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文学事件，满蒙八旗子弟在面对时空带给他们的原乡疏离感时，困惑而焦虑。在前往异乡而又复归的过程中，异质文化的触及激活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亦成为其对原乡的再次认知。这些经历了回归原乡、触碰深层民族情愫、感触其起源的懵懂与裂变后的书写，是以最鲜活的形式彰显出的民族与社会心态记忆。对以满蒙八旗诗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时空流变中对原乡的疏离感的分析，有助于厘清清代文学中隐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脉络。

关键词：蒙古八旗；满洲八旗；疏离感；原乡；文学事件

清代满蒙八旗子弟的祖先都生活在塞外，满洲八旗的编设与部落统一奠定了满族政权的基础，当蒙古八旗在后金天聪九年（1635）完成建构后，也被纳入八旗组织的统一管理中。满、蒙八旗子弟的祖先在顺治元年（1644）随清廷入主中原，其后作为八旗驻防制度的执行者，或贮留京师，或驻防于重要城邑，受到所在地文化的深度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方面这些八旗子弟家族中很少提及发轫的故乡——原乡，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生活于汉文化空间中，因此，当他们公干行经或回到原乡后，就受到来自故土的强烈的陌生感的冲击。他们中的一些人赋诗表达此种情感，借用满八旗诗人纳兰性德《长相思》之语，这是“聒碎乡心梦不成”的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乡心”变幻之困扰导致诗人们在原乡写下了很多对于汉地故乡思念的诗文。这样的文学作品，抒发的不只是一个诗人或者一群诗人的困惑，而是一个民族的困惑，也因之成为值得探究的“文学事件”。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认为，文学的话语是建构性的，生产了叙述的对象。文学不仅是意义的生产，也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读者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当时也表现在后世。八旗子弟笔下的原乡疏离感所透射出的少数民族诗人离开原乡进入汉文化生活环境后对原乡的表层遗忘，及其在受到触动后的溯源式思考与离开原乡后的再度封存，呈现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中的交融演进。文学能够以言行事，具有施行性力量，文学事件强调文学的生成性和行动力，它能够见证历史事件。满蒙八旗诗人书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族群随着时空变迁产生的对原乡的疏离感，隐现出的代际迭变与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书写中极有意义的一环。

一 文学事件的生成：原乡的陌生感

晚清蒙古族诗人，如柏葰、延清、三多等，大多生长于京师或者通都大邑，相较蒙地，他们更加熟稔农耕文明社会中的种种规制。对于他们而言，原乡的草原或胡人仅是血脉中存留的信念，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气息。

光宣时期的蒙八旗诗人延清先世为京口驻防，他出生于人文荟萃的镇江，师从硕儒高鹏飞，幼即饱读诗书，儒家经典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延清奉使出行车臣汗祭奠病故车臣汗部郡王衔扎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车臣汗在喀尔喀之东计二十三旗，今蒙古国东部，东界黑龙江。行走在蒙地的延清，对眼前的景物有着如内地汉人一般的新奇。多变的戈壁气候和迂曲沙路是生长于商业高度发达的京口、入仕于帝都京师的延清从未见过的，他惊呼“怪石惊沙气象粗，不平沙路极萦纡。数家寥落闻鸡犬，四野安闲绝鼠狐”；行路中，延清感慨“雨泽遐方少，风霾大漠昏。遑知耕种利，游牧抵田屯”，来自农耕文化重镇的诗人对牧民的生活完全不了解，因此，对晚近清廷拓垦蒙地的政策自然而然地表达赞许。当然，亦如初出塞的所有诗人一样，延清对塞外的荒寒也数次赋诗，“望中无一木，多木语无稽。地辟三春冷，天围四野低。沙虫经雪化，塞马逐风嘶。候馆荒凉甚，啾啾冻雀栖”。

光宣时期的蒙八旗诗人三多生于杭州旗营，祖籍抚顺，先祖于顺治二年（1645）随军驻防浙江杭州，遂以为籍。三多精骑射，年十七承叔父荫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光绪三十四年（1908），37岁的三多，卸下任职五年的杭州知府，来到内蒙古属地归化城任副都统。宣统元年（1909），又前往外蒙古，任库伦办事大臣，直至宣统三年（1911）11月30日外蒙古独立被逐。三多在内外蒙古前后居停近四年，其间写下多首诗歌表达在蒙地的感受。《归绥得冬雪次尖叉韵》是他任职归化城副都统时所作，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归绥（今呼和浩特），他在部分诗句下加注说明蒙地习俗。诗云：“白凤群飞坠羽纤，大青山上朔风严。精明积玉欺和璧，皎洁堆池夺塞盐蒙盐产于池。沙亥无尘即珠履沙亥，蒙言鞋也，板申不夜况华檐板申，蒙言房屋，明史作板升，此间作板申。铁衣冷着犹东望，极目觚棱第几尖。无垠一白莫涂鸦，大放光明篾戾车篾戾车，佛经言边地也。难得遐荒皆缟素，不分榆柳尽梨花。琼楼玉宇三千界，毳幕毡庐十万家。预兆春耕同颖瑞，陈平宰社饷乌叉满蒙以少牢祀神馈饷其膊曰乌叉。”与延清临时至蒙地出差不同，三多任职蒙地，且通蒙语，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化用蒙语述诗，这首写冬雪的诗作中就数次用到蒙语。然而，作为原生于东北地区的蒙古八旗后裔，三多对蒙地并无亲切感，他持续地表达了对蒙地的巨大隔膜，并且以蒙地之苦寒来对比西湖故乡风物之美。“受降城外早飞霜，不比西湖十景塘”“故乡方啖饼，此处已衣绵”都是诗人真切的感受。在三多的心里，杭州就是故乡，蒙地为官的几年间，诗人无时无刻不怀恋故乡。《思归借明妃文姬以自感》是其明白表示想要回到故乡的声音。“冰心近日寒于水，安得春风酒一杯”“一年销尽个人魂，何日封侯入玉门”“长安故旧烦传语，不羡封侯羡入关”“畏不怀归岂友朋”都是诗人内心迫促情感的传达。在与他心中的故乡时空悬隔的日子里，诗人无数次的对“抛却西湖事远征”耿耿于怀，甚至抱怨。《边塞苦寒，莳花不易，偶购盆梅数株，红者尤佳，适读樊樊山师红梅七律八首，和而赏焉》，以江南故物寄托思乡情怀。

相较晚清时的延清和三多，道咸同时期的蒙古族诗人距离祖先离开故土的时光要近些，然而，对原乡隔膜的情感相同。道光二十年（1840）秋天，柏葰从盛京刑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任上奉调刑部左侍郎，在回京师途中经过元上都滦京，写下四首《杂咏》，其三云：“滦京白露候非迟，似有轻霜结树枝。记得家园好风味，满盘魁栗荐新时。”其四云：“最好秋风剥枣天，辽东两载枉馋涎。而今仍作滦江客，辜负红香又一年。”在第四首诗作末句后自注：“沈阳、滦阳俱无鲜枣”。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正是京师枣、栗上市时节，诗人值此身在旅途，偶尔唤醒内心深处对家乡风味的忆念不足为奇，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满清治下的蒙古族官员，他在大清入关前的都城盛京（即沈阳）和蒙元上都滦京（即滦阳），思念的都是自己出生和成长之地京师，旅途中他没有写下溯源这两地历史和家族记忆的任何诗作，显然这两地于他没有值得忆念的情感。柏葰的原乡是蒙古草原，他曾在诗歌中说道“我家大漠临潢府，攀鳞附翼来燕幽”。史学家邓之诚与柏葰孙崇彝交好，记其祖父曰：“（柏葰）始祖系出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目汗少子，曰鄂尔博特，分居克什克腾地方。天聪八年来归，隶正蓝旗蒙古。曾祖讳□□，官理藩院郎中，妣博尔可氏。祖讳□□，钦天监五官正，妣博尔腾氏。父讳□□，甘肃宁夏道，妣哈郎特氏、胡鲁古斯氏。三世皆以公贵，封光禄大夫，妣封夫人。公为宁夏公长子胡鲁古斯夫人出，成道光六年进士，授编修，由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升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柏葰祖上系出蒙古察哈尔部，早在后金天聪年间就归附满洲，成为“内属蒙古”（内蒙古）。他的家族世受大清皇恩，原乡与盛京相距不远，此地的满蒙交融早在大清入关之前就已开始。不过，在柏葰的心中，故乡显然只是其出生地——京师。

乾嘉时期满洲正黄旗诗人铁保，栋鄂氏，曾任《八旗通志》总裁、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嘉庆十九年（1814）因被弹劾，革职发往吉林。在此期间，诗词创作颇丰。在其《兴京道中》，诗人写下“近水茅为屋，依岩木作栏。淳厐延旧俗，如见古衣冠”之语，表达了对东北故地的新奇感受。须知兴京并非普通的东北原乡，兴京原名赫图阿拉，故址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村。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帝，定赫图阿拉为都城。天命六年（1621），迁都于辽阳。天聪八年（1634），尊赫图阿拉为兴京。乾隆二十八年（1763），置兴京厅，移锦州府通判驻此。光绪三年（1877），移治兴京厅于新宾堡，改理事通判厅为抚民同知厅。宣统元年（1909），升为府，领通化、怀仁（今辽宁桓仁）、辑安（今吉林集安）、临江（今吉林浑江）四县。民国初年，废府为县。铁保在兴京感受到的新异与柏葰在滦京思念京师的情愫表达的都是对于“原乡”的隔膜，祖先的生存之地在一代又一代满蒙八旗子弟的播迁中已经把过去和未来分化了，每个后来者都成为分散在社会大布上的游丝，散落各处。嘉庆丙子（1816）冬夜，铁保在吉林渡过除夕，愁肠百转中写下一首《满江红》，来表达自己企盼归期的焦灼。上阕云：“剔尽残灯，听不彻、漏声千叠。况年华已晚，岁筹又掣。爆竹声中尘梦杳，椒盘座上乡音别。笑浮生、六十六春光，轻轻撆。”“每逢佳节倍思亲”，铁保词中流露出对故乡的忆念，这个故乡，当然不是他正置身的原乡，而是他生长的京师。

康熙年间的宗室岳端，为努尔哈赤曾孙，祖父阿巴太，父亲岳乐，俱为公卿。康熙二十三年（1684），岳端受封为勤郡王。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十九岁的岳端随父赴蒙古苏尼特汛界驻防，历时两个月，写下《出塞诗》一集。在出塞路上，岳端不停喟叹塞外荒寒，思念故乡。“故乡行渐遥，驻马重回顾”“他乡难作客，况是此乡中”“故国归期远，愁心似旆摇”“尚在秦关千里外，吾乡音信故难闻”等诗句在诗集中触目皆是，也都是他内心真实情感写照。生长于京师的宗室之后，对于塞外的隔膜似乎不逊于普通的八旗子弟。

内外蒙地是延清、三多、柏葰等人的祖先生长之地，而东北地区则是铁保、岳端等人祖先的发迹之所。中国北部的塞外就是满蒙八旗的根脉所在，就像是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承载着八旗子弟的祖先们的往昔岁月。不过，岳端、铁保、柏葰、三多、延清等人回到塞北这个记忆之场，更多生发的却是血脉源出却不能融为一体的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伴随清初至清中期满蒙八旗子弟的多次故乡变化，并非仅体现在他们回到原乡的时候。从祖先离开塞外起，在满蒙古民族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流离辗转中，“乡心”之迁转曾多次发生。“蒙八旗士子大抵在生命历程中都有过‘异乡人’的经历：他们的祖先离开故土跟从清廷前往京师，定居京师；他们则在顺康雍乾不同时期奉命离开京师前往驻防地，客居驻防地。乾隆中期颁行了驻防八旗营葬制度后，他们须定居于驻防地。这一政策对于像白衣保这样长久漂泊瞻望京师者而言，是难免有家难回的憾恨的。因为驻防地对于康乾间早期的驻防八旗而言，仅是暂时或长久的驻防之地甚或生命终结之所。不过，对于乾嘉之后出生的驻防八旗而言，却是生养死葬并且安顿心灵的故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即便后来参加科举考试离开，一生牵挂的故乡不会是北方草原，不会是京师，只会是驻防地。”这虽然是对八旗安养制度下的驻防蒙八旗的讨论，其实一样可以适用在满八旗身上。因为这样的情感经历，不只是蒙八旗子弟，也是满八旗子弟的共同记忆。

塞外蒙地和满地行走的记忆让每个诗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这是由来自记忆责任的需要催生的。“（记忆）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就开启了一种新的记忆方式，记忆从此成为私人的事务。”每个个体的原乡感受书写，组成他们对远去的某种现象的重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某种已逝传统的历史意识的回归，只是这种回归是随着诗人身体坐标在蒙地和满地时才能被诗人清晰体察的。

当延清等人回到祖先血脉凝聚之地的塞外时，他们不由自主地就会产生焦虑，无论这样的焦虑，是来自对陌生土地的不耐性还是对祖先血脉之所的隔膜。焦虑或者焦虑后的反躬自省，是他们面对陌生的困境时不由自主会生发出来的。目睹之塞外，与祖先生活的塞外有何不同，他们固然不应也不会夸大自己眼中的荒寒感受，可是由于家族传承中这项教育的缺失与自我淡漠所造成的失忆程度，使得他们足履原乡时并没有一般意义上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二　文学事件的裂变：原乡的异质感

因为来到原乡后的现实的巨大冲击，诗人们开始用历史记忆来诠释曾经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互相套叠，才逐渐将历史的记忆转译成现实的原乡意识。尤其似延清、三多这样的江南游子，当他们身在原乡时，心还在江南，他们从同质的角度，召唤不在场的江南，除了作为认识的介体，也让现存的空间与记忆的空间叠合，乡愁因此被逼现。而从异质的角度出发，突显异地与熟悉的家园间时序气候的不同与文化与习俗的断裂，是旅行者惯用的视角。是的，身处原乡的他们，是用旅行者惯用的视角，来看待家族的根脉的。由“江南”与“漠北”的连结着眼，更可以发现蒙地书写中的江南（如西湖）的美妙。江南风物是江南士人们认识漠北的重要介体，因为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熟悉的事物才能去经验异地。从同质的角度，江南士人们站在漠北，却恍若置身江南，让现存的空间与记忆的空间叠合，逼现乡愁。而从异质的角度，透过异对象的展示，在辨识与表述作者所认识的异地时，也标示出自己的南客身份。诗人们的蒙地诗作是对江南所进行的不在场凝视与书写，其实就是一种由他处定义此处的空间书写模式，不在场的江南是他处，是定义者；而在场的归绥、库伦等则是被定义的此处，这也让通过江南之眼所进行的蒙地书写，渗入一种挥之不去的客愁。

三多们的这种“内部的他者化”的写作者，对于“内地的边缘”的故乡的思考，是他们的社会观念、个人情感、身份立场的真实呈现，然而惟其真实，因其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带来的审美经验更超越汉族文士前往塞外后的书写。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复写”与“覆写”一起层累地造成了有关塞外的历史意象，并改写着游牧民族后裔的“内部”叙事视角。

当三多写下《鹊桥仙·题王萼楼锡辉词稿》时，“珠江风月，钱江山水，当日恁能抛去。更闻芍药艳扬州，家又在，花深深处。黄河钓鲤，黑河射雁，方便寄些尺素。莫教埋怨到将军，做这个、征夫知遇”还只是借他人杯酒消自己宦游的心中块垒的叹息，而在《九日无菊怅然作歌》里，则已然是融合原乡与故乡情愫的不期然而然的乡心拼接情感了。诗云：“吾生四十度重阳，三十九度看花黄。前年去年镇定襄，大枝小枝犹傲霜。今守匈奴古行国，风低草见马牛羊。山森松柏无桃李，地茁蘑菇少稻梁。只有数茎长十八，闲开胡妇脸霞傍。王嫱老去宿青冢，蔡女言归空毳房。况复此花钟土德，本留正色在中央。中央正色肯来此，珍重东篱殿众芳。安得甲兵三十万，卖刀买犊垦穷荒。不妨今日难逢菊，须济新氓困裹粮。傥将我愿此间偿，乞骸不种南阳桑。卷起西湖灌晚香，花开补看三万六千场。”蒙地在诗人看来，不外是匈奴古行国，而乡人也只是胡妇胡人，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他甚至有“四夷今是活长城”这样的表述，但他依然愿意用西湖水“垦穷荒”。延清在公干途中写下《鄂兰胡笃克五排十二韵第十四台五十里译言多井》，诗云：“喜逢多井处借文靖公句，四子旧王旗四子部落在张家口西北五百五十里，按四子系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诺延泰与兄昆都伦岱青同游牧呼伦贝尔，有子四。长僧，号墨尔根和硕齐；次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次鄂木佈，号布库台吉；次伊尔札布，号墨尔耕台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为所部称。驿传经由地，藩封报效时。牛羊资牧放，驼马佐供支四子王旗向奏准情愿报效该台站驼马。富庶名犹拥，贪悭责敢辞近年稍不如前，勉强支应。皇恩仍逮尔，祖武不绳其。倘复前规守，非徒好爵縻。毋分谁部落，共保此藩篱。东道情斯厚，西盟力不疲。为他宾服倡，便我使车驰。饮水希廉洁，循途就坦夷。聊增行李色，且和佩蘅诗宝文靖公奉使三音诺彦记程草一卷，附佩蘅诗钞内。揽辔澄清望，吾侪共勉之。”诗中多次出现的自注，似日记一样记录诗人对蒙地蒙名之由来、地产若何、赋税怎样的琐碎观察，表达的也是原乡与故乡在自己心中不期然的交融与交流。但当三多或者延清离开蒙地后这样的记述或者回忆在他们诗集中却再难觅到了。

在地文化对于后来者的影响巨大，不但要后来者朝着固有文化氛围靠拢，而且积极改造后来者的思维方式。晚清时期的京口驻防或者杭州驻防起家者，作为对原生的游牧文化不明就里者，他们从头到脚都被江南文化浸染，对汉文化不会有异质感觉。而况他们的游牧文化记忆早已经被本家族内部自行抹除而不自知。所以，当他们有机会踏上塞外原乡的时候，塞外的民情风俗于他们是相当新鲜的，他们是在空白的纸上一寸一寸填回历史记忆的。而他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心理机制也就在这样的回填中点点滴滴地流露在笔端了。三多的《雪窗夜坐书示僚友》是对光宣之际的外蒙古地区情势的现实写照。诗云：“不谈减灶与量沙，鼍鼓冬冬罢晚衙。分判云泥金雀木即金桃皮树，例贡备饰弓箭，蒙人则以之供爨而已，物并动植水仙花案头供螃蟹水仙一盆。维新莫送香冰酒，致远同迎电汽车筹办无轨汽车。马酪羊羔腥羯地，手烹龙井本山茶。玉戏漫天夜未休，消寒不得况消忧。佛除钦使无平等，人结新婚更自由余咨商理藩部，蒙汉通婚已核准奏行。十户九家将破产此间困于俄国苛税，商务日衰，一年四季可披裘。毡帘手卷殷勤问，草地如何牧马牛。公然白战一齐降，败甲残鳞满此邦。重译日行文有五往来文牍满蒙汉唐古特暨俄文，故曰五，独为风气教无双。碑观阙特勤初拓新搨此碑于元故都和林。经念波罗密本腔。听到潮声眠不得，齿唇相倚黑龙江。枕图胙史学儒臣，官阁无梅有喜神。今夕冷于长至节，故乡刚是小阳春。十分甜坠苹婆果，卍字香添栢子仁。绛灌不文随不武，自惭何以靖边尘。”在三多花费大量笔墨书写的蒙地新旧文化杂糅状态下的现状中，我们熟悉了晚清外蒙局势。

较之三多已经书写的，我们也可看出更多空白不写的声音，其实，他的“写”本身就意味着关心与牵挂，本身就意味着回填历史记忆的寸寸苦心。对每个个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民族认同。通过阐明过去来获得合法性，是民族认同迫切需要的。当大清入主中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满蒙中上阶层人士作为游牧民族的历史—记忆一体化的终结。但这种终结也催生了各种个体化的记忆，每个个体化的记忆都要有自己的历史。在清代，有很多少数民族诗人从未去过祖先血脉的故乡。大多数的满蒙八旗诗人生长于京师、江南或中原地区，从未涉足塞外。因之，当他们出使或贬谪漠南漠北及东北区域时，对自己原初的故乡就产生了置身其间、耳目闻见皆是异域的心态，并使得诗歌中也全力呈现陌生感化的异域情调。在这些满、蒙古族诗人笔下，像大多数的清代汉诗人一样，是到北疆后以“异域伤悲”为主轴的书写，通过描述塞外的“异”族、异物、异候，叠合大多数人并非贬官逐臣然而也莫名拥有的忧惧心情与悲惨人生，形成独特的在民族发源地的另类故乡书写意象。而这种自我书写，显然是纪实文类。这种“纪实”与“自我书写”间一体两面的关系，传导了书写者对祖辈故乡的当下主观判断，也引导读者完成对遥远塞外的想象。

“使记忆之场成为场所的，正是它借以逃脱出历史的东西。它是殿堂（Templum）：是一个圆圈切入不可确定的尘世（空间或时间，空间与时间），圆圈里面一切都很重要，都在象征，都在意指。”塞外这个记忆之场是个双重的场所，一方面它极端地自我封闭，完全封闭在自己民族内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随时准备扩展其意义、准备接纳八方来客的场所。因此，塞外的行走也曾唤醒个别诗人心中蛰伏的民族性，如延清在表达对蒙地新奇、打量的诗作中，也曾一再表白：“我亦金源巴里客，龙沙数典未全忘”“千年桑梓名难考”，而诗句后边的注释“余系镶白旗蒙古籍巴哩克氏，第未知究属蒙古何部落耳”“余系镶白旗蒙古巴哩克人，究不知属内外蒙古何部落，待考”等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对自身民族属性源出的焦虑。《清代硃卷集成》载：“延清，字子澄，号小恬，一号梓臣，行一。道光丙午年三月二十四日吉时生，京口驻防。优贡生，系蒙古镶白旗德通佐领下人。曾祖珠隆阿，领催。曾祖妣巴鲁特氏金，副前锋永讳明公长女。祖德庆，字有馀，领催，覃恩移赠朝议大夫。祖妣库依特氏王，领催阿讳洪阿公长女。父连元，字士元，领催，覃恩诰赠朝议大夫。母巴鲁特氏卜，领催祥讳慧公长女。从堂曾伯叔祖善德，武举前锋。从堂伯叔祖泰山，咸丰癸丑，粤匪犯镇，随营堵剿，与贼鏖战，力尽殉难，奉旨入祀忠烈祠。（延清）娶文氏，正蓝旗佐领赫讳成额公孙女。”从延清的身世来看，他的蒙古族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其在蒙地所成诗句“火化稽胡俗，何庸证我诗”虽然谈的是民俗现象，然而句后注释之“余蒙古人也，闻老辈云蒙古俗尚火葬，其实亦不尽然”，是坦然以民族身份入于其中思考的。

当然，有的时候也并非一定要去过原乡才会产生影响的焦虑。晚清的蒙古族诗人瑞洵写下的“学书莫喻安邦略，尚武尤无悍圉才。我愧成吉斯汗裔，竟令弃甲笑重来”，就是在国是日非，自己束手无策时对于族源追溯的显例。不过，他一生没有去过原乡，他对于族群历史记忆的追索有别于曾经去过原乡的诗人们的身份焦虑。同样在束手无策时追忆族源的还有满族诗人金梁，他在《东》诗前小序谓：“五载北居，忽将西游，又将南下，又将东行，四牡项领，蹙蹙靡所聘，今之谓欤？虽然满洲吾故乡也，吾其东矣”，诗云：“东西南朔我何从，匹马仗剑东复东。东行忽入故乡境，故乡风雨若相容道中遇大风雨。触目山河感今昔，惊心岁月去匆匆。马鸣剑跃不能已，日云暮矣途且穷。”这首诗出自金梁的《东庐吟草》，是其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关后所作，看得出是诗人无望于时局后的深切感喟。金梁姓瓜尔佳氏，杭州驻防出身。光绪三十年（1904），二十七岁，中会试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奉派内廷中书，在批本处行走，后以不通满文退出。继被派往会议政务处司理奏章。四月，以父丧回籍。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后被保举为御史。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入巡警部，督办京师外郊巡警。后调任民政部任丞参议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奉天旗务司总办，典守盛京皇宫，创办迁旗殖边方略，并筹办八旗旗务生计，兴办学校、工厂，创建屯田制度等。对振兴满洲八旗颇多建议。入民国后与宗社党人来往甚为密切，“九一八”事变后，对时局失望，重回京津，赋闲家居。

这些满蒙八旗士人，基于自己阶层、族裔认同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试图通过诗歌这样有所依托的诉求方式把自己的困惑表达出来。当延清感觉“舌人充鸟译，译作鸟钩辀。日听蒙人语，真如对楚咻”，那是他对有着深切隔膜的蒙地语言的真实感受，这样的感受使得他宣称的蒙古族属身份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语言是交流沟通的工具，当不能运用本民族语言去和本民族人交流的时候，仅有民族属性身份的延清行走在蒙地多少是有些尴尬的。

每一首诗歌都是一个“信息包”，有各种信息藏于其间。每一次书写，往往都包含有诗人政治立场、思想、心态、文化背景的含义，自然也夹杂其个人的关怀。不是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而是当下如何看待历史。但过去并非存在彻底的断裂，记忆也不会取消，这种记忆本身极富历史创造性。“原乡”和“异乡”的问题，使得这些满蒙八旗士人走出自己基于民族和阶层划分的小圈子，以满、蒙古族裔的视角看待问题，也使他们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小圈子之外的世界有了一点儿关心。

三　文学事件的消除：乡心之安放

透过对“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的细致品味，让我们看到塞外记述中的文学碎片，在这些早已远离故土在地化了的满蒙八旗诗人笔下，对故乡边地血脉亲情的记述，在惯已接受的知识、观念、意象的重构中被一一忽视，因之使得他们的重回故土之作，隐隐已简单化约为事实性的论述与固定化的文化图景。

复杂的政治局势及苦寒气候，令八旗诗人们的塞外之旅极为不适。为此，三多写下《奏为微臣水土不服恳恩赏假调理一折》，云：“库伦地居极北，即盛夏犹着重棉。前者臣感冒风寒兼触肝气，只以诸事正在竭蹶经营，未敢请假。入秋以来，愈觉不支。查近三十年中，掌印大臣之以病退者已有五人，其水土之恶劣可知，其地方之难治亦可知。臣抱病数月，据医家云非静加调摄未易告痊，可否仰恳赏假二十天？以资调理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如蒙俞允，所有任内紧要公事仍由臣督饬各员力疾办理，一面赶紧医治。”三多的陈情虽然与宦海险恶有绝大关系，但并无乡心牵系也是实在因素。作为杭州驻防出身的官员，三多对蒙地与杭州的乡情云泥之别是显而易见的。

齐泽克对于事件的解释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不仅谈到事件的建构，而且还在《事件》的最后讨论了“事件的撤销”。他提出，任何事件都有可能遭遇被回溯性地撤销，或者是“去事件化”。去事件化如何成为可能？齐泽克的一个解释是，事件的变革力量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渐渐地被广为接受，成为新的规范和原则。这个时候，原先事件的创新性就逐渐变得平常，事件性慢慢消除了，这个过程可以被看做是“去事件化”。当岳端、铁保、柏葰、三多、延清等生活在汉文化空间中的满蒙八旗子弟对民族文化的个体记忆汇合成集体记忆，又不能与汉文化对照来彰显出族群之间的不同，则他们在塞外偶然耸动的原乡意识就已然在文化的交融中被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了。于是，新的类似于京师、京口、杭州、开封、荆州这样的故乡便成为他们的乡心之所在，当他们告别塞外重返这些都市后，他们的“聒碎乡心梦不成”的哲学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诗歌写作引动的文学事件，作为原乡与新的故乡的纠结中荡起的涟漪也就本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化、消逝了。“一旦集体历史记忆中断，则原先拥有此等记忆的族群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失去共同记忆而失去认同。”

道咸同时期的杭州驻防诗人瑞常先世即驻防杭州。瑞常生于杭州，后虽宦海奔波，但终其一生对杭州都有深刻的怀恋之情。同乡后学忆读其诗集，感喟“是集分年编次，一生出处游踪宦迹历历可指，亦不借西湖以传，然其中思亲忆弟及朋僚赠答之作，低徊往复，未尝不时动乡关之思。此以知真山水真性情固有凝结于不可解者。千秋万岁，公之魂魄必犹依恋此湖也。”瑞常过世后，其子葵卿整理遗集，按照父亲生前愿望，诗集署曰：生长西湖芝生氏著。瑞常在庚寅年（1830）写下的《西湖晚眺》、丙申年（1836）写下的《思乡》、庚子年（1840）忆念的“宦途滋味今尝遍，毕竟西湖莫肯忘”、辛亥年（1851）难忘的“遥忆江南风景好，莫愁湖畔待吟哦”，是其念念不忘的对于杭州的乡关之思！而杭州驻防出身的瑞常之弟瑞庆，以及贵成、三多，莫不如此。“文学事件的理论带来认识文学的新视角、新立场、新方法。文学或者文学性既指具体的对象、机构、实践，也可以化为语言的生成过程、作用和效果。它一方面受到具体的时间、空间、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同时又超越它们，修正现存的规范，甚至产生断裂性巨变。文学事件是一个动态、不稳定的系统，其所涵盖的要素包括作者的生平、写作动机、创作过程、文本、阅读、接受，甚至包括文学组织、出版、翻译等等，同时它也不限于此。”

作为荆州驻防，蒙古镶蓝旗人恩泽祖上跟从清廷入关，恩泽自幼生长于荆州，后辗转宦于新疆、吉林等处，逝于黑龙江将军任上。其诗集《守来山房櫜鞬余吟》卷下《偶成》有“乡心无限南来雁，一日荆州梦一回”、《乡梦》有“将梦到故乡，未觉适万里”、《七夕吟》有“巧拙年来实两忘，岁时好事记荆乡”、《锡星使以商划俄边事来营，作秋感诗一首率和》有“乡关遥望转无愁”等诗句，表达的都是恩泽对心中的故乡荆州的思念。伊格尔顿说：“作者在写作中的所为除了受其个人意图制约以外，同样——若非更多——受文类规则或历史语境制约。”在三多、延清等蒙古族诗人所经历的这一文学事件中，他们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显然更多。这一事件，使得他们从无意识情境中进入到特定语境有所触动再到远离情境，历史与记忆始终杂糅并催生他们的民族意识，但当离开后，随着时间逝去，他们在蒙地时不由自主催生的单一的民族意识就过渡到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

“遗产是与认同、记忆相互关联的近义词。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记忆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以及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遗产则直接从继承所获财产转向构筑自身的财产。”被农耕文明浸染深厚的中原汉文化对少数民族中上层士人的熏染，使得他们在血脉原乡继承的民族遗产成为构筑新的自身文化财产的基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他们从所在的或京师或杭州等地再出发时，新的自身财产已经建构完成。早在康熙年间，这样的新的自身文化财产的建构就已露出诸多端倪。康熙三十七年（1698），因岳端“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资乱行，著黜革”，岳端由此成为闲散宗室。出生、成长在京师的岳端，是身不由己被汉文化吸引而发自内心地与汉族士人交游的。诚如学者所言，我们生存世界的时间是由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所组成，但三者密不能分，像是一个漩涡般运动着。回到原乡的时间是现在，在原乡受到冲击而想要沿波讨源自己的来处是过去，而离开原乡走向心中认定的故乡及向前走去而忘却原乡的冲击是未来。这样的时间序列都由诗歌来表述而呈现而完成。满蒙八旗子弟们只有回到原乡时，才能在不断地追忆与困惑中与消逝的过去建立起短暂的回路，而一旦离开，则迅速摆脱回忆空间的束缚，把追忆建立在迁转的乡心上，告别原乡、忆念故乡。而他们的后代，又在告别新的原乡、追忆新的故乡。这种整体的大规模的集体遗忘，是由于八旗后代们的知识与记忆空间被重新规范了，这使得他们对于原乡的记忆世界与知识世界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而占据主要位置的是在地的知识与记忆。所以“聒碎乡心梦不成”的感喟必定不只是满或蒙民族士人的专属，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回到原乡找不到归属感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后裔都有这样的轻叹。

一代又一代的往复追忆现象，使记录者成为文学事件的叙述者与参与者。乡心的迁转、对原乡的深切的异质感和乡心的安放，就在这样的周而复始的代际融通间完成了，而他们的记录，就是不期然间用诗笔完成的文学事件。当后来者阅读时，获得的是超越写作者过去而赖于表达族群意念的文献，这样的文献层叠构造的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端。

结　语

满蒙八旗子弟“聒碎乡心梦不成”的叙写贯穿有清一代的二百多年间，这些文本清晰地告知我们，既定的族群的延续性并非一成不变，诗人们在居停塞外期间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意向性是很明晰的，他们面对时空带给他们的原乡疏离感，困惑而焦虑，他们创作的过程性、诗歌语言的建构性、诗歌的媒介性都呈现了他们对于家族原乡语言、风俗、风物、乡亲的不同解释，这些牵涉了他们在短暂行走时空中的巨大精力。但是当他们回到现实生活中，与带来焦虑的因子隔断之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尽管与各自的民族文化不会有太多的显在的直接关联，然而，来自血脉中的民族意识却通过那些对原乡书写的文字而成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这些对原乡的思考与写作，是文学史上最为平常但又最不寻常的记载。显而易见的对象、传统的素材、触手可及的文献，是最普通的诗作，在诗集出版的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在文学史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存在。然而，这些经历了回归原乡、触碰深在于意识中的民族情愫、感悟其起源的懵懂与最终裂变后的书写，以最鲜活的形式彰显着民族记忆与社会心态记忆，并使这一文学事件成为中华文学视域下具有重要意义的存在，在中华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置换的一页。　

总之，在满蒙诗人前往原乡而又复归的过程中，异质文化的触及激活了潜在于他们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亦成为其对原乡更新后的再次认知。尽管这种认知随着时空转换和历史变迁而不断地被唤醒又沉寂，然而，当他们借助于文字将此反复书写、倾心吟诵时，我们还是会清晰地从中窥视到，在历史进程中，这种书写不再是个体之间关系的简单勾连，而是作为文学事件已然被嵌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之中。因而，当我们彻底挣脱那种以华夏视角俯视各民族的惯有的思维窠臼，而换之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来考察清代满蒙八旗子弟的原乡疏离感这一文学事件，不言而喻，其价值远远高于它的文学史意义。

原文刊于《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第215-223页，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文。

文章推荐：刘亚娟；图文编辑：张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