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来的《空山》系列小说以敏感的生态意识和悲悯情怀讲述了中国川西北嘉绒藏族生活地区的故事，描写并反思了处于时代巨变中的“机村”人无所适从的生活情状和迷茫困惑的心灵生活，追寻逐渐失落的藏族生态文化，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在机村传说中，原始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在进入特定时期的“新的世道”后，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起因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以及人们各种行为的失度、失范、失序。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协同共生，而适度、和谐、多样统一的行为基准，以及关爱自然、敬畏生命的目标追求，无疑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之一。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多样统一；《空山》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文学和生态学跨学科的“界面融合”，旨在关注人类在工业文明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伤害，改变人类对自然生态意识的漠视和麻木，重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深刻生态思想。阿来的《空山》就是文学与生态学界面融合的典范，该系列包括《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中篇小说，作者以其敏感的生态意识和悲悯的笔调，描写了处于时代巨变中的“机村”人无所适从的生活情状和迷茫困惑的心灵生活。作品虽然描写的是沉重现实，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阿来式的智性和诗意。在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一个原始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给自足的乡村，在进入特定时期的“新的世道”后，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直接原因是机村千年以来赖以生存的森林资源、水资源及各种动植物资源等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导致了自然生态失衡。这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既来自外部世界，也来自机村，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那些森林不是毁灭于天火，就是毁弃于刀斧。而与之相伴始终的，则是人们“心田”的荒芜和集体性的行为失范，最终让机村人无田可耕、无泉可饮、无猎可狩，生计没有了着落。当那些生机勃勃的给人们以美丽、和谐、宁静生活的森林不复存在的时候，机村人也失去了精神的栖息地而心灵无所皈依。作者声言，《空山》系列，不是为逝去的时代唱挽歌，而是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作者的反思中蕴含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等诸多关系的幽深抽象的思考，“以此追问迷失的人性、迷失的神灵庇佑，追问关于文化和信仰沦落的秘密”。在全民共建生态文明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今天，《空山》有关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反思依然是当下社会值得关注和深入思考的话题。

一、自然生态的衰落与平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美好的自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无疑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机村的毁灭，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毁坏，即从对森林的无节制的砍伐开始。在机村修通了公路的时候，机村人就开始了“毁林开荒”。“砍木头已经成了村里男人们一项经常性的劳动。”他们砍完了开荒地上的树木后，又砍掉了村里的神树林——白桦树林。在那些白桦消失的同时，多少代人延续下来的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也随之从人们内心中消失了。机村的巫师多吉为了避免不成材的小树荒了牧场而导致牛羊吃不饱，每年的秋冬之交都要放火烧荒，烧掉那些疯长的灌木，使机村来年牧草丰茂，这是机村沿习已久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多吉为此已经进了两次牢房。当多吉因“适度烧荒”而坐牢的时候，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正以建设的名义“深度毁林”——分布于机村周围群山里的人数更多、工具更为先进的国营伐木场对森林的砍伐更有“成效”，他们从一个山头砍伐到另一个山头，不断向深山更深处拓进。一片片失去了森林庇护的山林，逐渐成了泥石流肆虐之地，机村昔日肥沃的土地被泥石流吞没。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超出了自然生态承载力，使生生不息的自然界丧失了循环再生能力，自然界会启动生态自毁系统，毁掉人们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资源。

一场莫名的大火烧了十三天，毁掉了机村大片的森林。防火指挥部为了救火护林，下令炸毁了机村人心中的神湖色嫫措，想用湖水淹灭大火，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森林被毁，栖息于林中的鸟兽失去了存身之所和食物来源，生态链遭到破坏，食物链也中断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机村人千年以来形成的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逐渐被动摇，人们内心深处的各种禁忌也逐渐消亡——“这是一个破除禁忌的时代。不能砍伐的林子可以砍伐，神圣的寺院可以摧毁。甚至，全体机村人都相信可以护佑一方的色嫫措，他们都可以炸毁。”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被毁，生物多样性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机村传说不断地提醒人们，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一切行为应遵循自然规律，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而平等地善待天地万物，“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否则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且自食恶果。

当机村人内心逐渐失去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时，人们对动物的猎杀也越来越没有节制和无所顾忌了。好猎人达戈为了追求自己心爱的女人美嗓子色嫫，来到了机村，以打猎为业。为了满足色嫫想成为歌唱家的愿望，达戈毫无节制地猎杀各种动物，而在达戈家乡的村子，树林被砍光了，林中的泉水早就干涸了，野兽也绝迹了。打猎是机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之一。机村人在每年的深秋时节打猎，但不会贪得无厌、索取无度。机村人对于打猎心中有禁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认为杀了太多猎物的人必遭报应，会让山神不高兴而降下惩罚。而现在的机村人则开始用猎物换取金钱。在机村，山神是外在于机村人俗世生活的存在，但更多的是机村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投影，是敬畏自然、爱惜天地万物的文化传承。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机村人对与他们和平相处的猴群的疯狂屠杀。千百年以来，机村人与长相酷似人类的动物邻居猴群有一个默契，就是在每年庄稼收割后，猴群会下山捡拾散落在麦茬间的麦穗而相安无事。每年这一天，猴群都会下山。但这一年，机村人在金钱的诱惑下，对猴群进行了大规模杀戮。这种行为虽然使机村人心怀愧疚，但他们的猎杀并没有因此停下来——机村的人心变硬了、变冷了。所有的答案都存在于难以琢磨的人心中。

自古以来，生活于雪域高原的藏族对脆弱的生态环境、珍贵的自然资源有着深刻的感悟和认知，认为天（神界）、地（人界）、地下（龙界）三界构成外器世界（自然环境）与有情世界（生物圈），上、中、下三界都有相应的生物和神灵（如神山、神湖、神兽、神鸟、神水、神树、神石等）。藏族的生态文化一开始就与自然山水相连，神山神湖是文化山水，也是山水文化。藏族传统观念认为，一切生物与非生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完整统一体，自然环境、自然生灵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处，构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圈。人的幸福、健康、长寿仰赖于天地万物，人不能只顾及今生的幸福，更要顾及来世和后人的幸福，并因此形成把财富、资源留给来世和后人的利他观。人们从小被教育要善待自然，珍爱一切生物。但此刻的机村人早已把祖先传承久远的生态文化抛之脑后了。“对猴群的屠杀使机村人突破了最后一点禁忌，人心也变得更加狂暴了。”“这个冬天，大人们用枪，用猎狗，用各种套子与陷阱对付饥饿的野兽，孩子们都在雪地里玩追逐、屠戮松鸡的游戏。经过这个冬天，每个人的心肠都变硬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多了几丝刀锋一样冷冰冰的凶狠。”作品细节化地描绘了机村人在追求物欲的路上渐行渐远的身影，更写了特殊年代机村人隐性的更为深广的越来越无所顾忌的心灵生活。

历史的脚步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了，机村周围的国营伐木场迁移去了别的地方，但人们对森林的砍伐却没有停止。“木材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买卖……整个地区都为木材买卖而兴奋，甚至有些疯狂了。”“每年，林业部门都会派发采伐指标。木材市场开放了，指标落到地方政府、公司和个人的手上。林业部门当然还会指定采伐这些木材的地方，实际情形中，拿到指标的人，在什么地方收购和砍伐这些木头，差不多就是随心所欲的事情了。运往内地的木头，只要有那一纸批文，就能在检查站畅通无阻。木材生意就这样起来了。”木材买卖成了合法的生意，能搞到批文和采伐指标的人，进行合法砍伐，搞不到批文和采伐指标的人，就盗砍盗伐。在丰厚利益的驱动下，机村残存的森林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毁灭。机村的更秋家六兄弟身强力壮、胆大包天，他们靠盗伐盗卖木材发了家，成为机村的首富，甚至被当地政府评为机村的致富带头人。机村的许多人家靠盗伐盗卖木材盖了房，买了汽车，银行里有了存款。有望考上大学的高二学生拉加泽里退学后来到了设立在双江口的木材检查站寻找致富的机缘……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有关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法规和诸多举措，还是机村人传统意义上与天地（神灵）万物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都显得举步维艰，甚至化为空山幻影。

但理性的力量总是强大的，当人们在非理性的路上走得太远时总会迷途知返。

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力倡导并推动种草种树、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并将生态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在《空山》系列的第六个故事《空山》中，当年的国营伐木场已经废止，伐木场工人的后代在植树造林，机村人也在植树造林，当年设立在双江口的木材检查站已经被荒草湮没。当人们停止了对森林的砍伐，自然界会启动自我修复系统而逐渐恢复生机。面对祖辈栖息的这片土地，因为有了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有了对生活本身的宽容与感恩，没有了人与自然谁改造谁、谁征服谁的对立关系，机村周围的群山逐渐被绿色覆盖，青山绿水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机村人的心灵生活也渐趋祥和宁静。觉尔郎峡谷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久远的历史文化遗迹，为机村人从事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文化生态的传统与现代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明确了现代化之‘中国式’的具体内涵，‘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式’的独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生态的本质就是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文化、现代的文化相互依存、和谐相伴、协同共生。

机村人依附于自然而生存，但机村人更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在进入“新的世道”之前，机村有自己沿习已久的农耕传统、狩猎传统、歌唱传统、信仰民俗、禁忌民俗、丧葬习俗，乃至思维习惯、认知习惯、文化心理。“新的世道”让机村人与公路、隧道、汽车、拖拉机、广播、报纸、电影、电话、发电机、水电站、电灯等新的事物由陌生而熟悉，并由此认知了与这些新事物相互裹挟而来的新社会、新文化、新思维以及机村以外更为广大的世界的人和事。机村固有的文化生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机村人的心灵世界因不断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价值观的冲刷而迷茫而困惑。虽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切东西都被一分为二了，机村固有的传统大多被贴上了落后或封建迷信的标签，但在文化层面上，传统与现代、旧与新、落后与进步、保守与进取、消极与积极、本土的与外来的，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商，早已溢出了非此即彼的界限而在不断寻求改进和协调的良方。在机村，国家化进程和革命化改造尽管取得了无可抗拒的胜利，但现代性只是在生活的表面流淌，无法淹没机村人日常的俗世生活和机村人更为隐秘的心灵生活。

“新的世道”对人神共处的机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重新整合，对机村的传统信仰模式进行拆解和重组，但这样的拆解和重组是相对的，也是相互的、双向互动的，传统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对现代性进行了细密的拆解和重组：“所有被贴上封建迷信的东西，都从形式上被消除了。寺庙，还有家庭的佛堂关闭了，上香，祈祷，经文的诵读，被严令禁止。宗教性的装饰被铲除。老歌填上欢乐的新词，人们不会歌唱，也就停止了歌唱。但在底下，在人们意识深处，起作用的还是那些蒙昧时代流传下来的东西。文明本是无往不胜的。但在机村这里，自以为是的文明洪水一样，从生活的表面滔滔流淌，底下的东西仍然在底下，规定着下层的水流。生活就这样继续着，表面气势很大地喧哗，下面却沉默着自行其是。”

虽然已经是“新的世道”了，但灵魂观念依然在机村人的内心世界里游荡。《随风飘散》中，还俗喇嘛恩波孱弱的儿子兔子病了，机村人一致认为是“野孩子格拉把他带到野外，让什么花妖魅住了……在这个破除迷信的年代，所有被破除的东西，却在这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一下就复活了。一切的山妖水魅，一切的鬼神传说，都在这一刻轻而易举就复活了”。灵魂信仰是藏文化的特征之一，作为一种群体记忆，灵魂观念往往以集体无意识形态潜隐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底层。在阿来的小说中总是能听到灵魂飘飞的声音，短篇小说《灵魂之舞》就是索南班丹老人灵魂的皈依之路。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就是一个亡灵讲述的故事。

当机村人在高歌猛进的时代面前无所适从时，当天火烧毁了机村人赖以生存的森林而让他们感到绝望时，当人心变得浑浊时，传统总会以柔软的姿态适时出现，抚慰人们的心灵，仿佛那些古老的充满悲情意蕴的歌谣，把蒙尘的心灵也清洗干净了：

高的风吹开了天顶，

低的风吹动了心房。

世上有妖魔在吗？在，他来了，又走了。

心里有神灵在吗？在，他在过，可他离开了。

……

心头有妖魔在吗？在，他走了，又来了。

天下有神灵在吗？在，他曾经不在，现在又在了。

世上还有人在吗？在，花曾经谢过，却又再次开放了。

与机村的禁忌习俗、丧葬习俗等诸多文化传统在“新的世道”被冲击或改变一样，机村古老的歌唱传统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在高远的天地之间，在神山神湖之间，当人们对现实感到无奈时，或悲或喜的古老歌谣像生命的乐章总会给予人们以传统的力量和慰藉。

但传统也在新的时代里不断走向新生。机村人也逐渐习惯了混合着新歌与老歌唱法的歌唱，这些歌唱里有老歌里对造物主的感恩，也有老歌里少有的新生的激情与欢欣。大队长格桑旺堆犯病了，“格桑旺堆被扶坐起来，小红书当经书放上头顶，柏树枝的熏烟中，又投入了没药、藏红花和醒脑的鼻烟末，然后，从红经书上撕下带字的一页，烧成灰调了酒，灌进了病人的嘴巴。格桑旺堆猛烈地打了几个喷嚏，身体慢慢松弛下来，停止了抽搐”。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如同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时节，那是黑暗的时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步入天堂，人们正在堕入地狱。总之，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是如此的相似。”

阿来以自下而上的民间视角，尝试将“人的文学”接入自然世界，在与荒谬的生存、主体的危机短兵相接并几近溃败后，寻找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向自然靠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确立文化的位置，让文化生态从自然世界重新开始，自然的神性也由此被重新召回。

传统与现代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接纳，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妥协，相互影响却无法相互淹没，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在彼此消长中相互吸收、彼此丰富、相互融通，这是文化的生态学。

三、人性（心）的迷失与回归

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被看作是人性的表现的。《空山》系列描写了机村进入“新的世道”后近五十年的人和事，作品对人性的一些基本面向，诸如慈悲、怜悯、尊严、理性以及欲望、嫉妒、憎恨、贪婪、杀戮、非理性等都有诸多描写，但更多地写了人性的迷失与回归、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人性本身所闪耀着的光芒。

《随风飘散》写了机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猜忌，但冷漠与猜忌下面布满了温暖和善良。桑丹和格拉在机村是两个至轻至贱的人，他们靠机村人的施舍生存，饱受机村人居高临下的冷漠和轻贱。兔子被鞭炮炸伤，机村人一致认为是野孩子格拉所为，他们将罪责推到机村这两个最可怜的人身上，格拉最后死于机村人的谎言和谣言。但机村人的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来历不明的一母一子在机村，是一件好事。生活这么窘迫，有这两个可怜人作对照，日子就显得好过些了。人人都看不起这两个人，但是，从对待这两个人的方式上，机村也暗地里把人分出了高下。”淤恩波的儿子兔子病了，被认为是“野孩子”格拉将其带到野外，让花妖魅惑了。于是全村人在那个月圆之夜一起伤害了格拉——“那个狂乱的招魂之夜后，格拉和他妈妈一起，都从机村毫无声息地消失了。”于机村人表面上若无其事，但不安的情绪一直压在他们的心头。恩波与勒尔金措夫妻更是满怀自责，恩波外出找寻格拉母子未果而愧疚不已。机村人都以为格拉母子离开机村后死了，但流浪了几百天后的格拉母子却在一个深夜回到了机村。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梦境一般人性回归的动人情景：

江村贡布把茶、盐和麦面放在门边，拉着恩波和兔子悄悄退后，退到足够远的时候，才转过身来。这时，他们赫然发现，差不多整个机村的人都集中到广场上来了，在湿漉漉的雾气中，静静地站着……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带来了一点东西，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歉疚的心情……散开的人群都从不同的地方关注着同一个地方，就是那两间整个机村最低矮简陋的偏房……整个村子都蹑手蹑脚，轻言细语，沉浸在一种赎罪的氛围中。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怜悯之于人心的力量和这怜悯里面生长出来的善良。怜悯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感，但怜悯是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是人之为人的底线，也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怜悯就是同情心，孟子称之为“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孟子倡言人性善，在诸子百家关于人性善恶的论争中，孟子的性善说最缺乏理论说服力，但两千年来屹立不倒，原因就是孟子提出的人皆有“恻隐之心”是无可辩驳的。“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怜悯之心，没有恻隐之心，就不能算是人。在机村传说中，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对立、斗争、仇恨，“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显得尤为可贵。在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今天，人与人之间需要怜悯和友善，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怜悯和友善，人对动物也需要怜悯和友善。《空山》系列多次写到怜悯之于人心的价值—“在机村久远的歌唱传统中，怜悯是很重要的。怜悯自己，也怜悯别人，怜悯所有同类的时候，也怜悯了自己。”

在机村传说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传统信仰的力量。信仰不存在于废墟里或流沙中，也不存在于消失的森林或已干涸的神湖中，而是植根于人心中。在机村这片土地上，慈悲、怜悯、宽容——这些藏族文化精神性格中最核心的价值突然间从人们的内心深处升起，主宰了人们对人生苦难全部的经验。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那个深夜，“整个村子”的悲悯之心被格拉母子所遭受的磨难和屈辱唤醒。在神性与人性、苦乐与悲欢的复杂体验中，人们从内心深处给予了格拉母子源于现实生存境遇的接纳与怜悯。从小小的“机村”出发，穿越时空，穿越历史与现实，我们不无悲凉地发现：善与恶、真与伪、智慧与愚昧、勇敢与怯懦、神性与人性、欲望与情感、古老与现代的碰撞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传统性的矛盾冲突始终与人性、欲望纠结在一起，而支撑故事底部的情感源泉依旧是即将消失的文化传统。文化视野的广阔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使阿来的写作凸显理性与哲思。

机村的大队长格桑旺堆生性软弱，但为人善良，是一个好人，机村人因此拥护他做机村的领头人。格桑旺堆能当上大队长，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他当时是机村最为穷困的人。但格桑旺堆总是因为缺乏那个特殊年代所需要的足够的“仇恨”而使上面失望。民兵排长索波，在新社会翻了身，他相信新社会的力量，满脑子新思想，一年到头志得意满，自以为是。索波紧跟形势，野心勃勃，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也勇于打破传统的人。他经常用凶巴巴的眼神看人，身上充满了戾气，也染上了那个时代夸夸其谈、急功近利的毛病。机村的老人说，索波心里生出了一个恶魔。“他的母亲也相信这样的话，趁他睡着了，悄悄找了人来作法，要驱走寄生在儿子心中的恶魔。”机村人依然生活在古老的智慧中。心魔缠身的索波不受机村人待见已非一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机村领头人之一的索波在见证了机村森林毁灭、水源枯竭、土地荒芜的无奈现实后，爽然自失，幡然悔悟，他不再看上面的脸色行事，慨然担当起为机村寻求新的出路的重任，从而赢得机村人的尊重和拥戴，也为自己赢得了尊严。驼子林登全为了机村多打粮食，率领机村人苦干狠干，让机村人敬重。巫师多吉为了机村来年牧草丰茂而放火烧荒，被打为“反革命纵火犯”差点被枪毙，但多吉跳崖后侥幸逃生。多吉跳崖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他当时“憋尿”，怕自己被枪毙时尿在裤子里而毁掉一世的骄傲和英名——尊严不只是在伟大的事业里彰显，也浸润在俗世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里。达瑟的温厚善良和理性精神，达戈抗暴除恶的血性，拉加泽里救护家人的血性和迷途知返的赎罪，都体现了可贵的人的尊严。当然，作品也写了更秋兄弟的强横霸道，以及更秋家老三、木材检查站站长罗尔依“强梁者不得其死”的人生轨迹。

生态文明的灵魂是和谐，而在人性生态的层面，则是人内心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实现和谐，就要求人们的言语、行为要多多释放善意，应遵循适可而止、不为已甚的适度原则和兼容并包的多样性原则，从而实现物态和谐、事态祥和、心态平和、人际关系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则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反之亦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因果报应，而是有着更为浓重的人性生态的内涵。人性生态深广地影响着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而自然生态、文化生态总是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人性（人心）生态。人性生态的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座。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结语

《空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象征意味。藏语里，“机村”是“根”的意思。在敦煌的古藏文写卷中，有一篇《没落的时代—机王国和它的宗教》，故事中名叫“机”的王国，一般认为在现今甘、青一带黄河上游地区，属于当年被吐蕃征服的“大蕃”范围，或苏毗故地。显然，阿来想用《机村传说》寻找传统，反思历史，探赜文化之根。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指生物或人的“房子”（栖居环境），泛指一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生态观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系统技术而源远流长。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顺天应人、天人合一的思维路径，以及适度、和谐的行为基准。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因此，要遵循自然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人解释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构成自然界、人类社会一切生命体、非生命体运行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无论怎样相生相克、转化无穷，万物却依旧和谐有序，其本质意义在于“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学说提醒人们，凡事要适度，要适可而止，不为已甚，不走极端，欲速则不达，所谓“跨者不行，跂者不立”。万物生长有其自然的法则，人应顺应自然、顺物之情，不应对自然横加干预，甚至揠苗助长。

人要在行为层面上“法自然”。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凭借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就在于中国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形成并得到践行的朴素系统的生态观，如对山林、川泽的爱护和管理，对砍伐山林、猎杀动物的各种禁忌和规定等。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秦代颁布的《田律》，保护对象包括水源、树木、鸟兽虫鱼、植被等。传统的农业生产则奉行以下行为准则：（1）养用结合，地力常新；（2）因地、因时、因物制宜；（3）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实现多样统一；（4）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控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范围内。“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在人性（人心）层面，强调人要从内心养成与自然的融洽关系，寡欲，知足，爱万物，敬自然，人不能因为自身的贪欲和不断索取而毁坏生态环境，走向自然的对立面。人心毁坏了，一切都将随之毁坏。《空山》系列的第一篇《随风飘散》，即从写人心开始。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毁坏，都与人性生态（或人心）失序、失衡、失范相伴始终。

在《空山》中，在那个特殊年代，进步还是落后、能不能跟得上形势让人们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而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价值观、是非观更是让人们无所措手足。那样一个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年代，人们但凡做事，都喜欢做到极致、喜欢走极端，都急于求成，既无视现实，也罔顾欲速则不达的基本生产、生活经验和常识，摒弃了适可而止的适度原则，甚至丧失了理性。而事物的运动总是走向它的反面—“反者道之动”，过了度或走了极端，就会适得其反，所谓物壮则老。机村的老支书、老红军、伺弄了一辈子庄稼的庄稼把式驼子林登全在当时全国掀起的积肥运动的高潮下天真地相信：“有多少肥料，就有多少粮食。”为此，他率领机村人积极积肥，进行大扫除，机村所有的肥料都送到地里去了，经过一个冬天，“地里堆积了那么多肥料，结果，播种下去的麦子，刚刚冒出嫩芽就给全部烧死了。”这是一个生产事故，也是一个隐喻。

生态哲学是辩证的，适度而不极端，和谐而不均衡，开发而不耗竭，适应而不保守，统一而不同一，物种多样而相生相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生，是竞争衍生，是协同共生，是循环再生；态，是物态谐和，是事态祥和，是心态平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价值伦理形态。”众所周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作为国家意志，正在激活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正在重新为大自然正名。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是人们的唯一或最高追求，也不是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适度知足的物质生活、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温润慈和的心灵生活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通病，而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自然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

丹珍草（杨霞），女，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史诗学研究。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推荐：刘建波 图文编辑：吉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