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主题及或隐或现的后现代理念一直贯穿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而这可能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题介入和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内在坐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各类文本话语呈现出内蕴丰富的意味，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特征，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程的必然。强调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和视野，注重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生产，探究这种生产构成和运作流程的内在文化逻辑及文化转向，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念调适和操作实践来说十分迫切。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学事实；文学生产；文学理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理念

文学理论是人类文学活动规律的总结，到目前，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是都能够阐释说明所有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普世、也是普适的。但是，理论在运用时总是表明或流露出使用者主体选择某一理论的动机，不管是出于社会性的功利要求，还是出于民族自我的尊严或自我保护，或者是出于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私我用心，动机决定了使用者对某种文学理论的乐此不疲操作和留恋不舍的标准。同样，文学理论其实每天面对的和需要阐释的问题是，为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学现象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在西南、中南、华南地区是这样，而在西北的新疆就不是那样的文学事实？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创作和批评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所有呈现，都是少数民族主体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是需要文学理论和批评来予以阐释和说明的。

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关注文本的内在结构变化

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与内容与主流汉文学的研究确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在这个“有点”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和区别。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因为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原因，具有特殊性，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不管作为一个汉族研究者你是否抱有对历史的承认理解和同情宽容之意，这个特殊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无法消失的。所以，当经过一段时间诸多西方理论的旅行之后；当我们用当代中国主流文学的研究范式来打量并介入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时；同时，当我们身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区域性环境，把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诉诸于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区域性环境中对自己理论进行感性验证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正在操作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似乎不能完整地阐释说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现象，也不能真正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事实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生成动因。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思路是从文学反映论出发，从创作与意识的关系出发，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人的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与反映，文学是现实的模仿，文学通过语言创造反映现实，反映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在对历史的反映呈现和叙述时，预先设置的历史进程或面貌被宏观叙事崇高化，用英雄人物代替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芸芸众生，通过疏离日常生活和非个人化的叙事来表现社会组织集团的世界观及精神价值取向，并始终与之同构。文学反映论变为主流意识形态表现论的简单传递。这是一种相对单一静态的理论范式。同汉文学一样，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长期文学反映论的决定性影响下，在创作上看，作品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少数民族生活的反映和表现，是对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各民族团结、各民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建设等主旋律的歌颂和赞美，甚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也成为反映时代阶级和路线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工具。如在新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新疆有不少各民族作家和诗人，也都像铁依甫江·艾力耶夫那样：

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立刻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向敌人发起了反击。／／敌人吓得发抖了，／悄声的躲进了黑暗的沟渠，／用‘民族’称号来掩盖丑恶的嘴脸。／紧紧追！我们从四面八方乘胜追击！／‘举起手来！／／赶快放下武器！／你们的失败是历史注定的……’，／我们的声音震天动地。／／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民族。／要彻底根除意识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有一天，人们都会把这肮脏的名词忘记。”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现在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看，这样的作品很多。虽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也不乏主观表现抒写的作品，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主观化表现的作品仍然是在反映论影响下的创作，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主旋律之歌。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从创作看，对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歌颂和美化的少数民族作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是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对民族日常生活、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主体性的单向性强烈表达。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他族的人物形象，这在多民族地区的城市生活中是难以理解的。一个城市里的某个民族居民在日常的生活中，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的同事、职业者、邻居发生各种自在性的联系，而这种自在性的联系本身是每个民族日常生活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是现实主义叙述的话，那么这种少数民族日常性的生活表达中应该是有“他者”民族存在的。因为“从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看，虽然，叙事不同于日常生活，指称的是有顺序的虚构作品，叙事比日常生活要集中、概括，叙事要突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冲突、问题、威胁或使生活变得复杂的任何事物；而日常生活往往被看成是真实的、自在性的、相对平凡的。这是因为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构成了任何个体存在的基础。”所以，日常社会已成为现代性的表征或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如果有意为之地淡化或缺少这种不同个体、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仅仅是单一性的族群个体叙事，这显然是力图用鲜明的民族主体性作为文学最高和最终的价值目标，并以此来回避、遮蔽或代替全社会的公共性。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创作倾向对部分或个别民族作家来说趋之若鹜，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实践中并非鲜见。

另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实践中，部分或个别民族作家通过多种文化关系的表现对主流社会及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疏离。一些作家不想让自己的本民族概念化、抽象化、诗意化，而是想让民族在自己的笔下具体起来，常常在对本民族往昔和当下的具体表述过程中，大肆赞美和铺陈具有民族文化身份意味的自然地理、故事传说和各类古今人物等等。相反，非民族文化身份在这里仅仅是作为参照物被简单地提及，当然有时也会被作为反讽的对象加以呈现和描述。在这里，不管是寓意象征还是挪揄反讽，都隐含着与“他者”文化的潜在区隔。

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在今天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再仅仅是反映表现出来的。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从文学制度的视角看，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少数民族文学”被提出来后，就已经被国家组织化地进行了“生产”，只不过这种“生产”是统一化的也是同一性的“生产”。这种“生产”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学必须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致和反映表现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民族新生活的规约基础上的。在文学被高度组织化并成为社会时代的关注中心时，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材料来自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和灌输，这样的“生产”只能是反映表现，或者说是被反映、被表现。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当文学从社会时代的中心被挪移至别处时，被高度组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生产”与汉文学一样，都面临着对反映表现对象的重新考量整合，文学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规约中走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很难再重新进入。挪移至别处“边缘”化的文学很容易在多种文学生产材料和文学消费者面前另起炉灶，这同样对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是一个契机。少数民族文学要借此完成本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补课”，并积极介入当代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中。虽然，少数民族文学也同样处于边缘境遇，但由于民族主体意识的强化，部分民族作家个体不受制于机制的约束，创作相对自由，他们可以从容地进行关于本民族进入现代进程的虚构叙事及历史想象抒写，并采用传统的口头文学样式和大数据时代文学的多种方式进行影响传播。这时，少数民族文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所表达的知识和意义，就不再单纯是社会历史事件的被动反映或者主观意向的表现，而是一种积极生产、一种主动建构了。

如在新疆维吾尔当代口头文学中，阿凡提式的机智、幽默、辛辣，以及经过知识分子文学处理后的隐喻、反讽等意味，同时出现在一个个笑话故事或段子之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包含着民族知识情感共同体的表达。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当代口头文学中，时常都可以看到在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场的语境中各自机智地表现本民族或族群身份意识优越性的笑话、故事、段子、扯淡等。乡村的不说，就目前城市口头文学——笑话的创作者队伍看，传统专业的“恰克恰克奇”仍然存在，而且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恰克恰克奇”的队伍，这些“恰克恰克奇”的参与使得口头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其中的社会政治性意味也日趋浓郁。这些口头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十分广泛普及，成为新疆各民族大众随时可以感知并融入其中的文学事实存在。

创作是如此，民族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批评不仅是简单地就作品而言，也开始面向社会，运用交叉学科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文化批评。其中涉及到少数民族自身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主义意识、边缘与中心等问题。文学批评对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批评理念进行边缘化的处理，展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政治、权力的挑战，并以此作为原料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这时，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通过两种路径被生产出来：一是作为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批评者的生产，这是一种采用了多种意识形态作为原料，经过提炼加工后的民族主体性的再生产，批评指向的意味是比较单纯的，一般都是对本民族作家作品的认同性肯定和文学文本客观意味的深层发掘，通过这样的发掘，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拥有的现代民族想象。二是作为非本民族的“他者”民族身份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者的生产，这种生产既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民族主体性的解读，也是通过对这种民族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辨认，指出其中的文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结构。

通过对文本的关注和阅读过程，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出现。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文本中并不鲜见，为什么要特指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呢？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离心结构不仅具有汉文学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所具有的一切意识形态意味，而且还具有汉文学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所不具有的内容。一般地讲，用汉文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性的考量研究，虽然作为文学都“直面当下共同面对的资本及权力挤压问题”，但那些理论和方法不能穷尽个别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诸多意味，无法真正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内在性结构层次，也无法作出完整的科学认知性判断。

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关注作为文本的差异性生产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什么会有与汉文学不同的差异呢？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因素。

1.民族文学传统的因素。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的传统不同，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淡化文学的功能，有的强化文学的功能。如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心目中，文学是神圣而伟大的东西，具有永恒的教育功能，所以，文学不能脱离社会和传统文化。在回族文学的表达中，不仅具有与维吾尔人同样的文学理念，而且强调文学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与汉族区别的伊斯兰教特质。在藏族文学的母题中，文学对藏传佛教的敬信必须要被得到表现。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性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简单的社会反映论是无法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在反映论决定影响下文本中既具体又细微的变化，这些文本变化中既有对反映论要求的改造变异，又有用民族文学传统来取而代之主流反映论要求的欲望意志。这种文本构成本身就体现了文学作为生产的性质。

2.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位置。主流文化以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兼容着市场经济、大众、消费等文化的要素。少数民族文化必然要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这个毋庸置疑，长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事实反映了主流文化的无所不在。少数民族区域在20世纪50年代后接受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被强化树立了主流政治的信仰和信念，也建立起具有强大约束性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国家中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和制度的限制和保障下，作为区域的少数民族社会必须在统一的范围内运作。但进入到90年代，这个有限的空间被部分突破，少数民族中的部分个人开始冲击来自主流文化的限制，极力要回复到民族自身的利益上，以自身生存利益为基础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他们在边缘区域的日常生活中延续自己的文化形态，并用这种来自民族生存本能的历史传统文化形态与主流文化进行博弈，在民族的当下性日常生活中寻求民族的历史进程。作家把这些历史的碎片重新组织起来，使它产生更多的另外意义，而这个意义有时可能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3.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体性吁求。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也是多年来被约束、阻断和遮蔽的民族意识激烈反弹的结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追求在少数民族人群中屡见不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原料来进行民族的想象重建，这种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体性吁求带来的是对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加工生产。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看，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强调和表现是民族文学内在的贯穿性内容，因为这体现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性表征。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所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生产实际上是20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体性不断孕育生成和持续性生产的结果，而这一切必然要在文学文本中呈现。

4.对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性功能的改变。因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维护性的功能，这种功能在少数民族人群中有人会认为，这是对多数族的维护，而不是少数民族，所以需要通过少数民族文学文本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的维护性功能。这时，个别少数民族文学文本通过利用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自身提出诘难，通过文本的混乱、矛盾、不足、不在场使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审视的对象。在这时，文本没有有机完整统一的中心结构要素，其结构是意识形态含义不断冲突、歧异丛生的离心结，通过这种结构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意味。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里国家的规约与控制无所不在，这就使得日常生活成为政治化的生活。当日常生活政治化后，对于社会文化中不同层次的文化创造性力量来说，就必然会运用多种方式来消解政治权力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对大众而言，就要运用多种日常生活中的玩笑、隐喻、双关等话语方式来消解政治的各种规约、权威。文学话语深受社会语境和权力的影响，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同样可以看到其在历史的过程中是如何受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规约和型塑。随着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强，国家不仅力图在行为上控制，而且还深入至意识形态领域，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使他们生活的各方面都留下权力的痕迹。但是，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不断加强，面对这种日常生活政治化，有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会采用一种曲折的话语方式来解构、抵抗隐藏于公众文本中的权力关系，即政治生活化。文本话语的“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地‘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在当代少数民族个别作家的文本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话语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政治化的表达。虽然，这样的表达不一定都是作者能够自觉意识到的，但在文本中确实表达了部分少数民族人群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特征。显然，这种表达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这反映了国家与少数民族中部分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

然而，对于通过国家正式出版渠道出版或者刊发的此类文学文本，有时候会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定。同时，用政治生活化的手段在文学文本中进行叙事或抒写还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积累体认，并且要具备相当的修辞技巧，这是一个来自客观和主观的多重限制。当正常的表现渠道受限时，口头民间文学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些当代口头民间文学在继承本民族传统的同时，在内容上赋予了特定的时代意义，在形式上丰富多彩，挪揄反讽、逗笑刺激，具有本民族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幽默形式。笑话作为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主要是在特定的轻松环境中被叙述的。这里娱乐是目的，但在娱乐中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看法和理解，也具有价值取向的功能，对大众的社会认识理念产生一定的导向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口头文学通过广泛的传播方式会对接受者产生一种概念性的判断，并形成一种定势思维，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他者民族进行自主性的区隔。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文本通过生产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内在意味，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要加以关注的。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曾经统一化的颂歌和今天不同民族身份主体可能有的梦想，需要用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去看待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批评过程？是坚持传统的文学反映理论，还是采用文学生产理论，或者在这二者间兼顾之？在笔者看来，这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范式理念转变的一个基础性要求，不可不认真面对。

文学活动具有建构和生产的双重性，文学活动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不管是从20世纪初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启蒙开始，还是50年代后的少数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因为谁也无法否认文学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且不说在文学作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时期。从革命、解放到当家做主，从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阶级路线斗争，从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从全球化到消费主义、社会福利、生态主义等等，明确的现代性主题以及或隐或现的后现代理念都贯穿在历史景观的生动呈现之中。而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题介入和意识形态意味生产的内在坐标。在这时，“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决定了知识的形成及其可能的领域。”因此，强调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和视野，尤其是注重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生产，探究这种生产构成和运作流程的内在文化逻辑及文化转向，对于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念调适和操作实践来说十分迫切。

原文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76-180页，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文。

文章推荐：刘亚娟；图文编辑：张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