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海省第一位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一举成名，惊艳天下。他是一位牧民，受过的正规教育不多，只是爱好文学，爱好小说，在放牧余暇全力以赴地写作小说，不断给世人讲述他身边高原牧民的种种人生故事，却出乎意料地产生了极大的文学反响。收录了他的获奖中篇小说《荒原上》的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可以视为其代表作。该小说集共收录了《在辛哈那登》《牛圈》《我是一个牧马人》《德州商店》《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接下来干什么》《秃鹫》《原原本本》《山之间》《荒原上》共10篇中短篇小说，全部聚焦于当前青藏高原上青海牧民的日常生活，耐心地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描绘他们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积极呈现他们的生命尊严，同时展开了别出心裁的生态叙事，展示了对青藏高原牧民生活的一种别样写真。索南才让小说的异军突起，无疑延续了中国现当代边地小说的异质性追求，为中国当代小说注入了一股野性勃勃、生机弥漫的荒野气息。

一

索南才让有意放弃了对边地异域色彩的追求，转而关注青藏高原牧民的日常生活，注重塑造日常状态中的牧民形象，延续了边地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所周知，关注少数民族生活的边地小说向来比较注重对边地异域色彩的呈现，比较偏爱张扬边地美学，希望能够在同质化的汉语文学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关注。最早在新时期文坛中脱颖而出的马原、扎西达娃就是典型例子，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骚动的香巴拉》等经典小说把雪域高原的魔幻色彩呈现得淋漓尽致，一时风行文坛，洛阳纸贵。近二十多年来最负盛名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之所以独步文坛，也与它对川西藏族聚居地区的边地美学的殊异呈现息息相关；他的长篇小说《空山》也无不充斥着边地的奇人奇事、神话传说，洋溢着雪域高原的神秘色彩；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近作《云中记》也是出入生死，有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般的奇崛怪诞。梅卓的长篇小说近作《神授·魔岭记》以史诗《格萨尔王》为底本呈现藏族人降妖伏魔的传奇经历，也是边地色彩的绚丽绽放。即使偏重于写实的次仁罗布的中短篇小说集《放生羊》、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也有意张扬藏族人生活的神异色彩。此外，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尹向东的长篇小说《风马》、嘎子的长篇小说《香秘》等与康巴藏族有关的边地小说也无不以远离日常生活的异域色彩取胜。

但是索南才让的中短篇小说却是踏踏实实地回到了青藏高原牧民的日常生活中，状写他们的爱恨情仇，展示他们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纠葛，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写实性，可以说真正地呈现了一种青藏高原的日常生活美学书写。在中篇小说《荒原上》第六章里，索南才让曾写到卡尔诺他们在草场上灭鼠，白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晚上就在帐篷里听讲故事。卡尔诺就把他所读过的小说《白鹿原》《鲁滨孙漂流记》《飘》《平凡的世界》《藏獒》《堂吉诃德》《高老头》《穆斯林的葬礼》等讲给其他同伴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卡尔诺还说他也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同伴们纷纷表示他们没有故事，而卡尔诺却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故事，这些故事讲出来也一样精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荒原上》中的卡尔诺就是索南才让的一个自我形象，要讲出身边牧民的故事就是索南才让的小说追求。

因此，翻开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细细披览这些弥漫着青藏高原牧民生活真实气息的、粗野朴实的小说篇章，就像打开了一帧帧高原牧民生活影像，泥土气息扑面 而来。短篇小说《在辛哈那登》《德州商店》讲述的是高原牧民的家庭生活纠葛，短篇小说《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秃鹫》写的是高原年轻人的爱情生活，短篇小说《牛圈》《接下来干什么》讲述的是高原牧民狩猎、反盗猎巡山的故事，短篇小说《我是一个牧马人》《原原本本》《山之间》呈现了高原年轻牧民的理想和追寻，中篇小说《荒原上》则讲述了高原牧民在草原上灭鼠的故事。这都是高原牧民的日常生活，与内地农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以及家长里短的日常相去不远。

在这些中短篇小说中，索南才让似乎既没有深人历史、揭示宏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兴趣，也没有脱离现实生活、遁入玄幻、耽于奇思异想的癖好，更没有关注奇人异事、搜奇抉怪、寄情异趣的雅兴。他植根高原牧民的现实生活，以小说的方式关注高原牧民的所思所想，所塑造的也多是日常牧民形象。例如中篇小说《荒原上》主要塑造了卡尔诺、确罗、兀斯、金嘎、乌兰、南什嘉六个牧民形象，他们虽然性格迥异，性情不一，但都是极为普通的高原牧民。至于《在辛哈那登》中的阿爸形象，《德州商店》中的东周、罗布藏形象，《秃鹫》中的那日托勒、那日巴音形象，《牛圈》中的老金形象，《接下来干什么》中的金盖形象，等等，也无不是普通的高原牧民。他们都在承担着各自生活的重担，履行着应该履行的生命责任，在惯常的喜怒哀乐中迎来送往，铺叙着平淡无奇却又真实无比的人生故事。

也许在索南才让看来，雪域高原那片大地具有奇异的吸引力和塑造力，所有人物必须按照它的力量方向来按部就班地生活，若想脱离它的力量范围就会招致巨大的惩罚。例如短篇小说《山之间》讲述的是九成和海春两个年轻的高原牧民要到远方去采虫草，最后双双殒命于途中的悲壮故事。九成和海春似乎象征着远离高原、远离故乡、远离大地的追寻精神，他们的最终殒命似乎也象征了高原大地对他们的惩罚。而短篇小说《原原本本》写年轻牧民柏子、查木想要离开草原到城市去寻找新生活，还有那个名叫诺日的男人也要和他们一起出去闯荡，但是柏子最终在草原上发现了迷人的夜晚，便似乎宣告了出走之梦的结束。也许在索南才让看来，试图逃离草原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归草原的。

就边地小说而言，索南才让的小说集《荒原上》以对青藏高原牧民的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区别于那些多以神秘奇诡的边地色彩取胜的边地小说。但是索南才让的小说毕竟又是边地小说，与内地作家的小说相比，又具有一种鲜明的异质性。相对而言，大部分内地作家都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他们的生命之根远离泥土，更远离荒野了，他们可能被都市生活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裹挟而去，被碎片化时代的信息洪流淹没，缺乏足够的生命定力，也缺乏足够的朴素，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可能充斥着绮靡凡俗之气。但是索南才让自己就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牧民，在雪域高原上与牛羊打交道，与底层人民一起摸爬滚打，因此他尚难能可贵地保持着纯真的荒野气息，他的小说中也保存着一种荒原的残酷与粗粝，从而与内地都市小说保持着一种审美的距离。例如短篇小说《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写的是年轻的草原牧民“我”和来自西宁城的女青年卢晓霞的爱情故事。要是在城市作家笔下，这个故事要么会被处理成城市人回到草原寻找人生归宿的浪漫故事，要么会被处理为城市人对草原牧民的启蒙故事。但是索南才让却以年轻的草原牧民“我”第一人称来叙述，写出了“我”眼中的卢晓霞的任性与肤浅，其实也暗示了城市文化在草原上的虚浮与尴尬，从而呈现了索南才让边地眼光的异质性。这种相对于内地小说的异质性还表现在索南才让对青藏高原的地域色彩的描绘上。雪山冰川、荒原莽野、牧牛放羊、盗猎巡山、草原灭鼠等，这些对于索南才让而言是日常生活，但是对于内地读者而言却洋溢着异质地域色彩。不过奇怪的是，大部分边地小说作家都比较喜欢展示边地独特的宗教氛围，但是索南才让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却几乎没有涉及雪域高原的宗教氛围，这对于索南才让而言也许是一个有待开掘的领域。

二

值得关注的是，索南才让不再对高原牧民进行抽象化、同质化的书写，而是尽可能贴着他们的丰富生命来写小说，尽可能地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高原牧民为追求生命的尊严而不屈奋斗的艰难历程。就小说人物而言，索南才让的边地小说可以说呈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倾向于杂色的生活美学。

在内地人看来，高原牧民往往很容易被抽象化、同质化甚至被标签化。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在塑造高原少数民族形象时往往也会陷入这种非艺术化的窠臼，例如骁勇彪悍的骑手、天真纯洁的少女、忍辱负重的阿妈、超凡出世的僧侣等往往就是典型的标签化形象。但是索南才让具有更为真实丰富的生活体验，在他看来，高原牧民不是特定地域的可以符号化的对象，而是具有人性丰富性、复杂性的单独的个体生命。可以说，索南才让首先是把这些牧民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特定地域的牧民来观察、想象和塑造的。因此，读者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来定义他小说中的人物。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具有难以把握的多样性、丰富性。

绝大多数作家在创作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时，往往有意撷取生活的横断面进行艺术化加工，塑造性格比较固定单一的人物形象。但是索南才让似乎有意不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化的提纯，有意塑造更接近现实生活、性格多样、包含人性丰富性的人物形象。例如短篇小说《在辛哈那登》中的阿爸，一方面他时常和阿妈吵架，不好好地履行家庭责任，经常离开家去泡酒馆，最终间接导致阿妈的惨死，无疑，他是一位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另一方面，他在阿妈死后到另一个女人家里去做了女婿，“我”和吉罗去看他时发现他对那个女人的关怀无微不至，尽显一个丈夫的爱意，到底是心中有爱之人。短篇小说《牛圈》中的老金也是一个饱含着人性丰富性的人物。他喜欢打猎，曾猎杀过一只羊角极为壮丽的羚羊，还想着去盗猎石羊，看似不可能具有生态伦理思想，但是当他发现那些盗猎者猎杀熊和其他各种珍稀野生动物时，他又勇敢地站了出来，与盗猎者周旋，甚至烧毁了他们辛苦积攒下的动物皮毛，最终自己也被盗猎者的枪打中。短篇小说《接下来干什么》中的金盖也是耐人寻味的复杂人物，他年轻时挥霍掉了父亲留下的不菲遗产，几次结婚又离婚，看似一个毫无责任感的浪荡子，但他后来却是最坚定的反盗猎、守护家园的巡山队员，甚至被盗猎分子刺伤大腿也痴心不改。索南才让明显有意在小说中保存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愿意删繁就简，塑造性格单一的人物形象。    

至于中篇小说《荒原上》更是索南才让努力靠近杂色的生活美学的成功之作。在该小说中，七个人物的性格彼此相异，构成极为难得的多样性景观。南什嘉饱经磨难、性情沉郁，卡尔诺沉溺文学、性格单纯，金嘎性情懦弱但有学习天赋，确罗性格张狂、欺善怕恶，兀斯虽饱经磨难但具有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乌兰沉稳憨厚，银措则美丽神秘、向往爱情又屈服于生活的强力安排。更为重要的是，索南才让非常注意捕捉典型人物的性格复杂性。例如牧羊女银措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她刚开始严厉拒绝卡尔诺、确罗的追求，甚至用棍子打晕了上门的卡尔诺，显示了她独立自主的刚烈性格；在卡尔诺用书信打开她的心扉之后，她很快全身心接受了卡尔诺，显示了她痴迷爱情的单纯性格；最后她又毅然地离卡尔诺而去，要嫁给别人，要卡尔诺把她放在心里，这又显示了她屈服于生活的柔顺性格。尺幅之间，银措性格多变，就像高原上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密布，一会儿清风拂面，一会儿雨雪交加，令人目不暇接。

索南才让无疑意识到了，艺术可以单纯，但生活却是驳杂的，而更好的小说艺术其实不是去捕捉生活中的某个片段加以无限放大从而制造出高度提纯的艺术世界，而是尽可能地坦然呈现生活的杂色，涵纳气象万千的真实性。短篇小说《德州商店》中的罗布藏和东周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索南才让的一种立场。罗布藏经人提醒，最终意识到自己不是东周的儿子，而是兽医格日勒的儿子。这对于他们而言应该是爆炸性的事件，但最终无论是罗布藏还是东周都没有因此进一步去搅乱生活，搅乱世界。小说这样写罗布藏的想法：“而每个人的心里有什么想法，那就不用去管了。因为你的想法永远会变换着、淘汰着。事实上你会惊愕地发现想法的实施和影响力不但困难重重而且弱不禁风，基本上会被生活的浑浊毁得七零八落。因此，罗布藏并不着急和东周去见格日勒把这件事从根源上解决掉。现在他觉得这样挺好。”(第87页)人的想法是一回事，生活的浑浊是另一回事，无论是罗布藏还是东周，都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浑浊。短篇小说《在辛哈那登》中的“我”、《原原本本》中的柏子最后也都接受了生活的浑浊、丰富和复杂，与生活和解。

当然，索南才让也关注那些拒不接受生活的浑浊、拒绝与生活和解的人，并为他们对生命尊严的追求而感动。例如中篇小说《荒原上》中的金嘎，原本是性情懦弱之人，在灭鼠活动中经常成为确罗的出气筒，但最后在确罗把他手淫之事公布出来之后，他竟然悍然奋起，侮辱了确罗，冻死了自己，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了生命的尊严。短篇小说《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中的叙述者“我”也是一个敢于捍卫生命尊严之人。“我”在西宁打工时认识了城市姑娘卢晓霞，而当卢晓霞来到草原找到“我”后，竟然因为言语不合就跑到“我”朋友申登那里去，这让“我”极为愤怒，“她享受异性的追捧和爱慕，这没什么,但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搞不懂，但现在我搞懂了，我根本没有位置，我的位置是临时插在地上的一杆旗，随便都可以拔走”(第104-105页)。当“我”意识到卢晓霞根本不尊重“我”时，“我”试图反抗，骑摩托车去送卢晓霞时说要带她去看湖，说要一辈子跟她在一起，结果被卢晓霞掐住脖子造成摩托车摔倒。至于短篇小说《牛圈》中的老金、《山之间》中的九成和海春，也都为了追寻尊严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彰显了高原牧民的崇高境界。

应该说，索南才让对小说人物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关注，与他的小说理念息息相关。索南才让写小说，就是为了要讲述草原牧民的人生故事，他不是要利用小说去宣传什么主流意识形态，也不是为了印证某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他似乎也深刻地意识到现代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个人本位的价值纷争之中，因此小说就是要细致地勾勒出每个个体灵魂的湿润经脉。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说：“一直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的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暖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细致阅读索南才让的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我们可以发现，他讲述的青藏高原上的牧民生活也是单一神圣真理崩解之后的现代生活。

三

索南才让的中短篇小说值得关注的是他较为自觉的生态叙事，是他对高原生态环境退化的忧思和对高原牧民守护生态家园的崇高举动的敬意。

青藏高原本是生态脆弱之地，高原的非法采矿、疯狂的盗猎、牧场的过载、森林的滥伐等顽疾都曾经严重地威胁雪域高原的生态安全。而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气温升高同样对青藏高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损害，例如冰川融化、冻土层解冻、高原湖泊不正常的水位上升等。青海作家古岳曾在长篇散文《谁为人类忏悔》中对青藏高原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期十年间的生态危机做过全景式的、震撼人心的揭露。不少关注青藏高原的作家也非常关注近几十年高原的生态危机和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例如阿来在《空山》《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小说中对川西的生态破坏做出过极为恢宏深入的叙述，梅卓在《神授·魔岭记》中则呈现了藏族的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杨志军、次仁罗布、龙仁青、格绒追美、尹向东等作家也在他们的小说中展示过姿态各异的生态叙事。索南才让在高原上放牧，栉风沐雨，与大自然耳鬓厮磨，对大自然的体验非常深入，对高原上的生态状况了如指掌，他在《荒原上》等小说中不断地展开作为辅助线索的生态叙事，从而达成对当前生态文学热潮、生态文明的一种别具风姿的呼应。

中篇小说《荒原上》的主旨是表达对高原牧民生存困境的悲悯和对他们的生命尊严的礼赞，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缘起却是因为老鼠泛滥而出现的草原生态破坏，然后南什嘉等人被村里派去草场灭鼠。整部小说随处流露出浓郁的生态意识。例如小说写到卡尔诺一行刚到要灭鼠的草场时的感受：“到了早晨，大地白净一片，让人觉得来到这里，显眼地踩踏在这片雪原上是犯罪。”(第203页)这无疑是具有生态文化意味的自我反思，他认识到大自然具有神圣性，人类并不是唯一价值主体，因此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是人必须秉承的价值立场。在人看来，老鼠泛滥导致草原生态破坏，但是如果从老鼠的眼光看来，一切又迥然不同，小说写道：“它们不会觉得破坏了什么,它们在为生存而奋斗。正如我们为了生存来到这里。接下来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战役，没有谁对谁错。”(第203页)无论是老鼠还是人类，都是为了生存而努力，这就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认识。

在中篇小说《荒原上》中，索南才让有意让兀斯来代言他的生态意识。例如灭鼠后，确罗用树枝把十几只死老鼠串在一起，还用脚踢死老鼠玩；兀斯就劝确罗不要玩死老鼠，说他没有敬畏心，没有必要这样欺负亡灵；看着自己劝不了确罗，兀斯就哀叹，说这些老鼠也跟人一样是有气的东西，是命，死了就还给人了，都清算了。在兀斯看来，众生平等，老鼠和人一样也有生存权，只不过泛滥成灾导致草原被毁，人类才迫不得已灭鼠。兀斯还曾说人跟一个狗、一头牛一模一样，这无疑颠覆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兀斯还对十年前失误导致毒死的老鼠被其他动物食用，造成其他动物大规模中毒死亡感到痛心疾首。该小说第五章还曾写到当地草原的退化，兀斯说眼前那一片干燥的荒野原来曾经是一片可怕的大沼泽，因为人多、牛羊多再加上气候变化，沼泽退化成为干燥的荒野是不可避免的。“明明知道身体不好还要往死里折磨，是不对的。”(第225页)兀斯对高原生态退化的关注，对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的推崇和实践，无疑也是索南才让的一种生态立场。

除了《荒原上》之外，索南才让还在其他小说中不断提到青藏高原上的生态问题。例如《牛圈》中，“我”和老金开车到豹子谷去打石羊，但是豹子消失了，这个山谷被改名为花石谷，豹子的消失无疑暗示了青藏高原物种多样性的衰退；《秃鹫》中写到青藏高原的暴雪成灾，结果导致那日托勒、那日巴音家的大量牲口死亡；《德州商店》中写草原上即将出现黄天白日的灾害天气，这种局部的气候反常无疑也与全球性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高原牧民与驯养动物、野生动物之间的交往较多，他们多能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具有较自觉的生态伦理。索南才让在小说中也颇为关注高原牧民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例如短篇小说《在辛哈那登》中“我”与那匹叫“战士”的马之间的感情就极为亲密。短篇小说《我是一个牧马人》中的“我”与母马塔合勒之间感情甚笃，最后迫不得已把它卖了时还伤心自责。《德州商店》中的罗布藏对他的马“白一点”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这些情节似乎也彰显了索南才让对动物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当然，青藏高原上，牧民为了活下去，不能弃荤茹素，杀死牛羊是必然的生存选择，不能简单地将其判定为不尊重动物生命。例如《在辛哈那登》中，“我”的母亲被发情的公牛挑死，“我”回过头来又去杀死了那头公牛，但是杀牛的过程，恰恰是“我”和公牛之间最令人震撼的情感交流。“我”看到了临死前公牛的眼神：“冷酷的、残暴的、坚决而委屈的眼神我感受到了。这往后的一年、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生动、有那么多东西那么清晰地表达给你的眼神。”(第16页)在雪域高原上，人与动物之间就能够出现这样最深刻的生命交流。

至于短篇小说《牛圈》和《接下来干什么》都聚焦高原牧民守护生态家园的故事。《牛圈》中的老金原本可以不管盗猎者，但是他不愿意看到那些盗猎者猎杀熊等珍稀动物，因此勇敢地站了出来，与盗猎者斗智斗勇，结果被盗猎者的子弹击中，生死未卜。而《接下来干什么》中的金盖当了巡山队员之后，更是执着坚守，即使腿曾被盗猎者刺穿也未曾放弃。虽然索南才让并未在小说中过多渲染他们守护生态家园时的牺牲精神，但是作者对他们的崇敬无疑是肯定的。当然，即使在展开生态叙事时，索南才让也没有把他小说中的人物简单地划分为非黑即白、善恶对立的阵营，他更关注的仍是在具体情境中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例如《牛圈》中的老金，就他最后与盗猎者斗智斗勇而言，他令人尊重。但也就是这个老金，也曾是一个盗猎者，曾经打死过一只外来的羚羊，得到了一对极大的羚羊角，还经常拿出来炫耀示人。因此，老金同时是生态破坏者和生态守护者，他的角色因具体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

当然，生态叙事的频频出现，表明了索南才让已经具有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这无疑是令人欣喜之事。不过，与阿来等作家相比，索南才让小说中的生态叙事还是稍显薄弱了。生态叙事在他小说中基本上都只处于辅助性线索的地位，似乎还没有突出的生态叙事聚焦意识。他对藏族、蒙古族的生态伦理似乎也缺乏较为系统的关注，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危机缺乏全局性思考。

四

索南才让的中短篇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该小说集共收入10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就有《在辛哈那登》《牛圈》《我是一个牧马人》《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接下来干什么》《荒原上》6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无疑是索南才让的创作立场的一种鲜明展示，即他试图用第一人称来加强其小说的真实性、亲历性，似乎告诉读者这些故事讲的就是高原牧民的真实生活。不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往往会出现较为浓郁的抒情色彩，而索南才让小说的抒情色彩很淡，他有意尽可能地控制情绪，尽可能地让作者的立场隐藏起来，让高原牧民的真实面貌在字里行间自行浮现出来。

在情节安排、叙事节奏方面，索南才让有意淡化线性发展的情节，叙事节奏较为缓慢。索南才让的小说几乎没有剧烈的冲突，情节发展也不遵循常规的路径，往往是一个简单的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戛然而止，道断路绝，弦崩音散。例如短篇小说《牛圈》《山之间》均是以主人公突然死亡为终结，短篇小说《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以“我”骑着摩托车被卢晓霞扼住咽喉摔倒在地为终结，短篇小说《在辛哈那登》《德州商店》《原原本本》均以主人公忽然产生了与生活和解的顿悟为终结。阅读索南才让的小说，就像漫步于青藏高原，荒野的阔大消解了道路的线性推进，一个生命的猝然终结或者一片风景带给人的生命顿悟就是世界的尽头。

细节的精妙捕捉也是索南才让小说值得称道之处。索南才让深谙细节对于中短篇小说的重要性，他非常擅长捕捉那些能够反映生活本质的细节。例如短篇小说《在辛哈那登》中写“我”和吉罗去看给人家做女婿的阿爸，“我”发现阿爸无意识地给他的怀孕妻子挡风，而他从来没有如此对待过阿妈。这一个细节把阿爸和阿妈、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之间的对比关系一下写活了，也深刻地反映出阿爸终于找到了情感归宿。中篇小说《荒原上》写金嘎冻死前把有自己精液的碗放在确罗的头顶以报复确罗。这个细节也极有力量，把金嘎临死前的荒诞和决绝都呈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头皮发麻，悚然一惊。索南才让能够捕捉到这些具有极大信息量的细节，的确表现了小说家敏锐的眼力。

当然，索南才让小说采用的语言风格接近生活，他尽可能地远离那些过度繁复的文学语言，追求语言的质朴、简练、准确、传神。不过他的小说中偶然也会出现不少耐人寻味的极诗意化的语言。例如中篇小说《荒原上》写卡尔诺他们乘坐拖拉机到草场去灭鼠的路上，“我们就在灰扑扑的行李上抖动、摇摆，追着时间奔来的疼痛从骨头里溢出来。这条路被无限拉长了，我们仿佛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时间里。”(第200页)这种诗意的语言把高原牧民体验到的生活绝望感写得非常贴切。《荒原上》写金嘎冻死的场面也非常令人震惊：“金嘎结结实实冻住在雪地上。不久前他还活蹦乱跳地读诗念字，如今已经从头到脚冻死了，嘴巴、眼睛、手还有心灵都冻掉了，甚至连灵魂也冻死了。”(第276页)这也是诗意化的语言，以少胜多，发人深省。

整体看来，索南才让的中短篇小说对当前青藏高原牧民的日常生活做出了感人的真实反映。他尊重现实生活，志在塑造具有人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牧民形象，也具有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他的小说偏爱自由散漫的生活化叙事，就像青藏高原一样坦荡铺展，在生活流中呈现地方风采，在细节中展示独特人情，在生死存亡的关口呈现人性的幽深与凌厉。若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人性视野、生态视野，索南才让的边地小说创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

原文刊载于《阿来研究》2023年第1期，第225-232页。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任淑媛；图文编辑：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