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出西方：秦汉政治神话与欧亚草原文明
摘 要：战国秦汉间，华夏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接触密切，草原游牧社会的神话、王权观、宇宙观成为秦汉之际 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建构的思想资源之一。“亡秦者胡也”，“十二金人”，“禁不得祠，（而）明星出西方”，“今年祖龙死”，“汉高祖斩蛇”等政治神话皆有欧亚草原文明色彩且相互关联，勾勒出秦汉政治中的胡 风与多元文明色彩。在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铸基过程中，华夏文明积极借鉴欧亚大陆诸文明成果，而北方与西北少数民族先民也积极参与此过程，不仅贡献出自己的政治智慧，还为丝路文明交流奠定基础。
关键词：秦汉政治；政治神话；欧亚文化交流；丝路文明；一带一路
秦汉之际出现了很多具有政治性的神异故事，后世称为政治神话，如与秦始皇相关的“亡秦者胡也”的预言、秦始皇与“十二长人（长人即金人，作者注）”相遇，“禁不得祠，（而）明星出西方”，还有神秘人对秦始皇“今年祖龙死”的诅咒，及“汉高祖斩蛇”为核心的开国神话等。这些神异故事是著名的历史与文学典故，既往研究或从道德主义视角认为始皇故事是时人对其暴政的贬损与人
身攻击，或从功能主义视角认为汉高祖故事乃是布衣天子借以维护政权合法性的自我标榜，其说自有合理之处，但这些故事如何在秦汉之际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其神异色彩依附在何种习俗与信仰之上，则未有深入的分析。本文以为，秦汉皆为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其风俗、信仰与制度中颇多来自中原以外的元素，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与中原社会交流最为频繁的是北方欧亚草原社会。秦汉政治神话中的神异色彩可以追溯至欧亚草原的神话、王权观与宇宙观。欧亚草原游牧社会中流传着“天帝杀死恶蟒拯救世界”的创世神话，其中蕴含着草原游牧社会“借武力称王”的王权观。天帝屠蟒救世神话及其王权观为秦始皇、汉高祖提供了武力统一天下的合法性说明；秦始皇禁止胡人祭祀的“不得”实为草原战神之名，秦始皇试图取代“不得”神的地位，将自身塑造为出自西方的“明星”，被其征服的胡人则将秦始皇污名化为“祖龙”，即神话中的灭世恶蟒。刘邦巧妙地顺应了胡夏人群的反秦风潮，操弄灭蟒救世神话，将自己塑造为“斩蛇”拯救世界的天帝化身，为自己赢得胡夏人群的支持。这些神异故事如草蛇灰线般潜藏于秦汉历史叙事中，揭示出秦汉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铸基过程中的多民族与多元文明色彩。
一、亡秦者胡也：秦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深度交融
“亡秦者胡也”是与秦帝国、秦始皇相关的著名预言，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司马迁的文字令后人以为“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是秦始皇发兵北击胡的起因，但揆之史实，秦与胡并非对立关系。秦人本为西方戎族的一支，秦人始祖大费“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后代戎胥轩娶骊山申侯之女生中潏，中潏归附西周，“在西戎、保西垂”，又因善养马、畜，被周孝王分封于秦地，“以和西戎”。此后，秦人与西戎展开数百年相征伐的历史，至秦缪公时，“秦用余由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厉共公时“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伐义渠，取其王”，秦国征服拥有数十城的大荔、义渠两个西戎大国，夺取河西走廊与甘青间数千里土地，吞并大量戎狄人口；至秦惠文君十一年（前 331 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将西戎之地设置郡县统治；此后，“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又“伐义渠、丹、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可知至始皇统一六国前，秦国已经将西北与北方戎狄人群整合到统治范围内。
先秦时期的北方与西北少数民族先民名称繁多，商周时有猃狁、荤粥、鬼方，春秋至战国中期时有戎、狄，战国晚期后又出现胡、匈奴之称。大致而言，戎、狄分布于关中以西、黄河南岸直至晋北、冀北燕山山脉的山地溪谷中，行农业与牧业并重的混合经济，生活方式与文化受华夏社会与北方草原文明双重影响。胡人是对居于戎、狄之北的欧亚草原南缘诸多游牧人群的总称，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横跨西伯利亚南部至阿尔泰山脉、中亚草原以及新疆、甘青西部，兼有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与操伊朗语的印欧人种成分。由于地理区隔与生计方式有别，胡人与中原社会的文化差异性更为明显，秦国吞并戎狄后所遭遇之胡人主体为斯基泰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斯基泰人在欧亚草原上兴起，活跃于黑海至阿尔泰山的广袤地域，凭借从西亚获得的冶铁技术，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塔加尔文化就是斯基泰人在欧亚草原上创立的早期铁器文化。分布在阿尔泰山以东的斯基泰人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塞人，月氏人为其中一支。冶铁技术、黄金崇拜、马匹乘骑等技术经斯基泰人（塞人、胡人）传入东亚地区，欧亚草原在铜铁冶金技术的传播上起到关键的作用，秦国因地处西北，与欧亚草原交往便利，其文化受胡人影响颇深，尤以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影响最大。秦人以斯基泰人为中介，从欧亚草原与新疆地区学习到冶铁技术，是东亚最早使用铁器的社会之一；夏商东周时期，华夏崇玉不崇金，春秋以降，斯基泰人喜爱黄金、以黄金为饰的好尚传入秦国，再传至山东六国。斯基泰人以铁剑为战神的象征，对剑崇拜有加，佩剑习俗从草原传至中原，而秦国佩剑、铸剑之风最早，秦式剑以三叉式剑格、花式剑柄为特点，装饰华丽，甚至以黄金为剑柄，各式金柄铁剑出现于秦国贵族墓葬中，有的墓葬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色彩，被认为是长期留居秦国的戎王之慕，金柄铁剑在北方草原社会中具有宣示王者身份的功能。商周时王室多行“集中公墓制”，王侯集中埋葬于家族墓地中，而秦国则从第一代秦公墓开始行独立的陵园制，也是受到草原游牧社会中王公首领的“库尔干”（巨石冢）葬制的影响。秦国境内，戎狄胡人居民甚多，有单独的“秦胡”户籍，甚至有学者认为，秦国人口分为“秦”（华夏）与“胡”两大类，又有户籍为“黑色人”的人群分布在河西张掖一带，身材高大、深目黑肤，至汉时仍多为当地军吏，据考证为从今印度西北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的安息、大夏等国迁徙至秦地居住的移民。秦国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畴骑”，据《韩非子》记载，秦缪公曾以战车五百乘、畴骑两千、步卒五万护送重耳返晋为君，所谓“畴骑”即为从北方草原中招募的拥有世代传承骑术的骑兵。可知胡人是秦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国的高层贵族中多有胡人身影，义渠戎王与宣太后长期通奸，甚至育有子女。秦始皇亲政之初，嫪毐叛乱，“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狄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说明秦国不仅有大量胡人居民，且“戎狄君公”还能参与秦国上层宫廷斗争，可知戎狄胡人是秦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众多且在各阶层、各领域都具有影响力。
秦人大有胡风，被山东六国视为夷狄，秦国的文化风气也与后者迥异，其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军国主义的社会理想、耕战为重的集体风尚及父子无别、贵少贱老的价值观念等差异，很可能来自草原游牧民族重利、务实、尚武、崇力的集体性格。后人以为“亡秦者胡也”中的“胡”当指倿臣胡亥，其实在始皇与时人看来，胡即胡人，并无疑义。但所谓胡能亡秦，本文以为并非指胡人能以武力摧毁秦帝国的统治，而是指在燕人卢生这位出生于秦文化之外的关东人士眼中，秦始皇与秦国颇染胡风，大有胡气，而与关东六国在习俗、信仰与执政理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周文化渐行渐远，从而假托鬼神之言，对秦始皇之有异于商周传统的执政风格提出警告。
二、“十二金人”与“明星出西方”：秦始皇对欧亚草原神话的利用
《史记·始皇本纪》记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鎼，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上述政策对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翻开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但“金人十二”条为何与其他政策并列，其重要性何在，却没有说明。据《汉书·五行志》载：
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
可知十二金人的原型是始皇统一六国之初从帝国西部边境临洮之外来到王庭的未知身份的十二名胡人。他们将“夷狄之行”，即与当时的华夏认知传统有差异的内容传授给秦始皇，而后者“喜以为瑞”并依此“大行”之，甚至为其铸像纪念。始皇设郡县、统法度、定里轨、同文字诸政策，虽然都根源于建设统一帝国的内源需要，但也很有可能同时受到域外文明的启发，域外文明的社会治理
经验、政治智慧，乃至知识、信仰与技术都成为始皇设立新的政策与体制的灵感。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与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行省制度相近，秦始皇在华夏社会首创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郡县制帝国极有可能从后者获得过启发与灵感。阿契美尼德帝国虽在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百余年已经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但继之而起的塞琉古王国与安息帝国却控制着中亚、西亚各地，也推动了中亚斯基泰人向东迁徙的浪潮。除从草原而来的戎胡智者外，尚有从海路来到中原的域外人士，如《拾遗记》中记：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入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
摒除附会渲染之辞，可知始皇时已有乘海舶从东南亚、南亚来华的域外人士向其传授关于宇宙起源、海外地理等知识。这些人有可能是传教士、商人甚至是探险家，他们从印度、安息、波斯航海而来。草原上的塞人不仅以游牧为生，也擅长商业贸易。战国秦汉至六朝时期，胡人长期控制着东亚与中亚、南亚的草原商路，胡人商贾从中亚草原沿印度河南下，参与到南亚贸易中，将中西方的神话传说与知识沿海陆商路传播。胡人在北方草原与南方海道上了解各地的知识、信仰、神话与仪式，来到中原后，经过燕齐方士的交流融汇，汇总为《山海经》中海外经、大荒经中的部分内容。秦始皇喜神仙之术，“巡北边”“之碣石”，多次赴东海琅琊访求仙人异士，除了对自身肉体长生不死的渴望外，也是对新的宇宙观、知识与信仰乃至政治智慧的追求。
对古代帝王而言，视野的拓展往往伴随开疆拓土的野心，秦始皇亦如此：
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帝国必须将不同种族、民族与文明囊括于其中，方能体现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之。”秦帝国不仅将华夏诸国合为一体，还将胡、越整合为一家。在始皇统一胡越的过程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成为与设郡县、筑亭障同样重要的措施，其原因颇发人深思。学界多以为“禁不得祠”与“明星出西方”为两个独立事件，但就司马迁文意而言，
实则隐隐有前后因果关系在其中，（虽）禁不得祠，（然而）明星出西方，则关键在于所祠之“不得”为何物。始皇使蒙恬渡过黄河所取诸地本为戎人居地，故需“逐戎人”以夺之。所谓“初县”是将此地首次纳入郡县管辖之下，禁不得祠的范围限定于“初县”之地，可知为当地戎胡故俗，非中原之俗。“不得”之含义，日本学者以为系“佛陀”（Buddha）一音之转，但战国时欧亚草原游牧民并无佛教信仰，佛教东汉时方传入中原，可知其说不确。岑仲勉以为秦地多流行戎族语言，如“义渠”为古吠陀语中的“agni”，即“火”之意，义渠戎为信奉拜火教（祆教）的塞人一支，不得亦与祆教信仰有关，将其释读为“阿维斯塔”（Avesta），即祆教最古老最神圣的经典之名。此说颇具启发性，但岑氏认为秦
塞人为称雄欧亚草原上的战斗民族，于所崇拜诸神中以战神为尊。希罗多德称草原上的斯基泰人：
除去阿列斯的崇拜之外，他们对其他诸神不使用神像、祭坛、神殿，但是在阿列斯神的崇拜上却是用这些东西的。……他们对于阿列斯奉献牺牲的方式便是这样。在每一个地区的行政管区里都有给阿列斯修建的圣殿。这便是一个长和宽各有三斯塔迪昂，但高稍短的一个薪堆，在这个薪堆上面是一个方形的平台……在这个薪堆上面，每一个民族都放置一把古铁刀，这铁刀便是阿列斯的神体。他们每年都把家畜的牺牲和马的牺牲献给这种刀；对于这些神物，他们奉献了甚至比对其他诸神更多的牺牲。在他们生俘的敌人当中，他们把每一百人中的一个作为牺牲。
斯基泰人直接以铁剑作为战神的神体。阿列斯为希腊神话中的战神，希腊人以此指代斯基泰人同位格的神灵，但斯基泰战神当自有专称。据杜梅齐尔考证，斯基泰战神名为Batraz，高加索山脉的奥塞梯人（Ossetic）为斯基泰人后裔，现仍流传其神话故事。Batraz“作为一项有力的标志，这一纳特（Nate）传说中的英雄勇于承担职责，因而保留了‘斯基泰的阿列斯（Seythian-Ares）’的部分神话，而这后者归根结底是印度—伊朗神话因陀罗的后嗣”。可知，斯基泰战神名为Batraz，其读音与不得相近，两者疑是同一个神祇。又据《汉书·郊祀志下》载：“云阳有径路祠，祭休屠王也。”径路源自东伊朗语中于阗塞人语言之calona，即剑之意，休屠为匈奴别部，由先秦时的义渠戎演变而来，可知径路祠即以剑为神体加以祭拜的神祠，与不得祠同处一地且前后相继，更可证所谓不得即为斯基泰人的战神 Batraz。又斯基泰人与波斯及印度雅利安人皆为古印欧人分化而来，古印度教战神因陀罗、波斯祆教战神“韦雷斯拉格纳（verethraghna）与斯基泰人的 Batraz 皆有共同的起源，皆源自古印欧神话中的战神（雷神）。韦雷斯拉格纳常常化身为金甲武士，因陀罗也是刹帝利阶层的保护者，世俗国王可以通过举行盛大的“马祭”仪典令自己获得“天帝因陀罗”的称号。在印度史诗中，因陀罗常常为英雄们提供神奇的兵器，在受到印度教影响的中南半岛古代国家中也普遍流传着开国君王被因陀罗授予金剑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真腊吴哥王朝的圣剑传说，称因陀罗将“圣剑”（preah khan）赐予柬埔寨先王，阇耶跋摩二世建圣剑寺供奉此铁刃金柄宝剑，代代相传至今。在古代暹罗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皆普遍流行此类开国君王与因陀罗圣剑传说。侍奉因陀罗并掌管圣剑的祭司被称为“bandit”，其音亦与不得相近。
以金柄铁剑作为战神与王权的象征，在秦文化中同样存在。秦文化以晚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西戎甘肃寺洼文化、大月氏人创造的沙井文化、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阿尔泰南麓的克尔木齐文化为中介，与哈萨克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文化发生交流互动。冶铁技术、剑的使用、权杖头、青铜鍑、金器崇拜、马祭、和田玉、铲脚袋足鬲等草原游牧文化元素传入秦地，其中金器崇拜与铁剑崇拜与本文主题联系最密。三代以来，华夏以玉帛为礼、君子佩玉、以干戈自卫、以斧钺代表王权，佩剑本为草原游牧人之习俗，但秦人却以佩剑为礼仪，“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这是官吏以佩剑为礼，始皇即位第九
年，“王冠、带剑”以示成年，从此可以亲政，这是以佩剑为王权象征。秦人在华夏诸国中率先以剑为礼仪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其自身也具有浓烈的戎狄之风。禁绝胡人习俗不仅在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也不符合秦人的文化传统，但如果从前文所述，印度君王常常通过举行盛大的“马祭”而令自己获得“天帝因陀罗”的尊号，获得凌驾于同跻君王之上的宗教地位而言，不妨大胆猜测，秦始皇“禁不得祠”的目的极可能是企图以自身代替胡人战神的地位，令胡人由传统的祭祀草原战神Batraz一变为崇拜世俗的秦皇。在秦始皇看来，自己统一六国、兼并胡越、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武功之甚世间所未有，不仅是世俗的皇帝还是天帝的化身，故胡人所崇拜之战神也当由皇帝本人躬自为之。“明星出西方”的明星究竟为何星并无确论，但因陀罗、韦雷斯拉格纳常常被视为金星的化身，秦始皇既然认为自己是天帝与战神的化身，编造出有明星出自西方的舆论，与秦人自西向东统一六合的方位恰好相符合，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手段。
三、“今年祖龙死”与“汉高祖斩蛇”：秦汉间的政治博弈与胡汉文化交融
（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
“祖龙死”故事细节颇为生动，也是与秦始皇相关的著名预言。但故事中多有不解之处，如秦始皇为何被称为祖龙，又被称为镐池君？山鬼为楚地女神，其形象与华阴神秘人明显不符，始皇何以知其为山鬼？所谓预知一岁事的断言又是从何而来？《史记》称玉璧为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行渡江所沉。但考察《秦始皇本纪》可知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其中并无沉璧之说，湘君神亦非山鬼。秦人信仰多源自北方与西北文化，与南方楚地较少关联，秦始皇所谓“山鬼”恐非楚地之山鬼，而为音近之讹传。秦文化本源自戎狄，则始皇所敬畏者亦当由北方草原文化中求之。
秦始皇企图取而代之的不得神本为欧亚草原古印欧人所信奉的战神，与因陀罗、韦雷斯拉格纳同源，古印欧人战神最伟大的功绩即杀死危害宇宙秩序的恶蟒巨蛇。在古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中共有颂歌上千首，其中有 250 首歌颂战神因陀罗，因陀罗斩杀黑色巨蟒阿醯的神迹是颂歌中被反复吟唱的主题。阿醯又名弗罗多，是妖魔之首，阿醯霸占了人间七条大河、盗走众神的牛群，令世界陷入干旱和荒芜，因陀罗将其斩杀，恢复七条大河的畅通、令河流重新遍布大地、释放被阿醯盗走的牛群，令众神能够重新享用人们祭献的牛牲。
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巴赫拉姆·亚什特》记载了雷神“韦雷斯拉格纳”杀死三头巨蛇阿日达哈克的情节，韦雷斯拉格纳意为置敌人于死命者、胜利者，是战神与胜利之神，又称为巴赫拉姆（bahram），即金星在人间的化身，与“因陀罗”同一位格。韦雷斯拉格纳也以斩杀抢走圣牛的巨蛇阿日（azi）闻名，后者与因陀罗杀死的巨蛇“阿醯”（ahi）同源。此后，在波斯历代帝王传奇中，斩杀危害世界的巨蟒成为波斯帝王证明自身神力与帝王身份的英雄事迹之一。据波斯史集《列王纪》记载，波斯最古老的丕什达德王朝首位贤君贾姆希德曾经杀死巨蛇。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三头蛇王佐哈克僭位为王，统治波斯，以人脑为食。贾姆希德的儿子法里东与佐哈克作战，终于将其永远放逐于厄尔布士山最高峰玛德温德峰。继法里东之后，还有伽尔沙斯布击败并杀死头上长角、遍体流脓、有上千个肚子、脖子和鼻子，喷出黄色毒液、吞噬人畜无数的巨龙。此后又有伟大的君主哈纳姆·纳帕特战胜巨龙阿日达哈克，登基为波斯君王。君王战胜巨龙（蛇）的主题一直延续到萨珊王朝（公元 224—651 年）创始者阿尔达希尔的开国神话中，据传说阿尔达希尔为牧羊人之子，却拥有非凡的武艺、智慧和相貌，他得到祆教灵光的护佑，拥有众多追随者但多次被巨龙崇拜者哈弗特·布赫特打败，最终阿尔达希尔施展巧计杀死巨龙，将巨龙崇拜者消灭，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创立者。
斯基泰人也有国王与蛇的故事。据希罗多德记载，黑海岸边的斯基泰人的祖先是一名与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相似的英雄，他驱赶牛群来到第聂伯河畔，却被一名蛇身人头的女妖偷走了战车的驭马。后来，他找到女妖，女妖不仅归还了马匹，还为他生下三个儿子，名叫斯基泰的幼子继承了父亲的神力，得到父亲留下的弓箭和金杯，被推举为国王，其后代自称为斯基泰人。
战神屠蟒是原始印欧人群尚未从中亚与南俄草原向外迁徙时共有的神话，也是其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神的原型是肩负保卫部落、争夺牧场使命的青年武士。在原始印欧人的创世神话中，世界之初只有祭司摩奴“manu”、国王阎魔
“yemo”和武士特利托“trito”三个人物。祭司的牛群被可怕的三头蛇偷走，经过献酒祭后，特利托杀死三头蛇，夺回牛群，祭司摩奴用牛群祭祀众神，并杀死作为人牲的国王阎魔，从国王的身体中产生了印欧人的祭司、武士、平民与奴隶诸等级以及世间各种生物。在原始印欧人的成年礼上，年轻人要通过献酒祭达到一种出神的狂乱状态，并在仪式上攻击巨大的三头蛇傀儡，然后出发掠牛，作
为成年的象征。最初的神话中，巨蛇很可能是草原上自然灾害的象征，从巨蛇常常犯下堵塞江河的罪恶来看，巨蛇应当是旱灾的隐喻。随着印欧人从祖居地向外迁徙，他们与其他社群发生武力冲突的频率日益提高，武士的地位也日益提升，三头蛇成为其他族群的象征，武士斩蛇的神话为印欧武士的暴力掠夺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印欧社会演变出一种崇尚武力与武器（宝剑）崇拜、男性统治、战神—武士首领信仰的文化。武士首领通过武力、智谋与交易获得大量财富以吸
引武士追随，取得对属民人身的绝对控制权，并演变为王者。在迁徙过程中，原始印欧人分化为不同的族群，但武士斩蛇的神话却以各种形式保留在各族群的记忆中。布鲁斯·林肯强调武士与蛇的神话在印欧人群迁徙历史上的重要性：
一直充当着印欧武士的范本，这些武士以他（trito）的形象来塑造自己——抢掠、掠夺、杀死他们的非印欧人的邻居，完全相信他们的行动是神圣而正义的。这一神话必须被视为世界历史上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各种最具历史意义的重要叙事之一，因为它为印欧人征服欧洲和亚洲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动力和辩护的理由：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神话。
不仅如此，该神话还体现出印欧文化独特的王权观念，即财富源自劫掠，统治源自杀戮，王权的基础在于牺牲，最初的国王阎魔通过将自身献祭于杀戮和死亡而获得了创造社会等级、支配一切的权力。随着印欧人的迁徙，这一王权观念也传播至各古典文明中。
与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崇龙”信仰与故事不同，我国新疆少数民族视龙为邪恶动物，且存在大量“屠龙”故事。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中都存在被称为“蟒古斯”的怪物，其原型就是一条多头巨蛇，蟒古斯抢劫、吞噬人畜，危害人间，英雄征服蟒古斯是蒙古与突厥史诗的重要主题。蟒古斯也常常被视为草原上敌对部落的象征，英雄在史诗和故事中常常抽出宝剑剖开蟒古斯的肚子，放出被其吞噬的人畜，寓意解救出被其他部族绑架与占有的族民。蟒古斯故事流传在我国新疆、西北直至大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中。维吾尔族等新疆各突厥语族民族在历史上与西亚、中亚联系密切，其口头传统受到波斯文明与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影响。屠龙故事与蟒古斯故事的存在说明在我国北方地区不仅存在着欧亚草原传入的战神——不得神的信仰，与其相关的斩蛇故事也极有可能经新疆与北方草原流传至中原地区。
秦始皇虽禁止北方边地的不得神崇拜企图以自身取而代之，但不得神斩蛇的故事却依然流传于当地，甚至传播至中原地区。由于宗教信仰的延续性，北方边地的胡夏人群并不认可这一僭越之举，甚至由此触发民众的心理反弹，导致对始皇的厌恶与反抗情绪。草原上战神屠蟒拯救世界的神话中，恶蟒也常常僭位为王，直至真正的王者出现，斩杀恶蟒，令世界秩序恢复正常。因此，信仰不得神的胡夏民众反而会按照神话逻辑将秦始皇视为危害世界正常秩序、僭越王位的灭世恶蟒。由此方可理解为何在祖龙死故事中，秦始皇被称为滈池君、祖龙之含义。滈池为阿房宫侧的水池，称秦始皇为滈池君，是贬损其仅仅为一池之主，非天下之主。此外，屠蟒神话中恶蟒常常占据水源，给人间带来干旱和饥荒。滈池君一说为水神，亦暗喻秦始皇与巨蟒相似，霸占人间水源，给世人带来战祸与饥馑。始皇称祖龙乃人之先，后世对此多有不解，但战神屠蟒神话中的巨蟒早在宇宙创世时就已经存在，甚至早于人类在神话中的出现，为天地开辟时之物，是先于人类存在的宇宙中邪恶力量的化身，故称其为祖龙（蛇、蟒）。以滈池君或祖龙称谓秦始皇都是对其身份的贬低与诅咒，是从草原神话出发将始皇置于宇宙秩序中邪恶一方的表现，胡夏之民将其带入草原战神神话中，视其为亟待正义战神消灭的恶的存在，甚至预言其死亡将很快到来。
所谓山鬼很可能是“塞迦”（saga）之讹。塞迦即塞人之别称，斯基泰人本以擅长占卜闻名，当斯基泰国王生病时，便招来最有名的占卜者为国王指出病因。希罗多德称斯基泰祖先将象征着王权的金锄轭、斧、杯赐予国王，历代国王都小心翼翼地保存这些神圣的金器，每年都向其奉献盛大的牺牲以祈求恩宠，如果在奉献牺牲的节日这一天，看守金器的人睡着了，他必将活不过这一年，为此此人被赐予一块足够其纵马驰骋一天的土地。看守王室宝器的人应当是国王的替身，如同《金枝》中所谓的“祭司—王”之代表者，其死亡也预示国王的死亡，因此要求其恪尽职守，绝不可有丝毫闪失，否则酬劳不可能如此优渥。由此观之，华阴平舒道上的持璧者应当是某位“胡巫”，他将象征始皇的玉璧掷还并预言其王权神器不再有神灵守护，始皇的生命也因此会在一年之内结束，而从秦始皇“默然良久”的反应来看，他应当熟悉战神屠蟒神话，也清楚“塞迦只知一年事”的草原风俗。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正当秦始皇小心翼翼地维护其王权与生命之际，山东群雄已经开始野心勃勃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获得最终胜利的刘邦也创造出以自身为主角的开国神话，其中以“丰泽斩白蛇”最为著名。刘邦开国神话见于《史记·高祖本纪》中，包括泽陂遇神、神奇相貌、醉显龙形、骨相贵不可言、丰泽斩蛇、芒砀云气六个神奇故事。丰泽斩蛇故事则直接称刘邦有天子之位，可取秦始皇而代之，因此是神话的核心，所记也最为翔实：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至骊山，徒多道亡……到丰西泽中，止，饮……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刘邦自认天命在己，当取白帝子即始皇而代之，颇自负。后秦始皇常以为东南方有天子气，东游以厌胜之。“高祖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刘邦于沛县起兵，战秦军、入咸阳、与项羽决战垓下，诸侯将相共尊汉王为皇帝，八年间由布衣为天子。直到临终时刘邦仍然以斩蛇之举说明其王权（kingship）与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神圣性：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高祖斩蛇故事开辟了布衣平民以武力得天下的建国叙事模式，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模式之一。斩蛇剑也成为汉帝国立国神器之一，与周宝鼎、秦皇玉玺、随侯珠一道作为“汉代四宝”，“立四祠于未央宫中”专祠祭祀。“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献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帝位传承时，斩蛇剑与传国玉玺相并列，共同昭示继位者合法性。
汉高祖斩蛇故事作为汉代开国神话的核心母题，相关研究却并不多见。关于斩蛇故事的起源，顾颉刚认为故事源自五德始终观念，钱穆以为源自五方五色信仰，还有研究者以为源自秦汉时的神器崇拜，或为战国秦汉时兵阴阳家所创作。以上诸说只能视为故事的思想背景，故事的核心其实是“斩蛇著符”，即班固所云汉高祖斩白蛇为汉火德的符应，“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即以斩杀神奇的巨蟒为获得王权的标志，或曰“斩蛇=王权”。然而，考察《史记》之前的典籍记载，虽有崇蛇、祭蛇之俗，但并无蛇与王权的直接联系，相反，直至秦汉之时，华夏传统中仍习惯以“逐鹿”而非斩蛇作为争夺王权的象征。吕宗力以为丰泽斩蛇由晋文公出猎遇蛇当道，退而修政，天诛大蛇的故事演化而来，则缺乏证据。后一则故事出自贾谊《新书·春秋》，记晋文公出猎遇见大蛇横道而处，下令还车而归，自称：“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政，……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退而修政……居三月而梦天诛大蛇，曰：尔何敢当明君之路！”晋文公遇蛇修政仅见于贾谊之书，与丰泽斩蛇同为秦汉故事，不可遽断两者前后关系。从叙事上看，晋文公遇蛇而退，反躬自省，忍隐持重，以德行感动上天，实属温柔敦厚之举，体现出如尼采所云理性的日神精神；汉高祖壮士直行、拔剑斩蛇，且始终突出其“被酒、醉”的状态，反而是暴烈迷狂的酒神精神的表现，在隐含的精神气质（ethos）上也截然相反。因此，醉斩白蛇故事在先秦文献中难以找到其雏形。刘邦为龙子、显龙形，不当斩龙，则所斩之蛇并非为华夏传统中帝王之象征，当另有其来源与象征意义，故事中蕴含的以斩蛇之举显现王权的主题也难以在华夏文化中找到其源头，暗示其可能存在域外文化的渊源。
本文以为，汉高祖斩蛇故事是与“今年祖龙死”故事相呼应而产生的。秦末关于始皇不得善终的预言已经遍布天下，将始皇视为危害宇宙秩序的恶蟒之说也已由六国失意贵族、戎狄君长从塞北传播至中原。刘邦既聚义反抗暴秦，必先在
民众中拥有感召力，将自己塑造为斩杀祖龙——恶蟒拯救世界的英雄，自然能够赢得胡夏民众的拥戴。刘邦的姓氏在华夏上古神话传说中本与龙、屠龙相关。据《史记·夏本纪》记：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可知，夏代神话中御龙、屠龙，乃至食龙者乃刘姓所为，甚至刘姓的起源本身也与屠龙相关，《尔雅·释诂》曰：“刘，杀也。”刘字源自甲骨文中的“卯”，卯即杀死祭牲以祭祀神灵祖先之意，后卯字加“金”与“刀”为偏旁，即为繁体之“劉”。刘姓始祖本与屠龙事迹相关，刘邦将自己塑造为继承天命、斩杀阻塞人间正道的邪恶巨蛇的英雄乃至天帝，与草原神话中的战神——英雄形象相符合。刘邦于沛县起兵时祭蚩尤，也是与打造自身战神形象相关。终两汉之世，斩蛇剑及其所蕴含的武力——王权观始终受到尊奉，成为汉家威仪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之后，随着儒家君权思想的发展，神器崇拜与威仪观方才逐渐式微。但道教作为华夏本土宗教，在汉魏时期将皇家礼仪吸收到自身仪轨与宗教思想中，故斩蛇剑崇拜又转化为道教信仰中的法剑崇拜，汉高祖斩蛇故事作为神奇叙事的原型在民间衍化为道教“真君斩蛇妖”故事，以此渲染道教的神力与权威性，则斩蛇剑的崇拜与武力——威灵观仍然作为民间文化的一条潜脉在历史上发挥作用。
结 语
“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在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段，与秦汉帝国的出现大致同时，西亚的赫梯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与安息帝国、横跨欧亚的亚历山大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现身于欧亚大陆，这些帝国以武力开疆拓土囊括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建立起理性管理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雅思贝尔斯将此历史时段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 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那时出现了我们今天依然与之生活的人们，这一时代，文明可以简称其为‘轴心时代’”。雅思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意味着人类的神话时代与神权统治的结束，在精神生活上希腊哲学、印度教、拜火教与中国哲学出现，与此相应的是物质财富和技术的飞速增长及帝国的兴起。地中海、印度与东亚三个世界发生交流，最终的结局则是“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通过暴力征服而产生的支配一切的强大帝国”。尽管对于轴心时代来临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欧亚草原游牧社会的兴起却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铁器的普遍传播，欧亚草原上的畜牧人群发展出游牧生活方式，以斯基泰人为核心的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兴起，将地中海世界、西亚、南亚与东亚文明沟通为一体，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也是在欧亚草原文明的领地上诞生并依靠游牧文明的合作而维系。
先秦时期的华夏文明对草原游牧文明并不陌生，且一直存在接触。当秦汉帝国兴起，需要为新兴的多族群的中央集权帝国寻找意识形态话语以证明武力统一天下的合法性时，游牧文明的神话、宇宙观与王权观就成为新兴帝国合法性的政治智慧与灵感的来源，秦始皇与汉高祖皆借助游牧文明的天帝屠蟒神话及其王权观念来作为自己武力征服的合法性证明。秦汉间神奇的政治神话正是在当时戎狄胡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其中蕴含的胡风胡俗与域外文明元素提醒我们，秦汉时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铸基于欧亚大陆多元文明互动交流的基础之上，而北方与西北少数民族先民在此过程中就已经积极参与并贡献出自己的政治智慧，并为丝路文明交流奠定了基础。
原文刊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推荐：屈永仙
文章编辑：陈艳丹
扫描二维码加微信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