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然后传播到了北方、东南亚和南亚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宜稻谷的栽培生产，古蜀时代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了，《山海经》中就有都广之野产膏稻与农神后稷的记载。中国稻作农业形成的文化习俗，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龙和蛇的崇拜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大型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镶有夔龙状的装饰物，还有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蛇与石盘蛇，都揭示了对龙、蛇的崇拜。古蜀的稻作农业，对秦汉统一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蜀人的龙、蛇崇拜观念，对后来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民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蜀文明;稻作农业;龙蛇崇拜;山海经;都广之野
一、古蜀时代的稻作农业与神话传说
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已出现了旱作农业。原始农业不仅提供了粮食，也促使了人口繁衍，衍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
根据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农、后稷，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先驱。《周易·系辞下》中就有关于神农的记载，说“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古籍中又有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的记述。意思是说远古时代先民们渔猎为生，神农氏用木制作农具，才开创了人类进入原始农业社会的新纪元;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耜耕的发明，改进了耕播和种植方法，开始大面积耕播五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后黄帝和尧舜相继兴起，不断改良生产工具，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变和提高。在汉代人的著述中，如刘安《淮南子·修务训》、班固《白虎通德论》等，也都记述有关于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而传说中的后稷，也因播种百谷、教民农耕，而被视为农事之创制发明者。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就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袁珂先生认为“后稷本西方民族所奉祀之农神，而又附会于东方民族神话中，故言‘帝俊生’也”;“谓稷自天降嘉谷之种以为农殖之需，稷之神性于此可见”。《尚书·周书·吕刑》也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孟子·滕文公上篇》也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在先民心目中，后稷因此而被奉祀为农神。这些记述虽然具有较浓的神话色彩，但也透露了中国农业肇始的久远。
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临摹图)
根据考古资料揭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形成了原始农业，北方黄土地以种植黍、稷、粟、麦等旱作物为主，南方已开始较为普遍地栽种稻谷了，至少都有七八千年以上的历史。关于中国栽培种植水稻的起源，学术界曾有起源于云贵高原、起源于华南、起源于长江下游、起源于黄河下游等多种说法。有学者根据现代用酶谱类型来分析亚洲水稻的地理分布规律，认为“还是倾向于从西南的起源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到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据有的学者统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我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有78处，其中63处属于长江流域，9处属于黄(河)淮(河)流域，还有广东、福建、台湾各两处。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不同分布状况，显然与南北地域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由于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有所不同，从而也形成了中国南北文化系统的差别。黄河流域和中原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是稻作农业为主，由此形成了不同族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思想观念与崇尚习俗的差别，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特点。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有多位妻子，最著名的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常羲、娥皇。帝俊与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帝俊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中就记述有“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记述有“帝俊生季釐”，《大荒西经》记述有“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有“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由此可见帝俊的身份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妻室与后裔众多，堪称是世界东方的天帝。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农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川境内虽然尚未发现早期的稻作遗存，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生产水稻的中心。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文中的“都广”，《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等引用古本则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注》解释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袁珂先生认为“衡以地望，庶几近之”。后稷是公认的农神，而葬在都广之野，可见与古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山海经·海内经》中还有“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的记述，《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这些记述就透露了长江上游是最早栽种稻谷的地区，也是中国早期农业的发祥之地。
秦汉以来的史书，对长江上游与西南夷地区的稻作农业也有较多记载。学术界通常认为，汉代所谓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族属上包括夷、越、蛮三大系统。例如将氐羌系称为“夷”，将百越系(包括濮或僚)称为“越”，将南蛮系苗瑶语族称为“蛮”。巴蜀与西南夷，属于典型的多民族区域，生活习俗虽然各有特色，却又有较多的共性，最为显著的就是稻作文化了。《汉书·地理志》对此就有较多记述，说巴蜀“土地肥美……民食稻鱼”，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刀耕水耨，民食稻鱼，以渔猎山伐为业”，又说粤地近海“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由此可知，在长江以南，包括百越与西南夷的广阔区域内，诸多民族都种植稻谷，衣食住行都与稻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而衍生出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崇尚意识、审美观念、民俗民风等等，也显示出了较为共同的南方特色。这种南方稻作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不仅区域广阔，而且历史悠久，也充分说明了栽培稻的起源和南方诸多土著民族的密切关系。
通过文献记载可知，巴蜀地区种植稻谷的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充分印证。在中国考古史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等，都是众所周知的重大考古发现，成都平原上还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等约十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充分揭示了古蜀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不仅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繁荣，而这些一定是要依靠发达的经济状况作为基础的。古蜀能够成为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大量种植栽培稻很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的稻作农业很可能在当时已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繁华提供了充裕的保障。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有很多篇章为蜀人所撰写，“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记述的古蜀国境内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生产的是“膏稻”，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产优良稻谷了。《山海经·西山经》还记述了当时的“神祠礼”，要“糈以稻米，白菅为席”，说明了稻米不仅满足人们的日常之需，还用来敬献神灵，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珍贵祭品。这也是古蜀稻作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对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二、古蜀时代的神树与龙的崇拜
关于古蜀的稻作农业与文化崇尚，不仅《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与后稷的神话传说，成都平原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一些神话传说，揭示了古代蜀人信奉的太阳神话与龙的崇拜。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蛇与石盘蛇，则揭示了古代蜀人对蛇的崇奉观念。而这些都与古蜀时期的稻作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稻作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龙的崇拜了。上古时期，中国各个族群都流行对动物的崇尚，比如有的崇虎，有的崇鸟，有的崇鱼，有的崇熊，有的崇象，有的崇蛇，还有的部落或氏族则以其他动物作为族徽或标识。这些动物，有的与狩猎或捕鱼有关，有的与居住生存环境(山林、平原或江湖沼泽)相关，还有的则与农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古人的想象中，龙是司理雨水的神虫，所以与南方水稻的播种栽培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龙了。汉代许慎《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的就是春天稻谷播种之时龙要登天降雨，到秋天稻谷丰收之后龙才潜渊冬眠。在先民的心目中，龙是由多种动物特征拼凑起来的一个神奇角色，其主要特征则是各种水族为主体的，如扬子鳄、蛇、龟、鱼等，都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动物，还有象鼻、牛耳、鹿角、马鬛、虎掌、鹰爪等也是南方常见动物的特征。而将这些诸多动物特征组合在一起，不仅说明了上古不同族群的融合，也进一步塑造和增强了龙的神奇性质。后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龙的影响不断扩大，也就成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炎黄各族的共同崇拜象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龙的崇拜是随着稻作文化由南而北的传播而形成的，并在传播和流传中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后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龙的影响不断扩大，也就成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炎黄各族的共同崇拜象征。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龙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与民俗中的经典，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各个阶层的尊崇，在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充当了重要角色。
从传世文献看，就有大量关于龙的记载。《山海经》中就记述了神奇的应龙为黄帝所使而杀蚩尤与夸父，并记述了奇异的烛龙、鸟身龙首神、人面龙身神等。《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乘两龙的记述，例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又说“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内北经》说“冰夷人面，乘两龙”;《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等等。在其他古籍中，《归藏·启筮》有“鲧死化为黄龙”之说，《楚辞·天问》有“应龙何画”，王逸注云“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拾遗记》等亦有黄龙协助大禹治水的记述。这些记述说明，上溯黄帝时已有龙的神话传说，在夏代已经形成了龙的观念形态，并已成为华夏各部族共信共仰的崇拜物。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中有“夏后乘两龙”与其他众多乘龙而行的记述，《大戴礼·五帝德》有“颛顼乘龙而至四海”的说法，《楚辞·离骚》中有“乘玉虬”、“驾飞龙”的叙述，古代占筮之书《周易》亦有“飞龙在天”和“见龙在田”的解释，《韩非子·说难》也说:“夫龙之为虫，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可知骑龙腾空升天在古代是广为流传的一种想象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与《楚辞》主要是蜀人与楚人的著述，记述了很多古代龙的神话传说，也由此可见龙的由来与南方稻作文化系统的重要关系。
社会发展到了夏商时期，龙形图像已不再单纯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而演变成了巫师和古代帝王之类权威人物沟通人神之间关系的神物象征，之后则进一步演化成为代表人间社会至尊皇帝的神化形象。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龙在各民族人们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在众多的图腾神中，龙成为至上神，受到最高的崇拜”。所以《山海经》等众多古籍都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关于龙的神话传说，“其中人骑龙，腾空升天，可以和古代人解脱之意念相吻合。中国古代超世解脱之法是脱离人间，借外界的神力以达神化境界的目的。在人们的意识中，龙是最具这种神力的役物”。《山海经》中着重记述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乘龙”观念，不仅显示了先民们对龙图腾神的崇拜，更体现了沟通天地的愿望和乘龙自由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想象。
河南濮阳蚌塑龙遗迹
考古发现揭示，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已出现了蚌塑龙，由白色的蚌壳精心摆塑而成，龙头如兽，长吻与鳄颇为相似，颈部弯曲，作昂首爬行状，整个形态与后世龙颇为接近，“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爬，后爪蹬，状似腾飞”。有学者经过科学测试后认为，蚌塑龙具有明显的鳄类特征，应是南方先民崇拜观念的产物。张光直先生认为，濮阳蚌塑龙表现的是人兽母题中的一种艺术形象，乃是仰韶文化社会中巫师使用的上天入地的三之一。在湖北焦墩遗址也发现了用卵石摆组成的巨龙图像，“其态作长尾、昂首、张口吞舌，并作飞腾状，是一条长达4.6米，高2.21米的庞大的巨龙，时间距今五千到六千年间”。五千多年前的辽宁和内蒙红山文化遗址则发现了玉猪龙和玉龙，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龙首玉镯。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山西陶寺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盘中发现有彩绘的盘龙图像，以此联系起来看，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蒜头壶上所绘亦应是早期的龙纹。这些众多的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中国先民对龙的图像以及乘龙的观念由来已久。学者们大都认为，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的蚌塑龙形图像，便是当时人们埋葬墓主人举行巫术仪式的场景，体现了死后灵魂乘龙升天的思想。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上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亦是先民乘骑神兽通天观念的形象化表述。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驭龙图”，更是乘龙引魂升天的生动写照。到了殷商时期，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龙形图像就更多了，不仅有玉石琢制的各种龙形，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青铜器物上，并被记录在了甲骨文和金文中。到了汉代，在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有许多仙人乘龙和驭龙驾车在天空飞行的神奇画面，显然也是先秦神人乘龙观念的流传。总之，在先民的观念中，龙是一种奇异的神物，既是图腾形象又是共同信仰的崇拜物，同时还是沟通人神之间关系的象征。
良渚文化大型玉琮浮雕神人兽面纹(浙江余杭出土)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
汉代画像砖驭龙升天图(四川新都出土)
我们知道，古代文献中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帝王世纪》《世本》《大戴礼·帝系篇》等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海内经》也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的传说。蜀山氏与嫘祖都是最早养蚕者，而且都是最早崇奉龙的部族。之后大禹兴起于西羌，曾在蜀地导山治水，然后创建了夏王朝，古代蜀人和华夏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看，古蜀时代也很早就有了龙的图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之中，就有青铜柱形器上长有羊的弯角和胡须作昂首啸吼状的神龙，还有铜龙头形饰件以及青铜龙虎尊上以高浮雕铸成的游龙。而在纹饰上，则有大量的夔龙纹，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端额间高竖有势欲腾飞的夔龙状装饰物。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神树上那条姿态矫健造型生动的神龙了，神龙攀缘在神树上，尾在上头朝下，仿佛自天而降，充分显示了沟通天地的神奇含义。《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述有乘龙而行的众神，能自由往来于天上人间，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神龙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个寓意。
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山海经》中就有神树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九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可知传说中的建木就是一棵盘根错节极其茂盛的通天神树，它拔地而起，直上九霄，长满了层层叠叠的果实和树叶。这棵奇异的通天神树究竟有多高?只能用想象来形容了。这里所说的大皞，是指伏羲;说建木是“黄帝所为”，郭璞解释“为”乃“治护”之意，袁珂先生认为此处的“为”应是“造作施为”的意思。关于建木位于什么地方，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宾客学者编撰的《淮南子·地形训》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都广就是成都平原，是古蜀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王朝的建都立国之地。称为建木的通天神树，就出自于古蜀王国的都广之野。至于《山海经·海内经》中所说的九丘，很可能是古蜀时代与蜀族结盟的西南各部族所居之处的写照，显示了他们不同的族别，同时又说明了这些部族同古蜀族一样，都与建木通天神树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所谓“众帝所自上下”，就是人神可以通过建木而往来于天上人间。由此可知，三星堆青铜神树显然就是传说中通天神树的生动写照了。古代蜀人对神树与神龙的崇拜，在后来的汉代画像石上仍有描绘。譬如四川新津崖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刻画了神树与腾龙图，画面令人惊叹，充满了丰富的想象。
四川新津东汉崖墓出土汉代画像石上的神树与腾龙图
让我们再仔细欣赏一下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神龙，它那游动的身躯，飞扬的羽翅，有力的爪牙，圆睁的大眼，显得多么夸张而又神奇，使我们感受到的便正是自由自在飞升遨游于天地之间的联想。这也可以说是古代蜀人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展示，神龙造型生动，神采奕奕而无狰狞之态，缘着通天神树从天上众神的世界来到了人间，从而给人以更多的神奇亲切之感。可以说，这是古蜀时代能工巧匠们精心塑造的一条潇洒奔放的神龙，一条充满了想象力具有丰富内涵的神龙，一条为人间社会带来美好希望的神龙。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无论是造型的精美还是形态的高大，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龙都是独一无二的，堪称是青铜时代的杰作。
三、巴蜀地区对蛇的崇奉与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中不仅有众多关于龙的传说，还有多处提到了蛇，《山海经·海内经》就说黑水青水之间的若木附近“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山海经·海内南经》也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山海经》中所说的赤蛇与黄蛇显然也是神奇之物，或者就是神龙的化身，揭示了古代先民对龙与蛇的崇拜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位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便同时出土有青铜神龙与青铜蛇，与《山
通过上面援引的记述，可以归纳出几点看法:一、蛇在古代先民心目中有着久远的神秘感，如认为蛇与旱灾或水灾有关即是例证，因此形成了对蛇敬畏崇奉的习俗。二、人面蛇身是古人对蛇加以想象和神化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图腾意味，并成了古人崇拜的天神象征，如伏羲、女娲皆为人面蛇身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三、操蛇，使蛇、珥蛇、践蛇之类，可能都是古代先民们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方式，反映的可能是巫师将蛇(可能是活蛇，也可能是石蛇、铜蛇)作为法器道具用于祭祀仪式的情景。祭祀的内容可能与禳除灾害祈求丰产等有关。许多稻作地区的古老部族可能都有这一习俗。四、在古人的崇尚观念中，操蛇、使蛇、践蛇，可能还有人神沟通的寓意，或者说是巫师借以表达他有沟通人神能力的一种方式，蛇也可能是巫师之类借以通神的一种可以“践”“乘”的神秘工具。总之，古籍记述的这类资料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对我们探析古蜀时代对蛇的敬畏崇奉，以及崇蛇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都是有重要参照作用的。
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稻作地带的先民们自古就存在蛇崇拜，这一古老的现象可能远早于龙在南方地区的出现。譬如何星亮先生就认为:“龙是蛇图腾的神化，是在蛇的基形上形成的”。日本学者安田喜宪先生也认为:“长江流域自远古时就存在蛇崇拜，由此产生了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伏羲和女娲为人头蛇身。在苗族神话中，伏羲和女娲结婚，诞生了各个民族”;并说“日本最强有力的祖蛇也是蛇。把蛇作为神来崇拜的信仰在8000年前的绳文时代就已存在”。古代先民对蛇的敬畏和崇奉，与蛇的一些自然属性可能也有较大的关系。譬如蛇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蛇能通过蜕皮而获得生命的再生，蛇的繁殖能力也很强等等，两蛇交媾的时间往往很长。先民很可能正是由此而联想到了子孙的繁衍和五谷的丰登。伏羲女娲蛇身交缠在一起便体现了交媾繁衍的寓意，人面蛇身也就成了人类祖神的象征。其次是蛇的脱壳化身与蜿蜒游动的形态常给先民以神秘的联想，往往将天空中的闪电、虹霓、风云雨水与蛇联系在一起，如南方客家人就有将闪电称为“火蛇”的遗俗。又比如古代有不少关于蛇与旱涝的传说，“这些都表明古人以为蛇与雨水有关，于是人们敬蛇、祀蛇，并把它神化”，“把蛇视为主宰雨水之神”，直至把蛇神化成为龙。再者是蛇在古代并非都是先民们的亲近之物，特别是毒蛇往往对人畜造成伤害，从而引起古人对蛇的戒备与提防，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形成了对蛇的敬畏，加上原始思维中对蛇的联想和神化，从而使蛇成了崇奉的象征。
对蛇的敬畏崇拜在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区域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等地都流传有蛇的神话传说和对蛇神的崇拜信仰。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对蛇崇拜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蛇的神化，崇尚的极致便是将蛇演变成了龙。“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龙的地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蛇仍然不失为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物”。例如《山海经》中既有许多“乘龙”之说，又有大量“践蛇”的记述，反映的便是龙蛇信仰并存的现象。古蜀青铜文化中就有龙和蛇，滇文化中也有蛇，都和稻作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应该提到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楚辞·天问》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路史·后记》罗苹注云:“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巴遂山，……有黑蛇，青首，食象。”此外《山海经·北山经》《山海经·北次三经》等篇章中都有关于大蛇的记载，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多称大蛇，均巴蛇之属也。”我们知道，巴人的发祥之地可能有多处，经过长时期的联盟与联姻，才逐渐形成了巴国。廪君蛮可能是巴人的主体族群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氏族与部落。文献记载廪君崇尚白虎，《后汉书》卷八六就曰:“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后来“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在《世本》、《水经·夷水注》中，也有类似记述。《山海经》中关于“巴蛇”的记载，则说明巴国的族群中还有以蛇为族徽或图腾的部落。为什么将巴与蛇联系在一起?学者们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很可能是因为古代巴地蛇多，常见有蟒蛇出没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巴国也是栽种水稻的区域，所以崇蛇与稻作农业相关，都是属于长江流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特有现象。
巴和蜀由于地缘相近，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就记述，在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到了古蜀国杜宇成为蜀王的时候，“教民务农”，大力发展蜀国的稻作农业，使蜀国经济变得非常繁荣，当时的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可见巴和蜀在稻作农业生产与文化崇尚方面，都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巴和蜀都崇蛇，对此就是很好的印证。
四、古蜀稻作农业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古蜀稻作农业不仅衍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蜀地区生产的稻谷数量极其丰富，在战国时期已是著名的富饶地区。秦惠王兼并巴蜀之后，获取了丰富的稻米粮食来源，使蜀地成了秦国的重要粮仓，从而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从史书与地方志的记述看，战国时期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征用了众多的兵员，筹集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华阳国志·蜀志》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足见蜀地生产稻米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如此庞大的米产量，也足以说明古蜀国生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这些关于古蜀盛产稻谷的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已经给予了充分印证，新石器时期的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宝墩文化等很多座古城，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王城和大型邑聚，都证明了当时稻作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兴旺。古蜀时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稳定的聚居条件和丰富的水资源，对当时发展稻作农业是非常有利的。到李冰为蜀守的时候，大兴水利，建造了都江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平原从此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在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蜀地生产的稻米也为刘邦最终大获全胜提供了充裕的物资保障。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与班固《汉书·萧何传》中对此都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汉书·高帝纪》还记载说，楚汉战争过程中曾发生过大饥荒，“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因为有蜀汉提供的稻米保障，所以刘邦才渡过了难关。概而言之，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都是仰仗蜀地盛产稻米而开创了丰功伟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府之国也一如既往地发挥了类似的重要作用。
巴蜀地区和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还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民俗的形成。比如端午节，就是南方很多地区的一个重要习俗，其主要内容是包粽子、饮雄黄酒、挂艾叶、赛龙舟、祭祀五谷神和祭祀祖先。关于粽子与龙舟，起源很早，最流行的传说是纪念屈原，其实这个民俗中的关键要素粽子与龙舟都和稻作文化有关。晋朝周处《风土记》有关于粽子的记载，说南方民间在端午节和夏至节之前，常会提前一天“以菰叶裹粘米”，煮熟后在过节时啖之，称为“粽”或“角黍”。此书已佚，《齐民要术》有注引，《太平御览》卷三一也有引用。所谓粘米，就是糯米。六朝时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又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又说据邯郸淳《曹娥碑》所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可见龙舟的由来，先秦就已有之，并且有几种说法。后来因为长江中游地区纪念屈原的传说影响比较大，在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才被民众所认可。正如《续齐谐记》所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年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尝见祭，甚善，但常年所患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约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言。后乃复见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在南方稻作文化地区，端午节迄今仍是影响很大的民俗节日，赛龙舟与吃粽子在巴蜀地区也很盛行。值得提到的是，古蜀国的第五位蜀王鳖灵就来自于荆楚地区，因为治理蜀地的水患获得了成功，取代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其时间比屈原要早大约二百多年(开明王朝传了十二代，末代蜀王与屈原是同时期人)。开明王朝实行船棺葬，成都商业街就发现了大型船棺葬遗址，出土的船棺形似独木舟，与龙舟颇为相似。这也透露了古代蜀人与龙舟的关系，在开明王朝时期就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南方地区的传统民俗中，还有很多对龙的娱乐崇尚，譬如舞龙灯，其中有丰富多样的各种形式近百种之多(如草龙、水龙、火龙、布龙、纸龙、花龙、醉龙、竹叶龙、荷花龙、板凳龙、扁担龙、滚地龙、焰火龙等)。各地舞龙灯的民俗，因为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多姿多彩各有特点，但主题内涵则大同小异，都和稻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巴蜀地区的舞龙灯，也是由来已久，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以龙舟、龙灯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活动，不仅表现了古人的信仰崇尚，具有敬神、娱神的目的与寓意，希望天人合一风调雨顺，同时也企盼国泰民安繁荣富裕，既活跃了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增添了各族民众的欢乐与团聚。这些民俗都具有较浓的人文特点，将传说与民俗融合在了一起，弘扬了美好的愿望与正能量，代代相传，充满活力，已成为重要的非遗传承。
原文刊载于《神话研究集刊》2021年第01期,第216-237页。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李斯颖;图文编辑:冶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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