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春 杨 林 |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 ——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发布日期:2024-05-14   作者:刘怡春,杨 林   点击数:56  

 

藏族文学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译者网络

——以葛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为例

 

要:藏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代表,凝结了藏族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以葛浩文英译阿来“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为例,结合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探讨了译者在译介藏族文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显形、隐身与伦理。

关键词:藏族文学翻译;译者的角色;葛浩文;《格萨尔王》

作为一部活态英雄史诗,《格萨尔》叙述了格萨尔王一生出生入死的征战史。它从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展示并反映了藏族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长期以来我国藏族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其漫长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凝结并沉淀了藏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使其成为我们认识、了解和研究藏族历史、宗教、政治、军事、语言、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格萨尔》史诗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其传播区域不仅包括涉藏地区,还有其他广阔区域,它结构形式奇伟壮观,叙事规模宏大,为众多族群所共享,堪称世界史诗之最。《格萨尔》是世世代代藏族人民的精神寄托,它体现了藏族人民的叙事传统、价值认同。同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一样,《格萨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藏族作家阿来根据《格萨尔》英雄史诗创作了“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该小说由美国汉学家、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创译之后,便开启了它的世界文化之旅。葛译《格萨尔王》把藏族文学和文化呈现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使域外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藏族文学和文化。这期间译者担当了重要角色,葛浩文凭着其对中文、中国文学以及翻译的热爱,把一部部自己喜欢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开启了中国文学作品的世界之旅,正如他个人坦言“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喜欢翻译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我喜欢创造性和忠于原著之间的紧张,甚至是必要的妥协。”《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从民间的口耳相传到民族作家的转译再创,再到汉学家的创译,经历了二度翻译和双重书写,这不仅使格萨尔民族英雄形象跨越时空界限,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还充分体现了这部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不朽的文学价值及其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一、《格萨尔》的转译、创译与世界之旅

“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藏族作家阿来以藏族民间流传的活态英雄史诗《格萨尔》为蓝本,用非母语形式(国家通用语)转译再创了“重述神话”小说《格萨尔王》。与许多民间说唱艺人一样,阿来的国家通用语转译、再创,使这部史诗在民间传唱已久的藏族人民的共同记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延续,为更多族群所分享,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不论是民间艺人生动的说唱表演,还是阿来的国家通用语文本转译和再创,都是《格萨尔》英雄史诗在不同地域和时空流布过程中的民族历史积淀与民族文化传承。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民间艺人所使用的是民族语言藏语,以口耳相传这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唱着英雄赞歌;而阿来则是以国家通用语为传播介质,以小说文本这种极具想象力的文学形式向更广大范围的读者分享着藏族传统民间故事,传播我国藏族独特的史诗文化。阿来的“重述神话”非母语再创(转译、创译)让更多不懂民族语言的国家通用语读者也有机会接触并深入了解具有独特魅力的我国藏族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这对于增进我国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藏族与汉族之间、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团结和友爱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对“活态”史诗《格萨尔》的首次小说演绎和本源阐释,作者阿来以帝王传说为基点,突出格萨尔王作为人而不是神的一面,而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也改变了史诗的佛教色彩和返回天界的隐喻,因此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趣味。此外,在史诗转译和再创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史诗原文贴近生活的真实性和藏族文化底蕴,阿来在小说中保留了说唱艺人晋美的唱词和对话部分,这是因为对话作为体现史诗源于生活真实性的主要手段和连接叙事的重组成部分,是塑造英雄形象和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展开的关键要素。《格萨尔》史诗经过转译、创译和双重书写后,由原初的说唱活态艺术形式转变为固态的文本叙述形式,将唱词和对话保留下来,形象生动地保留并再现了史诗原初内容和风貌。通过民译和汉译两次转译和创译的过程,《格萨尔》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作了极为生动的阐释和说明。《格萨尔》在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民译、口译传唱、转译和再创,使这部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经过历史的沉淀、凝结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华大地各民族的共同记忆。

小说的英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至少是因为“阿来,其原文本的生成本身就具有了文化转码性质,在汉译英的二度转译和创译中,这种转码又出现了二重转变,并在其过程中,具备了多重的视域,使文本的焦点与意义产生了多重的覆盖与摹写,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从藏语到国家通用语再到英语的两度创译、转译和双重书写,使《格萨尔》开启了文本的世界之旅。小说的再创和转译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所了解的具有神秘传奇色彩的涉藏地区民俗风情和藏族民间文化,对于国家通用语读者和域外读者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大的吸引力。

《格萨尔王》英译本(The Song of King Gesar)语言纯正、契合人物身份、真实自然、行文流畅、完美地将这部“重述神话”的小说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译文严格按照原文叙事进行翻译,很好地保留了阿来再创小说原文的叙述风格,将说唱艺人的讲述与故事叙述交叉进行,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史诗原有的风貌,激发了读者强烈的兴趣。同时,译本很好地体现了葛浩文一贯秉承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在葛译本中,我们发现标题翻译并没有生硬地遵照原文,而是大胆地选用了通俗易懂的词语,紧扣原文语义,看起来近乎直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信”的翻译标准。实际上,从原文和译文整体对比而言,葛浩文所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体现出他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一贯的翻译主张:“think globally,edit locally”,即“全球思维,本土创译”。

小说《格萨尔王》的史诗情节和文中所体现出的史诗原初风貌和形态的对话和唱词令读者难以忘怀,将其保留并生动地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是十分必要的。葛译本很好地体现了原作的风格和特点,选择恰当契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将唱词和对话保留下来,生动再现了藏族文化的特质和精髓。在我国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下,该译本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藏族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藏族文学和文化、读懂中国,减少和消除对中国的曲解和误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与异化,作为翻译策略,最早是由现代新教神学和德国阐释学的奠基者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提出的。早在 1813 年他就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说,该文对后世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演说中,施莱尔马赫区分了两类译者:从事商业文本翻译的商业文本译者和从事学术及艺术文本的学术文本译者。他认为第二类译者能够在更高的创造性层面上为语言注入新的活力。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翻译的真正问题在于如何把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联系在一起。他超越了严格的字对字和意对意,直译、忠实和意译等问题,认为对于“真正的”译者来说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使作者靠近读者;要么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使读者靠近作者。施莱尔马赫个人倾向于让读者适应作者的“陌生化”策略,强调要突出原作的异质文化价值,通过使译文在选词、用词方面与源语文本保持一致方法来保证对原文的忠实,而不是采取“顺化”的策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后来韦努蒂借鉴吸收了“陌生化”和“顺化”的对立思想,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概念。

归化和异化都涉及对源语文本和翻译方法的选择。归化“用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遵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它要求翻译必须透明、流畅、隐形,将译文的异质化成分最小化;异化则“采用目标语文化中主导价值观所排斥的方法翻译所选择的外语文本。归化与异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它们与译者的伦理选择有关,都是为了扩大目的语文化的范畴。换句话说,“归化”与“异化”从根本上反映了译者处理外语文本和对待域外文化的伦理态度,以及在具体翻译实践操作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以达到译者所期待的效果;而“流畅”和“抵抗”这样的词语则从根本上表明了与读者认知过程相关的翻译策略的话语特征。归化与异化在伦理层面的关系表现为归化顺应译入语文化价值观,而异化则强调突显文化的异质性;在话语层面上,归化体现为流畅的表达,融入译入语规范的“透明阅读”,而异化体现为挑战译入语规范的抵抗式阅读。

在西方出版界,“透明的翻译”即归化式译法一直是翻译的主流,为了尽可能多的减少译文读者的阅读障碍,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译者们想尽一切办法,使译本通顺、流畅、透明,对于那些由于源语与译语间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难以理解而需要解释的内容,译者通常会选择在文中插入具有解释性的成分,这样便与正文浑然一体,不仅增强了译文的连贯性,也不会影响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对异域文化的感受。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读者的期待和要求始终是译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的意图能否实现、文本的意义能否表达出来、读者的期待是否能够满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翻译的目的能否实现,同时,这也是衡量翻译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翻译不只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一个文本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旅行的过程,译者从一个语言的世界跨越到另一个语言的世界,期间充满了冲突和隔阂,成功的译者总是穿梭于矛盾与冲突之中,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层层障碍,去协调冲突,促进双方的了解与沟通,在异同与得失之间不断进行“选择”“平衡”与“变通”,在“归化”与“异化”的两极中去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度,从而尽可能完美地将原作以另一种语言呈现给读者,实现跨文化沟通的目的。

葛浩文在翻译阿来小说《格萨尔王》的过程中经常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大胆地对原作进行了改写、增添或删减,以使译本更好地符合西方世界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译本语言本真地道、契合人物身份、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完美地将阿来的这部“重述神话”小说呈现给域外英语世界的读者。英译本没有目录,正文部分分为: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个部分,每部分下列多个小标题,主线和副线交错进行,结构安排上与原文一致,各个标题与原文一一对应。此外,在英译的过程中,葛浩文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灵活处理具有文化标签的词语,这样不仅消除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隔阂,使译文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西方世界所接受,减少了西方世界因为不了解我国藏族文化而产生的曲解和误读,从而增进了域外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正确理解与接受度。

三、文学作品翻译的制约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文化学派的先驱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他们认为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之间语言结构的转换,还涉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层面的转换。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同时也须考虑到地域文化因素,文学翻译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种媒介,如若在翻译时,一味追求“忠实性”的原则,而忽略不同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则会影响作品真正文化内涵的传递。

翻译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而且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实际上,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文化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的方法。翻译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文化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策略的选择。成功的翻译应该重视源语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功能等值,满足特定社会文化的需要以及特定社会文化中不同群体的需要,从而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目的。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会受到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和翻译行为赞助人的约束和影响,它们在文学作品的产出、传播、出版以及译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学派系统地考察影响人们接受、认可或者抵制某些文学文本的具体因素,包括权力、意识形态、机构以及操纵之类的问题。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要在文学系统内部才具备一定的功能,而文学系统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居于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主流诗学;存在于文学系统外部的赞助人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意识形态,它体现了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解读、创作与重写的权力载体(人、机构)所行使的权力。

意识形态作为特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反映,与该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相一致, 它包括人们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观点。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特点。意识形态可以外化为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具体看法和态度,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对文学作品的接纳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翻译行为实施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译者对整个译入语社会文化系统的适应和操纵。诗学传统则包括文学手法(体裁、象征、主题、叙事情节和人物等)和对文学职能的看法。诗学传统体现了译者对译入语社会文化系统的操纵和改写,它会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学作品主题的选择,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主题必须与译入语社会文化系统相关且一致,同时,它还会制约并直接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赞助人可以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权势的个人、团体(包括出版社、媒体等)以及规范文学和文学思想传播的机构,如教育单位等。勒菲弗尔分析了与赞助行为相关的三个要素: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和地位要素,认为赞助行为主要与意识形态相关,经济要素关系到作家和改写人的报酬,地位要素则体现为获得经济报酬的人必须按照赞助人的要求办事。赞助行为在控制意识形态方面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一部作品的翻译出版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行为,从译著的选择、出版,甚至接受,都有赞助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起作用。”

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为了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翻译总免不了要对原文进行改写。改写的过程势必要受到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传统的限制和约束。勒菲弗尔研究了诗学、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翻译过程的每个层面都清楚地表明,假若对语言的考虑与对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之类发生冲突时,对语言的考虑往往会败下阵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和诗学共同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实践中具体翻译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就是译者在特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共同支配下对源语文本进行的改写,而译入语文本就是这一操纵/重写过程的产物,重写使源语文本的生命得以延续并为更为广大的域外读者所接受。为了满足译入语读者对域外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体验,译者往往会对源语文本进行操纵、改写,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译入语读者心理期待和审美体验。

改写是文学作品翻译常用的一种手段,其使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践意义。“原作跨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语言体系进入一个与它原来社会文化语境完全不同的语境,它必然会受到译入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制约,在不同程度上异化为译入语文化形态特征,从而融入译入语文学大系中。”

文化学派所倡导的翻译观,让我们摆脱了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从崭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这无疑为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翻译研究也就不再局限于文本语言结构层面的研究,强调语言外其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同时,“文化转向”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深化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使翻译学科能够汲取更加丰富的营养,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

四、文学翻译中译者网络

文学作品的译者是离作者最近的读者,不过,有时离得太近对译者也不好,他在漫不经心的阅读中以为发现的东西,就可能在逐字逐句的翻译中被破坏。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因为作为译者,他要使作者及其代表的源语文化与读者及其代表的译入语文化进行跨语言、跨文化交流,其根本使命就是要克服源语与译入语之间一道道语言、文化的障碍,以确保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沟通得以顺利进行。换句话说,译者既要熟练地翻译源语及其文化,又要以各种方式在译入语文本中再现源语文化,译者需要同时完成三项任务:阅读、阐释与创造性写作。

《格萨尔》从活态史诗到固态小说文本,从民族文化开启世界之旅经历了二度翻译和双重书写(创作),期间译者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藏族史诗到汉语小说文本的转译中,阿来的《格萨尔王》以这部伟大的史诗为蓝本,从现代视角进行切入,采用复合性叙事方式对史诗进行“重述”,主线讲述格萨尔降妖伏魔、开疆拓土的战争故事,副线讲述艺人晋美的说唱经历,并融入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

《格萨尔王》经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他的夫人林丽君进行转译、创译之后,使这部英雄史诗进入西方异域文化,开始了它的世界之旅,期间经历了二度转译和双重书写。该译本是全球出版工程推出的中国题材重点图书之一。葛浩文认为译者责任重大“,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译者应遵循翻译的职业伦理,最大限度地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期待,使译文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

广大读者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感受异域文化,了解域外世界人们的生活、情感世界,充实自己精神世界。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是为了领略域外不同的语言文化风味、风土人情,对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差异表现出极大好奇心,这已经成为当今读者共同的阅读爱好和审美情趣。但是西方读者普遍缺乏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常识性认识,为了让这些英语世界的读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作品,需要简化一些文化事实,以增加他们对译本的接受程度。一般而言,文化输出一般都需要经历一个简化适应阶段,尤其是在源语和译入语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

由于中西社会、历史、文化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藏族文学作品中很多对于本土读者来说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域外读者却知之甚少,有些甚至完全不了解,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原作的深入理解,有时候还可能造成对原作的误读和曲解,这就对译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帮助域外读者准确、深入地解读原作,减少误读和曲解,译者不仅要翻译文本(语言结构),更要翻译语言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适当地增添与文本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使用注释及解释性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译入语文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性。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文本创作的过程,而且是一种经济活动。译者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及文化实践网络的中心,在整个网络中心,译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会得到来自出版商、编辑和代理人的种种“建议”。编辑和出版商往往决定是否翻译某部作品、如何翻译某部作品,是否对原作的内容进行删减、调整等。一部译作的问世,往往是作者、译者、编辑和出版商共同协商的结果,并非译者个人所为。译者一方面倾向于将译文译成“流畅、地道、可读性强”的英语,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以增加译文的可接受性和审美情趣;另一方面,译者又要凸显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再现原文的陌生化,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兴趣,使译者显形,突出原文的异质性身份。

译作——无论是散文、诗歌、小说还是其他文体,只要读起来流畅,在语言或风格上清晰、能够反映外国作家的人格、意图或者外语文本的基本意义——亦即,译文看上去根本不是译文,而是“原创文”,那么,它就会受到多数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

葛浩文所译《格萨尔王》英译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成功的译作,它不是译者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作者、译者和出版商三方面共同协调的结果。译者对原作所做删减、转译、创译完全是出于必要,而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肆意妄为。在葛译本中,我们发现译者根据故事情节对多处原文结构进行拆分和合并,这样的删减和创译之举使译文简洁明快,符合西方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体验,大大增加了译文的可接受性。正如葛浩文所坦言:“一部作品走出语言学的/文化的国门之后,不少研究写到了译者的隐(invisibility)与不隐(visibility)。原谅我无知,对我来说,译者总是现身的,也总是隐身的……译文读上去,要不要像译文?改变(原文)行不行?改正作者的错误行不行?“修改”原文行不行?删减没用的文字行不行?等等……据此就批评译者各行其是,自作主张,那么,他们创造的小说与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翻译与写作,哪能有定论。”

如此看来,我国西藏文学作品走出去绝不仅仅是在少数民族语、国家通用语与外语之间进行语码切换这么简单,其间不但涉及从少数民族语到国家通用语二度转译、创译和双重书写,还受到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诗学传统、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赞助人与出版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格萨尔》史诗不仅是几千年来我国藏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史诗所诠释的主题——惩恶扬善、弘扬真善美,不论是对于当前建设美好、和谐家园,还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探讨人类未来的命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史诗在我国境内、域外传播的研究不仅能促进格萨尔学的学科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藏族文化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分享中国智慧、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迫切要求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中国文化地位的相应提升和同步发展,把具有多民族融合、多源头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呈现给世界,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智慧、沐浴华夏文化,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译者在把中国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呈现给世界的过程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格萨尔》史诗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外译对于西方世界认识、了解我国古代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文学要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域外读者接受、喜欢,甚至学习,译者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译者要勇于担当好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角色,采取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真实反映源语文化、忠实于源文本该隐身时则隐身、该显身时则显身,对作者负责,更要对域外西方读者负责,不悖伦理,甘当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为中西文化交流作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考虑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又要考虑出版市场的动态发展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文本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要契合域外读者的审美偏好和阅读习惯,采取灵活多样的译介策略和方法。《格萨尔》史诗作为最具有生命力的中华多民族文化形式之一,在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分享中国智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用外语讲好《格萨尔》英雄故事,使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尽情盛开在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译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原文刊载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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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陈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