽之子，所说之事见于王公孺为其父所作《大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王公神道碑铭》，碑文原句：“杨西庵、曹南湖、高吏部、徒单颙轩爱其材器，折行辈与交，极口为延誉。”王梓材判断徒单顒轩即徒单公履是正确的，王恽有多篇诗文写到徒单公履时称其为“顒轩”，如《考满日言怀书呈侍讲顒轩》《过顒轩先生林墓》《予拜顒轩墓后七日其孙以脾疾亡复作诗以哀之》等。

《金代科举与文学》，裴兴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2 生卒年

徒单公履生年不可确考，只可考知大致范围。忽必烈即位后大量起用前金文人，《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1265）十二月“癸酉，召张德辉于真定，徒单公履于卫州”，可知徒单公履入朝是在至元二年末或至元三年初。当时陕西李庭写有《寄徒单云甫》诗，首二句云：“山斗高名四十秋，晩年始得上瀛洲。”说徒单公履入朝时成名已有四十年，“四十”或为成数。依此推算，徒单公履成名约在正大元年（1224）前后，或即其考中进士之年。王恽《寿徒单顒轩》诗中说“汉苑称多士，青云早致身”，可知徒单公履考中进士是在青年时期。以中进士在二十到二十八岁之间计算，其生年当在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到泰和二年（1202）之间，与元好问（1190）、王鄂（1190）、李治（1192）、李庭（1194）、窦默（1196）、杨果（1197）、杜仁杰（1198）、段成己（1199），王磐（1202）、史天泽（1202）、姚枢（1203）、孟攀鳞（1204）等人基本同龄，比徐世隆（1206）、商挺（1209）、许衡（1209）、高鸣（1209）等人略年长。据王恽《寿徒单待制》诗题注“至元八年九月十四日”，可知其生日为九月十四日。

其卒年也不可确考。《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夏四月“乙酉，召昭文馆大学士姚枢、翰林学士王磐、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赴上都”，又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徒单公履所撰《大元故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张公神道碑铭并序》碑文拓片，称“相公今左辖姚公一日遣其侄姚燧及总管张公之子贞以币来谒”，姚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则徒单公履之卒必在此年之后。这是所见徒单公履活动的最后时间，卒年应在此之后，享寿应在76到84岁，或更长。

1.3 儿孙

徒单公履家世、妻室情况俱不详。由王恽记载可知，徒单公履有子名徒单衍，官至翰林待制，卒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王恽《祭待制徒单衍文》云：

维至元廿六年岁次己丑冬十月丁未朔十二日己未，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致奠于故待制徒单公之灵。……惟翰林侍讲学士顒轩先生……晚岁得子，又复良硕。学由家传，志乃早立。先生云亡，相与咨惜。念渠零屏，继任翰职。淹留京师，岂造物者将有俟而补先生之不及？一旦天夺，松摧玉折……

由祭文可知，徒单公履晚年始得子。徒单公履去世后，忽必烈顾念旧臣，以其子继入翰林，授为待制。可惜徒单衍年寿不永，卒于京师。

徒单衍娶史天泽部属王昌龄之孙、官至御史中丞的王复之女，王恽写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故正议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志铭》云：“公讳复，字子初……府君讳昌龄……二女，长安，归徒单衍，亡。”可知徒单衍之妻先其亡故。徒单衍之子也早亡，王恽《过顒轩先生林墓》诗序：“正月十三日，与陶晋卿送客回，同拜墓。予二人为怆然者久之，故有是作，庶见夫当哀切祷之意云。诗后七日，其孙以脾疾亡。”此诗作年不详，但可知徒单衍之子死于脾疾。王恽又有《予拜顒轩墓后七日，其孙以脾疾亡，复作诗以哀之》诗，末二句云：“因怀此老含饴语，地下相持泪满襟。”想象徒单公履曾对其孙疼爱有加，如今地下相见，定然无比悲伤。详诗意，徒单衍之子夭折当在徒单衍去世之前。

1.4 仕履

徒单公履在金朝无任职记载，金亡后一度隐居。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写到他曾依附真定史天泽，“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顒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所提到的王若虚、元好问、李治、白华、曹居一、刘百熙、段继昌都是当时名士。宪宗元年（1251），卫州成为史天泽管理的区域，史天泽派王昌龄领卫州事。王昌龄到任后延接前金文士，“徒单云甫肥遁邻邑，闻公之典卫也，幡然来归。（昌龄）为治堂黉，极宾礼，选子弟之开敏者从而师之。自是，郡之文风尤为熠兴”（王恽《故真定五路万户府参议兼领卫州事王公行状》）。又王恽《哀友生季子辞》说：“壬子秋，顒轩徒单公自宁来居。”则徒单公履到卫州是在宪宗二年（1252），“宁”当指获嘉县，获嘉古称宁邑，与卫州相邻。在王昌龄的礼遇下，徒单公履较长时间教授于卫州，为卫州教育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恽即是其是其优秀学生之一。

中统元年（1260）翰林国史院成立后，王鹗大量荐引人才，“时元、杨已物故，又举李冶（治）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鳞）为侍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凡前金遗老及当时鸿儒，捜抉殆尽”（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引李恺撰《言行录》）。是年王鹗给王恽的书信中说到修史之事，预设“仲谋（王恽）兼编修，徒单云甫受直学士兼同修，李仁卿（李治）学士兼同修”（王恽《玉堂嘉话》卷八）。但徒单公履初入朝时并未直接被授直学士，而是先任待制。王恽《中堂纪事》记载至元七年（1270）授官情况，“已除”有王鹗、郝经、李冶（治）、雷膺、王恽，“未除见收拾”者有“王磐直学士，徒单公履待制，孟攀麟待制”，可知徒单公履至元七年仍为待制。王恽至元七年四月三日有《奉陪左丞张公、尚书李公、王学士、徒单待制赴禹乡观稼之会，偶得五十六字，奉林下一笑》诗，至元八年九月十四日有《寿徒单待制》诗，都可证在此之前徒单公履的官职为翰林待制。《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记载“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贡举”，则徒单公履或于至元八年（1271）生日后升任翰侍讲学士。一些文献中“侍讲”又作“侍读”，如姚燧《董文忠神道碑》：“八年，侍读徒单公履欲行贡举”，《元史·董文忠传》“十二年正月二日，……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学者认为“应是‘侍讲’传抄过程中形近之讹”，可从。但需要注意的是，王恽《秋涧集》中的“徒单待制”，至元九年之前指徒单公履，之后则指徒单衍。

据王恽《张德辉行状》，徒单公履还曾被推举为监察御史人选。至元五年（1268）元廷初建御史台，忽必烈命张德辉举荐监察御史人选，张德辉“手疏乌古论贞、张邦彦、徒单公履……王恽、胡祗遹、周砥、李谦、魏初、郑扆等以闻”（《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引）。徒单公履没有入选，最终王恽成为首任监察御史。王恽《玉堂嘉话》还写到徒单公履有高超的记忆力：“宋弘道说其舅刘景玄先生善记。一日，友人与游市，取染工历（“历”一作“簿”），令读数回试之。一览背诵，一字不差。又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刊《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宋衜之舅刘景玄（名昂霄）善记之事也见于元好问《中州集》刘昂霄小传，宋衜所说的“友人”正是元好问，元好问说“予识景玄于太原，人有言是家读《广记》半月能背诵者，予未之许也。戏取市人日历、鳞杂、米盐者令读之，一过目无脱遗”。而徒单公履和孟攀鳞善记诵之事仅见于此。

《元朝名臣事略》，苏天爵撰，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2019年版

二、文化活动与交游考

徒单公履在金末的活动见诸记载者极少，仅刘祁《归潜志》罗列金末奇士王郁的朋友圈时，写到“游从最久者”中有李汾、杨弘道、元好问、魏璠、杨奂、王采苓（王磐）、徒单公履等人。王郁金末以豪侠著称，刘祁所列王郁交游的40余人也多为金末豪杰文人，徒单公履列于其中，略可窥见其人格尚豪的侧面。李庭《寄徒单云甫》诗评徒单公履“胸中学问传三箧，天下英豪放一头”，应该也是基于对其在金末博学尚豪特征的了解。徒单公履入元后，会经常回顾和讲述金朝一些雅事佳话。王恽《玉堂嘉话》卷七记载徒单公履讲述金世宗时丞相石琚的一则典故：“徒单侍讲说：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乡中。一日会客间，闻司录呵喝过门，公即起立，既远，复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参军虽微，国家命官也，吾敢不敬？’众客为叹息。”对金朝事件与人物的回望和讲述，正是入元金人的普遍情结。

王恽《寿徒单顒轩》诗前半首写到徒单公履在金朝的出身与遭际，称其“纵横苏氏学，英特贾生伦。盛德应如此，文章固有神。玉堂看步武，沧海忽扬尘。飘泊心逾壮，归来道日新。因怀盘谷隐，怡悦太行云”。说徒单公履精通苏轼诗文，又有贾谊之才，再加上个人盛德，写文章自然妙笔传神。然而正要有所作为时，金朝灭亡，徒单公履经历流离漂泊而心志愈壮，回归民间后其道日新。徒单公履也乐于隐居山林，侍养母亲。“太行云”典出《新唐书·狄仁杰传》中狄仁杰在太行山上望云感叹“吾亲舍其下”的典故，也印证了《碑阴先友记》中的“性纯孝”之说。

关于徒单公履在金元之际的文化活动，记述最详的也是王恽。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也是三个地域：一是从金亡（1234）到宪宗元年（1251）隐居获嘉时期；二是蒙古宪宗二年（1252）到至元二年（1265）执教卫州时期；三是至元二年（1265）到至元十三年（1271）燕京（大都）任职时期。第一时段事迹无考，以下就后两个时段略作考述。

徒单公履的卫州教育活动，王恽《寿徒单顒轩》后半部分记述云：“歘命竹林驾，来陪楚醴宾。词源穷造化，讲席见经纶。小子嗟何述，先生乐育谆。顾非清庙器，时辱郢人斤。”并祝愿徒单公履康泰长寿，能屈能伸，“水澄性不挠，菊老气弥振。道体同康谧，穷途任屈伸。年年华表底，同拜白头亲”。由末二句可知，当时徒单公履的母亲还在世。王恽记述自己跟随徒单公履读书，徒单公履学高才博，讲席间透出满腹经纶；自己才智平庸，却受到如《庄子·徐无鬼》中郢人运斤一样的高超教诲。这又印证了王恽《碑阴先友记》一文中说徒单公履为“通儒”并且“乐诲人”之说。

当时与徒单公履一起教授卫州的还有王磐。王磐金末曾流亡南宋，北归后被粘合珪聘为彰德教授，后移至卫州。王恽《蝶恋花·赋来禽歇枝》词序云：“昔鹿庵、顒轩乐育淇上，一时秀造，号称多士。”王恽之子王公孺在《卫辉路庙学兴建记》中也说二人“道崇学博，负经济器业，乐诲人，善持论，凡经启迪，化若时雨。当时文风大兴，人材辈出”，足以与当时山东东平康晔、杜仁杰、徐世隆等人的教育成就相颉颃，以至人称“鲁多儒而卫多君子”。但王公孺在为其父所作《神道碑》中并不以徒单公履为王恽之师，而是说王恽“弱冠受教于鹿庵王公”，“杨西庵、曹南湖、高吏部、徒单颙轩爱其材器，折行辈与交，极口为延誉”，似只认可王磐是老师，而将徒单公履与杨果、曹居一、高鸣一起列入“折行辈”交往者之中。但由王恽《寿徒单顒轩》之诗可知，二人的师生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王恽《壬子夏六月陪萧征君饮方丈南荣，同会者乌达使正卿、董端卿经历、学士徒单云甫、张提点几道，王秀才子初洎家府小子恽隅侍席末云》诗是徒单公履卫州教育活动的一个侧影。壬子为宪宗二年（1252），其中萧征君应是一位契丹文士，乌达使正卿应是蒙古人或蒙古朝廷所派的使者（乌达在今内蒙古乌海市境内），王秀才子初即王恽的同学，后官至南台中丞的沧州人王复。这场由女真、契丹、蒙古、汉人参与的宴聚，有朝廷官员也有地方教师，有前朝进士也有青年学生，可谓成员复杂，却也正是金元之际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范例。诗中“德星一夕聚高堂”之语，是对与座人德行的评价，自然包括徒单公履。诗题称“学士徒单云甫”，大要有三种可能：一是徒单公履曾在金朝任翰林学士，二是此诗为王恽的追述，三是这只是对徒单公履学者身份的泛称。相较而言，第二种可能性要小一些。

《王恽全集汇校》，杨亮、钟彦飞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

徒单公履的卫州弟子除王恽、王复外，可考的还有雷膺。雷膺是金末名士雷渊之子，七岁而孤，金末其母挈之北归故乡浑源（今山西浑源县），艰险备尝。雷膺宪宗二年（1252）曾与王恽一起到宾馆拜见觐见忽必烈归来的元好问，王恽说“同志雷膺在焉”（《遗山先生口诲》），可知雷膺当时也在卫州读书。王恽有一位名叫季武（字子文）的同学，“为人简静不群，喜作诗，其较量体格，推敲声律，有过人者”，得知徒单公履到卫州后说：“今而后执经问学，吾知所从矣。”于是“抠衣席下，大玩厥辞”（《哀友生季子辞》）。元贞年间官至翰林应奉的陶珉溪应该也是徒单公履的学生，王恽称其“经明行修，学博才赡，闲望素高于儒馆，渊源远自于顒轩”（《请陶教授主善疏》），“大玩斯文，足以泛珉溪之雪浪，追顒轩之绝尘”（《故翰林应奉陶珉溪真赞》）。王恽作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林氏酴醿记》还记述了徒单公履一位姓林的学生，“壮岁尝从侍讲徒单公游，教其子读书，致身显达”。徒单公履在教育活动中应该经常向学生提起前金人事，如他曾向王恽等人提到武陟人吕充隐（字明复），金亡后流寓南宋，先住襄阳，后渡江居鄂州。吕充隐所作《和陶诗》流入北方后，王恽题诗其后，前四句云：“昔从顒轩游，嘉话半耆耉。每及充隐君，称道弗容口。”（《题吕充隐和陶诗卷后》）徒单公履通过追怀旧游的方式让学生记住了前金流寓异域的金源才士。

姚枢像，取自清代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至元二年（1265）徒单公履入京后，与姚枢、王磐等翰林人士一起为忽必烈即位之初的朝廷建言献策。《元史》有关徒单公履的条目按时间排列有以下几条：

（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刘秉忠及王磐、徒单公履等言：“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从之。（卷七《世祖纪四》）
（至元）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贡举，知帝于释氏重教而轻禅，乃言儒亦有之，科举类教，道学类禅。帝怒，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事遂止。（卷一四八《董文忠传》）
（至元十年）夏四月癸未朔……时将相大臣皆以声罪南伐为请，驿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问计。公履对曰：“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帝然之。（卷八《世祖纪五》）

（至元十年九月）丙戌，刘秉忠、姚枢、王磐、窦默、徒单公履等上言：“许衡疾归，若以太子赞善王恂主国学，庶几衡之规模不致废坠。”又请增置生员，并从之。（卷八《世祖纪五》）
（至元）十二年正月二日……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帝善之。（卷一六四《杨恭懿传》）

（至元）十二年，伯颜帅师伐宋，既渡江，捷报日至。世祖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及贸易药材事。阿合马奏：“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世祖曰：“枢与公履，不识事机。……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又奏：“北盐药材，枢与公履皆言可使百姓从便贩鬻。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卷二百五《奸臣传·阿合马》）

仅此而已。以上六条涉及朝廷礼仪，恢复科举，伐宋，为国子监举荐人选，阻止行钞法、盐法于江南、许民便宜贩售药材六事。谏行礼仪和为国子监举荐人选二事为集体上奏，忽必烈皆“从之”；伐宋一事为独奏，也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而谏行科举和行钞法、盐法于江南及许民贩售药材事都以失败告终，甚至被忽必烈认为是“不识事机”。尤其谏行科举之事，第一次他本想迎合忽必烈的佛道好尚，结果适得其反，激怒了忽必烈。董文忠说了一段话，使此事不了了之。《元史》中关于这段的记载取材于姚燧《董文忠神道碑》，原文董文忠言语更为刻薄，说“俗儒守亡国余习，求售己能，欲锢其说也”，将徒单公履谏行科举的动机说成“求售己能”，可谓狠重，这也说明入元金人对举行科举之事的不同态度。徒单公履于至元十二年（1276）再次谏行科举，《元史》说“诏与恭懿议之”，姚燧《杨恭懿神道碑》说忽必烈诏与姚枢、窦默杂议，杨恭懿上书论事，但意思一样。杨恭懿所言是支持徒单公履的，但当时正当伐宋的紧要关头，此事依旧被搁置了。

《姚燧集》，查洪德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恽于中统元年（1260）入京，先任国史院编修官，至元五年（1268）到八年（1231）任监察御史，与徒单公履同在朝廷，也时有交流。王恽《玉堂嘉话》记载徒单公履曾评论唐人《黄金台》诗，认为“此诗议论深长，甚可学也”。黄金台在燕京（今北京），是战国时期燕昭王为求贤所筑的高台。《玉堂嘉话》卷五还写到徒单公履与王磐一次关于理学的讨论，徒单公履说：“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王磐大为不然。徒单公履说：“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徒单公履的提问让王磐陷入沉默，于是“一座大笑”。此事发生在卫州或燕京，体现了理学传入北方初期士人在理解上的偏差，却也可见两位老友的交谊之深和谈论学术时轻松愉悦的氛围。这一事件也被在座的学生王恽作为雅事记录下来。王恽仕途之事也常向徒单公履汇报，如《考满日言怀书呈侍讲顒轩》诗，学者认为是至元八年（1271）监察御史任满后所作。徒单公履去世后，王恽作有多首诗歌深加缅怀。又《祭待制徒单衍文》中称扬徒单公履“厥心孔嘉，乐善修德”，“立朝行道，罔不倾悉”，正是基于弟子对其师的长期了解和敬爱。

除了弟子门人及姚枢、许衡、窦默、刘秉忠、孟攀鳞等先后出仕的文人外，与徒单公履交游或有诗书往来的金元之际文人，可考者还有李俊民、李庭、陈邃、吕逊等人。

《全元诗》，杨镰主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

李俊民（1176—1260）是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人，承安五年（1200）经义状元，于徒单公履为前辈。他有《为徒单云甫作》诗二首，其一云：“万里相将鹤发亲，仓惶永拂彩衣尘。眼中滴尽孤寒泪，谁是同门请粟人。”其二云：“男儿糊口在四方，聚蚊成雷不可当。孝哉颍叔岂无耻，恐君之羮犹未尝。”详诗意，或为金末流亡中见到徒单公履侍奉母亲，感慨艰难，赞其孝心而作。

李庭（1194—1277）是陕西蒲城人。据王博文《故咨议李公墓碣铭并序》，李庭金亡前未中进士，“十六应词赋进士举，比弱冠，两预乡荐，一赴帘试。方唾手取青紫，而金季已乱离矣”。北渡后居平阳十年，乃马真后三年（1244）胡天禄行省陕西辟为议事官回到陕西；宪宗二年（1252）杨奂参议京兆宣抚司事，入杨奂幕府；中统元年（1260）陕西宣抚使廉希宪署为讲议。考金亡后二人行迹，未见有重合之处。徒单公履入朝后，李庭《寄徒单云甫》对徒单公履为帝王出谋划策、匡时救世充满希望，称其“定有谋猷酬帝眷，肯将藻绘混时流”，并说“草茅亦抱陈忠志，老病无阶接俊游”，对自己有志而无缘无力交接徒单公履这样的名士表示遗憾。

陈邃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学者考证其生活时间在1200—1273年左右。金亡后曾流寓河北宣化附近，之后北上活动于哈剌和林；宪宗八年（1258）随军南下京兆，授征西将军，为蒙哥汗进攻四川做后援；中统二年（1261）追随耶律铸北上开平，任滨棣劝农使；后宣授枢密院参议，一度生活在燕京；后归陕西。他与徒单公履的相识或在金都汴京，或在金元之际的燕京。李庭《陈季渊参议作〈海青〉诗，有“修翎如剑斫云开”之句，徒丹云甫以“斫云公”目之七首》诗题讲述了这样一件雅事：陈邃作《海东青》诗，因其中有“修翎如剑斫云开”之句，徒单公履便以“斫云公”呼之。李庭又据徒单公履的评价作诗七首，末句都以“斫云公”收束。徒单公履所取雅号也随着陈邃《海东青》诗传到了江南，江南人将陈邃诗推为第一，说“此诗经斫云公题绝，似难复措手也”（戴表元《陈季渊诗序》），但不知“斫云公”是谁，直到夹谷之奇将陈邃诗集带到江南，请戴表元作序。

徒单公履还与金元之际名士吕逊有交游，详见后文。此外，苏天爵《元故奉元路总管致仕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铭》一文，还写到仕至工部尚书的韩冲，走上仕途即得益于徒单公履的推荐：“公讳冲，字进道，少有立志，涉猎文史，乡郡儒先咸器重之。年十九，挟其艺游京师，翰林学士徒单公履辟为书写。未几，擢户部掾。”这可以看作徒单公履在翰林成就人才之一例。又王恽至元二十九年（1292）所作《乐全老人说》写到一位乐全老人，不爱财货，喜欢结交名士大夫，“如鹿庵、顒轩二大老，爱其疏通知变，皆款与其进”，也是徒单公履交游一例，惜其人姓名及身份难以考知。

三、文学创作与成就考

徒单公履一定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文，但传世诗歌仅有一首《春日杂咏》，苏天爵《元文类》收录后，明清诗歌选本《石仓历代诗选》《元诗选癸集》《元诗体要》《宋元诗会》《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等也都予以收录。诗云：“东风帘幕半尘埃，歌舞台空昼不开。试问双飞新燕子，今年社日为谁来？”详诗意，诗歌当作于金亡后的流离期间。诗人看到，承载着盛世记忆的舞榭歌台，春风中帘幕虽在，却积满了尘埃，即使在白天也不会有人将其打开了。诗人问飞来的一双新燕：今年的社日，你们是为谁飞来的呢？诗人隐含的意思是：旧日舞台仍在，燕子依旧年年归来，而战后人烟萧条，繁华不再，它们的旧主人或已无法为它们提供旧屋檐了。诗歌以燕子写人事，以春天衬萧条，今昔对比，动静交错，满含惆怅却哀而不伤。今人评价此诗是“漂泊流亡生涯中的无限感慨。诗虽短小，寄寓之情却十分深婉”，颇为准确。

《元文类》，苏天爵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目前可见徒单公履存世文章共九篇，分别为两篇公文、一篇题跋、四篇碑志、两通书信。两篇公文和一篇题跋收录于苏天爵所编《元文类》，题目分别为《建国号诏》《皇太子册文》和《书张侯言行录后》，作者署名“徒单公履”。《全元文》将两篇公文收录于元世祖忽必烈名下，与《元文类》所收文章略有异文。两文较短，依《元文类》录如下：

建国号诏（至元八年十一月）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盖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于戏！称义而名，故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元文类》卷九）

皇太子册文

皇帝若曰：咨尔皇太子（裕宗庙讳），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不为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朕上承祖宗弘远之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中书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于戏！圣武燕谋，尔其奉承；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式勿替朕命。（《元文类》卷十）

忽必烈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大元”，建号诏书由前女真进士徒单公履书写，一方面说明了徒单公履学识才华的杰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忽必烈融合多民族士人为一体的意图。诏书为四六体，规模宏大，语势铿锵，表意准确，充分印证了王公孺“道崇学博，负经济器业”、李庭“胸中学问传三箧，天下英豪放一头”的评价。诏书从古代帝王说起，历数前代帝王立国建号的历史，并将元朝纳于这样的统绪之中，确立了元朝地位的正统性；而说元朝之事则从太祖成吉思汗说起，略过忽必烈之前的太宗、宪宗、定宗，直接导入当朝耆宿请建国号之事，也可谓巧妙。诏书指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点出核心内容。这封诏书无论从文体的规范性而言，还是从文气的峻洁劲健、文采飞扬，用典的熟稔允当而言，都堪称佳篇。

《皇太子册文》在《元文类》中未注写作时间，《全元文》据《元史》确定为至元十年（1273）二月。这份册封公文规范朴质而要素齐全，既有册封原因（遵太祖遗训），也有颁布册命的理由（儒臣敷奏），还有册立地点（燕邸）和主持仪式的官员（伯颜），最后少不了一番勉励。尤其梳理了自成吉思汗以来的世系更迭，揭示了皇室矛盾，再次彰显了忽必烈即位的正统性和确立太子的承启作用。册文言简意丰，情感殷切，重点是合乎忽必烈的心意。这样的写作难度大，而徒单公履完成得很出色。诏建国号和册封皇太子这样重要的公文由徒单公履起草，也足以说明徒单公履在翰林诸人中的位望之尊。

《书张侯言行录后》是一篇题跋，《元文类》收录后，清张金吾编《金文最》、庄仲方编《金文雅》俱收录。《张侯言行录》其书已佚，清孙德谦《金史艺文略》著录为“徒单公履撰”，或未确。详文中“仆因阅澹游王公所状张君行事”句，则徒单公履对张侯并不十分熟悉，其人行事须从王万庆所撰行状中了解。撰者应另有其人。由文中“待东帅未尝逆其盛气”之语，这位张侯应该不是顺天（今河北保定）汉人世侯张柔，或是济南汉人世侯张荣（1181—1263）。全文不足三百字，讨论了士人行道求志而能全身避祸的重要问题。开篇引庄子“善养虎者，当时其饥饱而达其怒”之语，引出士人与上级关系的感想：

士之出身以仕于时者，天岂不欲得仁人君子，与之共图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当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际，多强悍勃恶、刚犷暴怒之人，犹之虎也。苟一旦争是非于庭辩之际，是以生物全物与之，彼将不胜其怒，甘心以求逞，则决裂之祸至矣，其于国计何如耶？（《元文类》卷三十八）

文中所说“东帅”，或指东平严实，张荣当时受其节制；或指蒙古大将阿术鲁。太宗二年（1230）蒙古三路攻金，张荣隶属于东路军蒙古大将阿术鲁麾下，自任先锋，在攻打睢阳时，阿术鲁“议欲杀俘虏，烹其油以灌城”，张荣“力止之”。阿术鲁正是徒单公履所说的“强悍勃恶、则犷暴怒”之人，张荣却能巧妙化解，阻止了一场凶残屠杀。徒单公履之文包含着深切的乱世感慨，他说士人济世行道，无不希望得遇仁人共图天下事，但所遇往往如虎一样强悍暴躁，而他们又有着生杀予夺的特权，因而如果在庭辩之际逞才使气，不懂得全身自保，则会招致绝裂之祸。而这位张侯“待东帅未尝逆其盛气，得与之相终始而无败事之失”，无疑值得称道和效法。作者最后感慨：“士生不辰，有能高蹈远引如夷齐、鲁连子则无说矣；审不能为是举，当以张侯行事为处身之法。其无调虎以取反噬之祸，挠败国计，贻世人嗤笑。”这可以看作是对乱世中士人的劝诫，包含着他自己的深切体会。

徒单公履存世四篇碑志，一篇是为刘秉忠所撰《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墓志铭》，收录于《四库全书》本《藏春集》，集中又有张文谦所撰《行状》，王磐撰、姚枢书、高翿篆额的《神道碑》，徒单公履所撰《墓志铭》列于前二篇之后。第二篇是为全真道士潘德冲（字冲和）所撰《冲和真人潘公碑》，收录于元人李道谦所辑道家文献《甘水仙源录》卷五，《长春道教源流》卷一、卷六著录。两文署名俱为“翰林侍讲学士、少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徒单公履撰”，篇幅都较长，前文不作标点近两千字，后文则有三千余字，充分体现了徒单公履在当时地位的重要和学问文学的杰出。第三篇是为太一教掌教萧道熙所作《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收于《道家金石略》金元卷，作于中统五年（1264）二月。第四篇是为张子良所作的《大元故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张公神道碑铭并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碑文拓片，文多残缺，但基本可读。朱建路出版于2023年的《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一书进行了释读。碑文署名“翰林侍讲学士、少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徒单公履撰”，姚燧题额。

刘秉忠像，取自清代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墓志铭》记述了元大都的修建者、元初若干制度的创立者刘秉忠（1214—1276）的传奇人生。志文从刘秉忠的祖宗世系说起，重点讲述其不同凡响的个人成长，并选取了几个重要节点：儿时便以智慧服众，儿童推以为长，“莫不奔走服事，无有违者。识者奇之”；经母亲严教，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十三入帅府为质子，十七被引置幕府；之后出家为僧，读释家阴阳之书；其师海云赴忽必烈之召，携其同行，以博学受到忽必烈器重而留侍藩府。对于刘秉忠参与元朝廷建设的贡献，也重点节取了几个片段：一是定宗二年（1247）上万言书请求治理邢州；二是宪宗四年（1254）秋从征云南，宪宗九年（1259）攻南宋，皆以“神武不杀为请”，所全活者甚众，徒单公履认为正是由于刘秉忠的“不杀”之请和“决机制胜”的赞成之力，使云南、江南顺利归附；三是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刘秉忠议立中书省并分各路宣抚司，在进用人才和确立礼乐制度方面多所建树；四是中统五年（1265）八月改中统为至元，刘秉忠以光禄大夫进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在奏建国号、定都邑、颁章服、立朝仪等方面居功至伟。叙其生平大事之后，又对刘秉忠的家室、兄弟等加以概述，最后对其“多能”及成就加以总述：书法方面，楷书以颜体为正，草书独取二王，体现了“用心之正”；学术方面，“探邵氏《皇极》之奥旨，正前代积差之历法，得琴阮徽外之遗音，概乎天文、星纬、卜筮、算数皆有成书”；文学方面，“诗章乐府又皆脍炙人口”。开篇的总述，中间一些重要节点的选取，结末的综述升华，使刘秉忠的一生行迹、重要功绩及才华成就得到清晰呈现。

就碑志文的写作来说，这种写法既符合欧阳修以来的碑传文传统，又突出了碑主的个人身份和事迹；既与金元之际元好问等人碑志文写作的简洁劲健文风一脉相承，又因身在翰林素习诏诰体制而对词句文法严谨讲究。典型例证便是句法的长短交错，三字句、四字句的使用，使文章呈现出诏诰特征。如写议立中书省并分各路宣抚司后，“内而藩邸旧臣，外而草茅遗逸，皆得进用。故官无旷员，时无滞才，于是除烦苛，定官制，颁俸秩，轻徭薄赋，制礼作乐，声明文物，粲然一新，号称盛时焉”；又如写改元至元进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后，“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为己任，以身徇国，知无不为。奏建国号、定都邑、颁章服、立朝仪，事无巨细，有关于国家大体者，枚举而缕陈之，无有遗者”。这些语句既对刘秉忠多方面的功绩进行了高度概括，又语韵铿锵，读来如有金声玉振之感。墓志铭中的此类妙语，也多为《元史·刘秉忠传》所采。

《冲和真人潘公碑》是为全真道士，邱处机十八弟子之一潘德冲所作。全真教自邱处机西行觐见忽必烈后大张门户，多请名人为宫观或道士写作碑铭，元好问、李俊民、王鹗、王磐、宋子贞、杨果、孟攀鳞、商挺、郝经、阎复、姚燧等人都作有全真教碑。金元之际文人大量写作全真教碑文的原因大要有二：一是全真教在金末战乱中多有善举，如李庭《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本行碑》写到全真道人綦志远在“癸酉（1213年）兵凶之后，遗骸遍野，亲犯寒苦，悉以收瘞”；邱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后，对落难士民多有庇护，“一戴黄冠而投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姚燧《长春宫碑》），还多有设谯为民祈福、施米赈饥之举，颇受儒士感念。二是全真教善于借名人碑文巩固地位，如学者所说，“当大量地方地区的书籍文献毁于战火时，立碑印书成为全真道士们争取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力的重要方法”，“全真道士成功地利用了碑刻作为媒介的力量，这使他们能够突显、巩固自己获得的特权”。全真道士李道谦（1219—1296）还专门辑录此类文章编成《甘水仙源录》以保存文献。徒单公履受请为潘德冲作碑铭，同样基于他在金元之际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为潘德冲所作的碑铭是徒单公履存世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与《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墓志铭》相比，这篇碑文虽然也是以时间为序记述碑主事迹，但全文充满故事性。如写潘德冲祖父潘秉政在蒙古入侵初的大安年间起家为军都统，戍莱州，其父潘楫以儒为业，辟充益都府学教授，由于其家富而积善，“尝遇岁凶，发粟赈饥，民赖以全活者甚众”，所以有术士说“是家有阴德，必获阳报，当生异子”。对于潘德冲的入道经过，则更具传奇性：

初，师之母王氏尝梦有祥云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尔有娠。妊十九月而师生，七岁不能言，其父忧之。忽有一道者来乞食，父延之入门，问所从来。云自东海，将适长安，师即从旁与之语，应答如流，父骇谔。道者曰：“是子神韵冲雅，非凡儿也。异日当为人天师，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后稍长，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读书日记千余言。后闻父母欲为娶妻，遂宵遁，即往栖霞滨都观。过潍阳，时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宫，问所适，知其将诣长春，乃引见焉。自是服膺门道，得传心之要。

又写其辞世经过云：

丙辰夏四月……二十六日将返下宫时，方盛夏，畏日载途，从者咸以为病。师曰：“汝众第行，无伤也。”忽阴雾四合，抵下宫四十余里，人不知暑，此尤可歌。初，纯阳殿前有古柿二本，根干盘错，枝叶茂盛。一夕无风自折，众方惊悟曰：“此柿无风而折，可谓大异，吾师前日之言，其兆于此矣！”是夜二更将尽，师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诵咒语，随即以灰掺之，露坐移时，若有所待。寻复入，以汤颒其面，即易衣索笔，书颂一篇，既毕，乃就枕，翛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

得梦生子，怀孕十九月而生，七岁不言而见乞丐后对答如流，乞丐预言后将非凡，又逃婚至道观，得缘入邱处机门下，去世前柿树无风而折，可谓件件传奇，徒单公履也写得津津有味。这样传奇的经历，应为潘德冲弟子所讲述，真假暂且不论，却成为元杂剧中神仙道化剧的绝佳素材。

碑文也记述了潘德冲的诸多善绩。如在担任永乐宫住持期间经常借小米给地方百姓周转，借出的小米有成千上万斗。有一年粮食收成不好，甚至连永乐宫的道士们都没有足够的粮食，许多道士想要从地方百姓那里收回借出的粮食，但潘德冲阻止了他们。他说：“岁荒人饥，夺彼与此，是岂仁人之用心哉！”感动于潘德冲的慷慨之举，当地人后来“每于纯阳诞日，相率设会，献香资以报德，岁以为常”，每年在吕洞宾诞辰日都会向永乐宫进献供品。叙述的部分娓娓道来，精彩纷呈。同样精彩的是文末的大段议论，以潘德冲的事迹引发了一番关于“道”的见解，认为潘德冲一生“缔构诸方，迹与世俱，道随神运”，是由于“道一”。又详论“道”之四端，“曰微，曰妙，曰玄，曰通”，最后归于“全真”之句，“然则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万化之本根，一元之统体欤？”全文宏阔与精微并致，叙述与议论俱佳，颇可见出其才情学识之富。《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笔法类似，不再赘述。

《大元故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张公神道碑铭并序》碑主张子良，《元史》有传。《元史》本传记其于金亡前后率泗州西城二十五县、军民十万八千余口降蒙古，宪宗三年（1253）升归德府总管，中统二年（1261）升归德、泗州总管，至元七年（1270）改授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元好问曾受其请作《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一文。徒单公履碑文记张子良卒于至元八（1271），作碑文时“张公捐馆有年矣”。与《元史》记其“字汉臣”不同，徒单公履记其“字汉卿”，但耶律楚材有《张汉臣因入觐索诗》诗，未知孰是。文中写到张子良在金末岁饥时开城纵民采摘野生谷物充饥，以及率十万八千余口归附之事，与《元史》合，而细节更为生动。尤其写到张子良疗伤一事，《元史》未载。文云：“隐出颊骨，前以铁钤转取之，丝发不能动，乃教工为铁笴，令稍枵中沓冒铤上，因以坚□徐椎之镟，乃得□□者。色不变，言笑自若，其劲厉如此。”颇有关羽刮骨疗毒之风神。

《中州启札》卷三徒单公履致吕逊书信

徒单公履存世文章尚有两通书信《与吕子谦》，收于元人吴弘道所编《中州启札》卷三，作者署名“徒单云甫”。内容较短，录第一通如下：

顿首。贤参军执中：别忽月余，企仰殊深。近闻车从有河南之行，已是回程，能一来淇上作三数月之留，聊遂握手以慰翘仰，甚所望也。有少事干，谨令专人前去口覆，问可知也。仲谋贤弟礼意不殊，未中，惟以时自爱，不宣。

致书对象吕子谦即吕逊（1209—1273），东平人，其父吕松为“金词赋进士第”，官至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吕逊与徒单公履基本同龄，同样是由金入元的文人，王恽《挽吕权漕子谦》说他“早岁有赋声，生平喜作诗，格律精严，长于七言近体”。吕逊入元后官职不显，但交游广泛，《中州启札》中有致他的书信三十余通，包括冯璧、姚枢、杨鹏、杜仁杰、王恽、王博文等著名文人。由内容可知，信写于宪宗二年（1252）徒单公履教授卫州期间，此后吕逊至卫州，任江淮都转运司幕官二十年，并卒于该任。第二通书信写于三年之后，时吕逊已在江淮都转运司任职。

徒单公履佚失的文学作品应该不在少数。虞集《田氏先友翰墨序》中盘点田衍家藏诗文，其中即有“徒单公履，字云甫，女真人”，未知收有他的几篇作品。元末廼贤《河朔访古记》说史天泽去世后，“葬真定县太保庄，墓碑翰林学士徒单公履撰，神道碑则翰林承旨王磐撰，皆敕赐文也”，可知徒单公履还撰有《史天泽墓志》，惜其与王磐的《神道碑》俱未见传世。又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卫辉府·祠庙”：“王公祠，在府城西北隅，祀王昌龄。元翰林学士徒单公履有记。”可知徒单公履还撰有《王昌龄祠记》，也未见传世。又王恽《满江红》（雷动云横）词序说自己至元十七年（1280）十一月十四日夜梦史天泽，史天泽在得到“有敌犯府城西面”的急报后，却悠然朗诵了一首乐府，说“此徒单侍讲词也”，王恽醒来后只记得“日月风云潇洒”六字，可知徒单公履也有词作，未见传世。

 结  语

女真贵族徒单公履金末中进士，入元后先隐居，后依附于汉人世侯，从事地方教育，忽必烈即位后受征招出仕，参与政治文化重建，这也是金元之际士人的普遍经历和人生选择。这批士人的积极作为，为金元之际政治经济、教育秩序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徒单公履教授卫州的经历颇可说明：经过高度汉化的女真人已经可以用他们所吸收的汉文化教授汉族子弟，他们在金元之际文化几于断裂的时代，使孔孟儒学与汉语文学在中原汉地得以绵延传承，也为金元之际地方文学与元朝建立初期大都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就文学创作而言，金代女真文人文学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当属完颜璹，而完颜璹在金末围城中去世；徒单公履成为继完颜璹之后文学成就最高的女真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的成就，是金朝长期推行汉化和学术文学积淀濡染的结果，代表了金元之际女真文人汉语创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意义。而他身在翰林素习诏诰体制，又使文风平易典雅，与元好问等人的碑志文风格有所不同。他与王鹗、王磐等人在元初的写作，对元中期典雅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原文刊于《东北工业大学学报》2023年第10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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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