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有不同的类别。从不同历史阶段的西北民俗事象案例来看，文化符号存在随着族际间交往交流交融而变迁的现象。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其作为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建构历程受到文化主体差异的影响。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符号提炼和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西北各省区依托地方特色民俗生活，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工作，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建设。

关键词：文化符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化；西北民俗

—、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分类

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具有表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脉络，引起中华民族情绪共鸣，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有多种类型，分类方法多样。其中，从功用上来划分有两类是我们所惯常熟知的，一类是象征性文化符号，一类是工具性文化符号。前者是一种能够彰显中华民族形象的象征性文化符号。比如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标志——长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标识——龙，中华民族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中华民族沟通东西方交流交往交融的道路——丝绸之路。后者是一种具有沟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作用的工具性文化符号。比如中华民族的书写工具——毛笔，中华民族的计算工具——算盘，中华民族的通用文字——汉字。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一种民间文艺事项，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绝佳工具——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汉族、回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藏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间的，大家共同用汉语演唱的民歌“花儿”。在“花儿”演唱场域，“花儿”既是其传承群体中不同族属民众的交流工具，也是大家共建精神文化生活的思想结晶。

上述划分方法，主要是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整体着眼，从文化符号的功能差异加以区别。除此以外，就文化符号的划分而言，还有以下几种方法。一类是从范围来划分，有区域性文化符号，也有全域性文化符号。比如突显西北特色、展现中国西北标志性生活画卷的表意性文化符号，有西域生活的百科全书——木卡姆，有陪伴了一代人的全民读物——《读者》，有丝绸之路经典艺术作品——舞剧《丝路花雨》，等等。一类是从文化符号所属群体的范围大小来划分，有族群性文化符号，如那达慕大会、艾得莱丝绸等；还有民族性文化符号，如旗袍、春节、饺子等。一类是从文化符号的类别归属来划分，有物质文化类文化符号，如古琴、万里长城，精神文化类文化符号，如盘古、孔子、《义勇军进行曲》，自然地理类文化符号，如泰山、黄河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文化符号的类属，会随着诸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与它所经历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不可分。可以说，当下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正是经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而逐渐生成的。中国西北地区在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地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地。生发于这片土地上的民俗事象，形象地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变迁的重要影响。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常存在文化符号的参与

中国的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杂居区，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了相互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从而奠定了这片土地上多元文化共生互存的历史基础。远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前，这里就存在着中华民族内部不同部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外邦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生活于不同民俗环境中的不同族群，各自创造、传承、负载着丰富而独特的民俗事象，其中的一些典型事象成为民族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在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对他者产生了影响，并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

南佐疙瘩渠是一座距今4700-5100年之间的仰韶文化晚期的都邑性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郊区。有研究者认为南佐遗址是黄帝有熊氏的国都。这座遗址出土有许多黄土高原稀有罕见的物品，如白陶、水稻、绿松石、朱砂等。这些物品之所以会出现在南佐，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当时南佐遗址所在部族与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部族之间存在密切交往，并产生了物品流通，以及由这些物品所带来的民族文化符号变迁。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以下几点。首先，前文所述的白陶、水稻、绿松石、朱砂，在当时的部族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相关部族的文化符号。正因如此，它才有资格被当作或贡品、或礼物、或交易品，而由南方送往遥远的北方，成为相距遥远的上层社会之间的交换物品。其次，这些白陶、水稻、绿松石、朱砂的出土地点是南佐宫城的祭祀区。对于部族生活而言，这是神圣空间的位置所在。当白陶、水稻、绿松石、朱砂从南方部族那里长途跋涉、历经艰辛而运抵南佐后，便受到了来自南佐部族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被用作部族祭祀仪式活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它们在南佐的祭祀活动中被委以重任，便意味着它们已然成为部族礼仪文化的象征，从而在思想文化方面，上升为南佐部族新的文化符号。

与此相类似的是，战国时期东西方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所带来的民族文化符号变迁。尤其是草原游牧部族斯基泰人的巴泽雷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产生了历史影响。巴泽雷克文化以阿尔泰山为核心，在当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以及中国的新疆地区都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的洋海古墓群，分为东西两处墓葬区，其中东片一处墓葬群的断代时间大概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这里出土了许多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符号意义的文物，比如箜篌、丝绸、纺轮、动物图案、巴泽雷克风格的葬俗标志物——墓主人头部前方有拴马的木棍，墓室随葬品中有金饰。位于新疆和田洛浦县境内的山普拉墓葬群，出土有巴泽雷克风格的墓葬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出土的缂毛，这种纺织物的纺织技艺是典型的斯基泰人文化符号。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马家塬遗址，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墓葬群，在遗址中心地区集中分布着战国中晚期西戎族群的墓葬，出土有大量欧亚草原斯基泰人的巴泽雷克文化风格的墓葬品。这些墓葬品主要为墓主人的装饰品和车马饰品，金银质地。从民族文化传统来看，拥有草原野兽纹样的艺术品，马具精美，大量使用金器，尤其是多用金饰的做法，正是这一时期巴泽雷克的文化特征。从马家塬墓葬出土文物的造型来看，墓葬金饰多为动物形象。尤其需要留意的是，斯基泰人的文化符号——格里芬，在马家塬墓葬饰品中反复出现。这说明斯基泰人的民族文化经过遥远的欧亚草原，由西向东与其他族群产生交往交流交融。格里芬这一西方文明的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中留下蛛丝马迹，说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影响。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这条忙碌而繁华的商贸之路、文化之路、民生之路，接纳了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明的商人、政客、旅行家、冒险家、艺术家、学者等，他们往返于此，为西北地区带来了文化和经贸繁荣。他们在文学、艺术、技术等层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人类多民族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变迁提供了素材和基础，同样，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走出去提供了大道。

三、知识分子推动小传统文化符号走向民族共有

从文化符号的功能类别来看，上述所论证的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生的民族文化符号参与和变迁，其中所涉的文化符号通常都属于象征性文化符号。诚然，在以往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草根”阶层的文化符号很难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无法上升为其所属整个社会的民族文化符号。比如开篇提到的工具性文化符号“花儿”。

历史上“花儿”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它在西北地区沿着丝绸之路广泛分布，对沿途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丝绸之路东段由陕西进入甘肃后，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一路西行北上至武威、张掖。北线，过六盘山，西达靖远，过黄河到武威。“花儿”在北线沿途，集中分布于六盘山的庄浪、静宁等地，与之毗邻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也多有分布。南线，经天水、临洮、临夏、永靖诸市县，过黄河至青海，北行翻越扁都口到张掖。“花儿”在南线沿途，于上述诸市县均有分布。中线，经天水、兰州，过黄河翻越乌鞘岭到武威。“花儿”在中线沿途，于上述诸市县均有分布。由丝路东段进入中段以后，“花儿”便沿着河西走廊一路由张掖至敦煌赴西域到达新疆境内。其次，由古至今“花儿”在上述地区的文化受众达到了十余个族属。不同族属的民众，在由“花儿”创建起来的文化空间里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但是由于“花儿”的文化主体是底层“草根”，它的出现场所是远离庙堂的荒郊野外，它的传播内容是不见容于封建礼教的所谓“淫词滥调”。故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花儿”在西北地区只是丝绸之路沿线各族民众其小传统知识体系中的文化符号，在正史和地方志中少有记录。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花儿”才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从此，“花儿”逐渐被精英阶层加以书写和纸媒传播，从而进入文献范畴。

北京大学在20世纪初发起了对中国歌谣研究活动的号召，尤其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更是歌谣研究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1918年2月，蔡元培在《北大日刊》上征集现代歌谣，这一举动后来发展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全国性歌谣征集运动。1920年冬，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号发行。1925年3月15日，《歌谣周刊》第八十二号刊登了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的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以及他所采集的34首“甘肃歌谣”。这些歌谣是袁复礼先生在甘肃的秦州、河州、狄道、甘州、凉州（即当前的天水、临夏、临洮、张掖和武威）等地调查时沿途采集到的，主要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花儿”，共30首；一类是秧歌小调，共4首。关于其具体的流传地域、传唱内容、歌唱者等采集信息如表1所示。

此先例一开，“花儿”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更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认识和宣传，他们的行为推动着“花儿”如涟漪般持续扩大其受众群体。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改革开放后，亦是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花儿”进入高校的教学体系，甚至发展为一门学科——“花儿学”。那些曾着力搜集、整理、研究“花儿”的民国知识分子，受到了“花儿”学术史专家的关注和记录。结合魏泉鸣、魏明章、张亚雄等人的研究与回忆，本文整理了最初推动“花儿”走向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民国知识分子们的作为，其中的代表者及其代表性成果和研究工作开展情况，如下文表2所示。

除了表2提到的，还有谢润甫、张一悟、牙含章、李文实（曾用名李得贤）、王洛宾等民国知识分子也都参与了对“花儿”的采集、整理、研究、发表等工作。他们在推动以“花儿”为代表的小传统文化符号走向大传统的初始阶段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学术史之外，还有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比如文郁志、焦刚甫、鲁倩、孟平、水心、袁若水、以仁、夏腾骧、顾执中等。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席卷于民间的“风”再次被采集和记录。作为介于统治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共有文化符号的重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围绕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建设开展文化工作

进入新时代以来，西北各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想，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工作大局，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聚焦文艺精品创作，做好中国故事讲述的西北实践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上述文化传承发展实践，真抓实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一）加强民族文化符号建设，做好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富集区。这里最具中华民族象征性的文化符号——黄河、长城、长征，其文化类型多样、资源分布广泛，保护传承有序。世代生活于西北大地的各族民众，是这些宝贵资源的民间守护者。他们在日常作息、休憩之间，于无形中便担当起了创造、传承的重任。在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传承中间有一处滋养民族文化符号的土地，那便是民俗生活。甘肃是长城文化资源大省，全省11个市州38个县区拥有长城文物遗存，包括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文物遗址，总长度累计3654千米，居全国第二。其中明长城总长度1738千米，居全国第一。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规划中，全省有38个县区纳入长城国家总规划主体建设范围、46个县区纳入长征国家总规划主体建设范围。青海省的明长城是目前已知我国海拔最高的明代长城遗存，包括敌台、烽火台、关隘、城堡等，其中明长城主线共363千米。近年来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总体布局下，西北各省区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开展了各省区段的建设工作。首先是积极从事顶层设计。比如陕西省编制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保护规划》。甘肃省印发了《甘肃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划》。青海省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建设保护规划》。其次是项目实施，甘肃省启动了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明长城天祝段松山新城修缮、玉门市境内汉长城（烽燧）遗址加固维修等几十项长城保护项目。其中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总投资3.7亿元，是甘肃省历史上实施的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综合性文化遗产保工程。甘肃还加大科研力度，进行文化公园建设专项研究，成立了甘肃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研究中心，全面深度挖掘甘肃长城长征文化的资源优势，创造性科研攻关，助力甘肃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陕西省积极推进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将碑林博物馆、石峁遗址保护、黄帝陵祀、渭河文化遗产带等14个项目纳入国家储备库，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4亿元。

（二）利用区域性特色文化符号，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在传统节日期间，西北各地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等文化惠民活动，向群众展示地方特色文化符号，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各省区依托当地的庙会、花儿会、赛马会、浪山会、阿肯弹唱会等传统民俗文化节会，举办区域性文化符号的培训、展演、比赛活动。利用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举办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主题展。比如甘肃省博物馆里不但有甘肃彩陶专题展馆，而且还有供游客亲手拼组的彩陶小游戏。西北民族大学设有“格萨尔”展馆，陈列有珍贵的《格萨尔》史诗文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国博厅”在2023年首展“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向广大游客提供了欣赏中华民族文化符号青铜器的饕餮盛宴。

（三）立足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实施“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发展

西北各省区充分挖掘表意性文化符号，打造文旅品牌，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提供突显文化符号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比如甘肃的红色文化旅游产品、石窟文化旅游产品、敦煌文化旅游产品、历史文化旅游产品、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民族风情旅游产品等。这些旅游产品，结合当地自然风光的生态游、风景游、户外游等，对游客的旅游需求产生了叠加效应。推出凸显文化符号特色的文旅IP纪念品。比如，2022年，甘肃省博物馆依托该馆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推出了系列绿马产品——绿马毛绒玩偶乐乐（坐姿）、跳跳（站姿）、奔奔（奔跑），就是甘肃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的杰出代表。疫情之下，这几款出身名门、憨态丑萌、寓意吉祥、售价合理的文创产品紧紧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一经上市便收获大量拥趸。

另外多年以来，西北五省区一直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符号进行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不但留下了系列经典作品，更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比如，挖掘敦煌文化，产生了舞剧《丝路花雨》、音画剧《千手千眼》；挖掘黄河文化，产生了雕塑《黄河母亲》、话剧《天下第一桥》《老柿子树》；挖掘红色文化，在革命年代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比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咱们的红军到南梁》，在当代产生了儿童剧《大豆谣》；挖掘“花儿”文化，产生了音乐剧《花儿与号手》、秦腔《花儿声声》等。

结语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由古至今连绵不断的人类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人类文明，是因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面对生存发展，中华民族做到了兼容并蓄、吐故纳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从而培基固本、绵延不绝。生发于广袤西北大地的多元文化，不但生动展现了各族群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

积淀的地方生活特色，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各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以及生存发展领域，相互尊重和包容，大家对自己所拥有的中华民族血脉，持有一致的民族文化认同。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长期以来共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这里各族民众产生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基于此的精神文化建设。比如在西北五省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文艺事项——“花儿”，其诞生并传承于西北的多民族杂居区。在传承中，西北各族民众都用汉语演唱它，在演唱中，又间或夹杂着少数民族语言的“风搅雪”词汇。在“花儿”流行区，各族群众对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都习以为常。

二是我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在日常生活中，各族人民共同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大家虽然民族不同，但历来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文化格局。

      作者简介

戚晓萍，女，文学博士，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西部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刘建波 图文编辑：吉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