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的诗坛北移与诗歌风貌

摘要：金末北渡拉开了金元之际诗坛北移的序幕，此后诗人们北归家乡或寓居别地，北上燕京、和林、开平寻求救世行道之机，形成了一条浩荡壮阔的北向诗路。诗人北归使贞祐南渡后沉寂了二十年的北方诗坛重新焕发了生机，大量文人北行又带动了北上送行诗的繁盛。以耶律楚材为中心的和林诗坛成为史上最北中国诗坛，刘秉忠、郝经等人北赴金莲川途中的创作，则为诗歌拓开了一个生新旷远的空间。金元之际的诗坛北移对大都诗坛和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具有导路开先的意义。

关键词：金元之际；北渡；送行诗；和林；金莲川

从金亡前两年的壬辰、癸巳(1232—1233)大逃难，幸存文人渡过黄河逃回北方，流落南宋的文人也陆续北归开始，到山东严实，河北张柔、史天泽等汉人世侯延揽文士，再到忽必烈乃马真后元年(1242)开始征召汉人文士，宪宗二年(1252)受命管理漠南事务开府金莲川，中统元年(1260)即位后大量起用前金文人，20余年间，中国淮河以北总体上是一部“向北流动的文学史”，以诗而论则是“向北流动的诗坛”。大批诗人北归使中国诗坛转移到了黄河以北，而诗人经过金长城、居庸关、野狐岭北上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则为中国诗歌拓开了一个更为旷远的空间。

北行之路也反映了易代诗人抚平亡国创伤、重新思考出处并进行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从北归后“兵饥不死天所存”的窃幸，到看到故园“山杏溪桃化棘蓁，舞台歌馆堕灰尘”时的感伤，再到游历北方名山大川“芥蒂一洗平生胸”的超然；从寓居平阳、东平、真定、保定、彰德、卫辉等地从事文化教育传承文脉，到北上燕京、和林、开平寻求救世行道之机，金元之际北方诗歌的总体情绪呈现由深沉低回到雄浑朗亮的走向，尤其北上开平途中，诗人对沙塞之地的新奇体验、对实现救时行道之志的激越信念和对蒙古新政权的热切期待，都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呈现出豪迈生新的样貌。而文人大规模北行也带动了北上送行诗的繁荣，其中丰富的内涵及对中国传统送行诗的继承和新变同样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北归：情感突围与北方诗风的接续

金朝灭亡(1234)前后的1232—1236年间是人口大规模北移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人口大规模北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天兴元年至二年(1232—1233)，经过战争和持续两个多月的瘟疫，“京城大饥，人相食”，“汴梁下，纵民四出”，“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数百万人渡过黄河逃回北方。著名文人如60多岁的王若虚、太学生杨奂选择了“微服北渡”。元好问等一批朝廷官员则“瞑目就束缚”，天兴二年(1233)在蒙古兵羁压下北渡黄河，被安置在聊城(今山东聊城)统一监管。第二次是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今河南汝南)陷落，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跟随哀宗的幸存文人随军北归。如正大元年(1224)状元王鹗，“蔡陷，万户张柔素闻公名，辇之北渡，馆于保州者余十年”；同时护送的还有元好问的同年敬铉和杨云翼之子杨恕等人。第三次是蒙古太宗七年至八年(1235—1236)，蒙古兵攻占德安府(今湖北安陆)、襄阳(今湖北襄阳)、枣阳(今湖北枣阳)，大批金末流亡南宋的士人渡河北归，其中即有杨弘道、李俊民、白华、宋衜、王磐、王元粹等知名文人，流寓德安府的广平肥乡(今属河北邯郸)人窦默也“应募北来，遂得复归乡里”。汴京及临时朝廷蔡州的陷落，结束了金王朝在中原20年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原一带作为帝都的历史，此后元明清三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再也没有回到黄河以南。

金末战争和北渡逃难使中国诗坛的有生力量大为削弱，元好问《中州集》收录的赵秉文、完颜璹、李纯甫、刘从益、雷渊、张㲄、张彀、陈规、李夷、宋九嘉、冯延登、刘昂霄、王渥、高永、李献能、李献甫、李汾、辛愿、雷琯、冀禹锡、王郁、梁持胜、石抹世勣等百余位才华横溢、个性各异的诗人都病死或战死于金亡前夕，再无机会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北方故乡。即使能突出重围，北归之路也充满艰险，黄河岸边“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承安五年(1200)进士、权参知政事的诗人杨慥就死在了北渡逃亡的路上。也正因此，李庭《送杨焕然赴召秦中兼简》诗说“衣冠北渡无多子”，应是实录。“北渡”无疑是幸文人生命经历中最为惨痛的记忆，因而如学者所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这也是元初文学中极少见到有记录自身北渡经历诗文的原因。但元初活跃于政坛与文坛的文人绝大多数是北归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新编全金诗》书影

回归家乡是相当一部分北渡者的选择，如冯璧、王若虚、李俊民、曹之谦、段克己兄弟、刘祁兄弟、赵良弼等人都在北渡初期辗转回到家乡。但还有更多北渡者未能回乡，据郝素娟《金代移民研究》统计，金亡前后87个参加北渡的南迁家庭中，有20个回到家乡，67个重新选择了移居地，可见到家乡以外地域生活的北渡者占更大比例。这应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贫困导致路费不足，二是非家乡区域有更好的发展机遇。如云中（今山西大同）人孟攀鳞、奉先（今陕西蒲城）人李庭都选择在距离黄河最近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落脚。孟攀鳞为金正大七年（1230）进士，金末为尚书省令史，到平阳后受到行省胡天禄的礼遇，“行台胡公异礼待之，每事咨议焉”，太宗八年（1236）平阳经籍所成立后，受命管理印造经籍事。李庭金末未中进士，“北渡居平阳董府君之馆，教授生徒”，10年后的乃马真后三年（1244）行省陕右的胡天禄辟其为议事官才回到陕西。平阳之外，汉人世侯管理较好且招揽接纳前金文士的山东东平，河北真定、保定等地，都成为北渡文人最初的落脚点。

从空间来看，人口大规模北移使黄河以北形成了4个特征鲜明的诗歌群落：一是平阳诗坛。除孟攀鳞外，胡天禄省僚还有“王子卿、李君实、许进之、王君玉、薛正之”等人，他们一起参与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的编校。经籍所成立后，麻革、曹之谦、陈庾等人先后主持经局，李庭“日与贻溪麻信之、盘谷李济夫游从”，“商榷质难”。段成己也在其兄段克己去世(1251)后移居平阳读书，不久出任当地世侯的教官。诗人们在平阳交游唱和，形成了平阳诗坛。二是陕西诗坛。太宗十年(1238)胡天禄行省陕右，孟攀鳞、李庭、来献臣等人先后随之西行，李庭日与“杨寺丞君美、裴绿野子法、邳郎中大用、张郎中君美、同讲议祖卿、焦咨议元发、来讲议明之”等人“文酒相征逐”;宪宗三年(1253)杨奂参议京兆宣抚司事，李庭等人入幕。宪宗四年(1254)关陕成为忽必烈封地，西域畏兀儿人廉希宪宣抚陕西，以商挺为参政，女真人赵良弼为参议司事，时姚枢为劝农使，又聘许衡为京兆提学，廉希宪“同姚雪斋、许鲁斋、杨紫阳、商左山，前进士邳大用、来明之、郭周卿、张君美樽酒论文，弹琴煮茗，雅歌投壶，燕乐于此”，参与活动的还有陕西耆旧李庭、陈邃，形成关陕诗坛。三是彰德、卫辉等地诗坛。太宗十一年(1239)粘合重山行中书省事于彰德，后其子粘合南合继之，延揽名士，霸州信安(今河北廊坊)人杜瑛而外，“如蒙城田芝，北燕刘骥，永平王磐，古郑周子维，武安胡德桂，浑源刘祁、太原高鸣、刘汉臣，燕山尚子明，林虑张允中，洺水徐世英、李仲泽，汴魏献臣、田仲德、郭谦甫，各以经术教授，互相提唱，盖彬彬乎多文学之士，亦一时之盛事也”。乃马真后元年(1242)，姚枢、许衡、窦默隐居卫辉苏门山精研理学、教授生徒，也有诗文活动。四是三大汉人世侯幕府诗坛。东平严实幕府有宋子贞、康晔、张特立、商挺、徐世隆、王磐、杜仁杰、张澄、杨鹏等人，真定史天泽幕府有张德辉、李治、白华、徒单公履、杨果等人，保定张柔幕府则有王鹗、敬铉、杨恕、郝经、撖举等人。幕府成员还常处于流动状态，如刘祁、李治、王若虚都曾过访东平，元好问则在东平、真定、保定三大幕府之间多次往还。幕府成员与回乡文人、来访文人交游唱和，形成了三大汉人世侯幕府诗坛。宪宗三年(1253)，元好问游东平举行诗会，就有韩文献、李祯、勾龙瀛、张圣与、刘翊、张德谦、张孔孙等多人参与。这些空间成为北归诗人生活与情感的栖息地，他们共享山水之乐，切磋学术，教育后辈，诗酒唱和，为保存文脉、传承学术、重振斯文积蓄了力量。

而从诗史角度来看，大批诗人北归无疑使自贞祐南渡以来沉寂了20年的北方诗坛重新焕发了生机。一方面，写在北归途中、北方故乡、寓居之所和相聚唱酬之际的诗歌，使那些诗歌中一度消失的北方山川风物再次成为书写对象和主流意象;另一方面，诗歌成为诗人抚平失国创伤和北渡惊魂的重要方式，脚下的路和笔下的诗一起铺成了一条心路，在流动的时间和游走的空间中完成了情感突围和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

故乡人事的沧桑巨变、物是人非的悲怆感伤，是北渡初期回乡诗人的共同情绪。曹之谦在回归故乡云中应州(今山西应县)途中，经过茹越山，作《过茹越岭有感》云：

山川良是昔人非，北望松楸泪满衣。三十余年成底事，全家南渡一身归。

山川依旧，故人却已凋零殆尽，当年举家南渡，如今只有一人归来。曹之谦金末与元好问同为尚书省令史，“机务倥偬”之间“商订文字，未尝少辍”，家人应都无恙;如今却独自归来，其家人或死于汴京围城与北渡途中。松树和楸树多植于墓地，是祖先的代称，次句表达了诗人对未能保护家人、深感愧对祖先的沉重羞惭和巨大悲怆。而当60多岁的王若虚历尽艰难回到故乡河北藁城，看到家园残破、田园荒芜，产生的是一种“人非物亦非”的伤痛感，其《再至故园述怀五绝》前二首云：

日日天涯恨不归，归来老泪更沾衣。伤心何啻辽东鹤，不独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约认田园，松菊存亡不必论。我自无心更怀土，不妨犹有未招魂。

南渡20年思乡难归，如今归来，故乡却已面目全非，好在已荒芜成草坡的田园隐约还能找到，至于那些曾经寄托高情雅趣的松菊是否还在，倒也可以不去细较了。经历大变而能全身回乡的悲欣交加以及闲情逸趣让位于现实生存，是这一时期北归诗歌的基本主题和主体情绪。但这样的伤痛也只能依靠时间、人情和信念来疗愈。曹之谦南下平阳主持经籍所，此后寓居平阳从事学术教育活动长达30年，直至至元二年(1265)去世。宪宗七年(1257)元好问去世后“遣人即其家，尽得所有律诗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续采所遗落八十二首”，后由其子曹刻成于平阳。王若虚回乡不久设馆教授、编纂作品集，德高望重，受人景仰，如元好问所说：“板荡之后，大夫士求活草间，往往倚公以为重。至于鄙朴固陋，挟兔园册而授童子，学者亦皆想闻风采，争先睹之为快。”他的诗文集在他身后三度刊印，流传至今。太宗十年(1238)，羁留山东6年的元好问也终于携家回到故乡忻州，虽然“突兀家山堕眼前”时不免有“大似丁令威，归来叹墟墓”之叹，但“几家儿女得安全”的窃幸和“东家西家百壶酒”的人情之暖极大地消解了诗人的悲伤，于是“先生醉袖挽春回，万落千村满花柳”，在严冬大雪中似乎已看到春回大地，万落千村花红柳绿，诗人郁积已久的情绪也因此获得了释放。

 

《王若虚集》书影

书写游走途中的北方山川，是北归诗人在雄健山川中重新寻找自我、修复心理创伤，使期艾犹疑的南渡诗歌和悲歌慷慨的丧乱诗歌复归雄健朗亮的心路历程。如乃马真后二年(1243)七月，元好问在赴燕京途中路过浑源(今山西浑源)，与好友魏璠同登龙山，作有长达72句的杂言古诗《游龙山》。开篇写到“曩予魏大梁，得交此州雷与刘。自闻两公夸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风马牛”，浑源故人雷渊与刘从益都已病故于北渡之前，诗歌以此开篇，正是表明“过去”与“现在”的连接，寄托对深爱此山而无法北归友人的深沉缅怀。当诗人看到“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戛击琳琅球”的奇丽景观时，眼界和心胸顿时为之开阔，以至于写下“一峰忽当眼，仰看看不休。一峰一峰千百峰，虽欲一一顾揖知无由”这样不顾语词重复和句式混搭的李白式的汗漫诗句，以表达目不暇接的惊喜之情。诗人在此也展开了李白式的浩荡想象：“登高揽元化，快如鹰脱鞴。山灵故为作开阖，巧与诗境供冥搜……须臾视六合，浩荡不可求。”仰观俯瞰，天上人间，山灵开阖，纵横变幻。诗歌写得节奏明快，精彩纷呈。雄壮开阔的景致使元好问一扫长期的郁结：“快哉万里风，一扫天四周”，“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隘九州”。清人陶玉禾评此诗“一气挥斥，纵横尽意，有骏马下坡之势。自是才力豪横，非可仿佛”，正是雄奇的北方山川激发了诗人的豪荡之气，使其走出积压已久的情感阴云，而北方山川也在诗人的倾情书写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追寻未归诗人留在北方的足迹，书写他们书写过的山川风物，是北归诗人致敬缅怀未归师友，触摸南渡前劲健朗亮北方诗风的重要途径。宪宗二年(1252)十月，元好问游访了南渡前赵秉文曾任职的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体会赵秉文的为政宽简和荒年“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的善政，以及任满将去时“老幼攀遮，恋恋不忍诀”的百姓爱戴。元好问与赵秉文当年的门客一起游览赵秉文游览过的冠山、鹊山、环翠楼、承天镇悬泉等景观，登临赵秉文所建的涌云楼，作有《平定鹊山神应王庙》《游览承天镇悬泉》《九日登平定涌云楼故基楼即闲闲公所建》等诗，与病故于金末围城的恩师进行精神交会。元好问还将赵秉文《游悬泉赋》加上自己的即时感受，写成七古《游览承天镇悬泉》。诗中“闲闲老仙仙去久，石壁姓名苔藓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电抹”句，感叹时光如电，并对于此为政的赵秉文表达致敬。而“君不见，管涔汾源大车轮，平泉丈八玻璃盆”“素虬腾掷翠蛟舞，衮衮后出皆鳄鲲。雷车怒击冰雹散，石峡峻滑苍烟屯。凭崖下视心魄动，自愧气衰笔老胜概过眼无由吞”等句，则将赵秉文赋中“金鼓半空，声在峡中”“向者泉出祠下，大如车轮，下赴绝涧，悬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霆，飞炎天之冰雪”等雄奇奔放的描写以及“泉有时而通，亦有时而塞”曲终奏雅式的哲理思考化为惊心动魄、参差错落的诗句。赵秉文赋中用了两处设问：“道娘子之关，潘美所以下河东者耶？……突井陉之口，韩信所以破赵壁者耶？”对悬泉瀑布的来处发出疑问。元好问同样采用这样的问句：“不知承天此水何所本，乃与沇渎争雄尊？平地突出随崩奔，汹如颓波射天门。太初元气未凝结，更欲何处留胚腪？”将赵秉文的“历史之问”转换为“天问”。正是在这样的继承与追寻中，雄健朗亮的诗风重新回到了北方大地。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书影

从诗风走向来看，金元之际的北归诗坛逐渐分化为两种风格：一种是返乡者因生活安定，书写内容渐缩至故乡人情风物，风格也渐趋平淡，如李俊民、段成己兄弟;另一种是寓居者和游走者在游历北方名山大川和追寻南渡前诗人足迹的过程中，使诗歌回归“鸿朗高华”(顾嗣立评元好问语)的北方风格。此外，金亡前后的北渡者中还有一批青少年，郝经说自己“壬辰春北首渡河”，当年11岁，王恽说自己“生长汴梁，八岁而北渡河”，北渡时间都在金亡前两年。他们在北渡文士元好问、王磐、许衡、杨奂、刘祁等人的影响下读书成长，逐渐成为政坛和文坛主将。

二、北送：青云、沙雪和多元的北方想象

北渡之后，不少诗人继续北行。这一时期的北行风潮带动了北送诗歌的盛行。由于送行者身份和被送者去向的不同，这一时期的北送诗呈现了复杂多元的情味，从地理空间看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是送人赴燕诗。金朝故都燕京对前金文人有着独特的意义和强大的吸引力，元好问、杨奂、杨弘道、魏璠、杨鹏、曹之谦都曾重游故都，书写已成为废墟的城南故宫和城北万宁宫、琼花岛，以及修筑于金朝的卢沟桥，生发百般感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非燕京籍文人寓居燕京，元好问《中州集》小传就写到多位诗人的子孙“今在燕中”，如乐平(山西)人杨云翼之子杨恕、大名(河北)人史公奕之孙史彦忠、稷山(山西)人陈规之子陈良臣、大定(内蒙古)人赵之杰之孙赵季卿、管城(河南)人赵晦曾孙(名不详)、繁畤(山西)人胥鼎之子胥嗣祖。海迷失后二年(1250)，杨弘道在燕京见到故友吕鹏翼，王庆生认为或即“郑人吕大鹏”。李庭《送荆干臣诗序》也说：“夫燕，诚方今人物之渊薮也，变故之后，宿儒名士往往而在。”约乃马真后四年(1245)前后，24岁左右的郝经前往燕京，见到了诸多“豪英”，他们“百匝红锦围，酒海横长鲸。醉倚蓟丘竹，长啸秋风生。有时按策坐，谈天复谈兵。划破天心胸，四座一时倾”，应该正是北归文人或金朝文人的子孙。大量非燕京籍文人寓居燕京，除了“京都情结”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燕京是蒙古国去往中原的重要通道，也是帝王南下途中的驻跸之地，比其他地方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也正因此，这一时期奔赴燕京的前金文人络绎不绝，送人赴燕诗也随之大量产生。如北渡后寓居真定的白华就写有《送陈外郎还燕》《送梁贡父还燕》《送马云汉还燕二首》《赠兰仲秀还燕二首》《送张孝纯还燕》等诗，“还燕”或并非籍贯在燕，而只是“回到故都”的代称。

 

 

《全元诗》书影

称扬赴燕者学问品行之优并对其加以勉励，是送人赴燕诗的主要内容。如曹之谦《送王仲通》《送梁仲文》二诗，一为七律一为五古，但内容颇为相似。前诗云：“从事西游五见春，翩翩书记日争新。怀乡不作登楼赋，佐府真为入幕宾。世事忽惊翻手雨，马蹄又踏化衣尘。古来燕赵多豪杰，定有飞书荐鹗人。”说这位王仲通金亡后寓居陕西在幕府5年，现在要北赴燕京寻找机会，相信他一定会得到燕赵豪杰的举荐，获得用世之机。“荐鹗”典出孔融《荐祢衡表》：“鸷鸟累佰，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后以“荐鹗”指推荐贤人。后诗则称许梁仲文“梁君河东秀，意气凌孤。探道得奥阃，辩说如河悬”，在长安寓居一段时间后要“长途北之燕”，路过平阳来看望他，诗人给予他“行看奋六翮，高举凌云烟”的祝福和“功成名遂后，归老河之湍。相从讲圣学，与子长周旋”的期许。“奋六翮”典出《战国策》：“(黄鹄)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二诗没有过多描述燕京情势及有怎样的机会，但对二人的赴燕行为表示赞赏，对其前程寄予美好祝愿。“青云”是送人赴燕诗中的常用意象。如白华《送梁贡父还燕》末联：“圣代选材先少俊，伫看平步上青云。”段克己《送故人子赴燕》末联：“昂霄耸壑从兹始，万里青云稳着鞭。”后诗“青云稳着鞭”句语本白居易《送考功崔郎中赴阙》：“青云上了无多路，却要徐驱稳着鞭。”白诗劝诫将去长安任职的少年崔龟从要谨慎行事，段克己化用其意，而更为豪迈昂扬。

但并非所有人在燕京都能找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年近40还没有过幕府经验又不愿俯仰随人的李姓书生，段克己、段成己兄弟对其赴燕之行表示了怀疑。段成己《送李山人之燕并序》序中说李湛然虽然偃骞不达，但颇有四方之志，定宗三年(1248)戊申岁要去燕京寻找机会。一方面说“今之诸侯宾位尚有缺”，“况幽燕之地，士尚意气，重然诺，习与性成者耶？生之此行，余知其必有合也”;另一方面赠诗却写得低回委婉，后四句云：“雄心虽壮未能伸，客舍萧条逢暮春。卢沟河上千株柳，满地杨花愁杀人。”想象李生到燕京后寻找机会之难及其情绪的落寞。段成己《从山人李生湛然之燕》则直接表达了留行之意：

惊尘浩浩塞云寒，珍重儒冠莫浪弹。相府岂能容阮籍，馆人那解识冯。无书可上裘空敝，有梦难通刺欲漫。且好驻君千里驾，小斋如斗足容安。

开篇即将行路之尘状为“惊尘”，又说塞云“寒”，极言行路之难和燕地之冷，并希望李生珍视儒者身份，不要有一点小机会就弹冠相庆。他认为达官贵人未必能容得下阮籍那样的才士，门客们也未必能识得如孟尝君门客冯那样的高人。他担心李生难以被权贵接纳，就算被接纳也会受到门客们的排挤。如果久居燕京，无书可上，权贵难谒，只会空耗时间、衣裘破烂，所以希望李生驻足留步，安于在如斗的小斋中度过平生。这样的送行诗可谓意思反全，但正可看出诗人对金元之际普通人前往燕京寻找机会并不抱乐观态度。

 

《河汾诸老诗集》书影

居燕不易，二段所道并非虚言。如在燕京编修所任职的前金名士梁陟，修成新居后请友人宴聚，张本《梁都运斗南新居落成》写到新居“室成仅容膝，勃谿益无聊”。对比梁陟家族“黼衣华四朝”的显贵和“枫堂接桂室，燕处俱逍遥”的豪奢，新居无疑显得局促狭陋。元好问乃马真后二年(1243)游燕，见到在金朝官至中京副留守的武安(今河北武安)人乐夔和金朝名臣张公著之侄阳曲(今山西太原)人张纬。《感寓》诗称“乐丈张兄病且贫”，可见他们在燕京生计萧瑟。二段诗是在提醒时人不要以燕京为天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谋到生计。这是送人赴燕诗中的另类声音。

二是送人北上诗。中国自古以北为上且“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因而金元之际的“北上”多指前往北方帝王或王子所在地。蒙古国于太宗七年(1235)定都和林，为便于管理中原，忽必烈于宪宗二年(1252)在燕京以北五百里处的金莲川设府，不久命刘秉忠在金莲川营建开平城，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于开平。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始于乃马真后元年(1242)，王鹗、刘秉忠等人相继入幕，拉开了前金文人相互引荐北上觐见的序幕。大批文人被征召任用，到中统元年(1260)翰林国史院成立时，“凡前金遗老，及当时鸿儒，捜抉殆尽”。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北上送行诗。如元好问《送崔梦臣北上》《送张书记子益从严相北上》《送李参军北上》《送阎子实焦和之北上》《娄生北上》《宁掾端甫北上》《燕都送马郎中北上》，李庭《送张耀卿北上》《送高雄飞北上二首》《送孟待制驾之》《送宋文卿北上二首》《送石子璋北上》《送李德新北上》《送焦佥事赴阙》《送裴子法北行》《送萧炼师公弼赴北庭之召二首》，段克己《送双白渠史梁君二子北上》，段成己《送贾德远北上》《送娄郎中秀实北上》《送总管李侯北上》《送史生仲恭北上》《送张器之北上》，杨鹏《送王魏二学士应聘》《送殷献臣北上》《送赵维道北上》，陈庾《送孟驾之赴阙》，麻革《短歌行送秦人薛微之赴中书》《送申生取新赴中书》等。蒙古于太宗三年(1231)首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

从主题来看，北上送行诗大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记述交游，颂扬被送者的才华学问，为其扬名；二是对北行途中所见之景加以想象；三是叮嘱对方要尽其所能经世致用，有为于当下。如中统元年(1260)孟攀鳞赴召北上，陈庾《送孟驾之赴阙》诗云：“文史相从二十年，岁寒心事久弥坚。向来才力惊游刃，此去功名稳着鞭。浅绿美依沙漠草，横青遥指拂庐烟。应将万字匡时策，挽取恩波下九天。”希望好友此去可以建立功名，匡时救世，恩及天下。颈联则是对将要经行的沙漠之地的想象。李庭《送孟待制驾之》与此类似，先表彰孟攀鳞在金朝高中进士，后遭遇国变偃骞30余年，突然否极泰来，天降召书，扫尽尘氛。接着说“万言倚马可立办，当使号令驱风雷。长杨羽猎未要作，丹扆箴规固不恶。丈夫致主必唐虞，太平勋业看真儒”，意谓孟攀鳞才华横溢，倚马万言，要充分施展才华，使帝王号令具有驱动风雷的巨大力量，不要作诸如扬雄《长杨赋》《羽林赋》之类，要多写箴谏帝王的有用文字。末联更是希望孟攀鳞能辅佐明君成就唐虞之业，成为一代真儒。孟攀鳞是金元之际积极用世又有才能的前金文人，耶律楚材称他“文章高出苏黄辈”，北上后任翰林待制、同修国史，至元初条陈七十事，“世祖悉嘉纳之，咨问谆谆”，未辜负好友对他的期待。嘱咐北上之人竭尽才能经世致用是北上送行诗的共同主题。如许衡《赠窦先生行二首》，主题与李庭送孟攀鳞诗类似，但对窦默提出了更切实的希冀。第二首云：

莫厌风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渇商霖。愿推往古明伦学，用沃吾君济世心。甫治看将变长治，呻吟亦复化讴吟。千年际会真难得，好要先生着意深。

许衡希望窦默不要因为年老(窦默生于1196年，时已64岁)而忍受不了大漠风沙，要想想天下百姓如久旱盼甘霖一样期待济世贤臣。“商霖”典出《尚书·说命上》，商王武丁任用傅说为相时，命之曰：“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孔传：“霖，三日雨。霖以救旱。”颔联、颈联更是明确表示希望窦默将深厚的儒学化为有用之学，致力于天下长治久安，将百姓的痛苦呻吟化为自由欢快的歌吟。末二句进一步希望窦默珍惜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功名。不久许衡也在窦默引荐下赴阙北上，与窦默、姚枢、刘秉忠、徒单公履等前金文人一起成为忽必烈倚重的“汉人”，因而也可以说这首送行诗是许衡自道心志之作。

为“斯民”、为“济世”不惜栉风履沙北上，正是这一时期北行文人的共同心志。一些送行诗不但嘱咐北上者要有用于世，而且提出了具体诉求。如李庭《送裴子法北行》：“匹马区区万里行，知君雅志为苍生。圣朝若问经邦策，好草囊封劝罢兵。”希望劝诫朝廷停止对大理、南宋等国的扩张战争。送行诗也会探讨士人出处问题，但多会提出先用世后归隐的建议。如许衡《赠窦先生行二首》其一“万里风沙渺南北，请归消息几时闻”，说我在这里等候你功成请归，接续水竹卜邻、共商学问的生活。又李庭《送高雄飞北上二首》其一末四句：“司马且依东道主，惊猨毋效北山移。他年经济功名了，归养鸡窠亦未迟。”希望高鸣像司马相如依附梁孝王一样依附忽必烈实现平生之志，而不要仿效如南朝孔稚圭《北山移文》所说的那些故作高蹈而又醉心利禄的假隐士;如果真想做隐士，在了却“经济功名”之后，归来筑巢养鸡也不迟。宪宗二年(1252)高鸣应召北上，元好问《送高雄飞序》称其经史子集皆通，诗文积累深厚，希望他在“天家包举六合，臣属万国，立武事以兼文备，由草创而为润色，延见故老，网罗豪隽”之际不要“轻负所学”。高鸣后任彰德路总管，中统初(1260)召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官至吏礼部尚书，也算不负士人所望。

与送人赴燕诗类似，北上送行诗同样“青云”意象频见，如元好问《送崔梦臣北上》“生平意气凌青云，未怕天山雪花白”，段成己《送张器之北上》“吾军政赖君增气，万里青云稳着鞭”，张宇《送田茂卿赴都》“黄卷可能无斗禄，青云自是有天梯”等。不同的是，北上送行诗中多风雪、沙漠、塞草、貂裘、细毡等意象，使诗歌的表现空间大为拓展。如元好问《送张书记子益从严相北上》“六月貂裘风雪深，天河天驷日骎骎”，李庭《送萧炼师公弼赴北庭之召二首》“冲风万里龙沙雪，好护囊书上细毡”，杨鹏《送赵维道北上》“朔庭云涨龙沙冷，南斗尘昏象阙遥”等，都写到了中原之外荒漠塞草、风沙弥漫、积雪深阔的景象。李庭《送石子璋北上》“何人解补中原道，老马重过敕勒川”[80]，《送张耀卿北上》“四时葱岭书年雪，六月松林解愠风”，则写到了诸如敕勒川、葱岭等北地山川。杨鹏《送殷献臣北上》还写到塞外景致可壮大行人胸襟，进而影响诗歌风格：

毳锦模糊覆橐驼，骎骎征骑度沙陀。寒冲绝漠戎装重，夜绕中华汉梦多。诗健每因横槊赋，曲豪长爱击壶歌。勒功会待平吴策，万仞西山尚可磨。

伴随殷献臣北行的毳锦、橐驼俱非中原之物，殷献臣也会在远赴沙陀绝漠时愈加怀念中原故乡。“毳”指鸟兽的羽毛，蒙古人用以织衣织锦，张德辉定宗二年(1247)受召北上，过野狐岭进入蒙古诸王封地，“始见毳幕毡车”，“橐驼”则指骆驼。前四句低回婉曲，后四句声调陡转，诗人认为塞外风沙可以增加殷献臣的豪杰之气，其诗歌必会有曹操横槊赋诗般的豪情，使吟咏者击节赞叹。“击壶歌”典出《晋书·王敦传》，说东晋宰相王敦经常吟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句，“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末二句则希望殷献臣向朝廷建言献策，建立功勋，如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山勒石记功一样，名垂青史。

但北上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志向抱负，得到一官半职是否就意味着人生圆满，有人抱怀疑态度。元好问《送李参军北上》同样是一首借送行而劝留的诗歌。这首五古长诗以“五日过居庸，十日渡桑干”开篇，又用空间概念“千里”“万里”，和居庸、桑干、受降城、紫台、玉关、天山、扼胡岭(野狐岭)、桓山等有实有虚的地名，构筑了一条李参军北行的路线。“地远马鞯破，霜重貂裘寒”“朔风浩浩来，客子惨在颜”等句则说明北行艰难。诗人还拿出撒手锏“生女莫作王昭君，一去紫台空珮环。生男莫作班定远，万里驰书望玉关”，说王昭君、班超的父母无法得到子女的侍奉，极为不幸。贯穿诗歌的主题是“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斓斑”“一衣敝缊袍，一饱苜蓿盘。岁时寿翁媪，团栾有余欢”，劝李参军知足常乐，与其远赴沙漠讨一官半职，不如在家尽孝过平淡的生活。末二句“寒雁来时八九月，白头阿母望君还”更是直接表达了招还之意。狄宝心注谓李参军即镇州(今河北正定)人李麟，元好问《李参军友山亭记》记其南渡后寓居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参军为李麟在金朝的官职，元代文献中未见其有任职记载。

总体来看，北上送行诗比送人赴燕诗内涵更丰富，境界也更开阔。由于北上觐见可以更为切近地实现用世之志，嘱托劝勉中经治天下、抚民疮痍的内容在易代之际显得尤为可贵。就诗歌风格来看，北上送行诗对风沙朔漠的想象性书写自带旷远雄浑之气，也增强了诗歌的豪健特征。从北归到赴燕再到远赴漠北，送行诗也见证和参与了这一时期诗坛的北移进程，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

三、北居：哈剌和林的最北中国诗坛

如果说北上送行诗中的风雪塞草、橐驼毳锦、貂裘细毡还只是出自诗人想象，那么这一时期踏上北行之路或者到达和林、开平的诗人，则以亲历者的身份验证了这些过去只存在于地理书籍、边塞诗歌和邈远想象中的景观和风物。当这些事物以生动的形象、生新的词汇甚至生拗的句式进入诗歌时，就已经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太宗七年(1235)蒙古国定都和林，和林便成为一个令无数中原士人向往的所在，北方真实的景观风物也自此进入诗歌。如刘秉忠《和林道中》：“扶桑日晓雨初收，襟袖凉生六月秋。两壁云山夹行客，一川烟草看飞骝。玄车轧轧长轰耳，白帐连连不断头。宫阙上横龙虎气，和林遥见帝王州。”诗人在雨后的六月向北行进，已经感觉到了深深的秋意。视野中的两壁云山、一川烟草使诗歌呈现开阔空旷的境界，而黑车轧轧、白帐连连又是北行途中耳闻目睹的独特景观。诗人遥望和林，似乎已经看到蒸腾在宫阙上空的龙虎之气，那正是帝王之气。相较于刘秉忠的和林远望，长居和林的耶律楚材有更多时间对和林四季景观进行细致观察和描绘。在定都和林(1235)到耶律楚材去世(1244)的近10年间，耶律楚材无疑是连通蒙古帝王与中原士人的枢纽性人物。他在诗中称自己“龙沙一住二十年”，应该是从随成吉思汗西域班师(1223)回到蒙古算起。据王国维考证，耶律楚材“诗作于和林者，皆癸巳、甲午、乙未、丙申四年中作”，即1232年至1236年，并汇录诗歌140余题近200首。这4年也正是金亡初期士人重新选择去处的高峰期。

 

蒙古国和林城遗址

耶律楚材创作于和林的诗歌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书写和林景观、生活日常、读书弹琴及随驾狩猎等活动;二是与和林其他诗人的赠答唱酬及对南来之人迎来送往;三是对内地文人的诗歌寄赠。和林形成了一个以耶律楚材为中心的漠北诗坛，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北的诗坛。

描绘北地景观风物者如《和林城建行宫上梁文》中“万里山川一望中”“一带南山挹翠岚”“碧海寒涛雪拍堤”“明堂壮丽镇龙沙”“鸣鞘声散翠华来”等句，既以和林城风光为背景，又洋溢着他对强大国力的盛赞和对帝王守成治国的“期许”(“抛梁北，圣主守成能润色”)。和林有梅花，耶律楚材《蜡梅二首》其一云：“越岭仙姿迥异常，洞庭春染六铢裳。枝横碧玉天然瘦，蕾破黄金分外香。反笑素英浑淡抹，却嫌红艳太浓妆。临风浥此蔷薇露，醉墨淋漓寄渺茫。”诗人以浓厚的兴致描绘迥异于内地的北地梅花，用碧玉喻其枝，黄金喻其蕾，并将蜡梅人格化，称其笑素英、嫌红艳，以突出其浓淡相宜。《红梅二首》其一末二句“而今辜负黄昏月，只少西湖处士诗”则道出了北地梅花少人欣赏题诗的寂寞。书写日常生活者如《喜和林新居落成》《题新居壁》都表达了以仕为隐的心态。《和林建佛寺疏》“龙沙玄教未全行，故筑精蓝近帝城。须仗檀那垂手力，一轮佛日焕然明”则以诗为疏，体现了对佛教在和林发展的支持。由“龙沙玄教未全行”句可知道教在和林已有相当的规模。

追求平淡趣味、怀抱归隐之思是耶律楚材和林诗的基本主题。如书写艺术活动的《鼓琴》诗末六句“湛然有幽居，只在闾山阴。茅亭绕流泉，松竹幽森森。携琴当老此，归去投吾簪”与新居诗主题基本相同。《对雪鼓琴》则更多地表达自己的平淡闲雅之乐。诗歌开篇便批判世人沉迷于奢华享乐和夸示炫耀：“君不见党侯赏雪斟羊羔，蛾眉低唱白雪谣。慷慨樽前一绝倒，高谈阔论夸雄豪。又不见陶榖开轩收竹雪，旋烧活火烹团月。”接着引出自己雪中弹琴的诗意生活：“龙庭飞雪风凄冽，天地模糊同一色。数卮美湩温如春，三弄悲风弦欲折。”以至于“酪奴欢伯持降旌，诗声歌韵不敢鸣”，似乎琴声已布满天地，随着美酒宕开一个美好的春天。即使写扈从狩猎的诗歌，耶律楚材也不忘强调自己的书生本色，如《扈从冬狩》：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城。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里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麞。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独有中书倦游客，放下毡帘诵《周易》。

诗歌题下自注“癸巳扈从冬狩，独予诵书于穹庐中，因自讥云”。癸巳为1233年，这年冬天汴京已被攻破。诗歌前十句全写太宗狩猎场面，“如行兵”“长围城”“几千里”“山神惊”等极力烘托场面之壮观，“贯鱼进”“奔青獐”又极写奔腾的动态。末二句突然转向自身，一个“独”字写出了自己与场面的不协调：放下毡帘屏蔽了奔突之状与喧闹之声，进入了《周易》的世界。

耶律楚材的和林酬答题赠诗则为我们展示了和林诗坛的丰富性。可以说，耶律楚材充分发挥了诗歌的交际功能，在与和林诗人、南来诗人、内地诗人的赠答酬唱中，寄寓了丰富的内容和对人生理趣的思考。耶律楚材既将和林龙庭风光融入诗中，又针对不同对象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和情思。

与和林文人赠答诗如《德柔尝许作雕鞍玉辔且数年矣作诗以督之》：“异物当时许晋卿，几年思渴动诗情。龙庭风细沙堤软，玉辔雕鞍正好行。”德柔即和林城的建设者刘敏。《元史·刘敏传》：“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以便贡输。既成，宴赐甚渥。”其实这只是一个小事件，刘敏几年前曾答应送给耶律楚材雕鞍玉辔，时间久了可能忘记了，耶律楚材写诗索要，实际上也是一种交际的方式。末二句写到和林的风细沙软，正见出诗人对和林城主人翁式的熟习。郑景贤是耶律楚材在和林唱和中最多的一位，二人曾同在西域，交谊深厚。耶律楚材写给郑景贤的诗有《赠景贤》《寄景贤》《勉景贤》《戏景贤》《弹秋思用乐天韵二绝示景贤》《和景贤赠鹿尾二绝》《和景贤还书韵二首》《中秋召景贤饮》《赠景贤玉涧鸣泉琴》《卜邻一绝寄郑景贤》等75首，占全集诗歌的1/10。郑景贤好书善诗又善琴，耶律楚材称“玉泉珍惜玉泉琴，不遇高人不许心……赠与龙冈老居士，须教下指便知音”，耶律楚材号玉泉老人，郑景贤字龙冈，从诗中可知耶律楚材将郑景贤引为知音。这些唱和诗多是关于诗、酒、书、琴之事，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知音，耶律楚材的和林诗才充满了小情小趣。在这些唱和诗中，边塞风物与景观常常成为耶律楚材情思活动的背景，如“书满穹庐酒满樽”“醉吟倒载黑毡车”“我愿卜邻穹帐侧，旋分清酌煮新茶”“毡庐同抵足，谈道月西沉”等，在穹庐毡车的大漠塞外，构筑了一个琴书酒茶相互往还的馥郁温情的诗世界。

 

《湛然居士文集》书影

而对于前来觐见的汉人文士，耶律楚材的赠答诗往往包含不同的内容，或勉励对方上进求功名，或勉励其安分守常道，这应该与其人是否有可能被任用有很大关系。勉励上进者如《张汉臣因入觐索诗》：“汉臣千里觐龙庭，欲使天皇致太平。十事便宜言恳切，三千貔虎令严明。好筹庙算如留相，莫忆鲈鱼似季鹰。一统要荒君勉力，云台须占最高名。”说张汉臣千里入觐后，建言献策，恳切而有益于国政，耶律楚材赠诗鼓励其要勉力行事。张汉臣名子良，元好问曾受其请作《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元史·张子良传》记其金末守泗州、宿州，率泗州西城25县、军民10万8千余口降蒙古，初授东路都总帅，升京东路行尚书省兼都总帅，管附所带军民，宪宗三年(1253)升归德府总管，忽必烈即位后的中统二年(1261)升归德、泗州总管。他的北觐或在初附之后。张子良有功于蒙古且文武全才，自然前程远大，耶律楚材的赠诗也便极尽推扬勉励。但大多数北觐者前途难知，耶律楚材的和答诗也多含有或然性。如《继崔子文韵》：“崔子龙钟亦可怜，临风相逢我胡然。君来玉塞三千里，余隐龙沙二十年。美玉讵容藏韫椟，精金到底入钧甄。他时定下搜贤诏，先到河东汾水边。”崔子文当为今山西南部平阳一带人，耶律楚材说，如果有一天朝廷访贤，我会首先想到河东汾水边的你，表达的是一种虚化的期许。

颇值一提的是一位叫刘润之的文人，竟带着家人徒步走到和林，并作诗自道惨状：“破帽麻鞋布腿，强扶衰病且徒行。区区不道图他甚，一夜山妻骂到明。”大约因为刘润之是中书左丞粘合重山(自号忘忧居士)的门人，耶律楚材怜而和其诗云：“疏笋篱边正脱，故山清处便宜行。镜湖他日应属我，好向湖边访四明。”详“镜湖”“四明”之语，这位刘润之或为今浙江人。耶律楚材劝其安于家乡疏笋竹篱的平淡生活，正说明其出仕无望。耶律楚材又有《戏刘润之》《用刘润之韵》《刘润之作诗有厌琴之句因和之》《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刘润之馆于忘忧门下，作述怀诗，有“弟子二三同会食，谁曾开口问先生”之句，余感而和之》等诗，可知刘润之在和林待了一段时间，并写了不少投赠耶律楚材的诗歌，包括为其子耶律铸的庆生诗。作《戏刘润之》是因为刘润之作诗用了杜甫的句子，耶律楚材认为是“豪夺之作”，戏之云：“休嗔久假不云归，长笑还书是一痴。居士亲行万里地，政须百注杜陵诗。”耶律楚材以戏言为诗消解了人际交往中的艰难。

身在和林的耶律楚材也经常收到中原士人的寄诗，其中自然包含各种诉求，投石问路应该是主要内容。在王国维所列的4年中，耶律楚材作于和林的寄赠唱和中原士人的诗歌多达30余题，一般包括两类内容：一类是招贤诗，如《和李世荣见寄》末八句云：“吾子卧东山，谁治今之世。好陈十渐书，毋用六奇计。万里入龙庭，何须叹迢递。时方涉大川，舟楫须君济。”似是邀请对方北来觐见以谋出仕之途。又《兰仲文寄诗二十六韵勉和以谢之》，开篇说“我爱仲文公，敦纯有古风。科名擢乙选，制策肯宸衷。作事能谋始，为人克有终”云云，结尾说“西华将归马，南阳莫卧龙。孝廉为选举，仁义作帡幪。历运千年合，衣冠万国同。草仪独有子，行待泰山封”，有鼓励其出仕之意。兰仲文即兰光庭，金城(今甘肃兰州)人，金朝进士，仕为工部郎中。元好问有《兰仲文郎中见过》诗，称其“五台辞客富年华，乐府风流有故家”。兰光庭或有和林之行，后李治觐见忽必烈时推荐的前金名士中也有兰光庭，但未见任用。另一类寄诗则多书写自己的归隐之志。如写给河汾诗人张宇的《和平阳张彦升见寄》就说“功名本忌盈，庙堂难久坐。老矣盍归来，归欤可重和”“幼子事耕锄，老妻供碓磨。随分养余龄，虽饥而不饿”云云，说归隐耕锄、随分养年正是自己所盼望的。在写给金源故人张本的《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中，他甚至以百韵长诗盘点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写到自己留守中都不得已降蒙的经历，说了作为东丹王八世孙“自笑蓬垂鬓，谁怜雪满髭”的惨状，入仕蒙古后虽然显贵，但深感“才德真为歉，颠危不解持”，最后以“愿从麋鹿性，岂恋凤凰池。投老谁为伴，黄山有敏之”收束，落脚点依然是表达归隐之愿。应该说，这是耶律楚材委婉劝阻前金文人北上和林寻找机会的一种巧妙的方式。

和林诗坛的另一健将是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耶律铸出生于耶律楚材随征西域期间(1221)，在和林长大，前金名士赵著称其“生长北溟，十三作歌诗，下笔便入唐人之阃奥”，并说诗才禀赋得自其父，“有是父，有是子，良然”。耶律铸诗多有对和林景观风物的描绘，如《宽甸有感并序》《达兰河》《金莲花甸》《和林春日书事》等，《和林雨大雹有如鸡卵者》则状写了和林雨雹奇观。与其父好写梅花类似，耶律铸也多有梅花诗，如《春梅》《梅魂》《落梅》《和人落梅》《拟咏落梅》等。耶律铸还多写和林芍药，有《芍药》《题与牡丹同名芍药》《戏题所藏芍药花辞》《取维扬红玉楼子于层阁芍药种迟而未至》等多首。耶律铸描绘和林景致的诗总体写得较为浅淡，应该与其年纪尚轻、阅历尚浅有关。耶律铸喜欢给诗歌加注，这是他和林诗的又一重价值。如《达兰河》题注：“河名也。在和林北百余里。”《金莲花甸》诗末注：“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界其中，东汇为龙涡。阴崖千尺，松石骞叠，俯视龙涡，环绕平野，是仆平时往来渔猎游息之地也。”又《宽甸有感并序》序云：“和林城有辽碑，号和林北。河外一舍地为宽甸，广轮可数十百里，列圣春夏游幸所也。”诗中写到辽朝旧事，作为契丹后裔的耶律铸自然对此多有感怀。

耶律铸也有与其父耶律楚材的和韵诗，如《谨用尊大人领省十六夜月诗韵》《谨用尊大人领省龙庭风雪诗韵》等，应是他随其父学诗的一个途径。“领省”即“领中书省事”的简称。耶律铸同样发挥了诗歌的交际功能，有一些与和林诗人的唱和诗，如《长春芍药同坐客赋》，“坐客”当为其他和林诗人，诗注“和林芍药夏至前后始盛，以元微之芍药诗‘开张七宝里’为韵分得张字”，可知是群体性创作。耶律铸还写有不少送人南还诗，有一些融入了和林景观，如《送玄之》七古前四句：“东风二月吹和林，绿杨庭院空深沉。整襟危坐罢舜琴，时听百鸟自在吟。”写到和林二月，杨树返绿，百鸟啁啾，也透露了他与其父同有弹琴的爱好。又《送杨子阳南还》七古前六句：“鞭催瘦马出龙庭，白酒一杯送子行。山头积雪寒皎洁，风物凄凄伤别情。穷庐冰凘结吟砚，行人欲去愁展转。”状写和林雪山及雪山解冻后结出的厚冰会增加行程的难度。有一些则反映了北觐文人在和林的居处情况，如《送胡寿卿南归》写到“君自到和林，寓居四逾月。客中太寂寞，虀盐事孤洁”，好在得一小官，“锦衣归故里，薄官试盐铁”。也有诗歌对失意南归的文人予以劝勉，如《送人还燕然》“功名半纸薄，兴亡等棋局。可笑百年身，黄粱犹未熟”，劝慰南归者多一些通达。耶律铸的和林送行诗正可对文人北觐历史形成补充。

乃马真后三年(1244)耶律楚材卒于和林，耶律铸扶柩回燕京，23岁袭任中书令。燕京编修所两度为他编刊诗集《双溪小稿》，前金名士赵著、麻革、王万庆、释性英、元好问等人作序跋。此后他在燕京与和林之间多有往还，写有《和林道中》《三月和林道中未见草萌》《近因北事和林亲故离绝途次云中先寄燕南一二知己》《和林春舍叙西园前宴招一二友生重饮》《春日和林寄赵虎岩吕龙山》《和林西园站台怀吕龙山》等和林行旅诗及与燕京师友的寄赠唱和之作。也有写在北行途中怀想其父的诗歌，《忆尊大人领省二首》其一：“一上居庸万里心，居庸关上望和林。和林城远望不见，日落云明山水深。”怀念和林诗坛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耶律楚材时代。

总体来看，耶律楚材与耶律铸的和林创作，对和林景观风物的书写及与和林诗人、内地诗人的赠答唱和，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新奇丰富的漠北诗世界。从地域空间看，唐代边塞诗除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等少量写于今辽东一带的诗歌外，所写多在今西部新疆一带。金朝的“北方”远至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南)，但诗歌并不发达。诗人们扈从金世宗驾幸金莲川，也只是走到燕京北部500里，未能向更深处的蒙古沙漠拓展。而以耶律楚材、耶律铸为中心的漠北诗坛，却将中国诗歌写在了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和林，还有无数前金文人的诗歌络绎不绝地向和林投寄，这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迹。

四、北行：异域景观、历史回响与政治建构

忽必烈开府金莲川拉开了士人北上金莲川的序幕。金莲川本名曷里浒东川，金世宗见其开满金莲花，“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改名金莲川，从大定十二年(1172)开始每年或隔年捺钵金莲川，一为避暑狩猎，二为宴赐边部首领稳定边防。著名文人蔡松年、赵沨、王庭筠、杨云翼、赵秉文等人都曾扈从北上并作有扈从诗，赵秉文《金莲川》诗云：

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长杨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

状写五彩缤纷的金莲花开遍秋天的金莲川。荷花都已开败，金莲花却如带露蔷薇一般娇艳欲滴，又如曹植《洛神赋》中的神女一样“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皇帝一行狩猎归来，金莲花像上万支蜡烛照亮了他们回程的路。诗歌色彩明丽，境界开阔，折射的正是金朝的盛世景象和文人的盛世心态。

 

 

金莲川上的金莲花

金章宗时期，由于“边鄙不驯，反侧无定”“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等原因，驾幸金莲川遭到大臣反对，只在明昌五年(1194)成行。大安三年(1211)蒙金战争爆发，金朝皇帝和文人都再未涉足金莲川。半个世纪间，满川金莲花自开自落，无人欣赏，也少了诗人吟咏。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再次开通了文人北上金莲川之路，也开通了一条通往金莲川的北行诗路。如宪宗五年(1255)郝经受召北上所作《白山行》七古前四句云：“鸳鸯泺东白石山，一峰峻前尤高寒。金莲花拥玉芙蓉，奇秀谁教在此间。”白山或白石山又名胡土白山，位于河北张北到内蒙古之西的鸳鸯泊之东，正在金莲川境内。郝经看到在高寒的白山之间，神奇秀美的金莲花像玉芙蓉一般盛开得饱满明艳，感叹景色之美和造化之奇。满川金莲花无疑是文人北行之旅中的一道绝美风景。

从燕京前往金莲川，居庸关是必经之路。张德辉《岭北纪行》记载自己出燕京后过居庸关，经榆林驿到达怀来，再过鸡鸣山，沿桑干河上行到达宣平县驿，出得胜口抵达扼胡岭(即野狐岭)。后来刘秉忠、郝经等人北上金莲川，走的都是这一路线。居庸关自古便是幽燕门户。如王恽所说：“控扼南北，实为古今巨防。”金朝李英也说：“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弃燕迁汴，正是因为蒙古军两度突破了居庸关，因而路经此关，人们首先会感觉到这里的杀气。耶律铸《过居庸关》：“秀拔延天险，寒盘万古根。东西躔日月，南北限乾坤。影落梅山冷，气摇星斗昏。如何战尘下，荆棘暗重门。”前四句极言居庸关之险及分隔南北的作用，后四句则想象曾经的战争使这里天昏地暗。但刘秉忠《过居庸关》却表达了全然不同的情绪：

车箱来往若流泉，绝壁巉岩倚翠烟。限破中州四十里，凿开大路几千年。函关不谓平如地，蜀道谁知险似天。万里挥鞭犹咫尺，谁能掌上保幽燕？

刘秉忠是开平城的建设者，也是后来大都城的建设者，应曾多次经过居庸关。首联状写居庸关人车往来之多，如关下涧中的流泉源源不绝，高峻陡峭的悬崖上树木葱郁，袅袅烟霭也因之泛出翠绿的颜色。颔联则描述居庸关之地理形势和分界作用。居庸关在昌平州西北24里，关门南北相距40里，诗人认为正是这40里的关门将整个中原地带与北方之地隔绝开来。刘秉忠认为，关隘并不能阻止人们南北流动，因为南北之路已经开通了几千年。颈联以函谷关和蜀道作比，认为相比于此关，函谷关简直像平地一样算不得险要，而李白备言蜀道之难，也只是因为未曾见过此关。末联则是诗人自我主观形象的凸显：挥鞭打马过居庸，万里犹如咫尺;掌上运筹帷幄，保卫幽燕，舍我其谁。诗歌洋溢着壮志豪情，与居庸关形势之雄奇险峻形成了气脉上的呼应贯通。

 

 

居庸关

但在北渡后寓居保定铁佛寺、在其父郝思温教育下读书成长、有着浓重金源情结的陵川(今山西陵川)人郝经看来，居庸关无疑牵系着太多关乎兴亡的历史记忆。因而当他冬过居庸关，首先映入眼帘、投射心魂的便是这里不久前曾经发生过的惨烈战争。七古《居庸行》前半部分云：

惊风吹沙暮天黄，死焰燎日横天狼。巉巉铁穴六十里，塞口一喷来冰霜。导骑局脊衔尾前，毡车轣辘半侧箱。弹筝峡道水复冻，居庸关头是羊肠。横拉恒代西太行，倒卷渤海东扶桑。幽都却在南口南，截断北陆万古疆。

与刘秉忠的乐观豪迈不同，郝经笔下的居庸关沉重冷冽，冬季的严寒更增冷冽之感。郝经眼中的居庸关，狂风吹沙，遮天盖地，天地一片昏黄。战争过后的残火烧焦了太阳，“战星”天狼星横亘天空，令人胆寒。“巉巉铁穴”极状居庸关之险之幽。居庸自古即有“铁门”“铁门关”之称，王恽北上开平路经居庸关，看到“两山峻绝，中若铁峡”，并引杜甫诗“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句，说“盖写真也”。又王恽《黑山秋霁》：“我度居庸关，天峡四十里。巉巉积铁色，两势苍壁倚。”此关本有铁色，而金人又曾重铸关门。《元史·札八儿火者传》：“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如今铁门仍在，却失去了防备的意义。居庸关门朝向西北，关门一开，西北风便夹杂着冰霜喷入关内，当年的蒙古军队也正是这样来势汹汹，不可阻挡。接着状写在居庸关行进之难：由于道路狭窄，前边引道的骑兵行走时只能屈曲着身体，马匹也只能单只相接前行，万籁俱寂，只听见毡篷车的车轮发出转动声。天寒地冻，远来的淙淙流泉到此峡谷很快就会结冰。放眼远处，羊肠般的曲折山路绵延看不到头。“横拉恒代”四句描述了居庸关的地理位置及分界功能：居庸关所在的燕山与恒州、代州纵横相接，又西接太行，东连渤海，如横拉倒卷，截断南北疆域。“横拉”“倒卷”，用词力大而生新。诗歌后半部分转入历史叙事，写到金末纪纲大乱，蒙古陡然崛起，“直将尺棰定天下，匹马到处皆吾疆”，激战之下，金朝仓皇南渡。末二句云：“汴梁无用筑子城，试看昌州三道墙。”郝经认为，就连绵延千里的界墙都不能挡住蒙古军队，汴京筑子城又有什么用呢？诗歌落脚于“在德不在险”的历史规律，认为帝王失德，居庸关、界墙、子城之类全都会失去屏障作用。郝经《登昊天寺宝严塔》诗中“泸沟一衣带，居庸险何足”表达了相同观点。

 

《郝经集编年校笺》书影

郝经所说的“昌州三道墙”，其实就是金长城，又称边墙、界壕、明昌界壕等，同样是北行者的必经之路。金长城始修于熙宗天眷元年(1138)，一直修到章宗承安年间，历时60余年，主要筑于临近蒙古界的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昌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境内)、抚州(今河北省张北县北)等地。1220年丘处机西行，出燕京后过抚州金长城，有诗写到长城外“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的荒凉空旷。王恽北上开平途中也在新桓州看到“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壤尚宛然也”。耶律铸《过长城》“为谁到古长城外，又自经今战地边。木烛岭空悬素月，炉门山只锁荒烟”，书写了对长城历史的空茫之感。刘秉忠《过界墙》诗则表达了奔波路途的感怀：“地老天荒雪亦苍，车声轧轧转羊肠。短衣蓬鬓沙陀路，一岁三番过界墙。”说经行积雪未消的金长城，只听见轧轧的车声在羊肠山路上转来转去，此地自己一年内已三度往还。“短衣蓬鬓”的形象正与沙陀路上的风沙相互照应。诗中并未对金长城作过多描述，对长城积雪也只是轻描淡写。

郝经《界墙雪》却将长城风雪写得惊心动魄。诗歌以五古40句状写了经过金长城时遇到的大雪。“初来杂沙石，硬颗倾碎雹。旋转迸玉屑，一喷势愈恶。劲发万弩齐，激去掣箭凿”，冷硬的沙石夹杂着细碎的冰雹随风狂卷，既而雪粒倾天而降，犹如万弩劲发齐射，又迅疾落地，重叠堆积。阴风呼啸，雪团翻滚，大雪漫天卷地，天地合为一体。“杂”“倾”“迸”“喷”“发”“激”“掣”等一系列迅疾力大的动词，将长城暴雪状写得生猛恐怖。接着诗人写到身体感受：脸上如被刀割，脚在痛麻之下失去知觉，“重茧顿觉轻，透骨江纸薄。挟纩殆儿戏，丰貂亦纤弱”，感到厚厚的绵衣如纸一样轻薄。天黑之后更加恐怖，“横空怒潮头，压地塌天角”，“刀槊走柔然，金鼓鏖卫霍”，好像天塌地陷，又好像在发生一场鏖战。风雪整夜呼号，犹如将天地撕成了碎片，甚至“车从谷口没，人在冰底罨”，车和人都被卷起的飞雪掩盖覆埋。但这并没有让诗人和同行者气馁，而是在天亮拨开雪堆互相寻找时，“还闻顿足歌，弯弧尽欣跃。正好射黄羊，何须待消铄。长啸蹴踏去，天沙荡寥廓”。人们在风雪中歌唱欢呼，说正好可以趁着雪没化猎射雪中黄羊，于是众人长啸奔跑，踏雪而去。诗人呈现的是岑参式的乐观豪迈，以及似在诉苦，实为夸示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人盛赞马背上蒙古民族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战斗能力：“沥血嚼紫肝，流凘饮红酪。雪盛马尤肥，皇天助幽朔。资赋不畏寒，自得生处乐。”蒙古人正是在这样的锤炼中变得强大，雪越大马越肥，连上天都在助力幽朔之地。接着诗人转入历史叙事，以“可笑嬴秦初，更叹金源末。直将一抔土，欲把万里遏”重申界墙不足以抵御强敌的观点，进而提出“况乃天道北，斗极重旋斡”，认为金朝败亡、蒙古最终赢得天下，正是因为天道在北。诗人最后对宋人提出严正告诫：“为告党家儿，惟当守盟约。君看销金帐，岂是疆戎索。”“党家儿”指宋人，风月主人《绿窗新话》记载，宋初陶榖买忠武军节度使党进家故妓为妾，过定陶，陶榖取雪水烹茶，问妓曰：“党太尉家应不识此？”妓曰：“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销金暖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郝经借长城风雪对金亡蒙兴的历史和蒙宋关系发表看法，希望南宋信守盟约，保持南北分治。这是郝经的一贯主张，后来他也因出使南宋落实和议被贾似道拘押16年。

 

金长城遗址

野狐岭同样是北上的必经之路。野狐岭是中原汉地与蒙古的分界，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写到丘处机一行经过长城后，“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张德辉《岭北纪行》也写到自己抵达“扼胡岭”(即野狐岭)后，“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刘秉忠的《过也乎岭》诗与他的《居庸关》类似，抒发了毡车往来的豪情和天道在北、力能控局的自信：“一夜阴云风鼓开，岭头凝望动吟怀。烟分雪阜相高下，日出毡车竞往来。天定更无人可胜，智衰还有力能排。中原保障长安道，西北天高控九垓。”末二句以中原长安道的平坦作比，说西北天高，可控中央八极之地。实际上，野狐岭在金朝败亡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大安三年(1211)八月，蒙古兵在野狐岭攻破完颜承裕率领的军队，金军“僵尸百余里，金兵之精锐者咸尽”。进而蒙古军占领宣德(今河北宣化)，九月攻破居庸关，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耶律铸《经扼狐岭得胜口会河战场》诗云：“乌兔纵飞走，急于寒女梭。扼狐名好在，得胜事如何。暮雨连芳草，秋风卷素波。战尘如可洗，当与侍中过。”说“扼狐”“得胜”徒有好名，未能挽救金朝惨败的结局。时间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暮雨难洗战尘，人们经行这里都不会忘记这里发生过的惨烈战争。郝经《北岭行》则由地势之险体会此地之难守：

中原南北限两岭，野狐高出大庾顶。举头冠日尾插坤，横亘一脊缭绝境。五台南望如培，下视九州在深井。上有太古老死冰，沙埋土食光炯炯。盘磴滑硬草无根，枯石摩天堕生矿。南人上来不敢前，扑面欲倒风色猛。坡陀白骨与山齐，惨澹万里杀气冷。岭北乾坤士马雄，雪满弓刀霜满颈。稀星如杯斗直上，太白似月人有影。寄语汉家守城将，莫向沙场浪驰骋。

诗人首先为这里形势的险要大为称奇，说山岭之高似乎可以上触太阳，山脊横亘又绵延无际。在此南望五台山就好像看到一堆小土丘，下视九州大地，就好像都在深井之中。山上有被黄沙掩埋的千年厚冰，盘磴滑硬，寸草不生。地势如此险要，还处处透着肃杀之气，人好像要被狂风扑倒，而坡陀上白骨累累如山高，或即是蒙金野狐岭之战中死难将士的尸骨。诗人趁势发出警告，说岭北兵强马壮，希望南宋不要引发战争。

 

野狐岭遗址

金元之际的诗人北上，大量陌生新奇的地名、景观、风物进入了诗歌。刘秉忠《岭北道中》《驼车行》《东胜道中》等诗，都以七律书写经行见闻，表达了作为开拓者的充分自信和超逸高迈的情思。郝经《沙陀行》《白山行》《鸡鸣山行》等诗则以激情澎湃的长篇歌行，以激越的情感、生新的词语对经行之处予以充分描绘，开辟了北行诗歌生猛新奇的宏大境界。实际上，对于以“慨然以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时年只有32岁的郝经来说，北行之路正是他向理想迈进之路。诗人高昂的兴致和对前路光明的企盼消解了路途的艰险困苦之感，使北行成为一场充溢着英雄主义的诗意旅程。如他自己所说，“穷边绝徼谁曾顾，千古行人少诗句”，正需要行经者以诗歌为这些绝境写真，使燕京之北那些雄奇险峻、神秘旷绝的景观为世人所知。郝经诗歌奇崛豪迈，学者概括为“沉郁顿挫之体，清新警策之神，震撼纵恣之力，喷薄雄猛之气”，正是北方新奇壮美的景观及其承载的深沉浑厚的历史，以及郝经对当时政治格局和走向思考的深广度，使郝经的北行诗歌呈现奇壮雄健的特征。

 

 

张家口鸡鸣山

如果说盛唐边塞诗人岑参以亲历者的视角写出了诸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等塞外奇观，那么郝经在语言和意境方面的“造奇”足可上追岑参。如他写鸡鸣山：“一峰奇秀高插空，万马踏碎青芙蓉。桑干黑浪落绝壁，霜净天澄更觉雄。”鸡鸣山山势突兀，有“参天一柱”之称。首句破空而来，陡然一峰直插高空;继而又将满山树木比喻为被万马踏碎的苍翠荷花，想象可谓大胆奇特。桑干河裹挟着泥沙的巨浪拍打在鸡鸣山的绝壁上，山都变成了黑色;而深秋天空澄沏明净，更衬托了山势的雄幽峭拔。这两句一黑一清，一动一静，色彩鲜明，动静相映。郝经也兴致满怀地描述经行途中的异族风情，《怀来醉歌》写到酒店胡姬的外貌和装束：“胡姬蟠头脸如玉，一撒青金腰线绿”，“白云乱卷宾铁文，腊香一喷红染唇”，而在欣赏胡姬歌舞之际，“须臾高歌半酡颜，貂裘泼尽不觉寒。谁道雪花大如席，举鞭已过鸡鸣山”。李白《北风行》说“燕山雪花大如席”，郝经反其意而行，以胡姬美酒消减了行程中的艰难，使旅途充满兴致，仿佛举鞭之间已经驰过怀来境内的鸡鸣山。尤其是《化城》一诗，描绘了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是以往诗歌所未书写过的奇观。前半部分云：

东郊野马如马惊，依稀隐约还成城。参差雉堞云间横，鳌头岌嶪擎长鲸。壮哉三都与两京，殿阁楼观颃空明。丹艧峭丽欹且倾，烟气荏苒揺斾旌。其中似有百万兵，是邪非邪寂无声。秦邪汉邪杳难名，长风忽来一扫清。赤日如血高天青，霜浄沙干雁鹜鸣。路傍但见棘与荆，只有惨淡万古情。

化城，即幻化的城郭。郝经详写了所见景象：翻滚的尘埃像受惊的战马在狂奔，依稀看到城市的轮廓。楼阁参差横亘在云间，像海中巨鳌擎住了大鲸。幻化的城市像洛阳、长安等大都市，殿阁楼观高与天齐。那些豪华的楼阁栋宇高耸壮丽，给人以欲倾之感。烟气翻腾变化，像无数军旗在摇曳，又好像有百万兵马，却又似有似无，寂然无声。那些军队是秦军还是汉军，也难以名状。而当诗人正沉浸在这样神奇的景致之中时，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刚才的奇观瞬间消失不见。诗人所能看到的，依然是赤日青天，霜净沙干;所能听到的，依然是鸿雁与天鹅的鸣叫。路旁荆棘丛生，诉说着万古的惨淡。诗人由此生发出“人间城郭几废兴，一抔聚散皆化城”的感慨，进而说秦始皇修建了坚固的万里长城，依然不能改变覆灭的命运，如今“江南善守铁瓮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广莫无一城，控弦百万长横行”，回到北强南弱、希望南宋守盟守土的主题。郝经一向推崇苏轼，此诗也颇可见出苏轼《登州海市》的影响。

 

金莲川元上都遗址

从诗歌史角度来看，刘秉忠、郝经等人写于前往金莲川途中的诗路，颇可与半个世纪前赵秉文等人的金莲川扈从诗遥相呼应。但从内容和气象来看，金代诗人的扈从心态使他们的诗歌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如蔡松年“应笑年年空往来，尘土劳生种陈迹”“寒乡绝艳自开落，欲慰寂寞无流霞”，赵秉文“马散平坡临水聚，人来盘路到山穷。子云老大无才思，懒赋长杨五柞宫”等句，都显得慵惓落寞。金亡后，金末进士杨果《羽林行》对金朝帝王的金莲川之行提出了批判：“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一声长啸四海空，繁华事往空回首。”这种追责式的史评使当年的北行和扈从诗都黯然失色。而金元之际刘秉忠、郝经等人却携带着建设一个新王朝的历史使命，以昂扬的信念、弘毅的精神和雄健的诗风，将通往金莲川的山岭沙漠、界墙风雪、酒楼胡姬、化城奇观等精彩纷呈地呈现出来。尤其诗歌所包含的对金朝败亡历史的思考和对南宋守盟的警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北行者对天下格局的清醒认知和理想建构。

结 语

诗坛北移是金元之际一个重要的诗学现象。从北渡黄河到北归故乡，从北上燕京到北上和林，再到北上金莲川，诗人的书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浩荡壮阔的北进图景。尤其是写于和林诗坛和前往金莲川途中的诗歌，为中国诗歌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和生新的面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自金朝入主中原，中国文学就开启了北进的历程。胡传志先生2000年发表的《金代文学特征论》一文就提出金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向北拓展的地域走向”，指出在金朝之前，中国文学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宋朝时北方大片土地的文苑仍然十分荒凉，到金代才大为改观。金代北方籍著名作家大量涌现，南渡前百年间的北方政权中心积聚了一大批作家，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还出现了一些卓有影响的文学家族，为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完颜亮迁都燕京(1153)、金宣宗迁都汴京(1214)，北方诗坛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走的是一条南行路线。迁都燕京，天下士子不必再到上京会宁府参加科举考试，上京时代考中进士的蔡珪、刘汲、王寂、边元鼎等人也不必到上京参加选调，北上路途中的景观风物因此失去了进入诗歌的契机;而扈从金莲川的诗人诗歌数量也很少，不足以支撑广袤阔大的北方空间。到大安三年(1211)蒙金战争爆发，辽东籍诗人高宪、高廷玉、李经等人先后去世。贞祐三年(1215)十月，上京留守判官梁持胜被发动叛乱的宗室蒲鲜万奴杀害，他的《哀辽东》诗成为北方诗坛的绝响。此后20余年，中国诗歌绝大多数都写在黄河以南，北方山川只能存在于南渡诗人诸如“归思浓如鸭绿江”之类的怀想之中。而金元之际的诗坛再次回到黄河以北，并向燕京、开平、和林拓展，这无疑使中国文学向北拓展之路走得更远也更为充实。

忽必烈即位后的中统四年(1263)，以燕京为中都，开平为上都。至元八年(1271)，刘秉忠营建燕京城并改名为大都，次年正式迁都，建号“大元”，燕京再次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文学中心。但北上诗路并未就此断绝，元朝实行的两都制使扈从元上都的纪行诗呈现比金元之际更为繁荣的局面。尤其是南北统一后，南方诗人、西域诗人和原属中原汉地的诗人一起汇成了一条更为壮阔的北上诗路。杨富有先生《元上都扈从诗辑注》即收录了72位诗人2000多首上都扈从诗，可见队伍之大、创作之多。但从诗学史的走向来看，金元之际的诗坛北移对大都诗坛和上京纪行诗的繁荣，无疑具有导路开先的意义。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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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