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太|生态边界、族群归类与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进程|论文

引 言

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郊贾村出土西周铜器何尊，其铭文有“惟王初迁，宅于成周……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之语，此乃“中国”二字迄今所见的最早出处。但何尊铭文之“中国”，究其本意“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之为‘天之中’的洛阳”，它更多“只是一个由外向内的相对方位，涵盖区域也仅在渭黄一带。因此即便作为由此向外的展开空间，它的地理范围仍只涉及今日中国北方的一个很小部分，而且是与当时‘四方’相对的一片区域而已。”三千年后的今天，作为具有固定领土、人口和政治权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早已突破何尊铭文所指范围，奄有了东亚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诸多阐释“中国”含义变迁的理论中，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被奉为经典：他将华夏视为一个实体，通过华夏向四方的推移，以滚雪球的方式将四方之异族吸收到“中国”之中，从而形成了今日中国多元一体的结构形态。但笔者想指出的是，“华夏”经过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等途径向“四方”的推进，并非一个匀速而均质化的过程。因此，在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构时，还可以从华夏边缘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有学者早已指出：

（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一个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向四周不断扩散、交融的基本倾向。因此要理解今天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再认识其从产生到成熟、从凝聚到播化的过程，就得从中原汉文化的传统空间观念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体现和展开入手，就得回顾和剖析虽在不断变化却又万变不离其宗、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中国文化的“东、西、南、北、中”这一特殊结构。

关于“一点四方”结构的形成过程，学界曾用“边疆内地化”加以概括。具体到西南地区，近年来有众多学者展开讨论，如温春来便以贵州西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有着自身地方性政权传统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杨斌则将“中国历史上对边疆或边缘区域之统合”作为关键议题，以云南为对象，讨论了“中国对于边疆及其本地居民之观念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在当地社会的转型过程”。陈征平则旨在讨论中央王朝促进西南边疆社会内地化的具体措施。方铁认为：“西南边疆的发展过程完整而且典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讨论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论述边疆的内地化进程，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华夷界限的形成与推移，并从生态与族群的角度，回答巴蜀为何在百余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以夏变夷的内地化进程，而“巴蜀徼外”的西南地区虽人口迁徙、文化互动早已发生，但夷夏并置和互动终为历史主流。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论述，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一体”的认同基础上。

一、秦并巴蜀与华夏西南边缘的南移

公元前316年的秦并巴、蜀不仅为秦国统一东方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开启了巴蜀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巴蜀地区在政治上汇入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在文化上迅速实现了内地化，而巴蜀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该事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象征着华夏西南边缘从秦岭巴山一线南移到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边缘，华夏首次在其西南方实现了自然地理上的南北跨越。

早期的巴与蜀既是族群名称，又是涵括了诸多族群，具有酋邦国家性质的政治实体。相对于黄河流域的商、周而言，他们以方国的名义存在于西南部，虽地理隔绝，却与中原政权早已建立了联系。但总体上，这一时期的巴蜀依然保存了固有的文化传统，无论是服饰上的“左衽”，语言文字上的“左言”“不晓文字”，还是丧葬中的船棺葬俗，抑或是遍布巴蜀的大石文化，以及“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无不显示出早期巴蜀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华阳国志》早已指出，巴与蜀在“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可见，巴蜀虽与华夏群体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关联，但依然被中原人群视为“他者”，这一观念在秦国伐蜀之际张仪与司马错的辩论中显露无遗，反对伐蜀的张仪说：“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而主张伐蜀的司马错同样认为：“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他进而指出：“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东方诸国不以为暴、为贪的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的视野中，蜀乃蛮夷之邦。由此可见，在华夏“一点四方”的世界秩序中，巴与蜀处于四方之西南，是属于“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蛮夷。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在‘内’‘外’人群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以及用来区分共同体的标准，是建立在一种文明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基础之上。”早期华夏人群对巴蜀的态度，也正是一种确证自我的方式，华夏何以存在？乃在于它与四夷的文化差异。因此，在秦并巴蜀之前，华夏的西南边缘却始终“限以秦巴”。

此格局到秦并巴蜀之后方发生根本变化。秦国吞并巴蜀后不仅“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而且“移秦民万家实之”，同时筑成都、郫县、临邛三城，成都城甚至“与咸阳同制”。而李冰对蜀地经营更使得“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汉承秦制，继续致力于巴蜀经济的开发，使得“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同时注重儒学的推广，代表中原华夏文化之经、史、诸子，逐渐成为蜀人通习之书，而从蜀地走出去的儒生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也成为文学巨儒，为全国所崇仰。最终使“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其文化不仅承继中原，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能得全国风气之先。与此同时，巴蜀语言也从蜀人“左言”发展为“颇与华同”。东汉时蜀人扬雄在《方言》中，已将巴蜀纳入“秦晋陇冀梁益”方言区中。在此背景下，巴蜀在华夏人群的视野中逐渐由“外”而“内”，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这在汉人的著述中多有体现。《史记·西南夷列传》在概述西南夷各群落后，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可见，在司马迁的文化地理观中，已将巴蜀自觉为“华夏”。而《汉书·地理志》更明确表示：“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本”字强调了巴蜀在秦设郡县之前的状态，也间接说明在班固的眼中，郡县时代的巴蜀已进入华夏之中。中原史家表述方式的变化，表明了华夏对巴蜀的认同。与此同时，巴人和蜀人也已自觉为华夏，并通过历史记忆的重塑，实现了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因此，后世史家在叙述巴蜀历史时也多删汰剪辑以符合华夏叙事，郑德坤在比较严可均辑录汉代扬雄《蜀王本纪》和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对巴与蜀帝王世系的记载后便指出：

《华阳国志》所载为整理过者甚明。第一段常氏将蜀史与汉族传说打成一片，凭空将蜀王世系悬挂于帝喾支派之下。第二段常氏又用学者眼光将一切神话与不雅故事完全删去……凡此整理踪迹，一目了然。

实际上，《华阳国志》在叙述巴蜀族源时采用黄帝后裔说，彰显的是巴蜀本地人“借此攀附华夏始祖黄帝，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巴蜀不仅在文化上融入华夏，而且在身份选择上也认同了华夏，最终导致巴蜀本土历史在后世逐渐演变为零星的传说，致使李白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之叹。

二、武帝开边与华夏西南“C”形边缘的定型

经过秦朝和汉初对巴蜀百余年的开发，华夏西南边缘已经从“秦岭—巴山”南移至“横断山脉东缘—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一线，整个山系前后相连成一“C”形，呈现出内“华夏”而外“西南夷”的分布格局。有学者指出秦灭巴蜀后所置巴郡和蜀郡今可考者十三县，其中蜀郡辖“成都县、郫县、临邛县、严道县、南安县、湔氐县、葭萌县”，巴郡辖“江州县、阆中县、垫江县、枳县、朐忍县、巫县”。可见，巴郡和蜀郡所辖县份均在“横断山脉—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以北的四川盆地及其沿边地区。但这些郡县并非均已完成“内地化”过程。蜀郡中的湔氐道、僰道、严道无疑为“蛮夷”聚居之所。而据龚荫考证，秦在蜀郡还置有青衣道。考四道地望，湔氐道在今岷江中上游地区，僰道在今宜宾地区，严道则位于今荥经一带，青衣道故地在今石棉、汉源县境，这些地区均位于盆地西部和西南边缘。由此可见，有秦一代郡县之设置与华夏西南边缘虽并不完全重叠，但也未曾因此改变“C”形格局。

“横断山脉—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以南的族群情况，直到汉武帝经略西南夷时方整体性的进入华夏视野。汉武帝先后两次开发西南夷，是汉王朝试图将华夏西南边缘南移最为重要的活动。建元六年（前135），由于长沙、豫章水道阻塞，汉王朝军队征伐南越受阻，汉武帝采纳唐蒙建议，欲出笮关以入夜郎，然后浮船牂牁江而直下南越。虽很快在夜郎辖地新置犍为郡，但主要依靠了“厚赐”“喻以威德”的手段，而夜郎周边之小邑愿意归顺则是出于“贪汉缯帛”，因此犍为郡实际上仅在名义上归属了汉王朝。此后汉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之言，在邛、笮等西夷之地置郡县，结果“皆如南夷”。可见，汉王朝对于西南夷而言，仅仅是一个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他者，之间虽有名义上的归属，却少文化上的认同。果然，置郡县不数年，便出现了“西南夷又数反”，致使汉武帝不得不“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

元鼎六年（前111），武帝为了打通从西南通向身毒国的通道，再次经略西南夷，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汉王朝以军事征伐先破夜郎，再诛头兰，迅速平定南夷，在其地新置牂牁郡。且兰、邛君、笮侯被诛，“冉駹皆振恐，诸臣置吏”，在西夷之地新置越巂郡、沈犂郡、汶山郡、武都郡。同时兵威直指滇国，最终在元封二年（前109），“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滇王“举国降，诸置吏入朝”，在其地置益州郡，“巴蜀徼外”之西南夷均被纳入到汉王朝的郡县之中。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州，于西南置益州，益州所辖八郡中的益州、牂牁、犍为、越巂四郡，在“横断山脉—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以南，而蜀郡所辖的青衣、绵虒、牦牛、徙、湔氐、汶江、广柔、蚕陵和广汉郡所辖的刚氐、阴平等县，则位于今横断走廊的崇山峻岭中。至此，汉王朝在行政区划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到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

由于汉武帝两次开发西南夷的初衷均不在于西南夷本身，事前很难说有通盘考虑，这也直接导致汉王朝在修道路、置郡县之外并无实质性的政策跟进，最终使部分郡县如汶山、沈犂增置旋废。因此笔者认为，汉武帝对西南的开发并未推动该地区的内地化，也未曾改变秦并巴蜀所奠定的华夏西南边缘的界限。但这些活动却改变了中原王朝对西南的认知：在此之前，C形边界为其认识所能达到的极限，对西南的族群分类和文化形态只能套用模糊而抽象的“四方”“荒服”概念，而在此之后，西南的地域空间、族群类型和文化形态逐渐进入华夏视野，且添列历朝正史，其肇端之作《史记·西南夷列传》便按从东到西再折而北向的方位顺序，先后介绍了夜郎、靡莫、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族群的概貌，后世史家虽代有差异，但其表述多不出于《史记》的表述范式。

如果我们将眼光继续向后延伸便会发现，虽中央政权屡经更迭，夷夏之辨代有差异，中原政权处理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也经历了从唐宋羁縻制度到明清土司制度的转变，汉族移民也持续不断的远拓西南并促进了云、贵、川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但这一奠基于秦而定型于汉的西南华夷边界竟再也难以大规模向南、向西推进。唐代的四川，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但受吐蕃、南诏之患尤烈，王朝势力始终难跨越到大渡河以西的区域；两宋时期，吐蕃虽已殄灭，但横断走廊中部落众多，且互不统属，加之持续面临北方游牧政权的压力，使宋廷难以西顾，因此西南华夷边界也未曾突破大渡河一线。实际上直至今天，康定至乐山段的大渡河仍是分割汉藏、汉彝的地理界线。四川盆地以南的凉山彝区，虽在汉代便设置有越嶲等郡县，但直到民国，除安宁河流域以及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外，依然受彝族贵族势力掌控。历史上汉彝经贸互动虽从未中断，但文化上则和而未融、各自发展，其族群身份意识也在持续不断的竞争中凸显无疑。

云南从战国时期便受楚文化影响，有楚国将军庄蹻王滇之传说，到汉代虽已建立郡县，但以当地民族为主体的地方势力直到元代都居于统治地位，唐代的南诏政权、宋代的大理政权均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却也同时保存了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方特色。即便元代建立了直属元朝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在名义上几乎管辖了今云南全省，但其行政势力所及还是限于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平坝内，尤其以昆明、大理等地区为主。而今贵州地区在汉代先后设置有犍为、牂牁等郡，唐代在乌江以北建置有播州、思州等经制州，在乌江以南建置有矩州、蛮州等羁縻州。但到宋代，贵州大部分地区依然被归于华夏之外，如宋太祖《赐普贵教》中便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直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为了“构建国家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体国家防御体系，构筑一条自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通道’”，明廷方设置了省一级的行政单位——贵州布政使司，而此事件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将“西南纳入全国经济圈，也开启了西南非汉族群内地化的进程”。即便如此，中原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仍主要限于“古苗疆走廊”，其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中原文化对云、贵、川的影响虽因时代和地域差异各不相同，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自汉武帝时便已成型的华夷界限。正如明代王士性所言：

蜀、粤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夷汉错居之地。

那么，是什么因素致使巴、蜀被秦灭国后仅用了百余年的时间便实现了“以夏变夷”，使华夏西南边缘从“秦岭—巴山”南移至“横断山脉东缘—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一线？又是什么原因使此界限在随后两千余年中虽时有增损，却难以大规模变动？笔者在下文试图从生态类型和人群构成两个方面解答。

三、生计与认同：“C形”边缘的经济基础

人类需要借助语言、服饰、饮食、生计等外显的符号系统来界定“自我”与“他者”，但不同人群在选择以何种符号为最重要的区分指标时，往往基于自身的生境和文化传统。兴起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华夏族群是以农为生的人群，长期以来他们面临的最大他者是其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于游牧民族一般而言在经济上需要依赖于农业民族，并有时通过掠夺来达到目的，彼此斗争，造成华夏族的敌忾心理……最终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因此，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有无君长的社会组织形态，往往成为华夏人群区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准。华夏族群对与自己有着类似经济文化类型和社会组织形态的他者，无论种族特征有多大差异，只要能接受华夏文化，便能容夷入夏，以夏变夷。正因为此，华夏的扩张往往以农业经济所能达到的生态边缘为极限，这也正如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指出：

到了汉代，华夏在亚洲的扩张已达到其农业与社会文化所能存在的生态地理极限。从此华夏边缘大致确立，华夏也从此努力维持这个华夏边缘。在华夏边缘的扩展与维持中，华夏所宣称的领域主要是华夏政治力可及的农业区。

巴蜀能被华夏迅速认同的原因之一便在于他们具有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巴蜀地区的农业起源甚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便已经产生。考古学家林向指出，“蜀是商王朝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巴国的农业生产虽晚于蜀国，“但到了春秋时期，巴国在其附近的蜀国的影响下，开始了农业生产”。这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一首民歌中也得到了印证：“川崖惟平，其稼多黍……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因此，司马错在分析伐蜀之利时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取蜀之后，蜀守李冰将开发蜀地的重点放在农业发展上，“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也”。西汉文翁踵武李冰，也致力于农田水利的建设，“穿湔江口，灌溉郫繁田千七百顷。”自此以后，巴蜀地区虽以稻作农业区别于北方的旱作农业，但却并不影响它成为历代中原王朝重要的农业区。

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定，在明清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巴蜀农业区主要限于四川盆地的平原与丘陵地带，其西部的横断山区和南部的大凉山河谷台地和山间坝子虽也适宜于农业生产，但无论是农业发展的规模还是农耕技术的改进，都无法与四川盆地相比。山坡地到近代虽也大多开垦为农地，但主要以玉米、土豆、荞麦等旱地农作物的栽培为主。因此，“横断山脉东缘—大凉山—大娄山—武陵山区”这一前后连接的“C”形山系，虽非农业生产的生态极限，但却是区分经济文化类型的事实边界。其南部的云贵高原，分布着大理、丽江、滇池等面积较大的坝子，历史上农业文明较为发达，也是中原王朝政治和文化所及之地。但是平坝周边的山区与河谷，大部分地区一直到解放初依然处于采集、狩猎的阶段，农业发展程度十分低下，是中国刀耕火种生计分布最为典型的地区。这自然造成中原王朝和华夏人群视云贵地区为不毛之地，其文化亦处于原始阶段的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云贵高原和周边的地区受限于独特的地貌特征，坝子与坝子之间多被山河阻隔，形成了互不统属的文化单位。而坝子周边山地中的人群和文化也千差万别，造就了复杂多元的文化类型。这种由山寨与坝子相间分布的地形特征，在古代有利于文化的独立发展，而不利于某一种文化的全面推进，这从云贵诸多地方政权发展的历史可见一斑：汉代的滇国依赖于滇池周边的平原，宋代的南诏兴起于苍山洱海之间，而明代沐氏土司则以丽江坝子为腹心，他们虽各自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却均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云南全区事实上的统一。

四、移民与族群：文化的“点一线”模式

人口结构也应该是思考华夏西南边缘形成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学的研究显示，民族的交流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学者米尔顿·M·戈登曾提出测度同化进程的七个变量：文化的同化、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态度上的彼此接受、行为上的彼此接受和公民的同化。两种不同文化从最初的接触到完成同化，是一个连续统一的过程，“中间有无数的过渡阶段，‘量变’逐渐积累而出现‘质变’。”以此观之，巴蜀仅在百余年内便全盘接受了华夏文化，不能简单归为华夏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或许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巴蜀“内地化”过程中，是生活在巴蜀地区的原住民认同了华夏文化，还是中原移民在人口结构上取代了原住民，而将华夏文化自然移植到巴蜀？关于此问题，苏联民族学家P·中伊茨的观点颇具启发，他认为：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国，导致代表当时北方文化的秦文化在四川广泛传播。但是认为，对亡了国的全体居民来说，接受这种文化是同时的和必然的行动，至少是不正确的。接受别的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某些成就，古代首先是统治群体的特权，而统治群体与该国全体居民通常不构成统一民族的整体。秦统治时期与秦统治前时期相比较，在楚、巴、蜀最稳定的葬礼的剧烈变化，可能证明，原先的主要民族从这些地区被排挤出去。

如果真如P·中伊茨所言，巴蜀地区的主要民族被排挤出去了，那么何以可能？他们又去了何方？这需要从当时巴国和蜀国的政治组织中寻找答案。考古资料已证实，秦并巴蜀时，巴蜀地区早已从部落社会发展到酋邦社会，具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酋邦社会虽出现了等级制度，“但血缘纽带依然存在，酋邦以血缘单位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此种政治组织形态决定了酋邦在战争中会以血缘组织为战斗单位实现全民参与，而一旦战败，则有可能与其王共存亡。但遗憾的是，文献对此多语焉不详，只留下一些片段的传说供后人揣测，如《蜀王本纪》曾记载，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有学者认为，这则神话的意义在于说明“在战争中失败的酋邦，其一部分民众成为征服者酋邦的臣民，一部分则随其首领逃亡”。我们由此有理由相信，巴与蜀被灭国后，定有大量臣民追随其首领逃亡。受地形影响，蜀国臣民被迫逃离成都平原而进入盆周山地，有的还沿交通孔道继续南迁至今中南半岛；而巴国却由于山河阻隔，秦国势力终难深入，大多数巴民不用逃亡而可保全。这也正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嘉陵江流域和三峡地区仍生活着诸多非华夏人群的原因。

除此之外，秦汉之前的巴蜀人口十分稀少。今天虽无秦汉以前人口数量的统计，但西汉元始二年（2）的户口统计数据显示，人口密度较高的巴郡、蜀郡和广汉郡分别为158，643户、268，279户、167，499户，而此时距秦灭巴蜀已历300余年，巴蜀地区不仅经济高度发达，而且已经历了数次动辄万户的移民入蜀，由此推知，秦灭巴蜀时的人口符合《蜀王本纪》所载：“时蜀民稀少。”在此背景下，“移秦民万家实之”，“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关中大饥……令民就食蜀汉”等持续不断的中原移民入蜀，必将从根本上改变巴蜀地区人口的构成，数代之后，这些移民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文化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巴蜀原住民。加之中原王朝不遗余力地推行华夏文化，巴蜀在文化类型和身份认同上均实现了从夷到夏的转变。

相对于巴蜀，藏彝走廊、云贵高原等地随着道路的开通和郡县的建立，西汉王朝也采用了“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等措施，但这些内地豪民只能沿道路开垦，其中部分虽进入山间坝子，但在人口数量上却并不占优势，有的甚至被当地族群同化。如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虽以兵威王滇，但最终却“变服，从其俗”，不仅未实现用夏变夷，反被夷所“化”，其原因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言，“楚文化比‘滇’要高得多，其所以变服从俗，是由于人口数量多寡的比例，不得不如此。”秦汉时期深入此区域的汉族移民也大多如此，但也有实力强劲之豪民，到汉末魏晋时期演变为南中大姓，成为汉族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他们多占据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坝子，且耕且守，即使为平坝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但其携带的华夏文化也终因关山阻隔而难以逾越坝子周围的山区，影响范围有限。殆至后世，无论唐宋、还是明清，云贵高原上汉族移民较集中、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仍多为平坝。如果从俯视的视角看历史上云贵高原汉族移民及其文化的空间分布形态，似乎乃是由无数的交通孔道连接大小不等的山间坝子而形成的“点—线”结合模式，但点线虽多却终未成“面”。

小 结

从西周到东汉，中国完成了从蕞尔小邦到大一统王朝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华夷边界，与生态界限高度吻合。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在获得“正统”后，都不忘致力于对此边界之外族群的统合，无论是唐宋的“羁縻”政治还是明清的“土司”制度，都代表着中原王朝纳四夷于华夏的决心。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虽民族平等取代了“华夷之辨”，民族区域自治取代了“封贡”与“盟誓”，新的民族分类也取代了帝制时代模糊的“蛮夷”表述，但从今日中国民族的分布形态中，依然可以看到形成于汉代的华夷边界的踪影。可以说这条基于自然生态的族群界限，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和文化的分布格局。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从“华夏边缘”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进程，开启了理解“中国”的新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华夏边缘看中国理应包括“内”与“外”两个维度：从“边缘”处回视华夏的扩张，看到的是“雪球式”推移的中国；从“边缘”处向外看“华夏”之外的族群，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中国，它们携手创造了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的现实。

作者简介

李国太，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巴蜀民俗文化。

原载于《地域文化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推荐：邓永江

图文编辑：吉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