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信息】

    书名：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

作者：吴晓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4-5

ISBN：9787108077974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北大开设的“20世纪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选讲”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吴晓东对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九位小说家独具慧眼的研究、对他欣赏的小说的别有会心的解读，不失为一种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回顾和盘点。虽然作者无意经营小说史的架构，但其宏阔视野却有助于我们对百年文学脉络的整体关照和把握，进而领悟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对小说家及小说形式的深层影响，以及为什么20世纪的小说令人感到“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

课堂上的即兴发挥和精彩议论，使本书在严谨缜密的学院派研究风格之外，更增添了几分潇洒而感性的亲和力。

【作者简介】

吴晓东，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年至1994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文学的诗性之灯》《废名·桥》《二十世纪的诗心》《文学性的命运》《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梦中的彩笔》《废墟的忧伤》《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如此愉悦、如此忧伤》《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辽远的国土——现代新诗的诗性空间》等。

【目录】

绪论

第一讲 小说的预言维度：《城堡》与卡夫卡

第二讲 回忆的诗学：《追忆似水年华》与普鲁斯特 

第三讲 20世纪的“圣经”：《尤利西斯》与乔伊斯

第四讲 小说的情境化：《白象似的群山》与海明威

第五讲 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喧哗与骚动》与福克纳

第六讲 迷宫的探索者：《交叉小径的花园》与博尔赫斯

第七讲 “物化”的世界：《嫉妒》与罗伯-格里耶

第八讲 魔幻与现实：《百年孤独》与马尔克斯

第九讲 对存在的勘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昆德拉

参考书目

后记

【选摘】

思索的小说

昆德拉把小说分为三种：一是叙事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大小仲马；二是描绘的小说，以福楼拜为代表；三是思索的小说。昆德拉大体上把自己的小说看成是思索的小说。在这种“思索的小说”中，叙事者不只是讲故事、推动叙事进程、下达叙事指令的人，昆德拉说在这种思索的小说中，叙事者更是提出问题的人，思索的人，整部小说的叙事都服从于这种问题和思索。譬如，昆德拉称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头第一页叙事者就在那儿，这个叙事者就是小说中的“我”。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叙事者“我”提出的哲学性命题：“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永劫回归’观。”由对这种“永劫回归”的思考，昆德拉引出了统摄全书的关于存在的“轻”与“重”的辨证。因此，这部小说是从哲学性质的思索开始的。东西方小说美学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对哲学化的、哲理性的小说评价不高，认为有观念化倾向，使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故事都沦为观念的例证。但昆德拉不管这一套，他直接宣称自己有一个雄心，就是要把小说与哲学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是以哲学家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而是以小说家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性思考。可以说，这种小说家式的哲学思考代表了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基本取向，比如卡夫卡，比如萨特、加缪、西蒙·波伏瓦，又比如黑塞，博尔赫斯也有这种倾向。因此，从小说学和诗学的角度解释这一倾向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而昆德拉的小说则把这一倾向推向了一个极端，并且给予这种倾向以一个命名，即“思索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我们可以看一看小说家的哲学思考与哲学家的哲学思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差别。

1.小说家更关注人物的基本境况

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收入了他和一个叫萨尔蒙的人的对话录，题目是《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

萨尔蒙：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内心独白贯穿整个小说，它是结构的基础和主要的写作手法。在您那里，起这种作用的是哲学的深思吗？

昆德拉：我觉得“哲学的”这个词不恰当。哲学在没有人物没有境况的条件下发展它的思想。

萨尔蒙：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开始就对尼采的永劫回归做了一番思考。如果这不是抽象地在没有人物没有境况的条件下做哲学的深思又是什么呢？

昆德拉：不！从小说的第一行开始，这个思考就直接地把一个人物——托马斯的基本境况引了进去。它把他的问题摆在那里：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里的存在之轻。

这一段对话告诉我们，小说家的出发点绝不是哲学命题本身，它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是叙事者在提出问题，其目的是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生存编码。同时，小说开头的思考正是因为它是针对着托马斯这一小说人物的生存境况而构想的，所以看上去哲学思考就具有了小说性。简单地说，就是小说家即使在思考哲学命题，他想到的也是笔下的人物和生存境遇。因此，哲学中的思想和小说中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根本区别。哲学在没有人物没有境况的条件下发展它的思想，而小说中的思想是为了引入人物的基本生存境况。可以说，尽管小说直到第一章的第三节才出现了托马斯，但为这个人物设置的规定情境却在前两节早已营造好了。看看托马斯是怎样出场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似乎只有凭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出场。首先引人注目的还是小说的叙事者“我”，告诉读者这是一个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里的人物，“多少年来”以及“凭借回想的折光”的字眼，使小说时空具有了回溯性，我们知道这可能是叙事者想了很久一直想讲的故事。但从哪里讲起来呢？叙事者接下来为托马斯选择的是这样一个情境：“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这就把托马斯带到了一个具体境况中，也把读者带到了具体境况。这个境况是由“我看见他”引出来的。可能每个有过写小说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这是小说家很高明的叙事伎俩。昆德拉从不讳言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他总是在小说中告诉读者他在虚构。前面我们涉及过小说第二章开头一段：

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托马斯就是“Einmalistkeinmal”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于胃里咕咕的低语声。

这就是叙事的自我指涉，有自指性，就是说小说家在小说中提示和交代他是怎样在叙事，怎样在虚构。许多现代小说中都有这种叙事的自我指涉，也叫元叙述，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而大量存在这种自我指涉的小说，理论家们就称它为元小说，或超小说、自反式的小说等等。昆德拉小说中的自我指涉则更多，他常常在小说中直接透露他是怎样在虚构。但在处理托马斯出场时昆德拉又让叙事者说“我看见他……”，仿佛叙事者真的看到了托马斯站在公寓窗台前不知所措的情景。这就是情境意义上的真实，同时又有情境意义上的具体性。这就是小说中托马斯的出场。

为什么叙事者选择了窗台前“不知所措”这一情境作为托马斯的出场呢？因为这一时刻是托马斯的女友特丽莎第一次从一个小镇来布拉格见托马斯，两个人待了一星期后特丽莎又回去了，剩下托马斯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小说叙事者认为这是托马斯生活中一个关键时刻，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不知道是应该把特丽莎重新叫回自己的身边还是就此算了。这是一个两难的境遇，也是蕴含着哲理内容的境遇。因为这一境遇直接关涉和印证着叙事者一开头就提出的哲学命题——关于尼采的“永劫回归”的命题，即命运只有是轮回的，才有重复，才有规律和意义，否则都只具有一次性，就会像德国谚语“Einmalistkeinmal”说的那样：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没有发生过，而我们所说的生活，也就成了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永远也完成不了。因此托马斯是否能再见到特丽莎不仅关系到托马斯未来的生活能否改变，更关系到生存的意义本身，关系到轻与重，关系到生存的某些终极性命题。可以说，小说一开头就把托马斯放在一个关键的情境中，一个重大选择的关口。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曾给我们讲过他在安庆坐长江轮渡时的一次体验。他说他那一次一直远远地注视着一个在船头迎风伫立的女孩子，女孩的红色的纱巾或裙裾（我忘了季节，如果是冬天就是纱巾，如果是夏天则是裙裾）迎风飘举。他说那是他有生之年见到的最美丽的一个女孩以及最动人的形象。然而我的同学说他当时最真切的体验是一种彻底的绝望。因为他知道以后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遇上这个形象，这次机遇就成为一次性的，留给人的，就是一种无限怅惘的感觉。按昆德拉的思考，我们可以说，我的同学真的遇见过那个最动人的景象吗？如果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一次性的机遇带给他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站在窗前不知所措，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的墙上的托马斯在思考的正是与此相似的问题。这就是昆德拉所构思的托马斯的出场，它是由叙事者的哲学思考带出来的，但它又的确是“小说家”的哲学思考，因为它是小说人物的一个基本境况，蕴含着值得深思的内涵。 

感谢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授权转载。

文章转载于《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24年6月19日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图片：任淑媛老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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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