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诗略》的多民族文学交融范本意义

内容提要：《滇南诗略》的多民族文学交融范本意义，首先体现为文学交融全要素特征的呈现，即多民族文士的参编与入选，跨越族属的多角度评点，收录的各民族诗人对中华经典诗风、诗学的广泛接受。其次体现为它独特和超越性的文献地位，以及对后世云南诗文总集编纂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滇南诗略》；文学交融；范本

《滇南诗略》是嘉庆年间袁文典、袁文揆兄弟（以下简称“二袁”）主编的云南诗歌总集，共四十七卷，收录了上至西汉、下迄清中期云南466位诗人（含方外诗人22位，闺秀诗人8位，流寓诗人7位）及早期无名氏的诗作共五千余首，首次对云南诗歌进行了较全面的整理和结集。

《滇南诗略》的编辑过程及所收录的作品、评点等，鲜明地展现出多民族文学交融的特征。但是，目前对此集的研究多注目于文献意义、诗学思想、编者生平等方面，对多民族文学交融问题并无专题讨论，而无论从编纂过程、具体内容，还是从历史地位、后世影响来看，《滇南诗略》都是一个多民族文学交融的经典范本。

一、“共赞风流”：多民族文士的参编与入选

据《滇南诗略》中《参订诸家姓氏》《同辑诸家姓氏》《校订诸家姓氏》等名录，参与编选此集者，不仅包括当时云南内外的诸多汉族知名文士，如杨芳灿、李书吉、王子音、刘大绅、朱奕簪、方学周等，还涵括了其他民族的文士，如蒙古族的法式善，白族的师范、王藩（王崧）、杨名飏，回族的沙琛，纳西族的牛化麟，以及满族的嵩禄（满洲镶白旗）、忠福（满洲正红旗）、张宝和（汉军正蓝旗）、李景浩（汉军正黄旗）、岱昇（汉军镶黄旗）等。

这当中，汉族文士自是一时之选。其中滇外人士如杨芳灿，王昶称其“于学无不识，于才无不能，落笔为诗歌，时而悲呼愤慨焉，时而磊落华赡焉，山林、台阁之体杂然出之，所为因物赋形，不可以一端求者也。”（《真率斋初稿序》）法式善也誉其“工于诸体而皆出之以真，又能神明规矩，不沾沾法古而古人之妙尽有。”（《芙蓉山馆诗稿序》）李书吉不仅“于诗无不工”，而且他还在滇地倡导文教，“以诗治者”之功甚著。（檀萃《瓿余集序》）汪庚赞其诗云：“格律高洁，风华不群，总由下笔超逸，故其承接、对偶、夭矫迥不犹人，而其间思亲勤民、采风问俗之意时时流露于楮墨外。”（《寒翠轩诗钞序》）王子音，费淳赞其“立言有体”（《宦拾录序》），吴玉纶更是盛称其古文一反“尚考据”“造字句”之习气，“以文章道其政事，循古法而挽时趋，骎骎乎汉氏之遗，庶几合循吏、儒林传而兼之者。”（《宦拾录序》）云南本土文士中，袁文揆之诗曾得阮元评点：“江山主客、兴会性情皆见于诗”（《时畬堂诗稿序》）。近代云南大儒赵藩认为二袁兄弟之作“志和音雅，固不失先正典型”（《保山二袁诗稿叙》）。刘大绅作为清中期云南的诗文大家，张象津赞赏其诗本于性情之正，是超越凡俗之作，所谓“先生行己敬恕而居官廉慈，是其情性然也。披其诗，有欢愉之音焉，有怫郁之音焉。其所愉愉，其与所性合者也；其所怫怫，其与所性违者也。或远言之，或切言之，或寄托言之，不越斯旨矣。”“其人非世之诗人，故其为诗非世人之诗也。”（《寄庵诗钞序》）张咸照则盛称其“诗古文辞靡不擅长，海内名家咸倾慕焉”（《寄庵诗钞跋》）。贺长龄评朱奕簪之诗云“伉直廉惠之意，一篇之中往往而见之”，又言其诗有“淡永”之味。

少数民族参编者也都是各民族的杰出人物。法式善作为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盛赞他是“天先与之诗骨而后生者”，“耽诗若性命然”，“其深造也，能以万象入端倪。”（《存素堂诗初集序》）吴锡麒也称其诗作“酝酿群籍，黼黻性灵；清而能腴，刻而不露。咀英陶谢之圃，蹑履王孟之堂。”（《存素堂诗初集序》）师范被洪亮吉称为“抱负不凡、见地超越”的“天下第一流人”（《二余堂诗集序》）。檀萃也赞其“以诗名雄海内”（《考绩吟序》）。王崧的文才得阮元“详赡”之评。（黎讷《敕授文林郎山西武乡县知县王乐山先生墓志铭》）李中敏则盛称王氏的制义文为“师经稽古、阐道淑世之言”（《乐山集序》）。姚鼐称赏沙琛“英杰之才、卓然可畏”，感叹其才之大如“挥斤唾咳以为文章，未尝求工而自工者”。

这些人物当中，又以师、王二人对于滇地文献的整理贡献最为突出。除参与《滇南诗略》的编选外，师范还辑著有《滇系》一部，该书分为十二系，共四十册，对云南的疆域、职官、赋产、山川、人物、典故、艺文等相关方面史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汇编，其参阅文献达四百余种，历时四年完成，堪称云南地方史“上乘之作”。姚鼐称该书“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实。”（《滇系序》）费淳亦认为《滇系》“纲举目张，简而得要……持论确而取义精。”（《滇系序》）王崧纂有《云南备征志》，就群籍中有关滇南故实者，广为搜罗，详加考订，辑为一帙，始于《史记∙南夷列传》，终于明黔宁王《沐氏世袭事略》，共收录记载滇事之书六十一种，间附按语，并增疏注，被阮元、伊里布誉为“滇中大典故”，此书也是“究心史学及欲知滇中掌故者不可不备之要籍”。

可以说，具备较高文学和文献学修养的各民族文士的参与，使得《滇南诗略》成为了一部具备广阔视野的诗歌总集。从文学交融的角度考察，这种广阔视野集中体现在对各民族诗人诗作的广泛选录上。除了汉族诗人外，《滇南诗略》还收录了为数颇多的少数民族诗人诗作，具体而言包括：

白族：唐五代有骠信（寻阁劝）1首、赵叔达1首、杨奇鲲2首、布燮（段义宗）2首；元末明初有羌奴（女）1首、段宝1首；明代有杨黼1首、董难5首、杨士云116首、李元阳50首、吴懋6首、何邦渐6首、何鸣凤11首、李嗣善3首、杨应科9首、赵炳龙1首、何蔚文35首、苏必达6首、高桂枝16首；清代有龚敏1首、孙桐2首、张国宪2首、袁惟寅5首、赵旸15首、赵昐5首、杨晖吉32首、杨师亿11首、张辅受4首、李崇阶3首、朱之炎2首、时亮功4首、段绎祖1首、李根云15首、杨戴星2首、刘文炳32首、赵淳3首、龚渤9首、陈振齐25首、龚锡瑞40首、师问忠4首、杨履宽84首、杨履义3首、赵廷枢38首、师道南10首。

彝族：明代有高氏（女）1首、左正2首、左文臣3首、左文彖3首、禄洪1首；清代有高奣映2首、那宪章（女）3首。

回族：明代有孙继鲁1首、马继龙68首、闪应雷3首、闪继迪41首；清代有马汝为4首，孙鹏33首。

纳西族：明代有木公46首、木青5首、木增2首；清代有周之松2首。

蒙古族：元代有阿（女）1首。

总体而言，《滇南诗略》基本囊括了唐代至清中期云南各民族的代表性诗人和诗作。值得一提的是，有感于滇南诗人的作品多不刊稿，加之诗人后代将其诗作抄本视若珍秘，不肯轻易示人，导致“不数传而化为乌有”；后代不珍视者，则抄本又要面对“供妇女之针包线夹，或同废纸鬻之市肆”的命运；少数知名诗人的诗作虽得刊行，却一则版本较少、流传不广，二则频遭水火侵蚀、鼠咬虫蠹，存世情况亦不容乐观。（师范《袁苏亭<滇南诗略>后序》）袁文典曾哀叹道：“顾劫火之余，闻见异词，如郭舟屋只存游览数什，张南园仅载春园叠韵一编，即杨升庵所称七子文献，亦惟禺山、宏山、中溪犹有锓板，而蠧蚀漫漶，不可卒读，其他率皆断简残编，等于吉光片羽，欲求备一代之文献，戛戛乎其难哉。”（《<明滇南诗略>序》）袁文揆亦云：“王畴五、张月槎两太史，暨赵永锡大尹、孙髯翁布衣、杨裕如孝廉，其才学识皆足以表章前哲，乃征诗有启，采风有诗，各存一说，迄未成书。金碧苍洱间，其埋没者何可胜道，不急为搜罗，将使前人著作终于郁湮。”（《弁言》）面对此种情形，基于保存乡邦文献的责任感，《滇南诗略》的编选者们秉持“以诗存人”的主旨，意图最大限度地保存云南的诗歌文献，而很多诗人诗作，尤其是各民族的诗人诗作正是借此集得以传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滇南诗略》也从文献方面映证了清代云南多民族文学交融的史实。

二、“众论交响”：跨越族属的评点

《滇南诗略》除收录数量丰富的诗人诗作外，其另一大特色在于保存了云南内外一百余位文士书写的四千余条评点（包括眉批、尾批、夹批和总评），而评点队伍同样体现出多民族的特色。

《滇南诗略》的评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作，即专为《滇南诗略》而作的评点文字；一类是引用，即《滇南诗略》引用的相关评点文字。专作的评点者，汉族主要有袁文典、袁文揆、初彭龄、萧霖、江濬源、翁元圻等，白族有龚锡瑞、师范、王藩（王崧）等，满族有张宝和、嵩禄、忠福、李景浩、岱昇等，回族有沙琛，纳西族有牛化麟。引用的评点，包括明人对明诗的评点，如李元阳、张志淳、杨慎、张含对木公的评点，也有清人对清诗的评点，如胡蔚对杨晖吉、杨师亿、刘文炳的评点、杨履宽对时亮功、杜应甲的评点等。其中，李元阳、杨履宽为白族批评家。

评点中尤能体现多民族文学交融意味的是各民族批评家对各民族诗人诗作的评点，尤其是那些跨越族属的评点，更使这种诗学活动带有鲜明的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内涵。具体而言，相关评点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直陈其风格特色，如二袁评白族高桂枝《游云龙山石窦香泉》云：“波澜老成。”翁元圻评彝族高奣映《题陈翼叔石棺》云：“劲联高视阔步，却有无限苍凉。”袁文揆引苏檙（砚北）之语评回族马汝为《秋日感怀》云：“气局苍莽。”胡方升于纳西族周之松《秋海棠》尾批：“二诗风致嫣然，尚无纤艳之习。”

少数民族批评家亦复如是，如龚锡瑞于汉族诗人倪蜕《晓发隆德县》尾批：“蜕翁先生古今体有书有笔，气象万千。”王藩于傅良弼《晓行河南道中》尾批：“西崖给谏诗品清峻，可想见其为人。”忠福评赵士麟《黔阳怀古》道：“少宰七律时而苍莽悲壮、时而清和庄雅，卓然名家。”牛化麟于管灏《出都留别》尾批：“四诗缠绵肫挚，一往风神”。

二是摘引其挺秀之句。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此种评点主要呈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诗句本身的突出、警策，一种是强调诗句对于整体诗作风格的提领作用。这两种摘句批评的综合运用，宋代已肇其端，刘辰翁评杜诗中多有运用，至方回等人已立其范式。明清以降，此法更为风行，《滇南诗略》亦不例外，涉及摘句批评的评点有数百条之多，如二袁评纳西族木公《冬日简答谭明府》云：“三四妙在不对之对。”评李元阳《闻武定事》：“‘功名’二句道尽妄开边衅者流。”初彭龄评回族闪继迪《和杨升庵春兴》：“五六颇似李东川。”

白族师范评史旌贤《泛舟》云：“后四皆从‘老更狎风波’句拈出，语兼情景。”王藩评朱昂《题杨子青斋头石山》云：“五六语巧而骨劲。”满族批评家李景浩评刘慥《恭和御制落叶诗六首》（选二首）：“二诗腹联风致特佳。”皆是此类。

另外，应该是受时文评点的影响，《滇南诗略》中还特别注重对诗句之间起承关系的分析，如二袁于回族马继龙《雪中晓行》尾批：“一起至五、六，皆佳，惜结句不称。”于闪继迪《柬龚定海》眉批：“起得突兀，转得轻快。”满人嵩禄于王来仪《过岘山拜羊太傅祠》尾批：“颈联翻空振得起，腹联典切托得出，结用叔子第恐平误后有烦圣虑语意，仍收合堕泪碑，最妙。”

三是分析其诗学源流。其重点在于通过对诗风的追溯，分析其生成的原因，并评断其风格之正变与效拟之高低，钟嵘的《诗品》即是最早的典式。此法亦是《滇南诗略》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批评方法之一，如张辰照于纳西族木公《登望湖楼》尾批云：“恕卿五律沉着处洵得杜之一体，其巉刻稳成处亦在文房、东野之间。”张允檝于白族何蔚文《乞画潇湘》尾批云：“全摹少陵，故自高人一着，其他诸七古亦自青莲、玉局集中淘洗出来，是以姿态横生、涉笔成趣。”二袁于彝族左文彖《送学博李文台还平夷》尾批云：“晚唐风致。”文钟运于回族马继龙《慰留邓武侨将军》尾批云：“沉郁顿挫，逼真少陵家法。”

白族龚锡瑞于吴铭道《石榴》尾批云：“复古先生古体多涉杜韩蹊径。”师范评张汉《游五岳诗》云：“五诗典重沉雄，浑灏流传，根底杜陵。”王藩于贾惟孝《自况》尾批：“东畮五律却有大历以后风趣。”又评何其伟《凌宵阁》云：“气象颇似太白。”满族张宝和于赵元祚《怀刘龙门中丞居塞得入关信》尾批：“此与《登卧龙山》作浑灏流转，得少陵遗意。”都是着意其诗风源流的分析，且就总体而言，以宗唐、尤其是宗杜为正宗，以宋元为别调。

四是进行纵横对比。横向对比，即将评点对象与同时代的代表性诗人进行对比；纵向对比，即将评点对象与历史上的著名诗人相对比。此种对比之法，意在更为直观地标定批评对象及其作品在诗史中的地位、价值。

横向对比，如初彭龄评白族吴懋《写韵楼歌》云：“写韵楼诗多矣，高河此作，长江大河之气、醪醴兰椒之味、琼琚玉佩之辞，足以抗衡禺山诸律，体亦笙簧雅秦，非同凡响。”张含（禺山）是明代云南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吴懋与其年纪相近，且为“杨门七子”之一，但吴氏因诗集亡佚，作品的流传度和知名度显然不敌张含，故此种评语，实意在强调其在滇诗中的历史地位。初彭龄总评马继龙云：“马梅樵各体亦祖述少陵，其间颇有沉郁顿挫之作，而魄力不及张禺山，风调则殆过之。”亦是拿马继龙与张含相较，认为二人同为明中期的代表诗人，就气势而言，则马不如张；就情味而言，则张不如马。结合二人的诗作来看，这确实是知言之论。白族的师范总评文祖尧云：“兹选多系沧桑后流离感慨之作，与昆明王仲威相伯仲。”王仲威，指王来仪，与文祖尧同为明代遗民，多有写离乱之感、黍离之悲的作品，故此处将二人并置，既是肯定其诗作内容、风格的类同，亦是将二人作为滇诗中的特殊一类加以总结和揄扬。

纵向对比，如江濬源评清代白族诗人杨履宽《星回节再吊邓赕夫人慈善》组诗云：“有议论，有风趣。此种七绝，沧溟、弇州不是过也。”则将其作与前代的李攀龙、王世贞相比拟。温如骥评白族陈振齐《云涛寺阻雨》道：“亦卓炼、亦清空，于明七子中最近边、徐。”将乾隆时期的陈振齐与明代“前七子”的边贡、徐祯卿相较。满族的岱昇评张汉《恭和御制喜雨诗韵》：“颂不忘规，此种台阁体何输沈宋。”将清人张汉的应制诗与沈佺期、宋之问的作品相提并论。

五是综合性的评点。如胡蔚评白族杨晖吉的诗作“浓而不缛，含新于陈，其五言佳处，无意自然近陶，非规抚兰亭者。”对杨氏诗作的风格特征、创新之处及诗学宗尚都给予了评价。李书吉总评回族马继龙云：“诗以言志，梅樵妙能达情，其实原本杜陵，而秀过随州，直当抗衡边、徐。”将创作旨趣、诗学渊源、诗史地位三者的分析评定融为一炉，对马氏的诗作进行了总体评价。

白族的龚锡瑞总评担当和尚诗云：“苍雪、担当二公旷世逸才，遭时之乱，沦落不偶，不得已而为僧，又不得已而发之于诗歌，其拳拳忠爱之意，时时流露，即士大夫中亦罕有其匹，何况衲子。读其诗，想见其人。大抵苍公学养尤为纯粹，担公必是血性男子，故虽粗沙大石，不暇磨治，正不失其天然之趣也。”将担当与苍雪两位诗僧对比，既分析其创作的动机之同，又阐明其风格特征之异。满族的嵩禄于读彻《别九玉徐公订铁山看梅》尾批：“苍公人品本高，其诗宗尚性情，妙能熟处生新、空中见色，深得三唐气味，卓然大家。”也是既论诗，又论人，并对其诗风源流、诗史地位给予说明。

尤为可贵的是，各民族的批评家在评点中并非一味谀颂，而是优劣并陈，直抒己见，如萧霖评杨士云就有“然苦直致，力有余而气不足，是其所短”的评价。钱允湘于李元阳《关山月》尾批云：“按古乐府须借题自写胸臆，朴茂而有余味，乃为可贵。中溪诸体尚未能尽脱窠臼，且嫌笔弱，然已近道矣。”初彭龄评李元阳亦云：“中溪学虽不逮张、杨，才亦远逊文襄，然所为各体触绪生新、言中有物，人谓其学香山、长公颇有似处，亦风雅正宗也。”指出李氏学力弱于张含、杨士云，才气亦远逊前辈杨一清（文襄），但贵在能法乎其上，言之有物。王子音于杨履宽《雁字∙其二》尾批：“后四清脱，然较之张月槎作之骨重神寒、不专于咏物而咏物无不工，便不逮矣。”指出其诗虽清新脱俗，但尚未达到滇诗名手张汉（月槎）作品那样自然天成的境界。袁文揆于杨履宽《雁字∙其一》尾批：“太着色相，然自清新可喜。”袁文揆评孙鹏《书李孝穆传后》云：“南村此诗叙事详明，惜欠简净古峭。”上述都是优劣并陈的评语。

少数民族批评家中，白族的王藩于贾惟孝《阅耕归》尾批：“朴实处亦宗储太祝，然微嫌平浅，已近宋派耳。”其评段昕《病齿》云：“浴川先生诗多宗唐体，此诗虽近宋派，然自可以解颐。”满人岱昇于张汉《醉中感怀》尾批：“《即事》《感怀》二诗亦兼宋派，然清真中饶有倜傥之致，卓乎可传。”三段评点于褒扬之外，均有“宋派”之论，王、岱在诗学上都是明确宗唐的，故“宋派”实即贬语。只是抑扬异势，落脚点不同，评贾诗是贬中含褒，评段、张之作则意在说明瑕不掩瑜。

三、“拟则经典”：各民族诗人创作的共同趋向

通过对《滇南诗略》中各民族诗人诗作的考察，可以看出他们虽取材不同、诗风各异，但宏观上，其对中华经典诗风、诗学的宗尚却是一致的。

《滇南诗略》所收汉族诗人中，较有代表性者，明代有杨一清、张含，清代有张汉、钱沣等。

杨一清不仅是一代名臣，也是弘正诗坛的代表人物，作为李梦阳之师，其诗歌成就及其影响为李梦阳所盛称，所谓“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滇南诗略》中杜钧总评其诗云：“文襄体大思精、天才敏妙，出笔即有三唐风趣，初非有意摹仿、得貌遗神者比。”杨氏对于唐诗风旨的广泛汲取，也可从其他文献中得到印证，如乐恒谓其“五古冲雅恬适，居然五柳家风，余则雄浑博大，直趋老杜门庭。”（《石淙诗钞后序》）杨桂森称其诗“风骨在子美、子瞻为近，而五古冲淡尤逼似王孟”（《石淙诗钞后跋》）。杨一清自己在评陈与义的诗风时也道：“诗到晚唐人已厌，末流谁遣又西昆。简斋故出坡翁派，蹊径真趋老杜门。”（《阅陈简斋诗集》）从中亦可看出他师法盛唐的主张。

张含是李梦阳的门生、杨慎的密友。其论李梦阳诗云：“吾师之为诗也，凌企骚雅，越汉魏，兼李杜。”（《空同诗选序》）而他本人也是广师经典，又尤以杜为宗，故杨慎称其“上猎汉魏，下汲李杜”（《张愈光诗文选序》）。《滇南诗略》眉批云：“今读集中忧时、感事、咏怀、投赠诸什，千锤百炼，体格苍老，何其酷似杜也。盖性之所近，学复渊博，目击时政之敝，感愤无聊，故发言为诗，得杜之沉郁苍凉、雄杰奇丽者居多，且由学杜而不仅从杜入手，所以自成一家，难能可贵耳。”李书吉总评其诗云：“五七言近体，双起双结，须自然浑成、流丽宕逸乃妙，工部间亦有之，集中每每得此……至其古体之奇正相生、开阖动荡，殆兼李杜、昌谷而有之。”这些材料相互发明，都对其以杜为宗、兼采众家，并能融会贯通、自成一格的诗风进行了确认。

张汉论清人学唐诗云：“今之世能以杜诗为正则，循循其途，苦心谊极，绝不问世俗人之弃取，亦不顾文采风韵而为之，直欲自成一家以名于世，吾目所见亦罕矣。”（《刘兰谷诗序》）说明了他以杜诗为正宗的态度。他评价云南诗人的师法宗尚有云：“畴五似玉溪，南轩似玉川、昌谷”“（王子京）似寝馈陶、谢、王、韦之中而得味外之味者。”（《王子京诗序》）言语间也透露出他对这种师法经典的肯定态度。他本人在实际创作中也践行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故《滇南诗略》中翁元圻对其亦有评语道：“月槎先生学博才隽，故其出笔词旨华赡、属对工巧，且时有气骨崚嶒、风格苍老之作，大抵秀润似摩诘、沉郁似少陵、疏畅似苏陆、绮丽似义山、绵密似梅村者也。”

钱沣，姚鼐评其诗“苍郁劲厚，得古人意。”在《滇南诗略》中，江濬源于钱氏《过鲁山》眉批云：“南园七古往往有风驰雨骤、排山倒海之势，五律颇近翁山，七律则北地、信阳之遗也。”武家榘于《送房师姚梦穀先生还桐城五十韵》尾批：“排律诗典古尚矣，须有劲气以达之，是篇深得昌黎遗意。”二袁于《自题画意》尾批：“七绝是岑嘉州一路。”等等评语，都可视为对“得古人意”内涵的具体解读。

《滇南诗略》所选少数民族诗人中，诗名较著者，明代有杨士云、马继龙，清代有孙鹏、杨履宽等。

杨士云，《滇南诗略》评点中对其诗风的溯源，上至汉、魏、下迄唐宋。如初彭龄眉批云：“杨宏山学博力大，古今各体亦从汉、魏、杜、韩中来，其创意造词不肯稍落凡近，尤足以挽柔靡枯淡之习。”二袁总评：“宏山先生五古有宗‘选体’处，面目太肖，其宗杜、韩者，自能独树一帜。五、七律则出入于三唐、两宋间。”此种评语确乎揭示了其诗风来源的多元化特征。关于这一点，较为有力的证据是杨士云的《咏史》组诗。《咏史》中有三十余首涉及到诗文批评，涵括了自魏晋至元末的诸多经典诗人、文士，这当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人物，如阮籍、陶潜、骆宾王、杨炯、陈子昂、李白、元结、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宋祁、陈师道、杨载、虞集、杨维祯等，还有姚崇、宋璟、赵彦肃、冯定、张登、郑昭淳、张咏等，杨氏对经典诗人的推许自不待言，对那些文名不甚显彰、却有经典传世的诗人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姚宋》云：“试看《月赋》《梅花赋》，未许王杨独擅场。”认为姚崇、宋璟之诗文亦可与王勃、杨炯鼎峙而立。评张登云：“《求居》《寄别》与《怀人》，《证相》诸篇笔有神。可惜姚铉犹未见，夜光明月竟沉沦。”对张登的文才表达了叹赏之情。凡此种种皆展现了他广阔的诗学视野和对经典诗文的多元接受。

马继龙，二袁于作者小传中评其诗云：“七律则风流跌宕、一往情深，亦时有苍凉沉郁之作，自是得力于盛唐诸公。”李书吉总评其诗云：“诗以言志，梅樵妙能达情，其实原本杜陵，而秀过随州，直当抗衡边、徐。”参看《滇南诗略》中马氏的诗作，可见他不仅取法盛唐，还广泛地汲取唐宋诸家的养分，如《次陈东逵侍御宫词三首》诗风近似周密《宫词八首》，《用韵自述》则兼效陆游《自述》之诗意、诗风，《慰留邓武侨将军》“万里驱兵入不毛，横溪毒水瘴烟高”之句更是直接取材于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泸水》。

孙鹏《答某翰林书》论诗有云：“诗之源流，不可不知。诗之法度，不可不讲。诗之宗派，不可不分。……君诗有料而无法，想入门未经指授，以聪明自为铺张成局，人亦道好，遂不复进以深研，请于杜集中细细求之，其法自在。”特别强调创作的源流与法度问题，并批评不师经典、卖弄聪明的创作风气。孙氏《李南山遗稿序》回忆其师吕履恒，“古文酷学柳州，亦有时得意疾书，突入昌黎之室。其教门人诗也，尤严学唐学宋之界，辨之真确。……予谓夫子诗学盛唐，古文学晚唐，二者皆唐之精，可传世。”通过其对吕氏的赞颂，亦可见其师法唐人的倾向。《滇南诗略》论其诗，一方面也确认了其宗唐的诗学倾向，如潘端评其《登通州城上文昌阁》：“学韩而得其奥峭。”江濬源亦明言：“《次扬州》一章，则超忽浑括，直是盛唐格调矣。”二袁评其《玉局峰》道：“五七绝以不着议论为佳，先生真得唐贤三昧。”皆是明证。另一方面，批评家们还发现了孙鹏诗作中的汉魏风度，二袁于《十五夜偶检江镜山诗感而成赋》尾批：“纯是汉魏。”翁元圻认为其诗“五古摹汉魏、杜韩处，亦自敛才就范，妥贴老成”。

杨履宽在《张鹤亭美人诗序》中引朱鹤龄论李商隐诗语道：“义山之诗，乃诗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本义在讨论香奁体的合法性问题，但也表现出他师法经典的整体取向。在《滇南诗略》中，对其诗作的多元化取法也有诸多分析，如《杪秋六日廨中见月忆三塔钟声》，江濬源认为：“声清以越，语微而显，直合王、孟、储、韦为一手。”《梦王用霖寤而却寄》“团团天上月”“猗猗谷中兰”等句也是直截宋诗意象而用之，诗义质实而情意缱绻，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故袁文揆以“气味直逼古人”概而评之。《残荷》一首，翁元圻认为：“起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结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结合诗义、结构与意境几个方面点出其作化用无痕的特征。《经连然怀故明大学士文襄公四首•其三》的“自有元戎能破贼，无劳天子更观湖”二句，袁文揆认为就是从唐人张谓的“越人自贡珊瑚树，汉使何劳獬豸冠”所化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滇南诗略》除了诗人诗作表现出宗法经典的集体取向，其中的评点也体现出对经典批评方法的摹效，关于这一点，前文己有言及，此处不再展开。总之，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取法经典的共同旨趣实际上为诗人和批评家们营造了一个共同的“文学话语”空间，中华文学经典的魅力将他们集聚在一起，在文学的世界中达成了交往、交融的效果。

四“逾越众集”、“嗣响宏长”：范本的确立与影响

《滇南诗略》在编选、评点和诗学宗尚等多个方面均体现出鲜明的多民族文学交融特征，这种全要素特征的集中呈现在其之前的诗文集中是颇为少见的，尤其是作为一部地方性诗歌总集，《滇南诗略》在多民族文学交融方面所体现的价值、意义甚至超越了众多的经典诗集。《滇南诗略》以收录明清诗人诗作为主，在其之前，明清诗人诗作的经典选本还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朱彝尊的《明诗综》、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等。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收录了明代近两千位诗人的代表作两万余首，朱彝尊的《明诗综》收录的明代诗人数量更达到了三千余人，诗作也有万余首。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所收诗人较少，但也达到了三百四十位，所录诗作一千余首。而作为清诗前期最有代表性的选本，《清诗别裁集》收录清代诗人九百九十六家，诗作近四千首。这些选本，其网罗一代诗人、诗作的巨大文学与文献意义自不必多言，但如果从多民族文学交融的角度观之，似多有缺憾。

从参编的人数与族属来看，《列朝诗集》除主编钱谦益之外，实际参与者仅有柳如是。《明诗综》的编纂人员倒是颇多，除朱彝尊外，计有汪森、龚翔麟、胡期恒等九十八人参与了缉评。《明诗别裁集》与《清诗别裁集》的参编者还有周准、翁照等人。但无论多寡，这些诗集的参编者均是汉族文士，其他民族文士在编选中完全处于缺位状态。从收录诗人的角度观之，诸集所收诗人不可谓不多，但受制于特定的地理、文化与历史语境，对汉族之外的其他各民族诗人诗作的关注较为有限。其中，《列朝诗集》所收有回族的丁鹤年、沐昂、马文升、马之骏、金大车、金大舆、李贽、马守真（女），壮族的黄佐，蒙古族的苏祐、苏澹、苏潢、阿（女），纳西族的木公、木青、白族的杨渊海、段宝、僧奴（女）、段世等。虽说对于各民族诗人有所涉及，但以《列朝诗集》的规模而言，所收仍嫌过少，特别是一些代表性的民族诗人如马继龙、杨士云、李元阳等均未入选。相较而言，《明诗综》补入了白族的杨士云、李元阳，回族的冯从吾等，但也仅此而已。《明诗别裁集》相较前述两部诗集所收诗人大为减少，故其中民族诗人更显稀有，只有苏祐等个别人物。《清诗别裁集》于民族诗人中，对满族诗人较为关注，所选除宗室诗人允禧、弘曣、德普、恒仁、塞尔赫外，还有鄂尔泰、岳端、博尔都、喻成龙、曹寅、揆叙、赛音布、刘廷玑、舒瞻、马长海、高述明、高斌、鲍鉁、李锴、陈景元、蔡琬（女）等，但对其他各民族诗人所录较少，唯回族的丁澎、丁炜，蒙古诗人梦麟等寥寥数人。《清诗别裁集》所收诗人的卒年下限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仅以云南而言，卒年在此之前的著名民族诗人就有白族的杨晖吉、回族的孙鹏等，然皆未得入选。

 缺乏了多民族文士的参与和多民族诗人诗作的入选，其后的多民族文学交融意义上的批评与诗学宗尚问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相较这些经典诗集而言，从文学交融的全要素特征角度来考察诗歌总集，《滇南诗略》是当之无愧的典范文本。

《滇南诗略》能够成为多民族文学交融的范本，首先得益于云南本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区，天然的区位优势是造就这部范本的地利因素。其次，明清两代对于云南地区的持续性文化开发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华经典诗作和诗学文本在云南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得各民族文士的文学修养显著提高，创作能力长足进步，作品数量大为丰富，为这一范本的诞生奠定了文献基础。各民族文士积极、主动地参与诗集的编评活动，最终促成了这一范本的诞生。

作为多民族文学交融的范本，《滇南诗略》对后世的云南诗文总集的纂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紧随其后，由袁文揆、张登瀛领衔编纂的《滇南文略》，除分文体编排外，其编辑思想和体例基本沿袭自《滇南诗略》。在参编人员方面，除汉族文士外，师范、王藩、李景浩、杨名飏等各民族文士依旧参与其中。评点方面，也是在汉族文士之外，引用、采录了纳兰常安（履坦）、杨名飏、赛屿等各民族文士的评点。尤为可贵的是，《滇南文略》的评点还呈现出“集体书写”的特征，所谓“凡参校诸公有独出心裁加之评跋者，必于跋尾款识其人姓名。其经典、揆、登瀛与参校诸公共商一得者，亦即列于行间文尾，不复署款。”可见，《滇南文略》中大量的无名评点都是多民族文士集体商议的结果，其交融的意味更显浓厚，可说是在《滇南诗略》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其所收录的文章也同样体现出摹效经典的共同倾向。

此外，《滇诗嗣音集》《丽郡诗文征》等也都体现了对《滇南诗略》多民族交融特征的继承和发展。诚如陈荣昌所言，“滇诗之纂辑，自保山袁氏《诗略》始，继之者有昆明黄氏《嗣音集》。”（《重刊<滇诗嗣音集>序》）黄琮的《滇诗嗣音集》所收诗作，上自康雍，下迄嘉道，共二百六十七家一千六百七十八首。其对各民族诗人诗作也是加意搜罗，尤其是白族的师范、李于阳，回族的沙琛，纳西族的桑映斗等皆是其搜集的重点对象。《丽郡诗文征》的编者为白族文士赵联元，其有云：“联元少读保山袁氏、昆明黄氏所选滇诗，未尝不嘉叹其用心而窃不能无遗珠之憾，妄思踵武，加意网罗。”（《丽郡诗征序》）此集以明清鹤庆、丽江、剑川地区的诗文为整理对象，除汉族的诗文外，还大量收录了纳西族的木公、木青、木增、周之松、李洋、桑映斗、桑炳斗、牛焘、木正源、妙明、杨昺、杨品硕、杨泗藻、李玉湛，白族的孙桐、杨应科、赵炳龙、段绎祖、李根云、张国宪，回族的马之龙、马汝为等人的作品。

总之，《滇南诗略》不仅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多民族诗歌及批评文献，而且其在编选、评点和诗学思想等多方面体现出的交融特征，使其成为多民族文学交融的范本，并对后出诗文总集的编纂产生了深刻影响。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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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