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别求新声于异邦”，晚清以降，中国人即开始积极将外国文学作品译入。与此同时，虽然在数量与影响上无法同译入文学相抗衡，中国文学一直未曾放下“走出去”的努力，被誉为“东学西渐第一人”的翻译家陈季同可谓发时代之先声。进入新时期，日趋显现的“全球化”大势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渗透，让中国文学“走出去”变得更为迫切。经过萧乾、杨宪益、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张培基、葛浩文、沙博理等几代中外翻译家的努力，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取得了诸多成果。就整体情况来看，相较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承载了新时代更多希冀的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相对薄弱。而在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可以说刚刚起步，相关研究仍有较大开掘空间。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的《穆斯林的葬礼》为例，与原著蔚为大观的研究成果相比，对于英译本的考察相对沉寂，且多集中于语言的翻译转换，较少考虑传播与接受。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译介学方法，通过对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海外接受与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的考察，为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参照。

一、“熊猫丛书”与中国文学出版社

译介学是以“翻译文学和文学译介为核心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将目光投向“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作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本文对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考察，也将围绕发起者、操作者和接受者三个层面展开。

在《穆斯林的葬礼》译出的过程中，“‘译’不是起点，因为在它之前还有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作为“熊猫丛书”的一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里，发起人和出版社，也即“熊猫丛书”与中国文学出版社，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决定了为何会翻译《穆斯林的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个体翻译主导转向国家机构主导。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琛的帮扶下，《中国文学》杂志于1950年10月创刊，其设计和版式都模仿自《苏联文学》。1956年，《中国文学》社并入外文社，但《中国文学》编辑部作为独立部门继续存在。“文革”结束后，杨宪益于1980年升任《中国文学》杂志社主编。在继续刊印《中国文学》杂志的同时，杨宪益决定推出一整套平装普及本的中国书籍。“考虑到在西方国家里，平装本企鹅丛书非常普及”，杨宪益故将这一套丛书命名为“熊猫丛书”。鉴于“熊猫丛书”海外销量良好，外文局于1987年２月成立中国文学出版社，负责《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的出版工作。

无论是《中国文学》杂志，还是中国文学出版社，包括由《中国文学》杂志推出的“熊猫丛书”，都是外文局完成“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组成部分。为服务于“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增进世界人民对我国的了解，以赢得更广泛的同情、支持与合作”的战略部署，对外翻译所选取的文学作品必须符合适宜对外宣传和质量高两条原则。正是出于对这两条原则的考虑，《穆斯林的葬礼》才被纳入“熊猫丛书”的译介范围。

就对外宣传来看，《穆斯林的葬礼》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和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部成功地表现了回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其中涉及的回族习俗、宗教信仰和中华传统“玉”文化，契合于宣传中华文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时代诉求。至于作品的质量，更是得到时人的充分检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穆斯林的葬礼》，一举拿下1990年建国四十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长篇小说奖，并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这些重量级奖项，意味着得到了官方与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可以说，《穆斯林的葬礼》不仅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更是当代文学中满足国家机构对外宣传要求的绝佳样本。基于此，《穆斯林的葬礼》的英译工作迅速提上日程，1992年即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97年再版。

“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要考察的，正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穆斯林的葬礼》做了怎样的改写，以及改写背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审视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如何影响了文本的呈现面貌。

二、翻译策略与《穆斯林的葬礼》的内容呈现

《穆斯林的葬礼》的英译工作，由关月华与钟良弼合作完成。整体来看，关月华等在翻译《穆斯林的葬礼》时，基本采用了忠实于原著的译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译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干预呢？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忠实’只不过是众多翻译策略之中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的产物”。尽可能维持原著的本来面貌，正是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方针政策所要求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忠实于原著，并不表示不做任何改写。事实上，译者在保证大方向遵循原著的同时，对局部内容进行了多处的删改与调整，这也为探究关月华与钟良弼的翻译策略留下了空间。

（一）传统文化的“张扬”

纵览全篇，译者在翻译《穆斯林的葬礼》的过程中，有意突出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这首先体现在作品名称的变动上。英译本将《穆斯林的葬礼》译为“History of a Chinese Muslim Family”并作为副标题，而将主标题定为“The Jade King”（《玉王》）的做法，让韩子奇创立奇珍斋的这条线索得以突出，小说中表现的“玉”文化由此张扬。不过，这样的做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小说的主旨。作品虽采用双线并行的方式展开，但始终围绕着穆斯林家族三代人悲剧性的爱情与命运，《穆斯林的葬礼》这一题名可以说是对于小说核心内容的准确提炼。从这个角度来看，“The Jade King”的译法不仅抛弃了韩楚之恋的另一条线索，更有以“通俗性”的传奇替换“严肃性”的说史之嫌。当然，不排除这种调整是出于对国外读者接受的考虑。

除此之外，译者保留了原作中提点章节内容、暗示人物命运走向的章目，并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以便尽可能维护其中渗透的传统文化意蕴。以序曲与第一章为例，“月梦”被译为“Dreaming of the Moon”，“玉魔”则被译为“The Jade Friend”。不过，就实际效果来看，直译虽保留了原著的文化底蕴，却不免加大了国外读者的接受难度。可以想见，习惯于从章节目录获取作品核心内容信息的海外读者，在缺乏对“玉”与“月”这样抽象指代的文化符号的足够了解与心理认同的前提下，很难带入到作者所精心营造的阅读与审美的氛围之中。与关月华形成对照的，是葛浩文对《狼图腾》的翻译。葛浩文删去了每章起首引用的历史文献，这样的做法使得“文献资料构成的意义序列与正文的意义序列”之间“纪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的对照关系”不复存在，改变了小说的结构，意义的表达也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见，关月华的做法虽有不足，却表现了对于原作的充分重视。

考虑到国外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陌生，译者对小说中涉及的一些文化元素做了注解，如“坎宅巽门”、郑和、乐曲《梁祝》等。以“坎宅巽门”为例，译者给出的解释是：“坎和巽是八卦符号中的两种，出自古典名著《周易》。坎，卦形是‘☵’，指向西；巽的卦形是‘☱’，指向东南。换句话说，一间屋子的大门应朝向东南方”。由此不难看出，译者充分把握将中国文化介绍出去的每个机会，为文化传播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值得后来者学习和参考。

（二）文化差异的“淡化”

在《穆斯林的葬礼》外文版序言中，冰心希望“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而且在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女作家，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不难看出，冰心有意突出霍达的回族身份和小说中所表现的回族文化。不过在霍达看来，回族文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彰显的，其背后暗藏的是“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从某种程度上说，《穆斯林的葬礼》的深刻与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让我们得以在文化层面上思考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相处、怎样和解。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却有意对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了淡化处理。

站在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处理自在情理之中。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或会让不熟悉内情的国外读者产生中国不同民族之间难于融合和交流的误解，不利于维护中华民族互助友爱的形象。不过，这样的处理对于小说文化层面的思考所造成的损伤，无疑是万分可惜的。

（三）历史背景的“模糊”

霍达显然不满足于记录一个穆斯林家族60年的兴衰，而是希望将它置于1919年至1979年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中。深知宏大场面难于驾驭的霍达，巧妙地设计了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为诸多批评者激赏。然而，若将两条线索按时间脉络铺展开，便可见出霍达并未深入历史的肌理，而是停留在简单的史实描述上。在有关民国的部分，霍达虽描述了火烧赵家楼、卢沟桥事变等，但五四运动与情节开展未发生任何关联，国内抗战的困局也为漂流异国的识见所取代；至于发生在共和国的部分，几乎所有篇幅都集中于韩新月备考到病发离世的1960年至1963年，韩楚３年情爱显然无法透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历史现场。当然，为人生经验所限，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选择以这种的方式呈现历史自是情有可原，毕竟这是霍达从懂事起“就酝酿着想写”的书。只是，对历史事件所做的如此“教科书”般的描述在翻译时仍不免受到干预。

对“修正主义”批判的书写，译者采取全部删除的方式。而对于人物话语和行为中间接触及的内容，译者多删除具体描述，采用一笔带过的翻译方式。譬如，译者删去了韩子奇一家就食物短缺进行讨论的细节刻画。这样一来，原本粗浅的历史记录变得更加“模糊”，《穆斯林的葬礼》在历史宏观把握上的缺陷也愈发突出。

总体来看，《穆斯林的葬礼》的译者在基本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突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厚重，同时对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内容做了适当的删减和改动。这样的做法显然更多地站在传输者的立场，未能将接受者的需求充分纳入参考。而进入传播阶段，发挥作用的更多是接受者的力量，这无疑对《穆斯林的葬礼》的传播情况产生影响。

三、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的海外传播

《穆斯林的葬礼》为“熊猫丛书”选中，由关月华和钟良弼译成英文后，便开始进入出版发行销售环节。先是中国文学出版社于1992年将其出版，再转交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而在美国的常青图书有限公司则负责对外销售。据世界各国高校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来看，在有关机构和人员的诸多努力之下，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确实输入到了海外，进入了传播流通环节。

《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海外馆藏一览表

然而，仅以高校图书馆馆藏来判断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的海外传播成功与否，显然是不尽合理的。若是缺乏读者的阅读和讨论，没有批评者的有效评介，很难说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价值，甚至于它是否真的“存在过”。“在一本书的价值和它拥有的读者数目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一本书的存在之间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20而就读者讨论与研究者批评层面来看，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可以说在海外陷入了沉寂。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United States）、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期刊（OUP）、剑桥学术期刊（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等数据库的资源检索及笔者所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目前国外所能查到的关于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的评论文章不过两三篇。其中，西华师范大学的陈玲丽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人物的性格以及爱情悲剧”，伦敦大学的Wen-chin Quyang将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与张承志《心灵史》并置，讨论中国当代小说中对于“《古兰经》的征引与宗教信仰”问题。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集中于2014—2015年，其中还包括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英文论文。基于此，或许可以说作品长期未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关注。

与学术界的完全漠视相比，Goodreads留下了用户评论的点滴足迹，也为考察欧美读者眼中的《穆斯林的葬礼》留下了可供参考的材料。根据Goodreads的记录，４９人收藏了The Jade King，并给出了平均4.27的高分（满分５）。与国内批评者侧重于人物形象、叙事方式、意象、民族文化等艺术成就不同，海外读者关注的重心在于作品中流露出的政治想象。Jack Cheng认为“两条发生在不同时期的线索被作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让读者得以窥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下普通人民的生活”；Daisy认为是“战争让穆斯林一家三代遭遇悲剧”，同时指出“这本书的题目并不恰当”。除此之外，海外读者表示出了对于穆斯林文化和爱情悲剧的兴趣，Tannis认为这本书由始至终“写的都是爱情的悲剧”，帮助他（她）更好地“了解了穆斯林群体”；Daphne认为“书中悲伤的故事令人流泪”，改变了他（她）“对于爱和婚姻的看法”。

从读者反馈少、批评文章几乎空白的接受情况不难见出，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在海外遭遇“滑铁卢”。事实上，这也代表了多数“熊猫丛书”的海外传播情况。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的传播失利呢？原因或可归为以下三点。

其一，凝聚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希冀的“熊猫丛书”，一度被视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受到了抵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出版的《穆斯林的葬礼》，几乎在发行伊始就注定了它被遗忘的命运。由于受到影响，海外学术界长期忽视《穆斯林的葬礼》的存在，读者大众也未过多关注《穆斯林的葬礼》，进而导致作品尘封于各大高校图书馆中。

其二，单就《穆斯林的葬礼》作品本身而论，其突出成就体现在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回族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描绘上，而西方读者关注的重心却在于小说是否超出意识形态的叙述范畴，满足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想象，这恰恰是《穆斯林的葬礼》最为薄弱的部分。几乎按照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历史叙述的《穆斯林的葬礼》，显然无法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由于传输与接受信息的不对位，那些译者为“张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回避”回汉文化差异所做出的努力，被西方读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其三，《穆斯林的葬礼》中女性色彩并不鲜明的情况，也影响到了它的海外传播。“受当时英美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影响”，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一度备受西方读者青睐。早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熊猫丛书”的王安忆的《流逝》、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七位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等作品就曾引起西方读者的诸多好评。遗憾的是，相较于其他几位女性作家作品而言，《穆斯林的葬礼》在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上，大体延续着五四新女性和传统女性两条路子，缺乏更多的女性意识，自然无法引起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关注。事实上，这也影响到了霍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学人们习惯于将诸多作家放入框架内讨论，女性作家因之成为叙述新时期作家的一个较大容器，但它显然放不下霍达。就这样，霍达被包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内的诸多文学史著作排除在外，即便《穆斯林的葬礼》步入茅盾文学奖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列。

四、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走出去”

在探讨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之前，先要明确的是是否需要“走出去”。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我们不能一开始就限制住自己的视野，习惯于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周而复始的内部消化与品评，而要尝试着让世界听到中国文学的声音，这同时也是文化复兴与传承的要求。虽然包括英译本《穆斯林的葬礼》在内的诸多“熊猫丛书”译本没有引起想象中的成功，但这些作品确实输送到了世界各国，即便它尘封于各类图书馆中，仍代表着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们不应在失败中退回起点，而是要再次出发，不断走出去，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了遴选、翻译、销售、传播等诸多环节。落实到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上，势必也要在这些环节上下功夫。

无可否认，由于民族语言和书写工具的限制，少数民族文学起步晚、起点低，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而只有获得主流文学认可的作家作品，才有通过译介推向国外市场的可能。这就造成大量的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品被排除在译介传播的范围之外。对此，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主流文学发展不平衡，但少数民族文学“不是某种抽象‘中国文学’的次生单位或者低一个层次的东西，它和主流／汉族文学都是平等的主体”，“也要发出同样响亮的声音”。故而，站在国家机构对外译介的角度，需要将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与汉族／主流文学平等的地位加以考虑，给予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更多的关注与机会。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自身需要认识到艺术性与审美性才是持续发展和“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唯有回到自己的源流上，发掘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美学意蕴，全面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与水平，才能为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找到源头活水。

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得到平等对待且拥有充足的成果积累后，便需要考虑如何对外译介传播的问题。就此而言，不论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抑或是整个当代文学，思维的转换都是关键。也就是说，不是以我们想输送什么、想让国外读者看到什么为第一要义，而是充分考虑到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没有阅读，没有评价，没有消费，“走出去”就不免陷入破产僵局，只能以“走回来”告终。外文社接管“熊猫丛书”后，便将读者转向了国内，出版的目的不再是促进对外文化交流，而是以服务国内外语学习为旨归。有鉴于此，必须同海外译者、国际知名出版社和批评家合作，建立起翻译、出版、发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确保将作品传送到国外读者手中，激起他们阅读与欣赏的欲望。

概而言之，我们既要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不足并加以改善，同时需要将接受者的阅读兴趣充分纳入考量。在提高作品质量的同时，增加“走出去”的传播渠道，为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提供更多的机会。不容忽视的是，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应始终作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发展和译介传播过程中所坚守的原则和标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光是为多元化的中国文学做贡献，也是为世界文学保留一份自留地。

 (文中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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