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国总书目》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履，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氏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王造时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厥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梳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从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61种)， 李天纲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6250.00元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