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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游，女，1994年11月，汉族，湖南湘潭人，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基础上，呈现乡村书写与个人情感结合、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结合；通过历史叙事展现各民族之间天然的历史联系，民俗叙事体现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化认同和追求，神话原型叙事蕴含着“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性表达。这些不同的叙事蕴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阐释，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格局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占据显要地位，也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这不仅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学因地缘文化的独特性而受到的关注，还体现在“民族文学中蕴含着民族民众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书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各个层面的探讨日渐增多。就共同体意识层面，其成果多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性别研究、作家个案、审美转型、功能研究和批评话语等问题。如历届获得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共同呈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彝族作家吕冀的小说实践着“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精神主脉和审美旨归”；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诗歌在审美共同性和整体性上的突出表现 。少数民族作家不断推出重塑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的优秀之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动力和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有学者反思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他者话语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偏离了自身的主体，提出应积极构建铸牢中华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范式。还有学者从“多民族文学”的概念说明“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已有研究甚少从少数民族文学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达、呈现方式展开。对共同体意识话语表达的研究居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建设与铸牢共同体意识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少数民族文学为重要载体进行叙事，需要了解其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呈现方式。而文学作品的话语、呈现方式与叙事紧密相关。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讨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达
各民族作家书写历史与时代、国家与个人等内容，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成果。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实际上，少数民族文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书写民族团结精神，“对新中国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发挥着支撑作用”。民族团结离不开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表达，可分为“民族团结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民族团结话语表达。就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民族团结的保障。民族团结是外在状态。话语背后是一系列的语言结构，是介入社会过程的力量。语言不是单纯地反映世界，而是“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因此，“民族团结”话语旨在使各民族之间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和愿望的和谐、友好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在书写民族团结话语的表现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其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各民族团结的书写。新中国诞生于革命的炮火之中，许多作家有着“武装斗争生活”的实践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一样，纷纷描写革命历史题材。这符合作家们深感新中国胜利来之不易的创作心态。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少数民族小说以革命、历史、阶级、战争等潜隐着民族团结话语的表达。如彝族作家李乔《欢笑的金沙江》（1955）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中的引领作用，小说描写彝族人处在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三股力量的交织之中。丁政委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核心人物，他和彝族小伙子等人巧妙化解了各个矛盾，促成彝汉一家亲，并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1958）没有将蒙古族和汉族处理为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自觉构建“新中国”的美好愿景。蒙古族作家扎拉噶胡的《红路》（1959）和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1960）也叙述各民族知识青年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时期民族团结与当时革命胜利的语境相得益彰，并强化共产党的引领作用，将各民族之间以共同的胜利进行链接。
其二，新时期对各民族团结友爱的书写。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侧重于选择象征性的意象、描写美好人性等方面建构民族团结话语。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格桑梅朵》（1980）依旧遵循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导向为主的书写方式，小说在题材、情节、人物等方面都围绕着民族团结、和睦友好的主题，如藏族同胞和僧众等一起支援红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加强了民族团结。回族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1980）叙写了北京知识青年受蒙古牧民善良的心滋养，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抛洒在草原上。小说中蒙汉血肉联系正如绚丽的草原风光那样美丽动人。达斡尔族作家巴雅尔《玉石烟袋嘴》（1981）以深红色的“玉石烟袋嘴”为小说线索，通过烟袋嘴的失而复得叙述了“达汉一家”不分彼此的深情厚谊。这时期反映民族团结话语的小说依旧具有政治色彩，但逐渐祛除了阶级为纲的叙说腔调，而是以真情、真性讲述各民族深厚友情、唇齿相依的关系。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短篇《瞧啊，那片绿叶》（1981）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塑造了猎人拉杰维护民族团结的形象。“绿叶”寓意鄂、汉两族都是兄弟，同为一棵树上的绿叶。蒙古族佳俊的小说《驼铃》（1982）中的“驼铃”正如前文的“绿叶”一样，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小说并不止于表现蒙汉的互帮互助，也表现了蒙古族“妈妈”触人心弦的心灵之美。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书写民族团结话语时，侧重于选择生活中的常见意象。具体实在的意象与人性之美结合，在文本上调动隐喻和抒情功能。
其三，新世纪各民族相亲守望的书写。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偏向于从空间上建构民族团结的话语。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文化征兆也影响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空间确实与民族团结的话语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定的文化符号形成的教育空间有助于民族团结话语的形成，因而少数民族作家独具匠心形构这一空间。如藏族达真长篇小说《康巴》（2009）展现了西藏康巴地区藏族、回族、汉族等民族间在分歧、冲突后最终回归平和，有着各种宗教信仰的人能够在这一地区和谐地进行平等交流交往交融。同样以地名命名小说的有苗族作家何炬学的小说集《摩围寨》（2009），该小说描摹了20世纪50-70年代苗族与周边民族生活的侧影，勾勒了“摩围寨”这个现代式桃花源，仇恨和争斗都在此处消解。小说以寓言的方式书写着各民族之间和谐的关系。以上小说涉及民族团结的话语表达，却并非以此话语为小说主题。主题与话语之间存在着联系，是一种通往不断被重复的话语的途径，使得话语能够在审定它的语境中得到讨论。彝族作家冯良《西南边》（2017）书写民族团结的话语则更具典型性。小说主要构筑了凉山这一具有典型性、复杂性的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的空间，同时也反思着宏大框架下个体的情感与伦理。维吾尔族作家图尔贡·米吉提的《王三街》（2022）小说名来源于新疆阿克苏市区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以维吾尔族孤儿王三被汉族养父抚养成人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书写各民族守望相亲故事。各民族作家在各自不同的空间中进行文学创作，民族团结的意识内化为写作的自然心态，发挥各民族齐心聚力、融洽发展的正向价值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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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贡·米吉提的《王三街》（2022）
话语是一种语言修辞，具有建构功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团结话语并非只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抽象呈现，而是与叙事线互动关联。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团结话语不同时期的实践也表明着中国文学实践的与时俱进。少数民族作家们结合纯熟技法进行多元表达，民族团结的话语表达更加自觉。
第二个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涉及政治、文化、情感等方面，同时，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始终不能脱离国家的视角，离不开国家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文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
其一，少数民族文学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强化共时性的国家历史记忆，如革命历史书写国家共同的重大历史，唤起民族共同体的爱国热情。彝族作家李乔在新时期以《一个担架兵的经历》（1979）生动叙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士们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满族作家寒风的《淮海大战》（1980）以22万字的篇幅展现淮海大战中几位军事领导者的运筹帷幄，赢得了此战的成功；藏族作家梅卓《月亮营地》（2009）主要描写藏族人民的逐渐觉醒过程，他们最终为保卫祖国而战。这些都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加强了对国家的认同。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走上复兴征途的重要举措，这一内容的书写生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热潮。少数民族作家重构这些人物、事件，以富有审美性、艺术性的方式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受改革思潮影响的《醉乡》（1986），雀儿寨人民在国家新政策的鼓舞下发挥脚踏实地、勤劳致富的精神，生活和心灵获得双重的解放。壮族作家韦一凡《劫波》（1986）叙述韦氏家族三代人的爱恨情仇，及主人公摆脱宗族束缚得以进入国家改革的浪潮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心，少数民族作家更为注重这方面的表现。回族马明康《十二寡妇》（1989）失去丈夫的寡妇们齐心合力开糕点厂的创业故事。对改革开放浪潮的书写，引领人们对改革开放成就产生共情，想象未来美好生活，激发人们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责任感。
其二，少数民族文学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共同体文化意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有着多元气象，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多元书写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化交流、传承、凝聚等功能。朝鲜族作家李元春《亲戚之间》（1983）小说通过主人公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民族精神。壮族作家黄佩华《公务员》（2007）对民族间关爱互助等精神着墨较多。少数民族文学在不断纳入中国主流文学发展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展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还与国家意识、阶级意识等结合孕育了“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此外，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强调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小说重视人的主体性，孕育着独特的“以人为本”的精神，重视人的发展与成长，表现对人的价值、命运的关切。如土家族作家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2007）聚焦底层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点亮生活那束温暖的光。满族作家夏鲁平《去王家村》（2015）中主人公王宝贵冰冷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暖、炽热的心，在洪水中多次救人性命，小说塑造了他乐于助人的动人形象。
二、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方式
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现代化之途时，侧重于文学的功能转变。于是从文本内部分析语言表达，探究作者字里行间的态度变得重要。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方式，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环节和记忆、解码环节都有重要作用。为了论述的方便，主要选取十八大以来具有典型性的小说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其一，乡村书写与个人情感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村书写历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乡村问题也具有国家的战略高度。少数民族作家对乡村建设的积极书写呈现出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怀，这主要表现在积极描绘个人在乡村建设中的不同抉择。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白虎寨》（2014）、苗族作家向本贵《两河口》（2020）、侗族作家石庆慧《等待山花烂漫》（2020）等小说为少数民族文学乡村主旋律书写增添了一批崭新的人物形象，如《白虎寨》中幺妹子利用传统资源和现代科技为乡村出谋划策；《两河口》中种田劳模杨广文从小工蜕变成公司的经理；《等待山花烂漫》中清莲和杨山打算毕业后返乡改变农村现状。这些人物为乡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体现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其中《白虎寨》将宏大的乡村建设置换为个人的爱情、婚姻等情感，体现着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幺妹子和金大谷两情相悦，幺妹子为了让白虎寨村民脱离贫困，主张要先修好公路，让村里的农产品能运输便捷。她总是一再拖延和金大谷的婚期，还和金大谷约定村里通了公路才结婚。作者将个人情感与乡村建设联系起来，还多次重复叙述乡村前途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书中描写刚而立的女朋友因车子没通到家门口儿折返这一细节，既体现了农村人生存的现实质感，也将乡村建设的国家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的联系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并未因个人情感和冲动就轻松地实现国家乡村建设的目标，而是突出了实现目标的艰难过程。
“脱贫攻坚”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将个人的情感投射其中。如壮族作家红日《驻村笔记》（2017）以“驻村书记”毛志平第一视角的日记体，记录了“我”参与红山村脱贫帮扶的经历。小说流露出现实生活中扶贫干部的真实情感，拉近了个人与国家话语的距离。一般而言，个人心理活动能充分展现个体情感的状况。天桥年久失修拆除后导致道长老人失足跌落深涧，毛志平为扶贫小组工作的粗心深感抱歉。小说写：“我的心突然一紧，像被掏了一块，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这也更加坚定了毛志平要改善红山村贫困面貌的决心。如此《驻村笔记》将毛志平的个人情感与国家民族的乡村事业有效地融贯为统一体，同时，小说也兼顾了其他个体在面对国家话语时的感受。如在扶贫一线的老跛身患癌症，但他心系乡村，出院后便马上和大家一起投入工作。毛志平和老跛等人的身上显示出对脱贫事业强烈的责任感。《驻村笔记》与《白虎寨》不同，没有遵循过往“爱情+国家意志”的书写路径，而是以私密的日记记录个人复杂的情感。个人情感流露和他人身体的关注等表明国家话语并未压制个人情感，两者取得了有效的平衡。
红日《驻村笔记》（2017）
其二，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将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结合，是国家宏大话语与世俗性的日常结合。话语对个体的生存境遇、价值理念有着文化规约，进而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历史传统中蕴含着中国语境的经验、文化记忆，是时间表现的“历史维度和社会结构层面透析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密码”，通常会以较大的力量介入家庭、个人的生活之中。这意味着当“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个体的生活是由日常普通的经验构成的，与专业、高级的社会结构性活动有区别，它相对零碎。因此，依托日常生活构建的小说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以及能自由随情感变化的文本形态等审美特征。
少数民族文学中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的合流，通常借由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折射国家政策、民族团结等的影响，其作品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使得叙述语言、人物对话均在主流叙事话语之中。冯良《西南边》着眼于20世纪50-80年代凉山彝族边地，书写了彝族奴隶赢得解放、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变迁。如此种种都潜隐在夏觉仁、曲尼阿果、木略、俞秀、沙马依葛和吴升等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木略和包办婚姻的“妻子”离婚后，沙马依葛得知木略要与俞秀成家，十分惊讶。政委当即批评沙马依葛说：“白受教育了，不明白社会主义倡导的各民族一家亲吗！”作者借政委之口将民族团结的话语以人物对话的方式介入，这表明民族政策在彝族地区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虽然可以作为叙事话语的基本表现形式，但也不能排除其颠覆和解构功能。因此，人物的日常用语，也需要与人物行动保持一致。《西南边》对民族团结的书写不在于人物对话对民族政策的简单传递，而在于主人公将“民族团结”付诸于实际。除木略和俞秀这对佳偶，夏觉仁和曲尼阿果从相恋、相知、成婚的过程也表现着彝汉民族一家亲，两人即使分居两地也依然不离不弃。《西南边》在面对民族团结等重大历史问题时，作者沉入日常生活中该有的细部，体察和捕捉民族团结背后的复杂与深度，揭示宏大话语并非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框架存在，也具有着人性的微妙和生活的丰饶，能够有效传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种可能状态。
同样的，《王三街》也在历史变迁和日常生活中讲述着民族团结的话语。历史的呈现带着作家主观的记忆，而“记忆景观通过以历史人物或事件命名街道，使历史进入了城市日常话语，为历史创作出空间永恒存在感和日常熟悉感”。《王三街》便是叙述新疆阿苏克“王三街”的渊源以及发展，时间横跨三四十年的历史。其历史筑基在维吾尔族少年王三被汉族商人收养教育逐渐成长的日常生活之上。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是小说的主要风格特征，“隐含了作家对人的某些自然属性的认同”。如小说写王先生在去天津路上给王三讲述的中华传统故事。这看似在时代的大合唱只是个人的只言片语，却有着独特的生命魅力，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真切的爱。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三号召街坊邻居为抗战募捐，大家都很踊跃，最终募集的银圆超出估计数额。小说以此强调各族人民积极团结在抗战阵线的旗帜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小说“以小人物写大时代”，但对时代具体、细节化的勾勒又紧紧围绕着人物的视角，不着重表现人物受时代裹挟，而是有意识减弱时代背景所带来的影响。其中特意讲述了王三儿子王世英和朋友卖花的经历。小说是这样叙述的：“不去学校上学的时间里，他会把自己的汉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近十位朋友带到家里，让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大把鲜花走在大街上到处卖花。”看似是讲述王世英的经商头脑，实则是隐含着从王先生、王三到王世英一家三代人都践行着民族团结的话语，这预示小说营造的和谐团结氛围也随着王三街的故事延续下去。尽管历史书写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虚构的种种可能，但前者的书写渗透着对现实的关照。“总能多少多少反映出具体叙事作品中现实再现的属性”。历史的主体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历史观。而历史变迁具有时间的长久性、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与日常生活的细节结合，呈现出一定的可信度。基于此种前提建构的民族团结话语具有指向经验世界的认识功能。
综上，少数民族文学在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时，通过乡村书写与个人情感结合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通过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结合呈现民族团结话语，二者共同在社会生活、日常情感等方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呈现方式与文本的各叙事元素有着一体两面的逻辑关系。因此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如何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中华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解读
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内部的叙事形态、叙事结构、叙事节奏和人物设置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有着紧密的连接。下文将以少数民族文学为文本支点，从文学叙事层面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化。
（一）历史叙事
历史叙事展现的是历史过程书写，通过多种方式再现历史事件并纳入可供叙述的文本之中。近代以来，剧烈的政治社会改革给国人观念、思想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史学所建构的“华夷之辨”的立意和范式并不能适应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基于残酷的现实困境和国家人民自立自强的愿景，以新的民族历史观来阐释中国多民族的起源和演变尤为重要。因此，“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提出后，各民族的“共同性”历史书写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参照。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事关百年来各民族关系和渊源、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民族重要阶段、事件的历史性叙述，都占据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篇幅，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聚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这一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为主要故事脉络，表现王朝与特殊制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如蒙古族苏赫巴鲁《成吉思汗传说》（1985）、藏族阿来《尘埃落定》（2000）、蒙古族海伦纳《青色蒙古》（2017）等。当然，创作者讲述历史故事的能力并不体现于借助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在于如何认识和叙事。《尘埃落定》另辟蹊径，以麦其土司的“傻子”少爷视角讲述他年少无知到参与民族历史浪漫传奇的建构，小说呈现了土司制度从盛极一时到土崩瓦解的历史。小说“意在超越一般的历史叙事”，透过傻子少爷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以个体的成长与结果暗寓着“历史中个体”的宿命感，说明个体命运无法抗拒民族国家的召唤。《青色蒙古》描摹潮尔沁家族两代人的故事，浓缩了战争、历史等背景下蒙克巴图、朵兰、纳钦、索伦高娃等人的个体命运。他们勤劳勇敢、踏实肯干。可无情的历史像滚滚的车轮将他们的日常生活一一碾碎。相爱的人被迫分离，表现出历史与战争对个人巨大影响的双向反思。小说通过书写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生活对比，谱写着天下太平、国家统一的心灵愿望。
其二是表现现代国家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态。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小说，像马加《开不败的花朵》（1950）、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1958）等书写蒙古族战士与其他各族战士在革命历史斗争中的团结友爱，侧重于宏大的历史叙事；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像普飞《对象》（1981）、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1982）、朋斯克《金色兴安岭》（1983）等则诉说着那段伤痕的历史，展现烙印在各民族心灵上的共同记忆。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呈现出“个人化的民族历史”，如《空山》（2009）描摹西藏小村庄机村百年历史沧桑。阿来“用怀念的笔调和心情”书写“那些消失的与正在消失的生命”，再现普通藏族村民那段纯粹的社会生活史。“社会生活史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一种方式”，容纳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既立足当下又有历史的传统。此外，瑶族光盘《失散》（2019）通过书写失散红军的叙事视角湘江战役的艰难和红军战士的革命初心。虽然战争中失联的军人不属于革命历史小说典型的正面描写革命战争英雄的叙事架构，但红军个人的命运不是全由个人决定，而是纳入到革命伦理之中。如普通红军王国礼将布鞋中的情报视为信仰，为此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感情；月亮几十年来守护着红军李华连的灵魂，矢志不渝。他们内心的坚守令人无比动容。此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源于“经过了长时段交流与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文化与精神背后中国各民族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二）民俗叙事
民俗文化培育各民族人民的民俗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文化记忆。这些民俗叙事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向心力。民俗文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策略，主要表现在民俗的叙事形式、叙事模式等方面。
从民俗文化的表现视角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关于民俗元素的措置和构成，主要采取了场景化、情节化、意象化等三种不同的叙事形式，并且融合在一起确立民族化风格。少数民族文学以民俗作为叙事内容，自觉追求文化认同，体现出民族作家们较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然而民俗并不能成为单独的叙事形态。民俗在文本中的复制重现，暗含着叙事主体对某种叙事话语的建构。这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对民俗的场景化叙述。壮族作家黄佩华《生生长流》（2002）中写农家寨过年宰猪的情形：“在许多地域的农村，猪的嚎叫就意味着过年的序曲已经奏响。”无独有偶，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上岭村的谋杀》（2013）也呈现了壮族迎接春节的习俗。“宰年猪过大年”场景化的叙事形式将春节寄寓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升为一种民族凝聚力。其次，民俗情节化叙述则是将民俗的书写作为推进小说故事的线索或动力。这对小说中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生生长流》中对春节杀年猪具体的情节化展现，塑造出农宝田对传统民俗的维护和积极传承，也表现出他浓厚的家庭大团圆情结。农宝田作为老一辈精神气蕴和民俗特质的代表与小说中后辈对待民俗不同态度形成对比，从而完成小说的叙事建构。最后，民俗意象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点，不断反复出现在小说中。这种民俗的叙事形式避免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流于形式。民俗意象的呈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常见的为渲染小说气氛而一笔带过，民俗不与主要情节产生联系，可谓信息型的民俗意象。二是作为小说叙事中心，并巧妙地组织和安排民俗。如此民俗意象能够有机嵌入小说的深度结构模式。如黄佩华《生生长流》中“红河”包含着生命的灵气，在人与天地、河流的相处、交流中蕴含着乡土的灵韵。“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农宝田闻到了红河的气息。”小说中的“红河”即红水河，在《生生长流》中反复出现，不断书写河流流域壮乡文化的核心，寄托着作者的乡土情怀，体现着其对中华民族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土家族作家田耳的《嗍螺蛳》（2020）中“嗍螺蛳”的饮食民俗也属叙事中心。该小说灵感源于诗人田湘的《嗍螺蛳》，也源于作者家乡的水产“螺蛳”。《嗍螺蛳》的此种渊源体现着饮食民俗贯穿着各民族生活的日常，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审美想象和地理记忆占据着重要地位。
（三）神话原型叙事
少数民族文学呈现的神话，多是具有共同祖先起源的同源神话，神话的结构有着相似性，反映着我们感觉经验的共同特征。另外，从神话故事中可以总结出与人的本性或世界本原相关的原型，比如英雄形象等。原型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稳定的心理图式，是文学中反复表现的意象与主题，“即便是最具经验主义取向的受众也会深受其感染”。因此，各民族作家表现出对“神话”的迷恋，正体现出各民族之间对远古祖先精神的相通，体现了集体无意识。如白族“望夫云”的神话自唐朝初始，袁珂将其归入“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一类，有着“精气化云”的原始思想。这一思想在《山海经·中次七经》中有些渊源，接着就是《高唐赋》《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与其也有关联。“精气化云”与“精魂化物”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也表明“望夫云”的神话来源同属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望夫云”神话出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以人的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便形成了特定的叙事模式。可见神话结构与文学文本结合的背后是一套原型叙事框架。这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叙事模式的形成，如文本的结构模式、人物的行为模式、叙事视角等。
其一，多民族同源神话原型的存在会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作品的结构模式和人物模式。少数民族作家汲取这些神话营养的过程，就是神话原型被翻译成叙事语言重新呈现于文本的过程。伴随着神话原型的出现，将会自然生成一种神话体系的转化情境。这也就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难免会受神话原型的支配。神话原型是通过引导读者的心理来发生作用的。它使得叙事作品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呈现出与神话原型的互文性。以格萨尔史诗与神话为例，受其影响产生的小说作品，情节结构和原型神话往往是两个故事世界——格萨尔王生活的神话世界和子孙生活的现实世界；藏族作家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2019）基于格萨尔王史诗进行重新演绎。主人公阿旺罗罗经过种种磨炼，锻炼心性，最终成长为“神授艺人”的继承者。不同于《神授·魔岭记》，阿来的《格萨尔王》（2009）讲述现代化和全球化席卷之下，神话与史诗面临消亡的现代困境，最终说唱艺人晋美通过不断与格萨尔对话，完成了英雄的理想与信仰。从两部小说的角色设置来看，不管叙事中涉及多少人物，真正主导着小说叙事走向的人物，是格萨尔和说唱艺人。格萨尔神话中格萨尔始终有一个对抗的势力或敌人。再创造的小说则是说唱艺人不断克服内心障碍走向成长。《神授·魔岭记》和《格萨尔王》对史诗格萨尔王的重塑，增添了与当代心灵进行对话的内容，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重塑民族精神。
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2019）
其二，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原型还制约着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模式，影响着叙事视角。就原型产生和传承的方式而言，神话不断类型化并通过集体无意识呈现于各种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神话是在不断演化的特定过程中孕育出了类型化形象的土壤。如后羿射日的英雄神话在纳西族、黎族、壮族、瑶族、哈萨克族等10个民族皆有对应，只是更换了不同的名字。这类英雄原型影响下塑造了一些英雄人物形象。如壮族作家陆地《瀑布》（1980）青年革命家韦步平；如藏族作家亮炯·朗萨《布隆德誓言》（2006）如格萨尔王一般反抗恶势力的坚赞等。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着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这些作品激发着读者的英雄情怀，是中华民族不断延续的精神火种，在此种熏陶下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多民族同源神话还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阅读的一种“前思维”，制约着叙述视角的确定。如“望夫云”神话的影响，白族作家们的相关作品皆预设了小说叙事视角要采取女子“等待男子”的心理视角，以便形成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发展过程。如景宜《谁有美丽的红指甲》（1989）、张焰峰《醒着的望夫云》（1991）、张乃光《望夫云升起的夜晚》（2000）、刘永松《放鹤的女人》（2022）就典型地体现着神话原型的影响。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等待与男子相爱或回心转意。少数民族文学与神话原型结构的契合，叙事视角的一致，恰恰说明了多民族同源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对文学的立意影响深远。可见，原型蕴含着悠久的文化渊源，虽不断变迁仍有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原型叙事是“特定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性表达，其中的形象也是社会文化的自然“迁移”，是少数民族文学中神话基因的内在阐释。
综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叙事形态上作用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但多民族的丰富表达并未出离“民族-国家”主流历史框架。与历史和民俗同属中华民族文化载体的多民族同源神话，其原型在叙事结构和人物行为设置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有重要影响。这些不同叙事实践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讲述和阐释方式，最终共同实践着“多元一体”格局，提升了中华文化影响力，为中国文学谱写新篇章。
结语
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话语表达、呈现方式和叙事解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达主要体现在民族团话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其功能和价值则在于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乡村书写与个人情感结合、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结合的文本呈现。话语和呈现方式共同存在于文学的叙事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叙事模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阐释，也证明着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
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民族精神，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外在表现。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如何讲述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关“一体多元”的重要认识。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统一。
文章转载于公众号《现当代文学研究动态》2024年07月11日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刘亚娟；图文编辑：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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