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范式

摘要：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以显性或隐性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体现各族作家陈述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多元化。小说正副文本生产各族民众血脉相连、文化互融的话语空间，建构独特的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对多民族文学话语范式的形成起主要作用，书写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的新篇章。不同于国内学者对单一作家创作的多民族文学话语研究，也不同于对多民族文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宏观论述，本文着力对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文学话语生产展开探究，旨在推动国内学术界关注其小说创作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丰富研究视角，以期为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参考路径。

关 键 词：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文学话语；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以来，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已发展出自身独特的话语范式。2020年9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话语范式的形成正是“讲好新疆故事”的重要体现。正如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在谈及长篇小说《夜莺歌唱黎明》创作有感时讲到，“作为在党的关爱下成长起来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是我们每个作家的职责和使命”。其中，“多民族文学话语”占据其话语范式的重要位置。多民族文学话语具体内涵为“多民族文学史观”视域下多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学语言陈述群。刘大先认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致经历了“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民族文学话语“多民族文学话语”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并对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理论支撑”，更为“多民族文学话语”提供了重要依据。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现实语境中，形成了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范式。

大体而言，“新时代”（2012年至今）以来，“多民族文学话语”是新疆汉语小说较为明显的陈述策略。在此之前，当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历经民族话语变迁。从话语形态看，具体表征为“十七年”（1949年-1966年）时期，国家话语直接参与民族话语形塑，小说大体上契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新时期”（1978年-2011年）后，受主流文学思潮辐射，各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生活与文化展开深度书写，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得以复魅。但目前这一话语体系尚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自新世纪以来，有论者对新时期新疆汉语中短篇小说创作成败进行综论，或与地域文化相互勾连，追溯兵团屯垦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或探析当代新疆小说的叙事困境。又有从创作手法或叙事模式，致力于反思新疆汉语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或梳理其乡土叙事模式。这些研究者主要从作家创作角度对新疆汉语小说作出评述，却忽视了新时代各族创作主体的多民族属性及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内在形态阐释。因此，有必要深入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学话语之中，探究其话语范式的形成及多民族作家“讲好新疆故事”的话语路径。

鉴于此，本文将从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文化互融的话语生产空间论述其话语范式的形成，从“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中探寻多民族文学话语范式生成的原因，捕捉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时代价值。

一、 显性与隐性：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

作为多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主要指汉族或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这其中包括多民族作家表述少数民族母语的话语陈述问题。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认为，“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前提是这些符号序列是陈述”。同时，福柯提出要从“话语中的不连续性”和“陈述的特殊性”问题入手分析话语的形成，并下了“话语形成的分析集中在陈述特殊性描述上”的结论。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分析，可借鉴福柯分析话语形成的方法，从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中，分析其文学话语生产。而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描述，使我们看到多民族文学话语形成的个体化与多元化。

（一）显性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

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之所以呈现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主要原因为多民族创作主体在书写过程中，为创造多民族文学话语语境，和解决用汉语表述新疆的方言土语或少数民族母语的理解问题。叙述者或人物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来言说，从而使听者或读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因此，汉族作家常选择对少数民族母语、新疆的方言土语加注释或加括号再作解释；少数民族作家则掺杂着本民族的母语思维，常在故事层对人物的少数民族话语进行汉语释义，或由叙述者再作出阐释，形成显性与隐性杂糅的两种话语陈述形式。显性杂糅是指小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特殊性话语陈述；而隐性杂糅则指小说于无形中表述少数民族母语，或以少数民族母语思维显现较为隐晦的特殊性话语陈述。

显性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由叙述者与人物共同完成，并独具新疆地域特色，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表现为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母语或新疆的方言土语再作进一步解释。如鞠利的《驻村兄弟》中，当谢浩杰劝说村里清真寺的伊玛目依不拉音让儿子学习汉语时说，“依不拉音阿卡，我们来登记，让您的儿子晚上到双语夜校学汉语”。这里的“阿卡”作者加了注释，释为：维吾尔语，意为“哥哥”；再如，尹德朝的《柳梭沟的春天》中，老居麻和巴吾东的话语表述。老居麻用眼睛狠狠瞪着周围说话的人：“你们哪来那么多的二话（多余的话）？”，巴吾东鄙夷地说：“哎，居麻，你劳道（厉害）得很嘛”。此处的“劳道”是新疆的方言土语，作者通过加括号的话语陈述形式又对其作出解释。

第二种为少数民族作家常在故事层对人物话语的少数民族母语作汉语释义。如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夜莺歌唱黎明》中，堂哥吾普克为院内无人堵水渠的行为，编了一个顺口溜，说“咱们院子是三个maku（好）一个也yaoke（没有）”。这里的“maku”是维吾尔语新文字的表达，为便于读者理解，作者又进行了汉语释义。小说中还有类似的语言表述，如买买提说，“你这个人，是我所认识的最幸福的人了……衣服都是老品牌，特别是你这双著名的xiblit（三接头皮鞋）”。又如“杜曼和他的老婆乔丽凡都笑了，说，jiarayde（好）”。以上维汉双语“显性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属于典型的维吾尔族母语思维话语描述。

（二）隐性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

隐性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也常出现在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中，也包含两种形式。一是指汉族作家创作的小说并未显现显性杂糅，却通过汉语叙述表明少数民族母语的运用。如《驻村兄弟》中，任乐水从小被维吾尔族养父母抚养长大，会说维吾尔语。小说常在叙述层强调任乐水维吾尔语的话语方式，较少出现维吾尔语的汉译语。具体形式如下：“‘伊里亚尔乡长，你多大了？’任乐水用维吾尔语问道。‘哦，任书记，您的维吾尔语语调非常标准’”。我们无法听见任乐水的维吾尔语话语，却通过叙述层清晰得知，任乐水的汉语表述实则也是一种维吾尔语话语声音的表达。

第二种则为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用汉语对本民族母语思维的文学话语再作出解释。在哈萨克族双语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白水台》里，表现为叙述者对哈萨克族母语思维的文学话语再作进一步阐释。如柯力奇问：“‘那我问你，早产的羊娃死了娘，主人会让羊娃跟它娘一起死不？’……柯力奇话的意思，在座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孟以前可能不大听得懂，但现在她懂”。叙述者解释了“孟”能听懂柯力奇哈萨克语思维的汉语表述，但仍对隐含读者解释柯力奇话的意思，“老柯力奇刚才的话，意思也就不言自明，是在提醒叶瑞克，你个怂娃！白水台人家谁个不知你是尤莱·叶森的‘贴乐羔’”。或许我们可将此种哈萨克语母语思维的文学话语阐释视为隐性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

作为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的“特殊单位”，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具备一种“言语行为”的可变性，通过话语陈述的特殊形式，体现其陈述的价值。需要明确的是，多民族文学话语的杂糅陈述并非新时代才出现，“十七年”与“新时期”也有体现。但新时代则更多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陈述形态。所以，通过对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陈述，进行实证性比较，可发现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是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文学话语特殊的表达形式，以显性或隐性多语杂糅形式展现小说文学话语陈述的不连续性与连续性。不连续性是指显性杂糅阻碍了话语陈述的连贯性；连续性则指隐性杂糅保持了话语陈述的顺畅度。二者皆属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的特殊性描述。同时，又与“十七年”和“新时期”衔接构成规律的历史整体，形成一定的规律性。亦如福柯所言，“话语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正体现当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话语实践语言方面的陈述功能。在不同历史时间与空间下，各族作家以特殊的“并合”陈述形式，显现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的可变性与循环性。可变性表现为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用不同的词语生产相同的语义场，使得词义与句子保持一致，同时也随着陈述主体而发生变化；循环性则指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始终是在历史的交替转换中而完成的。新时代多民族文学话语则更具“言语行为”的可变性，以多元化的陈述形式再现文学语言的多民族性。但从阅读体验而言，须辩证看待此种话语陈述形式。一方面，多语杂糅陈述有助于读者理解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内涵；另一方面，反而对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造成叙事干扰。其中尤以添加注释进行二次释义的显性杂糅最具叙事干扰性。因为，“注释的根本目的是使文献的某些晦暗、淤塞的细部得以澄明、敞亮和洞开，但也可能产生注释之蔽”。而隐性杂糅虽无添加“注释之蔽”，却在表达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连续性的同时，丧失了其原有的语境性。

综上，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以显性或隐性杂糅两种不同的话语陈述形式，体现多民族文学话语的个体化与多元化。虽然多语杂糅陈述不可避免存有阅读体验上的劣势，但难掩其价值。福柯认为，我们不应该得出如下结论，“陈述的主体在任何方面——性质、地位、功能、同一性——都不同于表达的作者”。也就是说，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主体等同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作家。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价值在于，多民族作家生产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多元性与创新性。汉族与少数民族作家形式各异的话语陈述，显现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对多民族语言理解的多元性，也体现混杂的多民族文学话语中汉语表述的创新性，将少数民族母语、新疆的方言土语与汉语杂糅，或用汉语对少数民族母语思维再作阐释，形成独具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本性。

二、正文本与副文本：文化互融的话语生产空间

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展现新时代各族作家创作多元化的表述方式。但与此同时，各族作家又都在小说中共同生产着文化互融的话语空间，形成一体化的叙事成规。罗庆春曾指出，“在当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造过程已无法避免‘混血’的实质”。新时代以来，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渐已形成明显的文化互融创作格局。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少数民族作家皆通过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互动融合的文化话语空间。即各民族作家书写跨民族的血缘亲情，或不同民族人物在语言、婚姻等方面互动融合的话语事件，营造出多民族对话交流的一体化氛围。此种文化互融的话语空间在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正文本与副文本中共同生产。也就是说，文化互融的话语空间不止在小说正文本中出现，即在正文中生产出一系列相似故事情节、规律性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还在小说副文本中有所显现，即在除正文外的辅助性文本中塑造文化融合氛围，与正文本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形成跨文本的互文关系，二者共同生产着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化互融话语空间。

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与新时期相比，新时代汉族作家创作的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亦涵盖各族人物交往、交融、交流的书写。不同之处为新时代更突出各族人物构建跨民族血脉相连的亲情。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之中。汉族作家如鞠利、红柯等；少数民族作家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阿拉提·阿斯木等。上述作家均通过正副文本生产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并于多民族文学话语层次上交汇出新时代意义，这里选取较为典型的小说展开论述。

（一）正文本中的文化互融话语生产空间

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正文本主要从身体、精神、语言及婚姻等层面生产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构建跨民族“血浓于水”、“亲如一家”的正文本空间。“南疆歌者”鞠利的三部长篇小说《同心兄弟》《援疆兄弟》及《驻村兄弟》，以援疆、驻村干部为原型，书写援疆、驻村干部们在南疆开展工作的人生体验。三部小说中，以《驻村兄弟》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更具代表性。小说通过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出一系列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第一例事件为主人公任乐水被维吾尔族养父母抚养长大，拥有维吾尔族姓名“伊力哈姆”，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最终娶了回族姑娘“枣花”为妻；第二例事件为村民王永富是维吾尔族老妈妈收养的汉族儿子，维吾尔族名字叫热西提，娶了维吾尔族妻子。并在老妈妈去世后，穿上维吾尔族长袍，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为老人服丧，“像一个儿子一样送自己的维吾尔族养母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截路”；最后还有任乐水的维吾尔族养母吐拉汗，体内流淌着任乐水父亲及兵团职工的血液。当吐拉汗因剖腹产而大出血时，是“任乐水父亲的血液合着兵团职工的血液，一袋袋输入吐拉汗的身体里”，挽救了吐拉汗的生命，构成小说另一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前两例话语事件经由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为我们展示了维吾尔族人收养汉族人后，实现汉族与维吾尔族人物精神上的融合，即因收养而建立跨民族的亲情关系，汉族人物从语言、婚姻上的互融，逐渐上升至精神层面的跨民族身份认同。最后一例则形象描述了不同民族的血液融合在一起的话语事实。

此种人物在身体、精神、语言等方面互动融合的话语事件描述，在哈萨克族双语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长篇小说中亦有体现。2020年，叶尔克西出版了长篇小说《歇马台》。小说亦由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歇马台》中，史丙辰及其父史顺地被塑造为文化互融的人物形象，与歇马台上风圈子、下风圈子的哈萨克族牧民共同生产不分民族、亲如一家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如史丙辰一出生，母亲便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天离世。他便吃着哈萨克族牧民托雷别克媳妇儿——坤妮莎拉的奶水长大。哺育史丙辰的哈萨克族养母坤妮莎拉将其视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当坤妮莎拉梦到史丙辰的亲生母亲时心生感慨，坤妮莎拉看了一眼正在喝茶的史丙辰，说“哦，我可怜的孩子”。随后小说又写了歇马台牧人以哈汉两种方式为其父史顺地办理丧事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这位下风圈子的大队兽医史顺地的后事，经过哈萨克族牧人的集体研究决定，先按哈萨克族的方式，后按汉族的方式办理。彻底成为孤儿的史丙辰，进一步被生产出拥有“两个舌头”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即史丙辰“小学读的是哈萨克语文课本，中学读的国家通用语”。这位生在歇马台、长在歇马台的青年，最终与前妻周舒雅离婚，娶了托雷别克的哑女乌拉丽。小说正文本中叙述汉族孩子喝着哈萨克族母亲奶水长大、用哈汉混合方式办理大队汉族兽医的后事、拥有“两个舌头”的汉哈双语能力，并与哈萨克族通婚等话语事件，在肉体或精神、语言及婚姻层面建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正文本空间。

上述两部小说呈现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话语的规律性，即因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生产，小说人物在身体与精神上实现融合，拥有双语能力和双重民族身份，形成不同民族通婚的话语事实。这种话语事实是基于人物从不自觉、无意识走向自觉、有意识的过程。如任乐水、王永富及史丙辰因被少数民族收养，于无意识中自觉获得言说少数民族母语的能力，长大成人后最终选择与少数民族女性通婚，实现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的转变。但在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长篇小说《夜莺歌唱黎明》中，以上情形又转变成一种自觉地在语言、婚姻等方面，实现跨民族无血缘关系的话语事实描述。小说维吾尔族主人公沙拉买提奶奶自幼向天津人刘先生学习汉语、向穆拉缇老师学习维吾尔文、向阿纳托里老师学习俄语、向马赫萨提老师学习哈萨克文。因此，“奶奶在青春时代，就具备了不同文化习俗的经验”。沙拉买提奶奶被塑造成能说多种语言的人物形象。此种学习多民族语言的自觉意识还辐射至其孙子艾尔肯在具备自身母语能力的基础上，努力学好国家通用语，及为艾尔肯辅导功课的陶老师自学维吾尔语等话语事件中。而自由恋爱结合的多力坤与刘红夫妇则显露着维汉通婚的自觉意识。

（二）副文本中的文化互融话语生产空间

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主题背景诠释或“在场感”的显现，构成正文本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辅助阐释空间。换言之，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并不仅封闭或束缚于正文本之中，亦可在正文本之外的“副文本”——“标题（含副标题），笔名，扉页或题下题词（含献辞、自题语、引语等），序跋，图像”中，展示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纯净空间”。一定程度上，副文本以跨文本互文的关系对正文本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起到辅助阐释作用。如在《驻村兄弟》的代自序中，鞠利写道，“对于许多人，新疆像一个朦胧的传说……而我的故事，就是一扇虚掩的门，打开来，里面一群群不同民族的新疆人，述说着中华民族的传奇……今天，新疆开展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干部下乡驻村工作，是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的新疆实践”。鞠利的“代自序”为小说正文本陈述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提供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背景。同时，标题“驻村兄弟”也更好地诠释着各族驻村干部“亲如兄弟”般开展“访惠聚”驻村工作的新时代图景。

而《夜莺歌唱黎明》《白水台》同为“新时代文丛”第四辑作品，编者序言内容一致，共同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的良好局面，也对新疆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乘着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和煦春风，一个团结稳定、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在祖国的怀抱中熠熠生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疆文艺工作者使命在肩，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新时代文丛”第四辑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这一主题可辅助阐释小说正文本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如《夜莺歌唱黎明》中，能说多种语言的沙拉买提奶奶教育孙子认真学习国家通用语；《白水台》中，驻村干部孟紫薇喜爱的“周易”文化与哈萨克族牧民尤莱·叶森“天说地道”的游牧文化，在对话交流后互相影响、互为启发，皆与副文本主题思想相契合。

封面画对小说正文本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阐释更为形象直观。封面画提供了一种融合视域，以副文本抽象的抒情方式参与了正文本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意义的生成。如2015年，红柯的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的封面画就很好地呈现出这一视域。“少女萨吾尔登”是卫拉特土尔扈特部少女模仿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的姿态所创的舞蹈，也是古老的蒙古族祈福仪式。小说中，蒙古族姑娘金花教汉族姑娘张海燕跳“少女萨吾尔登”，以此对男主人公展开精神救赎。这一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在小说正文本中充分展开，而封面画的审美空间则营造出一种文化融合的氛围。封面画上，一位正在跳“少女萨吾尔登”的女子舞动着双手，不过令人感到吊诡地是，穿戴少数民族衣帽的少女头部的缺失。“封面画会提供一种视域，限定看的范围和看的方法；封面画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提示读者阅读正文本的特定心境”。封面画上跳舞少女头部的缺失，不仅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参与了正文本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意义的生成与阐释。跳舞少女头部的“空符号”形象，恰好提供一种文化融合的视域、氛围与意义，即这一“空符号”形象，除带给读者人物面部缺失的视域冲击外，还为正文本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营造出一种特定氛围，构成一种“不在之在”的意义张力。

由此观之，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同时在正副文本空间中生产。正文本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形成一定的陈述行为关系，一方面体现多民族文学话语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则建立起不同小说正文本间的陈述群关系。“这些关系不为作者所意识；甚至这些陈述可以不从属于同一作者；甚至这些作者互不相识”。各族作家不约而同地集体创作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或许我们将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重新组合，便可显现它们创建的同一性和持久性主题，即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实践中，各族人民已形成血浓于水、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

总之，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通过多民族文学话语再现社会现实，建立起新时代特色的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群。其中，正文本是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生产的主体阐释空间，副文本则是其辅助阐释空间。不止如此，文化互融话语事件更建构出各族人物的“共同主体性”，深情描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在“话语事件的维度上被赋予触及存在本身的‘意义’”。

三 、共时与历时：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

文学话语的生产本就属于一项复杂的文学语言活动，多民族文学话语更呈现出丰富的维度。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学话语生产，先将众多文学事实集中于共时平面上，并用特定的话语范式呈现相互之间的联系。多语杂糅与文化互融的多民族文学话语范式，背后暗含着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多元一体”最早由费孝通提出，“‘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表征多民族作家汉语表述的个体化与多元化，符合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民族性；文化互融的话语事件生产表达多民族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创作共识。二者受新时代多元一体生产体系与生产规律的规约。“在新的话语关系网络中，历时之轴与共时之轴——一套新的坐标系将重新对文学话语进行规制”。所以，有必要从共时或历时角度对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进行考察。共时角度从横向关系展现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多元一体话语生产机制的生产；历时视角则从纵向关系揭示其形成的深层内涵及原因。

（一）共时角度下多元一体话语生产机制

从共时角度来看，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分别作用于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实体之维与抽象之维，即从“文本四维论”之前两维观照多民族作家与文本客体，厘清何谓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完整的作品或文本构成应是‘四合’而成，包含虚、实、纵、横四个维度”。其中，“‘实’即作品，作者是它的主人”，属于实体之维；“‘虚’即文本，是存在于语言之中的抽象体”，属于抽象之维，是我们主要考察的两个维度。二者分别从多民族作家创作和多民族文学文本层面，共同影响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多元一体的话语机制生产。

从实体之维而言，新时代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是指各族作家虽都用汉语创作，却在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时，表现出形式各异的多语杂糅叙述特质，独具新疆地域性与民族性。而多民族作家处理少数民族母语、新疆方言土语的不同方式，又恰好印证着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多语言、多文化的多元特点。汉族与少数民族作家以显性或隐性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体现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多元性，属于“一体”中的“多元”，即各族作家通过汉语书写呈现多元的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形式。各族作家都在生产各族人民血脉相融、文化交汇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又形成一体化的叙事倾向，属于“多元”中的“一体”。

从抽象之维而言，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建构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各族人物的“共同主体性”，即各族人物在共同面对新时代特定客体世界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主体”特征，谱写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现代民族关系，即汉族与少数民族主体在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群体意义上的“共同主体”。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并非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某种存在，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主体”。而主体间人的存在则是自我与他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共在，形成互相交往、互动交流、互为融合的“共同主体性”。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人物，便具备典型的“共同主体性”。汉族人物被少数民族收养或抚养长大，建立跨民族的血缘亲情。在各民族人物的接触影响下，汉族人物大都具有双语能力、跨民族通婚的自觉行为，且民族身份实现融合，形成“你我无别、亲如一家”的“共同主体性”。如《驻村兄弟》中的任乐水、王永富等；《歇马台》中的史丙辰等。另一类人物虽未建立跨民族的血缘亲情，却主动学习双语及多语，逐渐建构出群体意义上的“共同主体性”。如《夜莺歌唱黎明》的沙拉买提奶奶、艾尔肯和陶老师等。还有一类人物既未形成跨民族的血缘亲情，也未互学各族语言，而是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自身内含着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进而建构出“共同主体性”。如《白水台》中，孟紫薇浸润着哈萨克族“天说地道”的游牧文化思想；《少女萨吾尔登》中，张海燕蕴藏着蒙古族的萨满文化；《太阳深处的火焰》中，吴丽梅内蕴着西域少数民族与道家传统文化，等等。

所以，从共时角度审视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也可对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少数民族主体形象产生更深刻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当代历史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建构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主体形象，阐释并建构一种以民族间性与复调身份的人以及人性形态，这样的人与人性形态本质上就是与其他民族其他群体的人处于一种互文性与共在关系的多维度的人”。此种“多维度的人”，亦符合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少数民族主体形象。汉族与少数民族主体，通过主体的交往实践，从个体层次上升至群体层次，实现超越个体主体性的“共同主体性”。少数民族主体形象不再仅局限于本民族视域内，而是拓展为多民族共同主体的间性形象，是“一种以现代性价值观念为基本特征的少数民族主体的历史形象”。此种形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为新时代少数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机会越大，共同的成分则愈多。因此，“一体”在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机制中，不仅指各族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创作共识，还反映在各族人物“共同主体性”的建构上。论述至此，可明确地是，“多元”是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的表层现象，而“一体”则为其内在运行规律的深层体现。

（二）历时视角下的多元一体话语生产机制

从历时视角看，可阐明多元一体话语生产机制的深层内涵与形成原因。深层内涵指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是历史语境变化的结果。如新时期更多体现为“一体”中的“多元”，各族作家虽通过汉语进行杂糅的话语陈述，却未表现出新时代“多元”中“一体”的叙事倾向，即各族作家未集体书写文化互融话语事件与塑造“共同主体性”的人物形象。因此，从当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更可见少数民族主体形象的变化。少数民族主体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集体主体性、新时期的个体主体性演变后，又在历时之轴维度上，与新时代的“共同主体性”共同演绎当代少数民族主体形象的变迁。当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学话语也从民族国家话语占主导地位，转变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复魅，继而再发展成新时代多民族文学话语的生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模式，则从“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怀恋及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的有限度坚持”，演变成多民族文学话语对多民族文化的认同及各族主体在交往实践中“共同主体性”的构建。

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揭示出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作用于新时代的深层内涵。无论是多民族作家的创作，还是多民族人物“共同主体性”的建构，皆来自“多民族文学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话语思维。此思维既生发出多民族文学话语，更受新时代现代社会话语的影响，创建各民族全面融合的文化共同体格局。而之所以新时期未形成较为明显的文化共同体格局，至新时代才有所显现，是因多民族文学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新时代“社会话语光谱的诸多话语系统”构成一定的网络关系。“话语光谱”意指文学话语并非孤立存在，是“从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哲学话语、法律话语到军事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众多不同的话语体系的交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话语光谱’”，以此形成新时代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格局。

此外，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文学话语研究还须置入历史性的维度，在社会“话语光谱”中历经阐释。多民族文学话语可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如巴赫金学派从社会现实语境分析话语，认为“话语是纯粹的社会结构”、“文学作品的话语构成是‘双声语’”。因此，从文学社会学视域出发，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文本大体可视作“社会方言（群体语言）及其话语（它们语义的和叙述的具体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和文化互融的话语生产空间，与社会现实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是各族作家从“社会方言”中汲取经验后，凝结成小说文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形成原因上来看，多元一体话语生产机制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时代各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融入血脉、注入灵魂。虽历史语境更迭变化，但小说各族人物却始终建构出一种“交互主体性”，即“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交往关系。此关系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集体主体性、新时期的个体主体性，再到“新时代”的共同主体性演变。在循环往复的历史分配中，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始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保持着同频共振的互动形态，并形成文本层面的有力对话。新时代以来，这种对话关系显得更为显著，表现出“共有文化”与“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共有文化”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即各民族文化蕴含其中，构建文化共同体。“一个民族”则为“中华民族”，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支流，最终熔铸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文学话语的生产，源自各族作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创作共识，具有独特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即突破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各民族的交往实践视为主体与主体交流对话后所建构的“共同主体”。同时，各民族文化融凝于中华民族一体之中，形成主体间“互识、互补、互证”的新型现代民族关系。

费孝通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与文化互融的话语空间形成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范式，是于文学文本叙述中映现新时代多民族“不同而和”的关系。而各族人物“共同主体性”的构建，更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视域中，反映各族人民共建美好精神家园，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本佐证。

综上，从共时角度而言，新时代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是指汉语书写的杂糅话语陈述，构成“一体”中的“多元”；多民族作家集体创作的文化互融话语事件与各族人物“共同主体性”的构建，则形成“多元”中的“一体”。从历时视角看，历史语境的变化是其深层内涵的主要表现；新时代各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融入血脉、注入灵魂是其形成的根本原因。

结 语

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的话语范式，是“讲好新疆故事”，与时俱进的叙述话题，生动演绎新时代多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试图从多语杂糅的话语陈述形式、文化互融的话语生产空间、多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机制阐释其话语范式建构的深层内涵及形成原因。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自然涉及各民族作家运用汉语或少数民族母语进行话语陈述的问题。各族作家通过显性或隐性的多语杂糅话语陈述形式，完成多民族文学话语的特殊性描述，体现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多元化特质。而新时代新疆多民族汉语小说又在正文本空间中生产文化互融的话语事件，或将副文本空间作为正文本文化互融话语事件的主题背景诠释，营造文化互融的视域氛围，建构新时代特色的多民族文学话语陈述群，呈现多民族文学话语生产的一体化倾向。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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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陈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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