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邹赞：《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第一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邹赞，北京大学博士，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

【刘志友简介】

刘志友：新疆大学教授，曾任《新疆大学学报》汉文社科版主编，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思想战线》等重要刊物发表系列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光明日报》、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刘志友教授在新疆高校率先开设“文化研究”系列课程，近年来积极介入新疆地域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

邹赞（以下简称“邹”）：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广大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虽然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文化研究”的本土实践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观照对象，但当下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研究方法与路径，基本上归属于人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范畴，未能自觉将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文化”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结合起来。2000年左右，您开始在新疆大学开设“文化研究导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等课程，2005年更是直接把“西方文论”研究生招生方向改为“文化研究”，显然，您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和内地学者并不存在明显的时间落差。请您谈谈当初开设“文化研究”系列课程的初衷。

刘志友（以下简称“刘”）：我很感谢你关注到我在新疆大学这个西北边疆高校为文化研究的本土实践以及培养相关人才所做的工作，并且肯定我们的工作在时间上与内地学者相比并不明显落后。我想了一想，我们之所以表现的并不太落后，这是因为，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话语在中国传播并且做本土化实践，基本上都是高校文艺学学科做的工作，我从事文艺学教学多年，当然很容易被这个新的学术取向所吸引。其次，这个新的学术思潮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而这正是青年学生产生极大兴趣因而普遍热心投入的一个文化潮流，作为跟他们打交道的高校教师，我不可能闭目塞听。再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学界虽然理论建构没有大的创新性突破，但是文艺论争却从来没有停息过。“文化研究”传播开后，果然也引起很多讨论，这就更加引起我的注意，感觉到这不只是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学术新问题，确实应当全面介入。

于是我认真阅读了一些文化研究理论著作，比如张一兵和周宪主持的相关译丛，尤其是罗钢跟其他几位学者分头主持编译的《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和《视觉文化读本》等，在做了一些准备之后，我就利用我们培养方案中设计的“前沿讲座”，尝试着为研究生开设“文化研究导引”，没想到这个36学时的讲座居然大受欢迎，这就为以后系列课程的开设和专业方向的调整奠定了人心的基础。事实证明，我们这个“与时俱进”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教学和研究，起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清楚地区分出了文化研究不是“研究文化”，也不是对文学做“文化的研究”，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完全不是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之所以引起学生极大兴趣，是因为它关注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我们文化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公开发表学术性文章数量远高于其他学科方向，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敏锐介入当代文化热点事件与大众文化现象。此外，我们也为内地一些高校，比如北大、南大、复旦、川大等名校，输送了一批具有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素质的学生去攻读博士学位。

对于文化研究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者，正因为是学习者，才会对这个新东西的认识逐渐全面一些，深刻一些。比如，我在2004年撰写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文学研究的去合法化》，表达对引进文化研究的支持，文章刊登在《新疆大学学报》上，还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介绍了几句，当然那时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有明显缺陷。后来我又根据教学和文化实践，写了《文化研究的四个研究模式》，尝试倡导走出理论面向文化现实。再往后，为了继续强调文化研究不等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只是局限于文学文本，我又写了《论主导文化》。近些年，我比较自如地投入到新疆的文化研究实践中。你也知道，张春贤书记到新疆工作不久，就发现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于是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很有点高屋建瓴气势的口号：“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我在这场大讨论中做过一个长篇发言，叫做《解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这个发言后来被收入区党委宣传部的学习材料，又被《新疆经济报》全文发表，《新疆日报》摘要刊登，而且我在这个发言中对“现代文化”内涵的描述，后来出现在新疆自治区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这让我很欣慰。

邹：鉴于新疆在文化地理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性，一些极具典型意义的地域空间，比如喀什噶尔，越来越受到文化学者的关注，成为中亚文化关系研究或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您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该项目的重要价值得到了评委的高度认可，您是怎样将“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与新疆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

刘：我刚才说过，对于文化研究的认识，我自己是有一个逐步自觉的过程的。一开始的确有点人云亦云，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单指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关注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重要现象，这种认识可能主要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影响。后来比较多了解一些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对象的限定，而在于认识文化的视角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我后来正式开设“文化研究导论”课程，特别认真阅读了陶东风主持翻译的《文化研究导论》，那可是使我观念发生很大改变的一本文化研究基础理论著作。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文化研究中的议题和存在问题”开列出的9个问题，每个都显然超出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范畴，涉及的主要是人与文化的关系、事物意义的解释、如何理解过去的文化、如何理解他者的文化、文化间的关系、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等。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把文化主要看做是一个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文化研究要做的是从这种生活方式中发现贯彻于其中的特定价值观。所以，关于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书都出了好多本，但真正最要紧的关键词，恐怕还应当是“群体”、“生活方式”、“价值观”、“意识形态”、“协商”和“斗争”等。

你问到我怎样把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与新疆的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起来，我的回答就是我对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解，即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关注一个特定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研究体现于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你不是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吗？我想你一定注意到霍尔在他编著的《表征》的“导言”中有过一段表述：“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等于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文化因而取决于其参与者用大致相似的方法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做出富有意义的解释，并‘理解’世界。”这个思想对我关注喀什地域文化有很直接的影响。新疆喀什这个地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是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最早的地区，一千多年了，因而呈现出极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即维吾尔——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构成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应不应当关注它、研究它？用什么样的眼光关注它，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它？我感到，按照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的主张，新疆喀什地域文化就太值得研究了！因为我们从这个课题中能够回答他们提出的那9个问题。所以地域文化研究其实应当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中国文化或曰中华文化，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空壳，充其量是一个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它的实体，它的内容，它的具体形式，都只在合成中国文化地图的各个地域的文化。因此，做好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在践行中国文化研究。这也是我近年来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喀什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根本原因。

邹：按照您的意思，地域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而据我所知，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早就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多年前国内就曾经出版过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好像叫《中华文化通志》，一百多册呢。照您现在对文化研究的理解，那么文化研究在中国就不是您前面说的“新”学术思潮，而是早就付诸实践而且成果斐然的“老学术”了。这似乎不符合文化研究的引进、传播和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实际进程。

刘：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确实开展得很早，也很有收获。但在我看来，我们历来地域文化研究工作都一直存在重大缺陷。你刚才提到了那部中国文化研究巨制，即1998年出版的卷帙浩繁共101巨册的《中华文化通志》，我认为它恰恰就是存在重大缺陷的一个代表。其中最重要的缺陷是“地域”选择上的三个片面性：一是重东部轻西部，二是重中原轻边疆，三是重汉文化区轻少数民族文化区。

《中华文化通志》的《地域文化志》由10本书组成，分别是《中原文化志》、《秦陇文化志》、《晋文化志》、《燕赵文化志》、《齐鲁文化志》、《巴蜀文化志》、《荆楚文化志》、《吴越文化志》、《闽台文化志》和《岭南文化志》。我们可以这样说，这10个文化区域虽然文化间存在差异，但差异实在不大。基本上可以说就是霍尔所言的“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的同一文化的几群人，而与这10个文化区域有着真正文化差异并显现出权力关系的边疆民族地域文化，这套巨制只是略微提及了一下，这当然不符合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的要求。

还有一个重要缺憾就是，我们现有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表明，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我们的方法论基本上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或者民族学的方法，比如“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所谓“深描”法，实际上并没有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而也就没有实现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和基本范畴在这些地域文化研究中都没有用武之地。我们现在读到的这套书，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就是发掘该地域的文化积淀和遗存，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深描”，努力呈现该地域文化的一个客观面貌。而显然，文化研究肯定不能到此为止的。文化研究更注意分析这些文化事象和遗存或曰“表征”所传达出的“意义”。

此外，这些地域文化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文化态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中，只取前4个字，每个文化区域对自己这个区域的文化都“各美其美”，不去看与其他文化的差异，也不去看差距，当然更别提造成这样差距的“权力关系”了。所以，我主观上有个想法，就是尝试通过“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这个国家重大项目的实际工作，做出一个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标本。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具体困难，有的难度很大，比如对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评价问题。不过想想总是可以的吧？

邹：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坐标是阶级、种族与性别，文化研究的在地实践也大多是围绕上述维度展开的。我想喀什地域文化研究也应当离不开这几个坐标，只有这样，您把喀什地域文化研究做成文化研究意义的地域文化研究才有可能达成目标。

刘：你说的很对。文化研究之所以不同于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最根本的就是它永远持守着阶级、种族、性别这三个“基本坐标”，不过补充一下，有时候还有“龄别”这个坐标，因为对于研究青年亚文化，这是个很现实的坐标，比如考察“超级女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权力关系时就得观察年龄群。我觉得在今日中国，文化研究这四个坐标都还不能废弃，例如我上面所说的喀什地域文化研究，这四个坐标就都可以用来观察这个地域的文化事象。

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抛弃了，但是它的“所指”还在那里，尤其在文化建构过程和文化产品内在构成中，“阶级”事实上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种族”的坐标，在中国的语境中当然指的是“民族”、“族群”，那就更不待说了，维吾尔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与汉文化既有差异，又有共通处。鲍尔德温他们关于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文化研究如何理解过去”，启发我们从维吾尔民族历史上和中原王朝亲密关系看到两种文化的“通而不同”。性别文化差异的问题，龄别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喀什地域文化中都有典型的表现形式。比如今天的喀什维吾尔族年轻人，它们在生活文化上的现代意识，肯定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是维吾尔青年一代的共同愿望。而这正是在新疆实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希望之所在。因为正如威廉斯在谈到文化的“感觉结构”时所言，“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感觉的结构”，“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它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老一代维吾尔人被伊斯兰文化熏陶着，新的和更新一代的维吾尔人必将形成适应他们新生活方式的新的感觉结构。那就是现代文化的结构。

邹：当前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是都市文化与消费问题，当然也会涉及底层再现与新乡村建设运动，但是对“华夏边缘”（借用王明珂的说法）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欠缺在地经验与情感认知，一方面则是拘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不敢对所谓的“敏感问题”发表言论，这实际上和文化研究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您认为边地这一特定的空间怎样才能浮现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地形图中？可以展开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哪些？

刘：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正如你所说，“华夏边缘”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问题，不仅对于内地学者来说是一个“敏感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工作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学者而言，这更是一个“敏感问题”。比如在新疆，在这里做地域文化研究或民族文化研究，就遇到既绕不开又特别难以面对的两个关键词：“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生活在新疆，我们每个人有更直接的“维护祖国统一”和“坚持民族团结”的现实政治任务，更有必须时时处处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党性的要求，所以我们说话比内地学者还要难。因为内地学者的相关声音跟我们的相关声音相比，“距离就是美”：远处说说听起来很美，当面说出的就很不入耳。我很同意你的“不敢发言是与文化研究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的”认知，但实际情况怎样，你懂的！

我现在越来越佩服费孝通先生。他提出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结论已经成为官方话语，他有很多关于中华文化的卓越见识越来越获得人们“点赞”。他有一个思考像我们这一代人一般都不大敢说出来，但却的确是真话，这就是关于西部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地位的思考。他这样说：“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两个中心主义，第一个是汉族中心主义，再一个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两个主义把西部的文化给淹没了。结果是大家不再去看它，不再去了解它了。即使谈到西部，也是一讲就是汉族的东西，其实西部地区不仅仅有汉族。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我们要承认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汉族一样长、一样重要和一样珍贵。”我觉得费孝通先生已经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边地文化必须浮现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地形图中。换一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必须研究你所说的“边地”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做边疆民族地域文化研究？在我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目的或意义。第一是要揭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中华文化内含有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由包括汉地汉文化在内的中国其他民族、其他区域文化共同表征的。因而，地域文化研究就不应当总是把眼光翻来覆去停留在汉地汉文化。只有把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包容在内的文化多样性才是真的文化多样性。第二是要证明中华文化的和谐性特征。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更应当做的大事，是解释汉地文化之外的广大区域中，各地各族大量异质文化何以能够与汉文化长期共存共荣，从而实证中华文化的对内包容性和对外开放性品质，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特征。必须指出，这个证明远较仅仅研究汉地汉族文化之和谐困难得多。第三是要努力指明中国各地域文化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建设性前景。做地域文化研究，当然首先是要描写、讲述、阐释该地域文化的显形和隐形的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路线图；其次是要发掘贯彻于该地域文化中的价值观，描述享用该文化人群的情感结构。但这些都应服务于一个更高远的意旨，那就是努力说服各地域文化传统在现代文化压力下寻求并走向一种“共同文化”——“通而不同”的文化。

在中国，尽管汉族人口众多，且密集于中国东部地域，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乃是大同小异的。但在人口稀少地域广大的新疆地区，维吾尔等少数族群却传统地按伊斯兰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不能说在中华文化格局中，新疆维吾尔——伊斯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低于或小于东部汉文化，因为我们不能做出哪一种生活方式优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简单判定。我们毋宁这样去认识，新疆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属于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域的文化也是这样。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众多的特色文化，方才显出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

邹：我还想提一个有关文学史写作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内主张把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纳入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呼声愈益高涨，但在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中依然难寻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显然是一种“汉文化中心主义”或“中原中心主义”，您如何评价这种偏颇的文学史书写模式？您认为将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刘：这个问题与刚才谈过的问题密切关联，还是费孝通先生所说“两个主义淹没西部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汉文化中心主义”根深蒂固，这在我们很多大知识分子或者称文化权威那里也是一样。就说关于中国文学史写作吧。我印象中只有鲁迅写中国文学史，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了《汉文学史纲要》这个书名，其他不计其数的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的著作，都会毫不客气的写下《中国文学史》这个书名，百年来再无例外。这些标榜为中国文学史的大大小小著作，宁肯缺失一个大国文学史应有之义的“神话和史诗”，宁肯缺失一个大国文学史不应缺失的长篇叙事诗，也不愿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以及长篇叙事诗写进他们的《中国文学史》。例如众所周知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以及有13000多行的维吾尔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等等，这些作品早就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名实相副地应当进入《中国文学史》，但在我们那些汉族中国文学史专家学者眼中，这些都是“四大皆空”。

我曾经读到著名学者郎樱的评论：“《福乐智慧》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名著”，“它的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是一位天才，一代伟人，他在文学史上应与李白杜甫齐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中国文学史上却毫无记载”。这确实是令人唏嘘的事情。我常想，咱们生活、工作、教学、研究在内地科研机构和高校中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那些权威们，他们但凡有一点费孝通的胸襟，但凡有一点鲁迅的胆识，我们的《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这么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因为正如西方“打开经典”派所指出的，“经典形成过程中权威意见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做出选择的机构和成员本身的偏见和局限，某些群体和个人的作品没有被收入经典”。更重要的是这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出，“似乎无法否认，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在总体上的确受到了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提出的文化研究主要议题诸如“其他文化能被理解吗”、“如何理解文化间的关系”、“文化与权力间的关系”等等，在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写作中都能找到答案，哪怕都是一些令今人脸红的答案。

我真诚地恳请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权威们，在你们考察中国文学的历史时，别忘了“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文化包括其他55个民族的文化构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中国文学史是由各民族文学共同丰富而成的文学史。恐怕只有这样的宽广视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堪称经典的作品才不会被疏漏，这样写成的《中国文学史》才堪称真正的《中国文学史》。

邹：感谢刘老师极富见地的阐述，我相信您的呼声也正在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由于受制于方方面面的主客观条件，将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现状仍然不甚乐观，但已经有一些从事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在这一领域做出有益的尝试，比如三卷本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我们也真诚期待中国内地主流学界能够突破“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关注这些来自边疆的声音、边疆的目光、边疆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