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至40年代，盘瓠神话及相关文献作为文化个案与中国民族史的一部分引起欧美和日本学者的关注。全球殖民体系下西方传教士对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日本东洋学的兴起、照叶树林文化与绳文农耕文化的发现等推动了盘瓠神话的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研究。日本盘瓠神话研究归属于其东洋学知识谱系，以东亚生态地理及照叶树林文化为基础，关注中日山地民族围绕盘瓠产生的世界观、生态观与身份认同；研究方法上注重对瑶人文书的细读，藉此阐述书写与政治权力、历史记忆的内在关联。日本盘瓠神话研究史是盘瓠神话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从全局与整体把握盘瓠神话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视角和维度。

关键词：日本民间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 东洋学 神话学 文明论

［作者简介］毛巧晖，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北京１００７３２）；王晴，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毛巧晖

王晴

盘瓠神话是较早见于汉文典籍的少数民族神话，当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及河南一带依然有大量有关盘瓠神话的口传文本。在苗、瑶、畲、黎等民族及其支系中，有关盘瓠的叙事呈现较出显著的民族性与地域性。除普遍存在的口头文本外，谱牒书写、图像描绘与仪式演述同样是盘瓠神话承续发展的关键。英、美、法、德、瑞典和日本等国家研究盘瓠神话的学者，侧重神话经籍的搜集整理及实地考察，超越了以文献为基点的研究范式；他们关注围绕盘瓠产生的权力结构、文化认同和知识话语。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海内外学术交流增多，中国学者对海外现存的一些盘瓠神话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及历史源流考证，翻译了英语、日语等盘瓠神话研究成果，其中对日本白鸟芳郎和竹村卓二、法国李穆安（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ｅｍｏｉｎｅ）、越南阮克颂（Nguyễn Khắc Tụng）等人的成果译介较多。目前，仍有许多外语的盘瓠神话研究成果尚未引我国神话学界的关注，本文借助该研究领域对英、日文献的翻译，及英语国家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原始文献，梳理日本的盘瓠神话研究，讨论盘瓠神话经籍的跨国家、跨地域流动如何促进不同文化区域的互动和接触，并对1９世纪末以来日本“东洋学”背景下盘瓠神话的知识生产进行讨论。

一、“东洋学”与民族主义视角下的神话搜集　　

日本对中国盘瓠神话的关注源自对其民族历史的探寻，及在西方政治和文化刺激下对东方文明重述的自觉。早在１７１２年寺岛良安（１６５４－不详）编撰的类书《和汉三才图会》卷１４“外夷人物”便有“盘瓠”和“狗国”的记载，古川古松轩（１７２６－１８０７）在《东游杂记》中“奥羽·松前巡见私记”等文献也提及盘瓠，曲亭马琴（１７６７－１８４８）的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明显有“由气化生”“犬人结合”的母题。

虽然日本古籍和古典文学载有盘瓠神话，但盘瓠神话引起日本学界重视是在殖民时期东洋学系谱渐趋成熟后才开始的，且与本土文化传统与欧美多元思想观念的冲突有关。１８－１９世纪，欧洲传教士据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提出了“日本列岛原住民的存在”及“征服民族移民日本列岛”等有关日本民族起源的观点，认为现代日本民族为亚洲各民族的混血。这一“混合民族论”也成为日本人类学初兴时的普遍认知，欧美学者将肤色、容貌、社会阶层与种族差异相联系的日本民族起源论述，直到明治初期都被日本人认为是科学的。

美国佩里舰队１８５３年以武力威胁日本幕府打了日本国门，将日本卷入工业文明体系，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急于发展经济和整饬军备，部分官员主张武力征讨周边国家，借战争转嫁自身危机，模仿西方向朝鲜、中国等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要求。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欧美国家在非洲、亚洲的非法殖民引发日本知识分子转变对西方所谓“文明开化”“自由民权”的认识，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突也唤醒日本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激发了民族主义思潮。他们意识到欧美“混合民族论”对日本现代民族发明和国族建构论述间的话语张力，开始提倡以传统国学为典范的“单一民族论”，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东方学”的“东洋学”学术体系。这一时期，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讨论出现“内地杂居论”“单一民族论”“国体论”“混合民族论”等诸多观点并存、互相论战的局面。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国语民族主义”，“通过国语的强制普及，明治政府成功地塑造出对天皇和日本国具有一体感和认同感的均质性国民。”自此，日本知识界以国族意识为先，族群起源论战退居其次。

日本开始对周边——朝鲜半岛、台湾岛，及“中国本部”（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１８省之外的“满蒙”地区怀有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兴趣，这种兴趣与受欧洲东方学影响的“四裔”之学结合，推动了明治大正年间对朝鲜、满、蒙、回、藏的研究热潮。日本学者在承继乾嘉学派实证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欧洲基督教世俗主义思想，形成了“现代学术”新范式；并将其运用于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转换及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的日本首倡“扩张合并论”，“东洋学”也在接触和吸收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大东亚”国家主义情结中走向成熟。

那珂通世（１８５１－１９０８）首先采用欧美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沿袭汉学书写传统将“支那史”转型为“东洋史”。其后，市村瓒次郎（１８６４－１９４７）和白鸟库吉（１８６５－１９４２）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建设“东洋史”学科，东京大学古典科学生创设东洋学会并创办《东洋学会杂志》（１８８７）。当时日本学界对西方殖民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产生疑虑，自觉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建设东洋学的活动非常流行。２０世纪上半叶以东京大学为重镇建设的“东洋学”体系日趋完善，集中了一批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包括鸟居龙藏、白鸟芳郎、江上波夫等，这些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推进为盘瓠神话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东洋学以京都帝国大学内藤湖南、东京帝国大学鸟居龙藏和白鸟库吉等为代表，他们与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合作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及文物搜集，与欧洲“东方学”争胜的时，将东亚视野扩展为“大东亚。所以，日本对盘瓠神话的研究注重在东亚多国文化比较的视域中考察神话与本国民族史建构、国民精神形塑的关联。

１９１９年３月，朝鲜“三一运动”遭日本当局镇压，次年鸟居龙藏发表《“日鲜人”同源》，提出“日鲜人本是同一民族，所以，互相合并统一才是正确的，这样才能达成‘民族自决’的目的”。他认为日本人种的构成除了阿伊努人和“固有日本人”外，“当时日本列岛还有混合有卷毛的矮小黑人种血统的印尼的南方民族、与中国南部小巧玲珑的苗族很相近的印度支那族”。鸟居龙藏的观点趋向亚洲山地民族同源论，这种说法随着日本民族意识的崛起而流行。

日本“民族”一词的使用大致“出现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而且主要是日人翻译德文著作对应ｖｏｌｋ、ｅｔｈｎｏｓ、ｎａｔｉｏｎ等词采用的译名，同时使用的名词还包括‘种族’‘人种’‘族种’‘族民’‘国民’等大都见诸古汉语的词语。而‘民族’一词取代这些词语，是在１８８８年哲学家井上园创办《日本人》杂志以后”。日本赋予“民族”一词现代意义，将其与西语ｖｏｌｋ、ｅｔｈｎｏｓ、ｎａｔｉｏｎ对应。

中国知识人从日本引入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用其逐步替代了中国传统“夷夏之别”的观念，盘瓠神话在“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中被重新“发现”，其内涵与价值也被重新表述。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一改从前公众对苗族及其文化的认知，认为：“古代苗族曾在长江畔建立三苗国，已有设立一种制度之程度（铜鼓亦已铸作使用），决非极端未开化之野蛮民族。今虽不能见其昔日之状态，然其文化之程度则已至农业时代，而以农为生活之基本也。”但他仍沿用“苗蛮”等词，将其视为“未开化”或“半开化民族”。依此理解，这类地区就可通过“领土割让”或“治外法权”纳入全球规制。只是这样的“制度”内核外披着一层“文化”的外衣。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盘瓠神话作为文化的“他者”为中外学者所关注。研究者对盘瓠神话的论述关注的不再是中国古典文献记录中的“异俗”，而是用文化进化论对其重新阐释，将其置于文明／野蛮、开化／未开化的西方文明等级论；这种观念即使在今天“依然散见于我们的一般知识当中”。其理论阐述遵循西方人类学的图腾主义，将盘瓠视为“犬图腾”的一种亚型。日本松村武雄《狗人国试论》运用图腾理论分析盘瓠神话内容，指出“槃瓠故事中所说的‘狗人国’的观念信仰，似乎与其把它解作是从言语表现的误解生出来的，还不如解作为从宗教的社会的制度的图腾主义（Ｔｏｔｅｍｉｍ）生出来的，比较有更多的盖然性。”当时，中日两国学者都将盘瓠叙事纳入世界犬图腾信仰体系，但是两者有显著差异。陈志良的论述大量引用《后汉书》《山海经》《岭表纪蛮》及《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文献资料，将图腾视为阐释盘瓠神话的一个维度，并以此推广到龙图腾及盘瓠、盘古神话的比较。松村武雄则不同，他通过图腾理论的分析，强调的是中国古典文献记录的谬误，这些“凡欲言苗蛮事者必引用之”的文献被他逐出了“科学的资料”体系；在松村武雄的分析中，盘瓠神话带有明显的“落后”“野蛮”的文化表征。

日本最早对瑶族盘瓠神话文献关注的学者是松本信广，他在昭和八年（１９３３）访问越南（时称“法属印度支那”）时，将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收藏的汉文古籍统称为“安南本”，抄写后以论文形式发表了目录，其他名为“蛮书”的汉文古文献也被记载、保管。其中《二七二四·谅山省录平州蛮书》收录了《世代源流刀耕火种，评皇券牒》。松本信广依据这则含有洪水起源母题的盘瓠神话异文，推测瑶族与同样流传洪水神话的苗族之间也许有亲缘关系。

山本达郎《蛮人之证明文书：山关簿》（１９５５）介绍和分析了收藏在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巴黎亚洲学会”的《山关簿》；并据其详细探讨了瑶族的迁徙路线，指出该文献第四部分记载的“带有道教色彩的咒文或宗教仪式”不同于《评皇券牒》，文中有很多拗口艰涩的古汉语词汇，其主要因为瑶人对古汉语知识不熟悉所致。

松村武雄、松本信广和山本达郎等人的研究都是根据研究机构收藏的文献对盘瓠神话进行分析，未到相关地区进行调查，因此无法知晓这些文献如何被搜集和生产，及其拥有者（即文化主体）的情况。直至１９８０年日中学者相关联合调查的展开，才弥补了这一不足和缺憾。

二、“传统文化复原”运动中的盘瓠神话研究

日本学者对盘瓠神话的关注，与民族文化“寻根”及“传统文化复原”运动相关。瑶族、苗族广泛分布的云贵高原有一部分为山谷盆地，其他部分为照叶树林（欧亚大陆东部的温带南部的独特植被），属“照叶树林文化”的核心区，该文化曾被一些学人认为是日本基础文化（ｂａｓ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的核心。佐佐木高明认为“树林文化”说是基于实地考察及“对那里的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严密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的科学论断，其与冈正雄、柳田国男等学者通过研究文献建立的学说不同。为寻找日本文化之根，探寻日本文化源流，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日本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云贵高原上展开的以瑶族为重点的调查，可阐明该地区山栖集团的风俗等传统文化。这主要是为了应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引进欧美文化，使得国内文化传统衰落的问题，这些调查可以认为是日本传统文化复原的线索。”

大木卓提出，照叶树林和稻作文化影响了从中国长江以南到日本的文化流动，这一影响也体现在这一区域神话的传播与“流动”中，如冲绳群岛流传的犬祖、犬婿神话含有犬因处理女性粪便立功或萨摩派人前去立功的情节，这些神话受瑶族、畲族盘瓠神话影响，其情节基干可能源于中国东南部。江上波夫认为，除中国西南，研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文献也对日本“照叶树林文化与绳文农耕”（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Ｊｏｍ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和“稻作农耕文化与倭人”（ｒ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ｊｉｎ）有一定贡献。

不同于大木卓对神话母题及其文化内涵的分析，白鸟芳郎偏重民族志研究。１９６７年１２月，白鸟芳郎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作了初步调查，后来他组织了上智大学“泰国西北历史文化调查团”（以下简称“调查团”）进行“ＭａｅＮａｍＰｉｎ山地与平坝部落间相互交流研究”的考察。“调查团”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４年３月间三次对瑶人及其周边族群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瑶人的古文献、民间文书，白鸟芳郎将其制成２万余张微缩胶片带回日本。调查期间，“调查团”在泰国北部清莱府夜庄县通帕堪寨目睹了每十年举行一次的“盘皇愿”仪式，当时主持仪式的瑶人巫师还现场修复连缀烂成碎条的经文。白鸟芳郎在钦根县克纳库村搜集到泰国瑶人珍藏的《评皇券牒》，后将其收入《瑶人文书》，并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一书中分析了该文献与盘瓠神话、瑶人人口分布的联系。

“调查团”成员竹村卓二通过《评皇券牒》将中国和东南亚的瑶族、畲族作为整体进行论述，内容涵括瑶族经济、历史、宗教，也涉及其惯习、世界观等。他的《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是盘瓠神话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盘瓠“渡海神话”异文进行梳理，分析其构造过程及隐喻的民族精神。他认为华南、东南亚大陆的过山瑶普遍流传的“渡海神话”以过山瑶受难为背景，渐趋演化为末日来临、救世的世界观，其讴歌的主题是：在族群存亡的关键时刻，十二姓始祖和盘皇之间形成的规约关系，这种关系可视为一种“祭祀共同体”。白鸟芳郎还将盘瓠和盘古崇拜视为瑶族仪式中的统一体，“这两个神祇的关系犹如父子。因为在瑶人文献里，盘古被描绘成天神，而盘护则为天国下凡之帝王。”盘瓠神话作为“纷争和社会变化的正常反映”在当下的意义更为重要，白鸟芳郎借鉴利奇分析缅甸克钦神话的理念打破“只有在远古初次产生的神圣事件才是神话”的古典神话观，他提及泰国北部的《评皇券牒》用口头的“优越的‘渡海神话’代替了槃瓠神话，把它看作自己种族精神的根源”，将研究视角从古文献延伸到八排瑶、畲族、过山瑶、泰国瑶族中口头流传的及民族文献中记载的晚近盘瓠神话，相较于以往盘瓠神话研究有了新突破。

《评皇券牒》的尺寸和内容

以上研究并不是以瑶族广泛分布、居住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首的西南中国为调查点，而是对越南和泰国等瑶族的调查研究，且只基于从当地获取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田畑久夫和丽泽大学外国语学部的金丸良子通力合作，赴中国西南苗族和瑶族进行物质文化方面的调查，同行者有中国的研究者及日本的中国民俗研究会研究人员。１９９３年，田畑久夫等在调查中看到了中国瑶族民间广泛流传的《过山榜》；２００３年，他们又得到泰国北部清莱州梅恩县帕杜亚寨的瑶人所拥有的两卷《过山榜》卷轴。田畑久夫在对比两者后，认为它们是据同一史料抄写的，但受道教影响，卷轴插入了二十多幅道教神画像。田畑久夫在白鸟芳郎、竹村卓二对盘瓠神话的整理与瑶畲文化解读，及参阅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对《过山榜》《评皇券牒》的辑录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中国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和文献资料，将研究重点转向民族成分、农业生产、宗教思想、仪式秩序、叙事演变上。自此，日本对盘瓠神话的研究逐渐走出了图腾论、殖民扩张论的窠臼。

三、《评皇券牒》的书写权力与文化象征

语言是一种权力，掌握这种语言的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获得了使用权力的入口。记录盘瓠神话的书面文本《评皇券牒》是用汉文书写的，而能否熟练用汉字关乎这份瑶人“特许状”的制造和传播。

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文书代表瑶族对汉字的习熟。田畑久夫称瑶族主要生活于山地，长期过着迁徙的生活，易与汉族接触，所以相对其他中国少数民族来说，瑶族熟练掌握汉语的程度更高。学界有种说法，认为苗瑶畲都源自武陵蛮，但苗族和畲族都未像瑶族那样很早就能熟练掌握汉语、能用汉语制作文书。同样，日本熟悉汉语的研究者多对瑶族的汉语文书产生兴趣。大木卓《犬的民俗学——神话、传说、昔话中的犬》按阿尔奈、汤普森的故事分类法总览英、中、日、韩等多国流传的犬神话及其文献，将盘瓠神话视为始祖、英雄卵生传说，与纳西族、傈僳族间流传犬带来种子生始祖的神话并置，介绍了上智大学调查团搜集的《评皇券牒》、伊藤清司搜集的《盘王歌词书》《山关薄》等汉语文书，并将日本宽政十二年（１８００）《虾夷岛奇观》记载的北海道始祖女神在犬的帮助下繁衍后代的图画与盘瓠神话比较。其引入的图像研究和跨国传播视野丰富了盘瓠神话文本解读的路径。

瑶族除居住于中国南方外，在泰国北部、美国西海岸、法国、越南等地亦有分布，被视为瑶族“传家宝”的《评皇券牒》也传播至世界各地。生活在泰国北部的瑶人村寨很少能自己制作经文，多是当地受过教育的汉人书写，瑶人花钱去买，当然也有些瑶人能熟练使用汉语。上智大学“调查团”发现泰国北部山地“很多瑶民能够读写汉文，他们在回答问题时经常查考他们保存的汉文文书……除巫师外，仍有许多人读写汉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纸上写汉字来和他们交流。”白鸟芳郎高度认可这批文献的价值，认为其使得“从历史上追溯《评皇券牒》的原样是可能的”，《评皇券牒》是瑶族迁徙的保证，瑶族即为“盘瓠后裔”。江上波夫极为认可上智大学“调查团”的调查，称其对《评皇券牒》的发现及《瑶人文书》的辑录为“深入研究（国外）瑶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盘瓠神话因用汉文呈现才能长期流传，按《评皇券牒》的内容，瑶族凭这份文献可以永不缴税、刀耕火种、自由使用山林，该文件作为功绩象征不断被制作。相比之下，载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夜郎”和“哀牢”的神话并未在后世流传。据竹村卓二分析，这是由于“瑶族尽力和汉族搞好关系”“瑶族他们的身份被汉族所承认”，而“夜郎和哀牢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从民族关系视角解释了熟练掌握汉语是盘瓠文献流传的关键。

还有观点认为，盘瓠神话的汉文文献种类繁多反而代表了瑶人汉文知识的不足。山本达郎在对巴黎亚洲协会（Ｓｏｃｉｅｔé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藏马伯乐（ＨｅｎｒｉＭａｓｐéｒｏ，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在越南收集的文献《蛮族过山簿》进行分析和注释的基础上，推测产生《评皇券牒》异文的原因是瑶族“汉文知识的不足”和“蛮族语言习惯”的特殊性。

后来，日本学者逐渐关注《评皇券牒》背后的权力秩序及其在生活中的作用。田畑久夫提出，当时瑶人能保证生存权利是因他们“与在中国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国皇帝的密切关系”，即汉文文书发挥的效力，当下中国南方大部分瑶族的生计方式不再是刀耕火种，而是纷纷到城市打工和定居。《评皇券牒》对当下瑶族人生活的意义是日本学界盘瓠神话研究的新取向。

四、遥望边疆与复原传统：日本盘瓠神话研究的独特性

盘瓠神话引起日本学者重视很大程度是因其神话经籍是用汉文记录的，而对汉文典籍在日本的传播研究一直是日本的一个学术传统。从传统汉学对《古事记》《日本书纪》《魏志·倭人传》的解读到“传统文化复原运动”，日本学界一直以来就很重视通过汉籍追问自身族群起源的命题，这种对民族起源的追问饱含了日本知识阶层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心情，但其后来走向极端，发展为民族主义乃至极端国家主义思潮。

另一方面，２０世纪以前，所谓“中国史”或“亚洲史”多由“他者”编排和定义，尤其被镶嵌在欧美编史体系中。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产生“主张东洋文化独自性的时代思潮”，不满于欧美编年体系下的“中国史”，渴望建立“有古风而具儒教特色的中国史”。于是，日本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洋史的东洋史”这一瓶颈，创立以支那（中国）为中心，进而拓展到东洋诸国历史和政治关系，反映亚洲“自我论述”的“东洋史”。

然而，新的学术思想和体制的建立必然与民族兴亡的命运和国际局势相关，“东洋学”的真正实践是在日本对外扩张时期。当时，日本以带领东亚国家脱离西方殖民霸权为名，行确立自身东亚霸主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中国满蒙藏苗瑶等地语言、风俗的关注，除进行“中国学”“东洋学”资料建设外，也是对西方学术论述中日本乃通古斯人、蒙古人或“混合民族”等人种起源论的重勘。到后期，更有将汉语和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本部”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中华”版图中割离的企图。最终学术生产与政治话语交织，一批学者前仆后继在对边疆的“遥望”和实地调查中搜集了包括盘瓠神话经籍在内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也在进行盘瓠神话研究。法、美、英等国学者基于传教士的搜集成果或学者自己前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老挝、泰国、越南等）搜集的资料，阐释盘瓠神话中蕴含的苗瑶畲等民族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注重载有盘瓠神话的各类文献与民间仪式、儒释道等信仰文化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范式整体而言，未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注重挖掘盘瓠神话的“东方色彩”，所以对其解读就带有惯常“东方学”阐述的均质化特质。

因此，就盘瓠神话研究兴起之初的学术生产来看，相较于欧美国家对东方“异域”和“异文化”的猎奇心态，日本不仅以“救世主”面目拉拢中国边地，且以建立“汉字文化圈”“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希冀能与“西方”平起平坐，形成与之对峙的“东方”。然而在其发起的太平洋战争失败后，这一理想也烟消云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中、日、美等国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日本盘瓠神话研究视野进一步打开，他们更关注对盘瓠神话文学叙事本源的探索和中国、泰国、越南乃至美国瑶族盘瓠叙事及其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而欧美对盘瓠神话的研究已转向探索“功绩制造”的建构性和跨境民族在城乡流动中的知识生产，注重盘瓠神话的“语境”和承载这一传统的“个体”。而中国的盘瓠神话研究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启动对民族调查时期搜集的经籍、家先单、歌本等的整理和出版，盘瓠神话研究处于脱离“图腾论”并重新分析神话母题的阶段。另外，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保工作的推进及新世纪非遗保护的发展，中国学界更重视盘瓠神话在民族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变迁中的价值，注重将与盘瓠神话相关的文献、口述和图像资料进行整合，借助盘瓠神话中反映的民族起源与迁徙信息，探索对相关民族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新解读。

结　语

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启对外扩张之路，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陆续发动战争和殖民占领的同时，也展开了对这些区域的历史、民俗、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对日本海外学术调查的历史反思不能脱离这一近代日本史和亚太国际关系史的背景，其帝国扩张期的海外调查固然推动了日本乃至东亚的现代学术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难脱殖民主义的历史罪责，故这一时期日本的海外调查有着复杂性、多面性。对日本盘瓠神话研究的学术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有助于深化对东亚近代学术史的认知，批判殖民历史、转化殖民历史经验，进而更好地面向未来；亦可由其窥见２０世纪前期盘瓠神话研究呈现的山地民族调查与世界历史的联结；同时，日本“国策”对学术研究造成的干扰和损害，亦为学术史留下了遗憾，并值得后世警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了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及环保意识的觉醒，从自然与人的关系上重新思考东亚生态地理与传统文化失落的问题，提出“照叶树林文化”“绳文农耕”等文明起源论，因而对盘瓠神话的研究也逐渐超越对文献本身的解读，其分析转向对中日山地民族稻作文化的同质性的关注，及围绕盘瓠文献产生的语言权力与身份认同的分析。２１世纪，盘瓠神话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对神话的深层解读与跨境民族的知识生产。但不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搜集和分析是日本学界一贯的学术传统，其细致严谨的分析和思考对中国及世界的盘瓠神话研究来说皆具参照意义。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3年第6期,第97-104页。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李斯颖;图文编辑:冶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