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霓 许远卓 | 阐释学视角下外国史诗汉译对民族史诗英译的指导作用研究 ——以《贝奥武夫》和《苗族古歌》为例 发布日期:2024-05-14   作者:黄云霓 许远卓   点击数:48  

 

阐释学视角下外国史诗汉译对民族史诗英译的指导作用研究

——以《贝奥武夫》和《苗族古歌》为例

 

摘要民族史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但其现存英译版本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外国史诗汉译较为成熟,对我国少数民族史诗英译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本文基于《贝奥武夫》汉译和《苗族古歌》英译中的翻译现象,从阐释学视角出发,从视域融合、斯坦纳翻译步骤和修辞学的阐释三个角度展开对比分析,旨在指导民族史诗英译,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阐释学;《贝奥武夫》;《苗族古歌》;汉译;英译

一、阐释学翻译理论及其应用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基本定义是“解释的艺术”,研究对象为“理解——表达”的过程,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系统提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是现代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既然历史的局限性无法被克服,不如正确地适应和评价它。现代阐释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理解的历史性、偏见和视域融合。

作为方法论的阐释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被广泛运用,法国文学批评家斯坦纳从中衍生出了阐释学翻译理论。斯坦纳将“视域融合”概念运用到翻译领域,对“译者主体性”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阐释学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信赖——入侵——吸收——补偿”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翻译学中的“视域融合”指原文文本的视域须首先与译者的视域相互融合(柴橚、袁洪庚,2013);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指以翻译为媒介对自身目的进行表达,即译者掌握了译文的主动权。“信赖”(Trust)指译者选择翻译文本时对文本意义和自身兴趣的认可,“入侵”(Penetration)指译者竭尽所能理解原文文本,“吸收”(Embodiment)指译者运用自身素养将对原文的理解用目的语进行重组,“补偿”(Restitution)指对上述三个步骤中产生的瑕疵进行弥补的再创造过程。

阐释学在翻译中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对宗教和法律文献的翻译,但其在地方文学翻译中的研究甚少。随着骑士和贵族阶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缺乏文化知识的读者以其业已形成的经验阻碍了地方文学的阐释。为了解决这种阐释鸿沟,盎格鲁和诺曼的历史学家从实用角度对拉丁文内容进行注解,增加了史料的权威性,通过语际转换在目标读者和源文本构建理解桥梁。在此之后,诸多拉丁文作品被翻译成具有方言特色的译本。Philippe认为阐释能够将地方文学背后的文化传统加以补充呈现;Jerome承袭古典传统,重构了阐释的模型,提出了功利主义阐释(Utilitarian Hermeneutics),认为阐释的目的是“绝对意义的畅通无阻”(Copeland,2011),为历史文学(如史诗传奇)的翻译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Thomas以语言转换为目的,在Jerome的基础上从修辞学和美学的角度进行作品阐释(Grint,1999)。到了20世纪晚期,作为文学作品接受过程中的译者阐释通过“记录”和“整合”被广泛应用于语际转换中。

二、阐释学视角下《贝奥武夫》汉译对《苗族古歌》英译的指导案例分析

(一)视域融合

2010年起,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开始在翻译实践中得以运用,其过程如下图所示。Remmon(2013)强调“译者媒介说”,Brainerd&Benrilo(2018)提出“翻译的使命”应关注视域融合。在此之后,视域融合渐渐走入了国学英译视野。ShuaiWang(2020)指出其翻译应“扎根历史”。由此可见,用其指导民族史诗英译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视域融合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1.视域融合在《贝奥武夫》(以下简称《贝》)汉译中的体现

史诗是诗学和历史学的融合,其用词应与读者产生适当的审美距离,在此之下通过解释用典接近读者自身文化传统以增强其可读性。例如:译者将of halls the noblest进行归化,以中国文化中比喻帝位政权的“鹿”作为大厅的雅称,译为“鹿厅”。此外,视域融合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源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译者并非直接翻译Scylding一词,而是根据该部族崇尚风的习俗将其异化为“风族”,并加以注解,遵循了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而面对文本残缺的问题,译者需适时发挥主体性,通过增译的形式帮助读者接近原文。译者在翻译UNFERTH spake时增译了“辩士”二字,既交代了翁弗思的身份,也在注解中阐释了其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互文性,便于读者理解。总之,视域融合能弥合史诗翻译中的阐释鸿沟,丈量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赋予其更多的可读性。

2.《贝》汉译中视域融合的运用对《苗族古歌》(以下简称《苗》)英译的指导

视域融合在《贝》汉译中的运用对《苗》英译中的文化负载词阐释具有指导意义。翻译时应遵循“理解的历史性”,对译文加以注解,在读者视野和作者视野产生较大距离时适时发挥译者主体性。具体案例如下:

 

《苗》中的意象常以成双成对的“形近”形式出现,此类意象多为文化负载词;但“形近”的两词有时描述同一意象,有时描述两个不同意象。本处“岩柱”和“石柱”即为两个不同意象,故需译为两物。《苗》中的其他的文化负载词包括“豚犬”“吃粟”“我们吃肉把舌看”这类蕴含着大量中国文化的词汇;为使原文文本的视域需与译者的视域相互融合,译者需充分发挥其主体性,通过大量的文化考证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而非仅停留在意象的形式对等上。

(二)“信赖——入侵——吸收——补偿”的翻译步骤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趋势,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阐释中愈发重要。崔瑶(2008)分析了译者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及其他主体意识对翻译效果的影响,师莹(2009)在此基础上对译者的写作特点和翻译意图进行探究,胡晓莹(2013)则引用译者口述资料佐证其对源文本的信赖,并援引实例佐证其补偿性。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在斯坦纳的翻译步骤中得以发挥,也是史诗翻译实践中值得采纳的方针。

1.翻译步骤在《贝》汉译中的体现

冯象(以下简称“冯”)的译本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对翻译步骤的运用已随处可见。他在译者序中阐明了其对于源文本的选择,即《贝》的古英语版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作品本身的真实性,体现了其对源文本的信赖。在此基础上,冯对原文中一些有违常理的现象(如将“fire on the waters”译为“水上鬼火”,将“the light-of-battlewas loath tobite,to harm the heart”译为“战剑咬不住生命”等)开展入侵,塑造其在文本视域内的合理性。对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如将“thirty of the thanes”译为“三十个战

”,将“a raven black the rapture-of-heaven”译为“渡鸦报晓”等)赋予归化阐释,吸收文化间的异同搭建理解桥梁。考虑到手稿残缺可能导致的阅读困难,冯又参考了《贝》的诸多现代英语译本和阐释论著,对文本中交代不明的内容进行补偿。综上所述,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较为成功地弥合了文化差异导致的阐释鸿沟,使文本易于读者理解。

2.《贝》汉译中翻译步骤的运用对《苗》英译的指导

笔者在进行《苗》英译时借鉴了翻译步骤在《贝》中的运用,选择可靠的源文本,将原文中有违常理的现象开展入侵,在面对文化差异时搭建理解桥梁,以及参考《苗》的苗语版本和其他苗族文化专著对《苗》汉译本中交代不明的内容进行补偿。具体案例如下:

 

由此可见,第一,笔者因苗语的理解困难,选择了由陶小平汉译的《苗》作为原文本,此译本隶属于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项目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因此对源文本的权威性较为信赖;第二,《苗》中有大量的表达其语境义的文化负载词,而它们的语境义与本义不一致。对这些内容译者需加以入侵、深化理解,以提高译文的准确性;第三,《苗》中也有大量内容在进行语言形式的转换进入目的语文化后,与原文文化的内核出现偏差,若仅通过直译可能使外国读者出现理解歧义;因此这些地方需要在翻译时吸收文化间的异同,进行一定程度的归化阐释;第四,《苗》因其一定的神话性质,部分地方交代不明且难以考证;这尤其体现在数字单位上。这些地方在翻译时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进行补偿,尽量通过理解上下文或史实考证的方法还原其语境义,其中一部分可采用模糊化处理等方法。

(三)修辞学的阐释

1.修辞学的阐释在《贝》汉译中的体现

1)比兴

比兴在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陕北地方文学中更是显著。再纳汗·阿不多(2011)认为在翻译维吾尔族诗歌时在喻体非共知性的状况下应译出隐喻内容,王占斌、陈大亮(2014)提出“再现原文外在衔接、内在关联和建构新的寓意关联”三种策略,周凡雅(2017)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分析比兴的“三维转换”。可见,比兴修辞的民族翻译研究与实践硕果累累,但英语修辞中并无此类。然而,冯译《贝》将“another year”译为“新的一年”,且加以比兴的归化阐释,可见在比兴手法上中英地方文学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2)套喻(kenning)

套喻属英语诗歌中较为独特的修辞,但我国鲜有学者研究本土文学中的套喻现象。伍小玲(2015)对概念整合模型阐释套喻现象进行批判,指出其对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冯译《贝》时参考古英语原文,将“laenelif”译为“生命的匆匆旅程”,保留了原文的修辞特征,也启迪笔者在英译民族史诗时可尝试挖掘其套喻现象,以此促进英语读者理解。

3)重复

重复在中英史诗中均有出现,但对此不同译者之处理办法不同。张声震(1991)在翻译壮族史诗《布洛经陀诗》时对章节重复部分进行删除,而葛浩文在翻译萧红《呼兰河传》和《生死场》时却选择保留中国语言的重复之美。冯译《贝》时同样对重复部分进行保留处理,并加以注解阐释其原因。

2.《贝》汉译中修辞学阐释的运用对《苗》英译的指导笔者在进行《苗》英译时借鉴了修辞学的阐释在《贝》中的运用,本处以比兴、套喻、重复为例,详见下表:

 

由此可见,“比兴”作为一种中文修辞手法,强调在英译时需首先考查喻体的文化共知性,进而在目的语中建构新的寓意关联,才能满足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间的“三维转换”。“套喻(kenning)”作为一种英文修辞手法,对《苗》英译的指导作用在于首先敏锐抓住中文中的复合词,再从复合、婉言、隐喻和转喻这四个维度切入分析,进而进行概念整合,使译文呈现出复合词的整合效应。“重复”作为一种中英文中都存在的修辞手法,可根据语境将表意接近的语句或语篇进行重复,使语篇在语句逻辑和段落整齐上都做到统一,进而增进译文的连贯性和音律美。

此外,《苗》英译时其他修辞学类的阐释方法的运用均可参考“比兴”“套喻(kenning)”和“重复”所具备的文化特征加以灵活运用,并始终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作为阐释目的。

三、阐释学视角下英文史诗汉译对我国民族史诗英译的指导作用探讨

由此可见,基于《贝》冯译本剖析阐释学理论中视域融合、翻译四步骤和修辞阐释的具体用法能较为有效地提高民族史诗英译的质量。需要强调的是,“视域融合”中囊括了作者和译者两个视域,在出现视域分化时将产生融合差异,因此译者在其视域下需积极面对视域分化,充分考证相应文化传统,努力感知相应先理解,以达成较好的翻译局面。“补偿”强调发挥译者主体性,通过理解上下文、史实考证和模糊化处理等方法应对文化差异所致的不可译性。“套喻(kenning)”系英语文学中特有的修辞方法,基于对《贝》冯译本的分析,笔者方将《苗》中的大量复合词进行语义拆分和概念整合,呈现出整合效应。

中英文史诗均是依托史实开展的文学创作,其文体对等的共同特征使之在方法和内容上具备较强的互文性。由于现存英文史诗的汉译本资源较之我国民族史诗的英译本更为丰富,因此这种“互文性”在方法论上地体现为从汉译译文指导英译实践,即英文史诗的汉译本可作为民族史诗英译过程中具象化运用翻译理论的直接论据。

四、结语

  总之,史诗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记载着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发展。无论是《贝》后的日耳曼民族,还是《苗》后的苗族,都蕴藏着早期人们丰富的智慧结晶和卓越的刚强品质。正是这样的品质,薪火相传,催人奋进,在民族的血脉里绵延不息。通过翻译阐释这一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手段,搭建互文关联,探索表达异同,推动文化交流互通,有助于繁荣世界文化,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原文刊载于《文化传播》2023年第27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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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