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宏|民族文学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论文

在今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论述，以及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认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明是由我国各个民族共同缔造而成的。其中，中华文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从民族文学视角来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连续性：中原与边缘的“太极推移”关系推动中华民族文学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主要是就历时性而言的，即其文明史源远流长，从未断绝，表现出超强的文明韧性与稳定性。中华民族文学也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我们一说到中国文学，都会言及《弹歌》《诗经》《楚辞》，以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乃至现当代文学。这些不同时代产生的文体及经典名篇构成了璀璨斑斓的中国文学星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2500年前写下的诗句至今依然让我们怦然心动，显示出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但是，上述这些文体及作品并不能涵盖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杨义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但过去的文学史只重视中原文化动力系统而忽视了富于活力的边缘文化动力系统，只重视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历史上，中国文学文风的几次大转变与民族文化大融合密切相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雄浑、刚健之风深刻影响了中原传统文风，一扫以往颓废、靡丽、纤弱的文风，极大地提振了积极开朗、刚健有为的中国文学风气。杨义还指出：“中原中心文化面临着两难的尴尬，它有领先发展的优先权，具有吸引力、凝聚力，但凝聚容易引起凝结，进而凝固化。但是边缘文化，地位不显，禁忌较少，身处边缘带有原始性、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结合部的混合性，这些都是活力的特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文史哲》2015年第3期）中原文化与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不断的碰撞融合中形成了“太极推移”的动力关系，推动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不断更新发展、延绵不绝。

中华民族文学的连续性既有整体性的表现，也有构成整体的个体表现，二者具备相辅相成、互鉴互补的辩证关系。据调查，格萨尔演述艺人扎巴生前共说唱25部，总计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它相当于25部荷马史诗，15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3部《摩诃婆罗多》。如果按字面计算，则相当于5部《红楼梦》（降边嘉措《扎巴—一位卓越的〈格萨尔〉说唱家》，中国民族文学网，2023年6月11日）。从《格萨尔王》的雏形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6世纪）推算，这部活态史诗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而且现在仍处于创编过程中，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将我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与故宫、长城、大运河、四大名著等中华文明的标志并列。另外，我国还传承着众多形态各异、类型众多的活态史诗，如以古老的象形文字记载的东巴史诗，记载在贝叶上的傣族史诗，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等。这些众多的史诗不仅纠正了“中国没有史诗”的谬论，丰富了中国文学文类，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发生机制、发展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我国民族文学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也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创新性：中华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出的文学主张。他提倡文学应反映时代，反映现实，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既是他个人的文学总结，也是他对中国文学创新性特征的集中概括。“文章合为时而著”，由此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及文学形式。依古体诗而言，最早出现的诗歌——《弹歌》属于二言诗，到西周至春秋时期形成了《诗经》的四言诗，汉代之后逐渐发展出五言诗和七言诗，其变化特征呈现出诗句字数越来越多的趋势。诗句字数的变化既有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并作用于文学的经济基础因素，也有与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互鉴推动作用。例如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学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汉语的双声、叠韵等特点，才促成了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最具汉语特色的诗歌形式的出现。”（李云雷《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文艺报》2018年7月2日)

任何文化只有在海纳百川、开放进取中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多民族文学之间的创新发展史。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明显带有楚地“巫风”，其中的“卜名”“陈辞”“先戒”“神游”“问卜”“降神”等部分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形式。词体形成于唐代，起源于燕乐，而燕乐主要来自北乐系统的西凉乐和龟兹乐，尤其是“胡部新声”对词的产生、发展影响深远。竹枝词作为一种倚声填词的文体，深受巴渝地区巴人、濮人、僚人、楚人等民族民歌音韵的影响。边塞诗的产生、发展、内容与民族边疆地区的戍边、战争密切相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精神气质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后，对中国传统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文化上的影响是相互的，是共赢共享的。中原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新发展。例如壮族歌剧《刘三姐》中的民歌唱词直接引用了汉族地区的七言四句形式，在广西多民族参与的歌圩活动中，汉语、壮语成为歌手们普遍采用的语言，有些歌手能够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西北各民族间流传的花儿民歌调也多采用汉语演唱，曲调也有汉族民歌特色；锡伯族《小曲子》的曲调、内容都深受周边汉族地区秧歌戏的影响；白族的民歌调山花体、大本曲属于汉、白文化共融的产物，而吹吹腔直接借用了滇戏唱腔；贵州布依族的地戏与明代“洪武调卫”时期的军屯移民文化密切相关；《牛郎织女》流传到苗族地区后，改名为《天女与农夫》，农夫破解了天父设下的重重难题后娶回了天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白族地区，两个主人公被改造为自力更生、勤快能干的劳动能手。

三、统一性：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核心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凝练的语言，阐述了文学与国家、时代血脉相连的关系，揭示了文学的精神核心，体现了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度把握。

中华民族文学一直具有鲜明的思想取向，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主旨。这一共同的思想观念在各民族共同保疆卫国、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发展。“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彭新有、沙振坤编著《云南古代汉文学作品选》，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这是东汉永平年间西南夷白狼王献给东汉朝廷的《白狼歌》，表达了追慕中原文明、向往国家统一的思想主题。18世纪维吾尔族诗人翟梨里说“坐立难安，只因远离祖国的门边”“每当静心独处，祖国情思花雨泻”（李国香《李国香卷》，范鹏、王福生总主编，艾买提编选《陇上学人文存》，甘肃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维吾尔族诗人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在《热碧亚与赛丁》中写道：“地球上，数祖国最宝贵。”（李国香《李国香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3集，第243页）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作家群是一个典型的爱国诗人群体：木公的诗句“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和钟华、杨世光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页），表达了为保家卫国愿效驽马之志的决心；木增的诗句“不辞百折终朝海，泛斗乘槎我欲从”（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表达了维护国家统一、诚心报国的强烈心愿。恩施容美田氏土司作家群中代表人物有9人之多，诗文集30部，诗文传世者千余篇，其中《甲申除夕感怀》组诗、《披陈忠赤疏》、《搏得病虎作病虎行》等作品都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

由此可见，各民族通过文学架设起了交流与交融的文化桥梁，沟通了彼此的心灵，深化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发展。

四、包容性：中华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

陈寅恪在研究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时发现，当时人们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由此提出了“文化大于种族”的论断。这与儒家所提倡的教化思想相统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文化价值观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正是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为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泱泱中华文明。我们不仅拥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也拥有三大史诗、神话集群、民间百戏、传统千艺。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文学题材、语言文字、思想价值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是题材方面。汉族的许多文学作品逐渐被各族人民结合自己民族的生活特点，改编成叙事歌、唱词或戏剧，形成了这些作品的少数民族语言形式“异文本”。其中著名者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鲁班》《刘文龙菱花镜》《金云翘传》等，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一些故事。

其次是语言文字方面。我国民族文学既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学，又有用汉语和汉族民歌形式创作和传唱的民间文学，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与汉族频繁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如广西的歌圩是由壮族、汉族、仫佬族、毛南族、瑶族等多民族民间歌手构成的民歌海洋，壮语、汉语成为彼此互通的语言。多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翻译也架起了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桥梁。《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类型丰富的民间故事、传说，都在民族地区流传着翻译文本。到近现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名著通过书面或口头文本的翻译，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

最后是思想观念方面。中原地区的《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孟姜女》《白蛇传》《梁山泊与祝英台》等小说、传说、话本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这些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随之传播到不同民族中，并融入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内化作用。

五、和平性：中华民族文学最深层的文化基因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从民族文学视角来看，讴歌和平、追求和平一直是各民族文学不变的主题，也是中华民族文学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和平性因社会经济发育程度不同，表现形态也呈现出多元性特征，例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与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国家和平安定的价值观。

很多少数民族在长期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纳西族东巴教视自然神为人类的亲兄弟，二者在天神面前签订了和谐共处的协议：人类一旦破坏了大自然，就要遭受报复；而保护、尊重大自然，则会受到自然神的庇佑。这在东巴神话经典《署鹏争斗》中有形象的描述。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也认为人与自然同根同源，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随着民族文化交融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发展成为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文化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各民族广泛流传的兄弟同源的神话史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纳西族创世史诗《崇般图》认为纳西族、藏族、白族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兄弟；而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咪麻》认为汉族、傣族、纳西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祖先都是同母所生；德昂族史诗《达古达勒格莱标》认为汉族、傣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白族、回族等民族的祖先皆为兄弟关系。这种民族同源神话在怒族、独龙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傈僳族、珞巴族、门巴族、藏族、壮族、苗族、瑶族等众多民族的神话中广为流传，展现了各兄弟民族和谐共处、共融共生的民族关系，反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高度融合的文化基因。

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渐形成，民族间的交往不断扩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反对战争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及普遍价值观。保境安民、推动民族和平统一、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宁日子，是伟大史诗《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在史诗里，格萨尔王自称上天赐给他的神圣使命是“世上妖魔害人民，抑强扶弱我才来”（降边嘉措主编《〈格萨尔〉大辞典》，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讴歌了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英雄人物。彝族经典文献《玛牡特依》中说：“如若战争常发生，养儿不能见亲人，君主遭难，人民遭殃。”“人类追求幸福安宁的生活，牲畜追求水草丰美之地。”（李群育《丽江彝族“尔比”文化价值及精神》，《丽江日报》［文化副刊］2023年6月19日）维吾尔族文学经典《福乐智慧》中说：“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国中将会人人为你祈福。”（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22页）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了三个明确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为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学可持续发展阐明了路径。只有做到这三点，我们才有能力保障国家统一、推动进步繁荣、维护和谐安定，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章推荐：刘建波 图文编辑：吉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