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必须穿越的诸多介质中最重要的一项” ，也是彝族诗人在世界文学场域获得认可的重要媒介。彝族诗歌借助译者的翻译在异域空间延伸自身的艺术价值，译者的翻译策略、对民族文化语境的熟稔、与诗人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因素直接影响彝族诗歌的翻译成效。英语世界的译者在彝族诗歌的海外传播中扮演“伯乐”的角色，使更多读者听到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民族之音。吉狄马加的诗集多由海外学者译介，如《彝族》和《我，雪豹……》分别由美国学者唐纳德·威廉姆斯（DonaldJohnWilliams）和弗兰克·斯图瓦特（FrankStewart）翻译。在所有译者中，美国“黑山学派”诗人、汉学家梅丹理（DenisMair）英译诗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他将吉狄马加诗歌与《易经》中的文化符号相联系，在翻译中注重传达诗歌在哲理性与形式上的音乐性，尽可能还原语词间的思想流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民俗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是英译、研究阿库乌雾诗歌的主要学者。本德尔的童年是在俄亥俄州阿巴拉契亚地区度过的，他受美国本土印第安文化的影响，对阿库乌雾诗歌中彝汉文化相融汇的“混血性”有着深刻的体悟。他与彝族文学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结缘，彼时曾翻译过云南地区的彝语叙事诗《赛玻嫫》。在与阿库乌雾二十多年的合作中，马克始终践行对彝族文化的尊重与热爱，尽力还原与彰显诗歌中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内涵。

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的“翻译规范”强调译者应遵循责任规范与交流规范，以确保译本在主导文学场域中积累象征资本。责任规范要求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尊重原作及其文化意涵，“坚守伦理原则，做到诚实守信”；交流规范要求译者在译介中“优化各方的交际过程”。 梅丹理与本德尔在翻译时都着力于还原彝族诗歌中的民族文化语境。对于一些负载重要民族文化信息的语词，译者一般采用“音译+注释”的翻译策略 。梅丹理以音译的形式，采用罗马音标标注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民族文化承载词，尽可能还原诗歌中的隐喻与情感。同时，梅丹理注重呈现诗歌中的诗性声音和音乐性，使译诗的语言结构与原诗形成平行对称的形式。口头演述是彝族诗歌区别于汉族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阿库乌雾的诗歌中即保留了口头即兴创作的语词，有些诗歌甚至以表演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德尔在翻译《招魂》时，借助32条注解来阐释彝族的传统习俗与民间信仰，对于部分语词直接借用彝语拼音，尽可能还原原诗的节奏韵律与口头演述特征。依照交流规范，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始终保持与作者的合作与沟通，以确定整个翻译过程的流畅性。为了更好地将彝族诗歌传递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两位译者都曾在诗人陪同下到凉山彝族自治州“采风”，“沉浸”式地体验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求在目的语中还原彝族诗歌里的传统意象。因此，彝族诗歌的外译不是简单的语词转换，而是译者与作者、彝族文化产生心灵碰撞后的书写与创造。

不同语言、文化与学术背景的“中外”合作，是凉山彝族诗歌英译的主要模式。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优势互补，并遵循翻译交流规范，力求为世界呈现中华民族精神。最早在英语世界发表的当代彝语诗《虎迹》由诗人阿库乌雾与本德尔共同翻译；《凯欧蒂神迹》则由中国学者文培红与本德尔合作翻译。《虎迹》是一部彝英汉对照诗集，由于译者对彝语并不精通，因此诗人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文培红是阿库乌雾在西南民族大学的同事，从事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英译研究。为还原诗歌中的民族文化精髓，文培红与阿库乌雾共同商议将《凯欧蒂神迹》与《虎迹》的标题形成互文—两部诗集都以“迹”为中心词，而定语分别是印第安传说中的Coyote（狼）和彝族人崇拜的虎，以此构建阿库乌雾诗集译本的整体意涵。本土译者对民族文化的熟稔，加上海外译者对译文的润色与完善，使译介达到了跨语际阐释与“深度翻译”（thicktranslation）的目的。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出版者在文学场域中居于“特殊权利的位置”，可见出版社在译本译介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外学术出版社是推介吉狄马加与阿库乌雾诗集英译的主力。吉狄马加英译诗集大多在海外出版，并以美国的出版社居多。由于不少凉山彝族诗人都在高校、研究机构或文化机构任职，尤其是吉狄马加与阿库乌雾频频亮相世界各地举办的诗歌节，与海外学术出版社建立了稳定联系，提升了彝族诗歌在世界诗坛的影响力与关注度。

海外文学期刊也是凉山彝族诗歌亮相的舞台。美国Manoa（《马诺阿》）杂志曾出版一期标题为BloodTies:WritingacrossChineseBorders（《血缘关系：跨越中国国界的写作》）特刊，选入了阿库乌雾的诗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WorldLiteratureToday（《今日世界文学》）杂志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LiteratureToday（《今日中国文学》）也曾刊载吉狄马加的英译诗。

二文化阐释：当代凉山彝族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在当今世界文学中，相比小说，诗歌并不被英美世界的读者青睐，被熟知的当代中国诗人并不多，少数民族诗人更是屈指可数。根据美国阅读网站Goodreads和亚马逊网站购书评论数据，已出版的凉山彝族诗集并没有引起多少读者关注，有的译本甚至无人问津。但在不多的几条评价中，读者认为这些诗集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符码，也体现了世界文化的普世精神。就学术研究而言，海外学者、诗人及译者曾长期囿于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的译介与研究，忽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多元性与繁复性。直到近二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诗人才开始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本德尔认为，当今“美国大部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研究都在关注西南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

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汉学家身兼译者、推介者与研究者多重身份。他们不满足于对异域传奇与民俗的表层研究，而是试图剖析文本深处的原初场景与精神意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汇聚了世界范围内诗人、学者对吉狄马加的研究成果，本德尔迄今为止发表与彝族诗歌相关的研究文章近二十篇。通过学者不遗余力的译介与研究，彝族诗歌开始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主体建构、民族志与民族志诗学、民族语言是海外学者的主要研究面向。

（一）“自我”身份认同

“自我”是西方诗歌中的关键词语，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自我”感受的呈现与探索一直是诗歌的主题。在惠特曼以降的西方诗歌传统中，对自我灵魂的书写以及渴求与他者灵魂的相遇是诗歌的理想之境。由此，凉山彝族诗歌中自我声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兴趣。本德尔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南少数民族诗人在自我表达的新浪潮中写作。”民族诗歌锻造了富于生命力的声音，诗中的自我之音超越了族群与国家的边界，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多元特征，也更新了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尽管大部分当代凉山诗人用汉语创作，但他们以民族本土传统为视野，构建地方/全球、传统/现代交织融合的话语场域，其以民族为中心的世界观在世界文学空间不断收获瞩目。吉狄马加的多篇诗歌中都着力彰显自己的彝族身份，《自画像》强调了“自我”的民族认同，诗中的个体呐喊响彻世界—“呵，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根植于彝族神话、民间故事与彝文古籍，渗透着彝族个体的内在灵魂与文化因子，以抒情的主体表达对原初世界的体验，审视、思考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吉狄马加诗歌中对自我的书写“源自对一个少数族群文化根性的守护”。因此，海外学者认为吉狄马加诗艺成功的秘诀在于向世界敞开自己的民族身份。正如任教于美国的诗人麦芒所说，吉狄马加的诗歌既凸显独特的自我，又呈现出远比个性化更加伟大神秘的世界景象。梅丹理将吉狄马加与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进行对比，认为两者都从文化边缘地带出发，“他们的声音最终被主流文化所接纳”，并为主流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凉山诗人把“自我”的声音融入当地的诗歌场景中，同时也塑造了民族诗歌中的“族群意识”。本德尔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观照阿库乌雾诗歌中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意象，发掘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对话。他认为，阿库乌雾诗歌中的神话仪式、民间观念与自然环境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识，而诗人对地方性知识的运用远不止于强调民族意识，而是在探讨个体意识时，结合了族群中的自我（self-within-tribe）进行探索。正是诗人对于自我空间与族群意识的呈现，使这些诗歌不是单纯陷入怀旧的窠臼，而是衍生出更深刻的内涵。

（二）民族志与民族志诗学

诚然，凉山彝族现代诗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达个体情感或族群意识，还源于其对民族历史与传统的书写。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民族志诗学运动的余波下，彝族诗歌的民族性特征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民族文化不仅影响了凉山彝族诗人的精神气质，也渗透于诗歌的字里行间，拓展了自由的诗意空间。梅丹理以“中国人的多元存在模式” 来分析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民族志诗学，这种诗学特征既与彝族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相关，又是复杂的现代性产物。口头诗学、生态文学与民俗学是本德尔研究彝族诗人的三重视角。在多篇论文中，他都将目光投向当代彝族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植物知识、风俗仪式与民族服饰，探讨彝族社会等级与性别关系的变迁。本德尔受到民族志诗学的影响，他借用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MilesFoley）的口头诗学理论，探讨凉山彝族诗歌中的象征意义与民间观念。在生态主义视角观视照下，本德尔试图探求诗歌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诗中“对身边消逝的文化表达出一种渴望与伤感” 。在民俗学研究中，本德尔关注诗人笔下的生活世界和信仰世界，聚焦“捕猎动物与采集野生植物”的生活方式、“毕摩祭司和萨满仪式” ，以及在诗境中的民俗意象。诗歌中的婚姻庆典与丧葬习俗、歌谣文化、族群经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都成为海外学者探索中国区域民族志与文化传统的窗口。

近年来，海外学界将目光投向“区域民族志诗学”，以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为中心讨论区域特征。本德尔从跨国的视角对比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民族志诗歌的风格、肌理、主题与内容，并尝试对民俗意象进行分类，探寻民俗传统在诗人构想社会与生态变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两个区域的诗歌集中表达和采用了一些共同的主题和意象：起源、迁徙、物质文化、仪式、自然、环境等等” ，特别是在民间故事与自然环境方面用各自的声音营造族群文化与民族精神家园。此外，本德尔还在研究中将彝族女诗人鲁娟与印度女诗人MonaZote的诗歌进行比较，关注诗中的文化变迁与未来隐喻，并通过相似的意象来探究女诗人独特的情感表达。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阿马利奥·马杜埃尼奥（AmalioMadueño）将吉狄马加的诗歌与美国印第安诗歌进行比较。尽管两者不属于一个区域文化圈，但吉狄马加诗歌中浓郁的神话特质、部落文化色彩、族群记忆与强烈的“大地认知”情结，与同时代的美洲印第安诗歌形成对话。美国印第安诗人西蒙·欧迪斯（SimonJ.Ortiz）也认为自己和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拥有共同的纽带：“不仅他的诗歌所唤起的景致相似，而且还有那些故事……口述传统—它们是文化和世俗景致的一部分，是蕴含这些诗篇的语言的基础部分。” 在不同文化与文明和谐共生、差异共存的当今社会，凉山彝族诗歌在世界文学场域与他者的文化达成深度的“诗性对话”。

（三）民族语言

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学者们哀叹少数民族语言的消失，民族志诗学运动也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因此使用诺苏彝语进行创作的阿库乌雾及其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化传统“在北美的多元文化场域中占据特殊的一席之地”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凉山彝族诗派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本德尔认为阿库乌雾“是一个例外”，原因就在于他“创作两种作品——一种为汉语诗歌；另一种则是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四川南部和周边地区使用的以古彝文为基础改革的北方彝文创作的诗歌” 。中国多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使西方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文化构成，也借此了解“中国性”的多元意涵。

民族语言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彝语讲述的民族故事与传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彝族诗歌使读者感受到彝人生生不息的活力，海外学者既探究母语诗歌承载的文化精髓，也分析语言中隐藏着的文化焦虑。此外，彝族诗人运用本民族文化思维将族群记忆融入汉语的表述中，拓展了汉语的审美空间。梅丹理将其与爱尔兰作家群相比较，正如爱尔兰作家凭借强烈的口语传统，为标准英语注入了活力，彝族诗群同样为汉语的发展带来改变。随着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少数族裔的母语写作不断萎缩，因此以阿库乌雾为代表的、用诺苏彝语写作的诗人为世界诗坛输入了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也在西方的话语场域中不断收获关注与讨论。此外，由加拿大学者陆敬思ChristopherLupk编选的英语研究集NewPerspectiveson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中国当代诗歌新论》）探讨了凉山彝族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与贡献。美国学者达恬地（DavidDayton）在论文中讨论了苗族、藏族、彝族的三位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高度评价了彝族先锋诗人吉木狼格的诗歌。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学术棱镜构建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文化的研究范式，为彝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复杂的面向，拓展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空间。海外汉学研究将不同文化传统进行融合，以互证与互识的方式观照凉山彝族诗歌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的交流对话，也拓展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全球化视野。

三多元互动：当代凉山彝族诗歌海外传播的启示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与汉语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对话，彝族诗歌的海外传播历程体现了“多民族、多语种同构同辉的中国文学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个性的文学生态和最为重要的美学特征，正逐步被世界文坛认可和尊重” 。依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现状，文本的文化属性往往会被海外学者刻意的政治解读所遮蔽，因此彝族诗歌的民族性及传统性被海外学界认可，这在“东方主义”仍大行其道的海外汉学场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基础上审视人类普遍的问题与困境，将生命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与世界意识相连接，是以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为代表的凉山彝族诗人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正是诗人对本民族的炽烈情感、传承文化的使命感以及对民族传统的探索精神打动了海外读者，由此可见，“本土性”与“民族性”书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应坚守的原则，也是其与世界其他少数族裔文学对话的起点。

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以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为代表的凉山彝族诗歌英译取得了重要进展，体现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态势：一是彝族诗歌的主动译出与域外译介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二是国内外译者相互合作，互动频繁；三是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多有参与；四是文学译介逐渐深入，对民族文化审美特质有所关注；五是凉山彝族诗歌的对外译介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学、文化与思想的交流汇成合力，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彝族诗歌的海外传播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尽管凉山彝族诗人通过互联网、国际诗歌节、学术会议等方式走向世界文学的舞台，越来越多的诗人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但除了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在世界诗坛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英译成果丰硕外，不少优秀的彝族诗人仍处于海外译者与出版商的视线之外，能直接与译者展开对话的诗人也是凤毛麟角。专家学者是译介彝族诗歌的主力，但暂未形成规模效应。少数民族诗歌的读者群体极为小众化，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的诗歌在英美文化场域中的研究者多为从事民族志、民俗学、文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受众面较为狭窄。

外部环境、文学选题、翻译策略和流通渠道等每一个环节，都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成效。彝族诗歌海外传播中的经验与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传播策略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首先，传播主体的积极参与。吉狄马加多次参加国际诗歌节，由他倡导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达基沙洛国际诗人圆桌会议”等文化活动，既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与交流的桥梁，也是少数民族诗人亮相的重要舞台。吉狄马加还曾多次参加国际书展的新书发布会，注重诗集在海外市场的首次亮相。因此，鼓励中国作家积极举办、参与国际文化活动，既能在活动中加强与西方作家、学者的交流与互动，也能提升自身在海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当今许多学者赞同“海外译者译介”应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译介模式。诚然，海外译者熟悉目标语文化中的诗学标准与阅读习惯，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外译而言，更应发挥诗人或本民族译者在译介中的作用。提倡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达成深度翻译策略，着力还原少数民族诗歌的审美意涵，是推进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前题。

其次，传播渠道的多元拓展。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主导的对外出版项目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成果十分可观，但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诗歌占比不大。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的诗歌多由海外出版社出版，国内出版社应借着这股“东风”，挖掘民族文化的多元价值与审美内涵，遴选更多优秀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向海外推广。文学传播贵在对话与交流，因此，国内出版社应积极开辟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渠道，培养精通双语的少数民族出版专业人才，加强国内外出版社在翻译、推广、销售方面的通力合作，提升海外传播成效。从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来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还应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联系，绘制区域文学传播的“同心圆”结构。

最后，中西研究成果的互动互鉴。确保中西学术话语展开持续对话无疑也是扩大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英语世界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文章中，署名为中国学者的并不多，中西学者在研究领域的交流并不充分，缺乏观点的碰撞与互动。尽管海外学者在凉山彝族诗歌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但大部分成果仍集中在民族志、人类学、语言学视域，诗歌的审美内涵研究有待拓展。“只有强化中西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层面的对话，才能促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运用”，守护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有助于世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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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和彦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