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何延华从甘肃临夏积石山县这一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空间出发，把小说的内涵提升为一种视角温暖圆润、内核丰富立体的“新黄河村落叙事”，作家从审美逻辑、人格塑造、风景装置三条路径进行了阐释表达，形成了特色：1.新黄河村落叙事的重要审美逻辑：多民族民间文化的新内涵。2.新黄河村落叙事的人格塑造：多民族女性形象新演绎。3.新黄河村落叙事的风景装置：新时代多民族生活画卷描摹。另外，理论需求呼唤更多的本土文学实践去阐释、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的社会性别文化理论体系并解决相关问题，何延华的小说基于西部本土厚重质朴的乡土文化而产生，是值得重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案例。当然，如何进一步突破窠臼、推陈出新、增强新村落书写的典型性意味也是何延华必须理性直面的问题。

关键词：何延华小说；多民族文化交融；“新黄河村落叙事”

1949年至今，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宏大进程，西部少数民族女性同步参与到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甘肃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群体也渐次形成，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尽管甘肃少数民族女性小说作家作品数量远少于女性诗歌创作，但是，在政治话语、文化寻根话语、乡土话语、女性话语等此起彼伏或彼此交织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有一些值得研究分析的女性小说作家在持续出现。何延华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对文学有着敬畏之心能够低调踏实认真写作的一位女性作家，其写作态度与文艺观，都有着中正之气，不浮夸、无伪饰，因此，由她所创作的那些品质优良的小说所构成的内涵丰富的文学世界值得认真研究。

何延华的小说集《寻找央金拉姆》是作家多年来创作的中篇小说的一部集锦，收录了6篇小说《寻找央金拉姆》《寂静的雪山》《狼虎滩》《三月之光》《酸卓玛和甜扎西》《拉姆措和拴牢》，其中的大部分小说都获得过全国和省内的文学奖项：青稞文学奖、梁晓声青年文学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飞天》文学十年奖等等，多数小说都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肯定。以上概述说明，小说集《寻找央金拉姆》比较集地中展示了何延华的创作实力，也昭示着她创作风格的渐趋成熟。应该说，何延华的小说是值得细读也经得住细读的优良文本，从当代甘肃小说发展史纵向观察、与西部多民族作家小说横向比较，我们都不能将她的创作简单定性，不能帖上“藏族女性作家写作”、“甘肃藏地书写”这样的既有标签，因为何延华的小说文本本身具有了超越上述标签之限的丰富内涵与深厚底蕴，是一种作家精心构建的多民族文化交融视阈中的“新黄河村落叙事”。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蜿蜒流过甘肃甘南、临夏、兰州、白银4市（州）15县（区），流经913公里，黄河从青海第二次流入甘肃就是从何延华的家乡甘肃省临夏州北部进入，一路流经积石山、临夏、东乡、永靖四个县，仅仅临夏境内就有洮河、大夏河、湟水河等黄河的一级支流6条，有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三大电站库区。综上所述，黄河在甘肃回环激荡的流淌过程中，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落沿河形成，它们有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景，各有特色，但又有文化共性，即在多民族文化交融平台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这一意识在新时代形成的过程与表现的形式，都值得用文学实践的方式进行细致地表达和深度地阐释。目前，这方面的优秀成熟文本尚不多见，何延华的小说集《寻找央金拉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个案。总体上看，何延华所关注和表达的重点文化空间是她的家乡甘肃临夏积石山县，这是黄河流经的重要地区，黄河从青海流过积石关后，沿着积石山县北部的大河家、四堡子、石塬、柳沟、关家川、安集、银川一路流入刘家峡，全长40多公里，其中不仅经过了积石雄关、禹王庙遗址、临津古渡等众多历史遗迹，也不仅形成了大墩峡、黄草坪、吊水峡瀑布等众多美丽风景，更是孕育了一个又一个多民族和谐杂居、农业牧业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小村落，何延华的小说要表现和阐释的，就是这一地区丰富而复杂的黄河村落文化。客观地看，何延华从甘肃临夏积石山县这一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空间出发，把小说的内涵提升为一种视角温暖圆润、内核丰富立体的“新黄河村落叙事”，作家具体从审美逻辑、人格塑造、风景装置三条路径进行了阐释表达，形成了特色。

一、新黄河村落叙事的重要审美逻辑：多民族民间文化的新内涵

何延华小说创作开始的地方是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这一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空间，既是她深爱的家乡，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素材宝库。积石山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有保安、东乡、撒拉、回、汉、土、藏等民族生活在这片热土上，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生产方式是农牧兼营。家乡丰富多元的多民族民间文化是何延华写作的深厚资源，也是激励她一路坚持的不竭动力，基于这一很重要的现实基础，民间文化的底色成为何延华小说的重要审美逻辑，但是，在何延华笔下，多民族民间文化被赋予了一种新内涵，可谓老题新作，这也体现了作家善于思考、与时俱进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以民间文化为路径的审美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何延华对民间社会传统美德的认知态度上。表面看，何延华让小说中的人物仍生活在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中，从“我”出发的“差序格局”依然是他们主要的思维方式，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热爱劳动、孝顺父母、团结邻里、低调自律、珍惜粮食等优秀品质被深度认同，何延华小说中的人物无论走得再远、飞得再高、离开得再久，都能够恪守民间社会固有的美德。但是，深层看，面对这些民间认为“古已有之”的传统美德，新时代的农民已经有了新的理解方式和传承方式，也就是说，在何延华笔下，通过人物形象新特征的展示，多民族民间文化也被巧妙地赋予了一种新内涵。比如在《寂静的雪山》中，采珠就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女性人物形象，性格始终在动态变化之中，比较传神地体现了生活在新时代黄河村落中新的女性形象的新特征。采珠是一个十几岁时就离开农村外出谋生的打工妹，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爱慕虚荣、眼高手低等原因，生意多次受挫，嫁人生子后又被迫返回了农村。归来后的采珠依然眼高手低、好吃懒做，耽误了庄稼影响了收成，对瘫痪的婆婆金梅奶奶也很怠慢，但是，乡土生活的磨难在无情地教育着她，由左邻右舍构建的民间道德评价体系也让她羞愧、内省。而让采珠的灵魂得以质变升华的最关键的力量，是婆婆金梅奶奶，这个辛苦了一辈子、要强了一辈子、贤惠了一辈子的农村女性，凭借顽强的毅力神奇地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又拖着病体开始无怨无悔地为她深爱的亲人操劳忙碌，从不诉苦，只是拼命干活，至此，采珠被婆婆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西部农村女性在平凡生活中积聚的既朴素又伟大的力量所深深震撼，此后她越来越像一个勤劳务实的“庄稼人”了，不再对五光十色的城市充满虚无的幻想，终于决定要用好党的好政策，脚踏实地在农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在作家笔下，采珠这一女性人物形象正是在辩证接受民间传统美德的过程中，从一个头脑简单、冲动懒散的小姑娘成长为了一个成熟理性、勤劳致富的新农村新女性，在面对多元复杂的乡土文化时，作家让采珠经历了类似路遥笔下《人生》中的高加林面对乡土时的离去——归来的灵魂升华过程，她的社会性别意识也在破解生活难题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走向了以理性为首要特点的独立状态，婆媳关系也因为年轻一代的媳妇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而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矛盾摩擦和积极沟通中终于走向了一种更为平等包容的关系。我们看到，善于观察乡土生活的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传统美德在传承方式、理解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也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去表达这种新村落中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体现在何延华对民间文学的化用手法上。何延华对民间文学艺术形式情有独钟，在小说中经常化用民歌、民间传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叙事诗等，有时借用民间文学中常用的比兴、对仗、排比等手法行文以更好地抒情和释理：“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只要有风吹过，不论是小到无法感知的微风，还是呼啸狂奔的强风，我们都随风歌唱，没有一棵树，会想到偷懒。为什么？因为我们发自内心地热爱歌唱，就像热爱我们的生命。……只要有风，只要活着，就要用尽全力，倾情歌唱。……”；有时借鉴模仿民间文学名称为自己小说命名，如《酸卓玛和甜扎西》这一小说名称就有很明显的模仿甘青地区藏族、土族、回族等民族民间叙事诗名称（如《拉雅和勒木措》《顿智嘉罗和益西卓玛》《拉仁布与琪门索》《马五哥和尕豆妹》等）的痕迹，甘肃多民族民间文学有直接用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为题来讲述爱情故事的叙事传统，显然何延华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借鉴；有时在小说中直接引用民间文学原文，如《寻找央金拉姆》中的民歌与传说等。值得注意的是，与老一代作家在田野中熟悉民间文学有所不同，80后作家何延华更侧重于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理性把握来完成小说中的民间书写，因为她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作家，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有更多的理性认知，所以，在作品中，民间文学发挥了结构全篇、深化主题的理论作用。但也必须提醒作家，在运用已经有着明确主题的民间文学资源时，必须进一步关注书写的整体逻辑性，务求行文的自然流畅、情感的真挚充沛，一定要警惕“主题先行”带来的概念化、脸谱化弊病。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发现，黄河岸边多民族杂居村落的民间文化成为何延华在小说中展示审美经验的重要路径，从这一点看，何延华比较敏锐地把握住了新时代黄河村落叙事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事实上，甘肃黄河流域多民族民间文化水乳交融特征明显，其中天然地蕴含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用文学的方式进行有形、有效、有感的表达，这应该是新时代甘肃多民族小说黄河文化叙事的一个有效生长点。但是，如何突破窠臼、推陈出新也是何延华必须直面的问题，要求作家在肩负社会使命、在社会观与文学观统一的基础上对民间文化做出广泛的调研与深入的思考，以新时代的眼光审视民间文化作为“另一个人文与自然和谐绵延的动态资源系统” 的新的意义和价值，认真发掘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力求突破浅表化写作，真正进行文化政治学意味上的文本“深描”。

二、新黄河村落叙事的人格塑造：多民族女性形象新演绎

何延华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生活在甘肃黄河流域农耕文化与牧业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在作品中，她们有时以藏族的人名央金拉姆、拉姆措等出现；有时以汉族的人名金梅、采珠等也现。何延华的创新在于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族别模糊但个性鲜明，也就是说，在何延华的笔下，人物的族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如姐妹一样和谐生活在“黄河岸边小村落”这样一个共同的地域空间中，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家调动自己丰富的知识积累、情感体验、生活经验、文学想象力，凸显甚至放大了这些多民族女性人物身上无私、慈悲、包容、隐忍、利他的母性特征，让这些不同民族的“母亲形象”团结和谐、有血有网、有情有义地生活在积石山下这一片黄河流过的既肥沃也充满挑战性的土地上，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辛勤劳动，在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曲折成长，最终都以不同的方式战胜了苦难，奔向了人性真善美的金牧场，她们普遍具有由伟大母性延伸而来的光辉人格。作家主要从两种关系场中去描写了女性形象：

一是从婚恋家庭视域中塑造女性形象，表现她们身上所承载的自我牺牲、无私包容的母性。何延华将女性人物形象设置在与恋人、配偶的婚恋纠葛、与儿女的血缘亲情等大装置中，全方位展现出她们的母性特点。当然，从表面看，这是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没有特别的新意，但何延华的小说贵在细节的真实与饱满，与小说细节相关的人物的对白、行动等都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主要以甘肃省临夏地区的民间谚语、俗语、歇后语及衣食住行文化为具体载体去刻画人物。如《酸卓玛和甜扎西》，就比较好地书写了一个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小说中泼辣能干的卓玛姑娘的形象在不断成长，终于成长为一个理性慈悲的母亲，心理描写比较传神。二是从“女性与女性”的社会关系去塑造女性形象，表现她们身上所承载的善良利他的母性。如《寂静的雪山》中的婆媳关系、《拉姆措和拴牢》中的弟媳妇和姑子姐的关系，还有很多小说中常见的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奶奶和孙女的关系、女性和她们的同性朋友的关系等等。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拉姆措和拴牢》这篇小说，小说中善良能干的拉姆措一直无私地照顾着“半脸汉”（智障）的姑子姐拴牢，不得不带她到工地打工，拴牢有了无法公开的身孕，背后的“坏男人”尚未被侦察出来之时，拉姆措又被“坏男人”欺负，时而清醒时而发疯的拴牢为了保护自己最值得依赖的亲人拉姆措而被“坏男人”打伤，最后丢了性命。“拉姆措和拴牢”两人之间的关系（友谊）比较特别，是亲人、是姐妹、是朋友、也是助人者与受助者，这个故事是否有真实的原型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所着力表现的女性之间的赤诚无私的互助情感无疑是真实存在的，寄寓着作家对底层女性弱者的无限同情与热忱关怀。事实上，孕产育等挑战对一个正常的女性来讲也是实属不易，给一个智障女性带来的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从深层看，这篇小说多少带有些许社会性别政治意味的思考，尽管小说暂时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小说中女性因为自我牺牲而散发出来的母性之光读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无助和悲伤之中充溢着强烈的震撼性。

前已述及，何延华小说所构成的自足自洽的文化世界已然成为了多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注解，在何延华笔下那些内敛恬淡的甘肃黄河岸边的小村落中，善良的人们有着单纯的精神世界，有着天然的民族三交意识，她们和他们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空间文化中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黄河”这一叙事空间的恒定存在，小说的风格变得轻柔灵动，作家也有意选择了女性文化元素去强化这种叙事风格，彰显并阐释了黄河作为养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的相关话题。正是因为这一“母性至上”的叙事原则，小说中那些作为人类朋友的动物甚至也被何延华塑造得具有了母性之爱，善良慈悲，坚韧宽容：“它（雌性天马）自和雄天马结合之后就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凶险，孤独而又倔强。它也是一位值得怜惜的女性、母亲呀！”

事实上，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对于母性的关注和表达由来已久，从“五四”时期的冰心开始就已经有了讴歌“母爱、童真、自然”的优良传统，何延华在中国西北坚守着这一传统，又为它注入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因子，关于“中华民族是一家”这一理论认知的细节质感因此得到了充实，这样的书写使得西部女性文学话语生态在性别对话与沟通的氛围中实现了更为良性的运转与发展，这是作家积极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一种主体性努力。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立足西部女性文化而提倡“爱与美”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使得西部文学内涵变得更为充沛丰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外界对西部文学固有的“苍凉悲壮”的标签化印象，使得西部文学有了更多的与外界进行文学对话与互通的可能性。但是，也必须指出，何延华的小说如果能够进一步理性思考黄河地区村落中传统女性与新女性人格特点的区别和联系，能在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理论视野和田野调查的实践平台上综合深化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提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小说无疑会具备更强的阐释力量和更充沛的社会价值。

三、新黄河村落叙事的风景装置：新时代多民族生活画卷描摹

何延华是精细且真诚地描写黄河岸边温暖小村落风景的高手，她笔下的风景描写成为了一种动力装置，生动展示了新时代黄河流域甘肃段多民族村落的经济生活、民俗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何延华与其他忽略风景描写的同类小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何延华笔下的风景叙事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力装置，这样的书写方式，主要发挥以下两方面的动力作用：

一方面，作家借助风景叙事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意味注入了小说作品，这是置身乡土语境中的有良知的西部作家保护大自然、抵制技术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想的可贵体现，在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中有着重要的生态文学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是作家坚持保护生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的文学体现。这无疑使得作品充满了现代性的意味：“生态批评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的目的。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何延华立足乡土、热爱大自然的叙事立场早已有之，在短篇小说《赶马的洛桑》中，何延华就为那些劳作的畜力赋予了可爱的人间姓名，以人格化的修辞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辽阔富饶的田野、充满生机的树木和鸟兽、单纯善良的人群，这些活力因子无一不在诉说着作家保护大自然、敬畏大自然的生态主义立场。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论规约，作家常常会以油画一般的笔触去总体描写美丽富饶的黄河边的小村庄：“美丽的村庄，安逸地依偎在巍巍阿尼玛卿雪山脚下，沐浴在三月明媚的春光中，四周是无边无际、酥软待耕的肥沃田野。……这时节，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草原，一片透明的寂静；但是起伏的山野这边，农民驱赶牲口播种的吆喝声，鞭子的虚空尖啸，清凉的三月风声，热闹地响个不停。旧年枯败，已经被新绿覆盖，头顶上，晶莹的薄冰一样纯洁的晴空，令人生出许多美好的诗意和遐想。”作家也常常很关注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日常故事，比如在《狼虎滩》中，菩萨保和他重病的父亲不顾自己的安危、主动救治天马的感人故事，作品中人与动物都被镀上了仁爱的光环：“他（菩萨保）不禁生出怜悯之心，用同情和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天马。仁爱创造了奇迹。……他伸出右手，用一种十分温柔的动作，轻轻抚过它的嘴巴、鼻子、眼睛、耳朵，以及脖子后面那溜长长的灰白色的鬃毛，和它夏日阳光照耀下又黑又亮的背毛和柔软的脊骨。” 另一方面，作家借助环境彰显了小说主旋律叙事的浩然之气，在风景装置的驱动之下，何延华将新时代多民族地区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认同党的好政策的真诚心意进一步具象化、细节化，增强了主题表达的显示度，使得主旋律意识的表达既真实自然，又生动可感。何延华对作家在新时代的社会使命有比较自觉的认知，发自内心的认同党的好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也愿意用自己的笔去表达新变化。所以，她常常从书写环境的变化入手，将移民搬迁、低保政策、危房改造、控掇保学等利好政策自然妥帖地安放在作品当中，也善于通过环境与心理的密切关系去间接折射老百姓享受了好政策之后对党的真诚感恩。如在《三月之光》中，作家就描写了因为国家的好政策而产生的人富建筑美的环境新变化：“村子里其他人家，都欣欣向荣，在国家和党的富民政策下一天比一天富裕，兴旺，发达。放眼望去，所有村民的生活，尽管也平常无奇，但至少拔地而起的二层小洋楼是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有的人家，甚至千变万化，举家搬到县城里住有暖气的洋楼去了。” 当然，这样的客观环境描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作家始终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她在创作谈中所说：“与此同时，我也很想以我们国家的脱贫攻坚为题材写一篇小说，但一直没有机缘。去年夏天，有一次我给老家打电话，听说村里的年轻人都被乡政府组织去免费学习烹饪了，我听了很感动，于是就结合‘人的成长’，开始写《三月之光》。” 

总而言之，在何延华的笔下，生活在黄河岸边风景优美的小村落中的人们大多数善良勤劳，他们身上也会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作家用深情的语言讴歌着勤劳致富的庄稼汉，也用喜剧的语言讽刺着坐吃山空的农村懒汉。绝大多数人都能在新时代的利好政策中认真生活、勤勉劳作，他们具有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主流性格，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奔向新的幸福。何延华匠心独具所设计出的风景装置为读者描摹了一幅和谐社会的多民族生活幸福画卷。这些生活在小说中“癿藏”“番镇”等村镇的淳朴老百姓既有保护大自然的生态意识，又在真诚感谢着党和国家的富民好政策，作家笔下质感十足、匠心独运的风景描写使得多民族幸福生活画卷显得立体可观、真实可信。

小结

综上所述，一方面，具有文学博士学位的何延华具有比较明显的文体认知意识，对“小说是什么，应该怎么写”这一问题有自己较为深入的理论认识。作者从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这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空间出发，把小说的内涵提升为一种视角温暖圆润、内核立体丰富的“新黄河村落叙事”。如前所述，何延华的小说在审美逻辑、人格塑造、风景装置三方面已经很有特点，也取得了较好的书写成就。如果作家能够进一步聚焦眼光、发散视野，既有深描又有铺陈，进一步增强村落书写的典型性意味，进一步提升文本的深度、广度、辨识度，必将为新时代的黄河文化书写添砖加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新需求下，甘肃多民族作家的“新黄河村落叙事”有了新的发展，除了何延华的小说之外，王小忠的散文集《洮河源笔记》、唐荣尧的非虚构作品《黄河的礼物》等也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另一方面，何延华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女性主义文学特征，这也使得文本带上了另外一重文化意义。中国社会性别文化问题从来都有自己的历史具体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更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理论需求呼唤更多的本土文学实践去阐释、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的社会性别文化理论体系并解决相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何延华的小说基于西部本土厚重质朴的乡土文化而产生，是值得重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案例。“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让我们祝福并期待何延华的文学事业能够继续保持活力，再创佳绩。

作者简介

白晓霞，女，兰州大学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教授。社会兼职：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

                                                                                  （原文发表于《西部文艺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推荐：刘建波 图文编辑：吉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