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宁 唐培旭|师公面具艺术拍摄 与民俗影像数据库建设探索 发布日期:2024-03-10   作者:林安宁 唐培旭   点击数:163  

 [摘要]果县师公面具艺术拍摄,是民俗活动影像记录,也是师公唱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时、地利、人和是大型民俗影像记录伦理的最高境界。民俗影像记录中,拍摄团队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民俗影像数据库建设工作的推进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最重要的有资金、技术、人才和评价体系等因素。

[关键词]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影像;田野伦理;数据库

 

[作者简介]林安宁,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培旭,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实验师。

影像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手段,使得民俗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任务紧迫。有感于此,很多民俗影像资料库的建设应运而生。国家因此推出一系列课题对此加以支持,如文化部启动的《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它要求多视角进行影像记录,并剪辑成质量较高的纪录片。

民俗数字库的建设,得到了民俗学专家的关注。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专家团队呼吁建立影像民俗学学科,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理论与方法。我们作为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中方调查负责人,积极参与到民俗影像记录的实践中。

我们较完整地以影像记录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并借此良机对民俗影像数据库建积极的探讨。

 

一、平果县民俗影像记录:师公面具艺术民俗志和师公唱本的活态呈现

任何一部纪录片的拍摄方法都基于研究者对对象的认识基础之上。吴乔拍的纪录片,与他对花腰傣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分不开。朱靖江的影像作品,也与他的影像人类学的认识相关联。

学术界对师公文化的重视,始于它的傩文化价值,后来发展到它的信仰认识价值和师公唱本的多文化价值(语言、民族文化等)。师公面具艺术作为民间文化的富矿,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对师公唱本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对师公活动的民俗志研究也较为欠缺。笔者有两个项目都与师公唱本的搜集、整理研究有关。要研究师公唱本,就要对师公面具艺术展演过程作全面的了解。民俗志式的描写都未完成,面具艺术和师公唱本的研究就缺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对师公面具艺术的拍摄,可称之为师公面具艺术影像志。对于师公复杂的唱本内容,影像记录使干巴巴的文字鲜活起来,使它的口头传承本质得以呈现,让它的“声音”等层面得以直观展现。

师公面具艺术展演的最重要环境是丧场。丧场活动至少持续一天一夜,时间跨度长,程序复杂,参与人数众多,拍摄靠个人很难为之,因而,强有力的团队是顺利记录的保证。

百色市平果县的壮族丧葬仪式极为丰富,通常由师坛(师公班仪式)和道坛(道公班仪式)组成。师公文化更多壮族民族特色,其中的师公面具艺术表演,又具有独特的活态傩文化价值。

我们跟踪拍摄师公活动整个过程,不漏掉重要的细节。2016年1月14日,即丧场活动前一天,我们到达凤梧镇壮族师公文化馆,记录师公们的筹备与排练工作。第二天天未亮,我们跟踪记录韦锦利师公出发前的请师、封村等仪式。接着,我们跟随师公搭坐的班车,赶到了丧场的现场——平果县县城。从师公搭师坛、与道坛配合超度、夜半的武术表演等,到天亮的出丧仪式,我们都一一记录。整个记录过程,我们使用了四台摄像机,其中两台是肩扛式专业摄像机,另外有两台DV。在丧场仪式中,一台专业摄像机固定拍摄,另一台拍特写。两个单反相机着重拍师公面具。录音笔四个,近距离录下歌唱内容,供配音、研究使用。

除了全面记录,我们重点跟踪师公班领头韦锦利及他的儿子韦全福,对他俩的特写镜头也比较多。

丧场仪式内容复杂,时间持续长,对于歌唱的仪式,只作简单记录(歌唱内容过后再访谈,并拍摄、记录),对于师公面具艺术表演和武术表演的环节,我们则作全程的记录。

摄像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笔者对仪式过程反复观看、琢磨,以此为依托,向师公韦锦利进行请教,完成了论文《壮族傩仪调查与傩书研究初探》。此文在2016年的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上宣读,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介绍了平果县师公文化与壮族傩书(即师公唱本)的概况,考察了平果县壮族傩书与傩仪关系,分析了师公法事仪式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平果县壮族傩书的多重文化意义。若没有影像记录的基础,对于师公复杂的仪式不可能有如此深入的研究!

 

二、平果县民俗影像记录与影像记录伦理探讨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出台,学界开始了新一轮对田野伦理的讨论。

田野经历往往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课程讲授中最动人的篇章。笔者曾被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的遇险、杨成志在西南彝族地区调查的历险等经历所打动,深知民间文化学者都有着赤诚而勇敢的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关注如何让社区真正成为文化的自主者。然而,陈泳超和施爱东在田野伦理的讨论中,从学者的本位出发,提出“无害即道德”的观点,或强调“学者是田野中的弱势群体”。

笔者对师公面具艺术影像记录的经历也感触颇深:信仰民俗调查,融洽氛围下的民俗影像记录是彼此的福分。融洽的气氛是学者田野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场景可遇却难求。笔者曾两次对广西灵山县某个村的“跳岭头”活动进行调查,在2015年和2016年某村的“岭头节”中,笔者都与村人同吃、同住、同过节,但对搜集师公唱本及求证仪式的解释的调查,几乎是一无所获。在2016年对另外一个村的“跳庙”活动中,师公则主动地把唱本一揽子地拿给我拍摄,让我们感动不已。反观平果县拍摄、调查的经历,可为民俗影像记录者提供一个田野伦理典范。

师公面具艺术的拍摄,不仅需要师公的配合,还要征得主家同意。调查者除了要承受舟车劳顿之苦,还要形成合力。成员既要能吃苦耐劳,还要克服对丧场的害怕与恐惧。

所幸的是,以上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这些成就了一次融洽的合作。韦锦利身兼师公、广西古籍办调查员、师公文化馆馆长等多重角色。他有极强的师公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学者的访谈,一向耐心、积极地配合。这得益于他过人的天赋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还得益于平果县政府、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对师公文化的支持。韦锦利与主家有效的沟通,主家积极的配合,让我们有全面进行观察、记录的机会。韦锦利还把仪式过程写出来,通过网络传递,使视频的文字解释做到准确、完整。我们有结构合理且富有朝气的团队。项目的主持者有较丰富的田野经验和较强的学术操练,技术总负责人是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的实验师,他曾参与编辑、制作多部电视剧和纪录片。四个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其中三个参加了第二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培训活动,既有民俗学知识,也有一定的民俗影像拍摄基础。四个在校本科生年富力强,夜半拍摄工作大多由他们轮值。出于对民俗的热爱,我们团队用热情投入来抵御丧场的悲伤气氛。

此后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二十多人庞大队伍能在平果县顺利地进行师公文化的调查,正是这一次融洽合作的延续。

今天的田野调查比费孝通等前辈当时的条件已大大改善,但只要进入田野,风险就无所不在。以师公面具艺术记录的经历为鉴,民俗影像记录者要有大心脏,还要有风险预防意识。

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记录,作为较大规模的团队活动,是一次惊险的田野经历!我们没有买出行保险,这差点成了巨大的遗憾。田野的风险无处不在,贵重器材的使用与保管,随时都有可能出差错。这次田野实践,两台DV中途罢工还属于小意外,一个单反镜头不小心被摔坏,也只是一个小损失。更让笔者倒吸一口冷气的是人身安全方面的历险。继丧场仪式的拍摄之后,部分成员到壮族师公文化馆进行拍摄、

调查。一天晚饭后,韦锦利师公派电动三轮车送我们回住处(在另一个镇上的旅馆)。由于路况不好,剧烈的颠簸,半路上电动车前轮被轮盖卡着,车走不动。车上留有两位女同学,另外几个人下车把轮盖撬起,由于没关电源,电动车在无人驾驶情况下向前跑,此时有三人挨着车身,随时有被后轮碾压的危险。幸好他们都抓着车前行,一人及时地刹住了车。我们的经历有惊无险,但对于民俗研究者而言,任何一次田野都充满着危险。笔者曾听到身边学者、师长们一次次难忘的田野经历,一些难以挽回的惨痛经历往往不堪回首、多年后仍让人的心情难以平复。作为新兴的影像民俗学,学者们面对的挑战只会更多。

当然,田野调查中融洽的合作,更值得总结。每一次成功的调查,都可对教科书的金科玉律做出修正与补充。时代条件的变化、调查对象的情况和自身的准备等等,都是造就顺利调查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合可谓田野伦理的最高境界。

 

三、师公面具文化影像记录与民俗数字库建设展望

2016年7月,我们把此次记录剪辑成纪录片,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恰逢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在南宁召开,来自全国的工作坊学员齐聚在这里,他们既是民俗学的新生力量,还是民俗影像记录生力军。师公的丧场活动不容易看到,也不可能这么机缘巧合让学员参与。因而,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出来,是最好不过了。

当笔者把纪录片《广西平果县凤梧镇韦锦利师公班法事仪式》播放给学员时,一下子让他们的心头疑惑释去。他们以此作基础,确定了小组的访谈、纪录主题,为顺利完成民俗影像记录训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师公面具艺术影像真正发挥了它的纪录片作用!

当然,这纪录片的作用还将不断被发挥着。对于拥有中文本科和民俗学硕士教学任务的高校,这些资料无疑成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基于对民俗学数字库的认识,早在2015年,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便申报成立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并得到相关资金的支持。然而,光是硬件设施还不够,民俗影像记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参与。笔者虽记录了田林县祭瑶娘等多项民俗活动,但目前承担的国家课题《中国环北部湾地区民族濒危傩书的搜集、整理研究》,考虑到各方面原因,只派出了轻型团队进行调查。

笔者遇到的困难具有普遍意义。民俗影像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响它的因素起码有以下几个:资金、技术、人才和科研评价体系等。

现实中,一些资金已向民俗影像记录倾斜,其中以《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项目为代表,但这远远不够。民俗影像技术人才的匮乏,随着跨专业人才的涌现,这一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俗影像记录需要年富力强、肯吃苦、有奉献精神和田野能力突出的民俗学者参与,才有可能取得好效果。影像记录还需要摄像专家的参与,才可能拍出高质量的纪录片。光靠民俗学者本身的摄像技术还不够,如中国二十节气在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制作的纪录片,是由民俗专家巴莫曲布嫫与中央电视台的摄像师共同打磨完成的。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的主要因素是课题、论文和专著等,何时能把民俗影像纪录片也作为评价标准,与之平起平坐呢?

平果县的师公面具艺术影像记录,无疑意义重大。它不仅为民俗文化留下永久的记录,也留下了民俗学者探索、合作和提高的记忆。由此引出来的话题也是沉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团队合作,更多的融洽的田野记录,以及更多的社会支持,才能建立让世人瞩目、不愧当代、泽被千秋的民俗数字库!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第105-108页。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李斯颖;图文编辑:冶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