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圩是壮族兼具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特色传统。相对于祭祀娱神与欢歌择偶，商品贸易是歌圩中较晚形成的活动内容和社会功能。综观歌圩贸易的产生与演进脉络，其形成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由外向内的汲取与由内向外的调适。歌圩贸易在中央封建王朝统一管理的大环境下形成，在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牵引、辐射、带动之下发展。步入现代社会，歌圩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原生动力发生了较大改变。在政府主导推动下，歌圩以现代歌节的形式快速转型与跨界发展，将各民族置身于开阔的经济文化交流场域之下，在密切民族交往、深化民族交流、促进民族交融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歌圩贸易的形态演变遵循了从“移入吸纳”到“转型输出”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牵动其发展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歌圩贸易的发展演进又深化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关键词：壮族歌圩；贸易形态；文化演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　李萍，女，民族学博士，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及其他各级各类项目10余项；刊发独著论文近60篇，其中10篇论文发于核心期刊。

聚会作歌是壮族极具代表性的民俗事象，经过后世文人的描述与解读，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壮族歌圩。商品贸易是壮族歌圩的主要活动内容和社会功能之一。根据相关文化遗存进行推断，壮族歌圩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受物质生产方式落后和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与限制，壮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不爱经商”“不善商贾”的传统。因此，壮族歌圩在较长历史时期秉承“因歌成圩”的鲜明特性，而不具备集市贸易的功能。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影响下，壮族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进步、交通逐步改善，集市贸易得以产生并逐渐与歌圩融合，最终成为歌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步入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在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推动下，壮族歌圩更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它以现代节庆会展活动形式——“歌节”呈现，实现了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的良性互动与共赢发展，在密切民族交往、深化民族交流、促进民族交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壮族歌圩的研究，学界早有建树。前人的研究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潘其旭的著作《壮族歌圩研究》、覃桂清的著作《刘三姐纵横》、陆晓芹的著作《“吟诗”与“暖”——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歌习俗的民族志考察》、覃德清的论文《论壮族诗性传统的生成与演化》等。既有研究成果对歌圩的历史起源、文化生态、流布规律、歌唱群体、歌唱习俗等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学理支撑、视角启发和方法创见。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壮族歌圩贸易置于民族互动的历史语境下加以研究，通过分析梳理壮族歌圩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样态表征，总结其蕴含的规律，以期丰富我国南方非遗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的理论资料。

一、“歌”“市”分离：唱和成风与不善商贾的交互影响

关于壮族歌圩，我们可以通过历代文人笔记和地方史志获得诸多信息。历代古籍文献记载表明，歌圩以歌唱为主要文化标识和形式表征，在壮族地区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群众根基。

其一，歌唱是歌圩的主要标志文化和形式表征。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写道：“交趾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砣。男女日成，则女受砣而男婚已定。”明代邝露的《赤雅》写道：“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竟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

其二，歌圩具有稳固的周期和一定的规模。《峒溪纤志》载有：峒溪男女相歌于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谓之浪花歌，尤无禁忌。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羊复礼修、梁年等纂的《镇安府志》载：“插秧获稻时，男女互相歌唱，情意欢洽，旋市果饵送女家。”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提到：“墟会有节会、常会两种，节会即以岁节之日行之，常会则不拘节期，凡农隙之日，每值墟期，即会歌聚饮于此。”民国时期的《广西边防纪要》也记述了这一习俗：“沿边一带风俗，最含有人生意义的则为歌圩。歌圩在春忙前的农暇时候举行，其日子各地各不相同，今日为甲地歌圩，明日为乙地歌圩，挨次轮做，以轮尽各村为止。”民国时期《上思县志》也载：每年春间，值各乡村歌圩期，青年男女结队联群，趋之若鹜。

但与歌圩唱和不同的是，古人笔下鲜有关于歌圩经商现象的描述。关于歌圩经商现象的最早文字记载可以追溯至六朝时期的地志作品——《南越志》。《南越志》为南朝宋沈怀远坐事徙广州后所撰，其中记有：越地的野市（墟）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文中的“荆南”为今湖南省的南部，“岭表”即今岭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南、岭表都是越人后裔分布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兼有“经商”和“歌舞”活动的圩场是择期举行的，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时间上并未形成周期规律；其二，此类圩市多设在村场，谓之“野市”，在空间上并未形成规模；其三，《南越志》成书于南朝，而根据上述两点的介绍，说明彼时带有的商贩元素的歌圩或是带有歌舞元素的集市尚未发展成熟，商品贸易与歌圩的融合远在歌圩产生时间之后。

根据民俗的整体性特征，即民俗是主体、对象和语境3个方面有机联系的整体，笔者认为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壮族地区特有的“尚歌”风气及“轻商”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壮族地区自古就有“唱和成风”的传统。关于壮族先民的歌谣文化及其尚歌习性，最早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一《善说》所记载的楚平王元年（前528年）的《榜枻越人歌》，而后又活跃于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例如，宋代陶弼诗作《霞溪驿》中的“歌声野色中，人乐岁时丰”，明代苏浚诗作《游风洞》中的“山花纷欲然，村童歌且止”，明代魏浚所作即事感怀诗中的“入市每衣芒木布，出门时唱浪花歌”，明代王问诗作《郁林州》中的“夷歌起樵牧，几度隔墟闻”，明代方弘静诗作《兴安道中》中的“壮女歌刈稻”,明代刘大夏诗作《闻从者谈土俗写怀柬王宪佥》中的“男女歌谣成卺礼”，明代桑悦诗作《记壮俗六首》中的“清歌互答自成亲”，明代徐中行诗作《送陈督学之广右》中的“日落夷歌几处听”，明代钱薇诗作《铜鼓滩》中的“随处夷歌汉罔宽”，清代林园乔《竹枝词》中的“歌声喧闹夕阳天”，等等。这些诗句充分反映出漫漫历史长河中，壮族及其先民歌声弥漫的社会生活：从幼童到成人，从樵牧到割稻，从行路到集会，从交友到恋爱，从婚礼到葬礼，从欢乐到哀思，歌唱几乎融入了壮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可见，歌唱在壮族及其先民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壮人“不善商贾”的习性也是古已有之。关于壮人不喜经商的现象古籍文献多有记载。根据《大明一统志》所载，明代之左江之江州（今崇左市）不知商贾，惟耕种，右江之奉议州（今田阳区）耕种纺织，讴歌娱乐。《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壮族地区的社会生活进行相关介绍，提到男妇专事耕种，无别生活。《大清一统志》记载，清代之思恩府（今武鸣区）居民力田，不事商贾。《白山司志》亦记载，间有学为贸易者，不过酿薄酒，作糍粑、米粽而已，故从无商贩远涉之人。即使到了民国年间，壮族地区“不喜经商”的现象仍在延续。例如，清末民初在左江全茗土州全茗街（今广西大新县全茗镇）做生意的全是“汉人”“官族”或外地“客人”，全茗街具体经商情况参见表1：

表1清末民初左江全茗土州的全茗街经营情况

壮人不爱经商的原因，一是由于人们长期倚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维持生计，粮食产量低，故鲜有物品交换需求。壮族及其先民生活的华南——珠江流域，地处亚热带，日照时间长，冬天不太寒冷，雨量充足，有利于动植物的滋生繁殖以及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对农业生产是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和技术水平偏低，加之这一带山多平原少，森林茂密、耕地分散，石灰岩广泛分布，透水性强，蓄水不易，土壤缺乏磷酸、钾、石灰等有机质，肥力普遍偏低，这些给农业耕种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他们所种植的稻谷、玉米、小米、杂粮等农作物产量很低，多是自给自足，交换甚少，当地人的商业意识普遍缺乏。所以壮族民间才会流传有“寸金不如寸土”“香料不如盐，商贾不如田”等谚语。二是壮族及其先民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特定环境中，与外界接触少，信息闭塞。壮族及其先民聚居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错，且山地较多。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五岭”大体分布湖南、广东、广西、江西之间，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长期以来，南岭山脉所形成的天然屏障阻碍了壮族及其先民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与经济联系。因此，壮族地区的土特产虽多，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当地壮族先民未能意识到特产资源所蕴含的价值与商机，未能将地方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商业发展优势。

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发展则明显不同。商至西周，由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发展，中原地区就开始出现贝类货币。到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更是产生了专门铸造的金属货币。战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原地区商业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金属货币在各诸侯国普遍使用。一些诸侯国的都城，如大梁、邯郸、邺、临淄等，在战国时期发展成了新兴的封建城市，既有贵族的宫室又有买卖的场所，这些都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反映。到了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农村集市即“草市”开始形成。农村集市贸易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村集市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其他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之间的买卖活动是生产者向消费者的直接出售，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在固定地点进行的简单商品流通。

总而言之，尽管壮族歌圩也带有人口聚集的特点、参与者亦主要为歌圩附近的乡村民众，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亦融入了商品贸易的内容与功能，但与中原农村集市相比，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壮族歌圩因歌成圩、倚歌成圩，商品交易仅仅是歌圩以歌为媒介祭祀祈福、择偶交友、竞技娱乐之外衍生的附加功能，而非必备内容要素，与以商品交换为首要目的、以商品流通为外在形式的农村集市贸易相比，仍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歌”“市”衔接：交通改善与商业发展的共同催化

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大体按照西瓯、骆越、南越等部落的活动范围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派遣官吏进行统治，从而把岭南地区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秦始皇在政治上消除封建割据局面的同时，还下令“堕毁城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为国内交通消除障碍；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治驰道”；公元前212年，又下令蒙恬修直道。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为了运兵运粮，还于公元前214年成功开凿了灵渠。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给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秦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南迁。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增多，社会分工细化，商业交易也随之扩大。广西各地汉代墓葬已普遍用中原铸造的五铢钱、大泉五十等钱币来做陪葬品，说明汉代时期广西一带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已能生产较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此出现了以货币作媒介来进行商品交换的现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岭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与汉代相比更为活跃。“一夫躬稼，则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地开始出现了人们争相从商的现象。梁人郭祖深曾指出，当时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柚日空。这是对当时岭南一带商业发展情况的描述。

唐代初期，岭南地区的交通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广西境内，当时以桂（今桂林）、容（今容县）、邕（今南宁）为中心的各辖州县，基本有路相通。在开辟新区时，广西修筑了不少新道。《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约公元6世纪40年代）中，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刺史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中国古代地名，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开拓吏僚，置瀼州（今思）。当时，邕州和瀼州毗连，又与钦州相通，从钦州修筑通瀼州的道路，直达交趾。这是后来南宁到钦州，经上思入越南北部地区的一条通道。又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记载，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夏六月，渝州（今四川重庆）人侯弘仁开牂牁道，经西赵（今贵州遵义、平越、都匀、大定等地区）出邕州，以通交、桂。当时，此路由四川通贵州，又由贵州安龙方向而入广西田州(今田东)、邕州，由邕州北上可通桂州而进湖南，又可南下笼州（今扶绥、崇左一带），经龙州、羁縻石西州（今凭祥）而入交州（中国古代地名，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另经过横山(在田东县)、百色与云南富州（今富宁）相通，是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唐代除了开设陆路交通，还大力开辟水路交通。为了沟通桂州与桂西北的水路交通，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在今广西桂林西南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相思埭。从考古资料上判断，唐代时广西与外省区的贸易往来也比较频繁。如1972年广西昭平县庙桠出土的褐绿彩绘鸟纹瓷壶，在造型、釉色和彩釉工艺等方面，均与湖南长沙铜官窑址出土的青黄釉绿彩绘花鸟瓷壶相同，是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上述内容表明：唐代时广西的交通和商业均获得了较大发展，与诸多地区之间已有经贸往来。

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壮族歌圩也一样。在中央封建王朝统一管理之下，壮族地区交通不断改善，商业日益发展，集市贸易开始形成并逐渐融入歌圩。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部分歌圩的圩场设在商贸物流交通要道上。例如,山心歌圩是广西平果市历史悠

久的歌圩之一，圩期是农历正月初七。山心是平果市果化镇山营村的一个自然屯，地处右江北岸。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河道是大多数内陆城镇商贸物流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相传东晋年间，广州刺史邓岳遣兵开辟了由武鸣府城到百色方向的古道，山心正好处在这条古道的节点上，于是人们就在这里建屋设寨、修建码头、开埠设市、种粮经商，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码头遗址见图1：

图1a山心歌圩码头遗址一角

图1b山心歌圩码头遗址一角

壮族嘹歌《三月歌》歌词“正月初七够热闹，山心歌圩放花炮，人们争相跑去看，埂棯山上歌如潮”描绘的就是山心歌圩的场景。直至今日，山心歌圩除了拜庙祭祀、自由对歌、竞技娱乐、亲友聚餐之外，民间集市贸易也占据了重要一席。

再如,百越古道沿线上的歌圩。“百越古道”又被称为“茶马古道广西段”或“茶马古道东段”。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陆路商贸通道。作为历史遗存，茶马古道早在唐代随着“茶马互市”的兴起就已形成，是一个以西藏为中心、向周边省区辐射的交通网络，其支线向东可延伸至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茶马古道的东段即“百越古道”所涉及的广西田东、田林、凌云、德保、靖西等相关区域，歌圩分布相对集中，且经贸氛围相对浓厚。广西田东县的义圩歌圩就是其中之一。田东是百越古道的水路、陆路交通的中心点和交汇处，向西经德保、云南到达泰国、越南等国家，向东走水路到达广东。义圩歌圩的圩场在田东义圩街上，圩期为每年农历三月的最后一个圩日。歌圩当天人山人海，赶圩的人除了田东本地那拔、义圩、祥周、朔良、林逢等乡镇群众，田东周边的田阳区、巴马县、平果市部分乡镇的歌手、民众和生意人也纷纷赴会，所唱歌曲均为壮族排歌。义圩历来街市繁荣、经贸活跃。自古以来，义圩歌圩就不仅是群众欢聚的山歌盛会，还是一次物资交流盛会。

其二，较大规模的歌圩圩场往往设有固定的集市贸易场所。大型歌圩主要指民间约定俗成的带有节庆性质的一年一度的歌圩，圩期一般集中在春、秋两季。这一类型的歌圩一般规模较大，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例如，广西百色市农历三月初六至初九的大屯歌圩、巴怀歌圩、法乐歌圩；广西那坡县农历正月十五的百省那坡屯歌圩，百都那坡屯歌圩、坡腊屯歌圩；广西靖西市农历三月初三的化垌歌圩、农历三月二十四的新圩歌圩、农历三月十六的渠洋歌圩；广西扶绥县农历四月初三、四月十三、四月二十三的布沙歌圩；广西马山县正月十六的共和歌圩、三月初三的永州歌圩；广西武鸣区农历三月初三的市区歌圩、农历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的那羊歌圩；等等。这些歌圩的圩场一般都会有约定俗成的集市贸易场所。例如，广西平果市亭场歌圩是平果市历史悠久的歌圩之一，圩期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圩场在果化镇耶圩乡壮烈村，主要由新街、狮子山、旧街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新街和狮子山是人们唱歌和对歌的地点。因为新街建有戏台，所以新街还是人们赛歌的场所。狮子山位于新街的西南部，从新街出发，步行1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山底。旧街则是新街通往狮子山的必经之路，也是歌圩中人们进行集市贸易的固定场所。每年的圩日，新街和狮子山上都是人潮涌动、歌声不断；而旧街上的各种买卖也相当热闹，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其三，民间约定俗成的集市交易日往往伴随有自发的对歌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壮族广大乡村地区也形成了定期、定点进行商品交易的习俗。唐代柳宗元的《柳州峒氓》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辛集》载：“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宋代范成大的《豫章南浦亭泊舟》诗之二有：“趁墟犹市井，收潦再耕桑”；《寰宇记》亦写道：“容州夷多民少，鼻饮跣足。好吹葫芦笙，系铜鼓，习弓弩。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布。不习文学。呼市为墟。”根据上述文字，我们可以获悉：唐宋时期，除了歌舞，集市贸易已然成为“圩”（即“墟”和“虚”）的重要样态。“圩日”已不单指群集歌唱的日子，也包含商品交易的时间。在壮族民间，一般是三日一圩或者五日一圩。两个相邻圩的圩期会错开，这样就能让赶圩者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和交易。在壮族地区，民间约定俗成的集市交易日往往也伴随有自发的对歌活动。例如，广西平果市马头镇的街日（民间集市交易日）是三日一周期。街日当天，人们逛完集市后就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固定地点对歌，主要有3个区域。其中，当地观音桥一带是七八十岁老人对歌的地方，那里有几棵大榕树，夏天时有树荫可以乘凉，是对歌的好场所。老人们唱的基本上是壮族嘹歌的五部长歌。距离观音桥三四十米处，是五六十岁中老年人对歌的地方，他们唱的一般是即兴编创的嘹歌作品，以互相赞美、互相调侃的内容多见。另外一个区域在今天平果市马头镇第一小学附近，那里主要是平果市同佬、耶圩两个乡镇的嘹歌歌友结伴对歌的地方，他们一般都用自己所擅长和喜爱的迪格嘹唱调歌唱，其他唱调很少使用，所以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歌圈”。类似在民间集市交易日自发对歌的现象在壮族地区比较常见，是壮族的一个特色传统，在农闲时节尤为热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在中原地区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力影响下，壮族地区的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商业日益发展，集市贸易开始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壮族歌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歌圩由最初的“因歌成圩”样态慢慢转化为“圩市衔接”的发展格局。

三、“歌”“市”融合：市场经济影响与政府主导推动下的转型发展

步入现代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到重视提升城乡文明程度、改变文化发展不平衡格局，再到倡导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策环境的引导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关于传统文化传承价值与意义的认知。在此背景下，民族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备受关注。

歌圩作为壮族地区历史悠久的传统节庆文化，其保护开发问题较早进入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的视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1983年作出决定，将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定为壮族的歌节。1983年4月15日，由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群众艺术馆联合主办的壮族“三月三”歌节在广西民族学院举行。1984年，歌节拉开了官方主办“三月三”活动的序幕——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和文化厅在南宁市人民公园、南湖公园、民族广场搭建歌台，举办规模盛大的壮族“三月三”歌节，同时举行文艺大游行。三天三夜的对歌和各民族的文艺表演，吸引了数十万观众。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民委、自治区音协、自治区舞协在南宁联合举办历时8天的广西三月三音乐舞蹈节，活动内容除了有广西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演出，还有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等。199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南宁市举办首届广西国际民歌节，并决定将每年3月15日至17日定为“广西国际民歌节”节期。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广西国际民歌节”于1999年起更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并由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南宁市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联合主办，节期调整为每年的9月、10月或11月，活动内容由文化、经贸、旅游几大板块组成。[29]34-37民歌节一直持续举办至今。2010年，广西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申报的壮族“三月三”歌圩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预备名录。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2013年10月，武鸣县原申报的“三月三”歌圩改为“壮族三月三”。随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大了对“壮族三月三”的宣传推广和组织工作，并于2014年正式将“三月三”列为特色法定节假日，广西各族人民都享有这一权利；同年，“壮族三月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联合印发了《关于打造“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旅游文化消费品牌的工作方案》，提出要以“政府主导、社会主办、群众主体、文化主流”为活动原则，把“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打造成为一个集民族文化、群众体育、风情旅游、特色消费于一体，全区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对国内外游客有较强吸引力的民族文化嘉年华”。2022年的活动主题是“喜迎党的二十大中华民族一家亲”，集中活动时间持续1个月，重点活动由“桂风壮韵浓”“相约游广西”“民族体育炫”“e网喜乐购”“和谐在八桂”五大板块、共30个大类组成，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当前，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已成为展现民族文化魅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会，社会各界参与热情持续高涨，获得了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

各级政府部门主导推动的壮族歌圩通常以现代节庆会展活动形式——歌节呈现。随着歌节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壮族歌圩的社会功能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一方面，通过专业策划与运作，歌节成为密切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有效纽带和平台。如果说传统歌圩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地方庆典，那么现代歌节则是政府主导的跨界盛会。而今，广西各类不同规模的歌节普遍带有跨民族、跨区域的特点。歌节的举办以“请进来”与“走出去”为形式，在传承壮族歌圩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歌圩的创新发展。广西层面的“三月三”歌节每年都会邀请广西区外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演。例如，2016年“桂风壮韵三月三”邀请新疆、内蒙古、西藏、宁夏的艺术家们到场，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和各民族艺术家的音乐造诣，既有效演绎了原生态的壮族山歌，也将融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于一体的新山歌搬上了舞台。歌节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展示壮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民歌文化的同时，也使壮乡广西延续和拓展了“以歌传情、以歌会友”的优良传统，向世人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画面。又如，2009年3月，广西平果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北京壮族“三月三”歌节活动筹委会在北京举办欢庆壮族“三月三”歌节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壮族嘹歌文化讲座暨《平果壮族嘹歌》推介会、体育比赛和文艺联欢等内容。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10多所首都高校的广西各族学子欢聚一堂，弘扬民族文化，共庆“三月三”歌节。再如2021年广西侨联与英国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第三届英国‘广西三月三·乡音播全球’歌舞云端晚会”，晚会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技术，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直播，使山歌爱好者实现了“云上赶圩”和“网络对歌”。显然，升格转型后的歌圩活动已从壮族走向了世界，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

另一方面，依托“文化搭台”，升格转型后的歌圩还成为深化各民族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歌圩的经济贸易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和强化。蜕变后的壮族歌圩突破了传统歌圩的地理界限，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经贸活动、以会展和旅游为依托的产业形态使歌圩新经济迅速崛起。从商品交易会、商贸洽谈会到“相约游广西”“民族体育炫”“e网喜乐购”，从项目式招商引资到当下快速发展的体验式经济，每一年“壮族三月三”期间，广西各地各层面都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经济文化系列活动，既为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也拉动了地方商贸旅游的发展。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旅游厅统计，2021年“壮族三月三”假期，广西展示了200多个非遗项目；全区各地组织1299场群众文化活动，现场参与群众530余万人；共接待游客1577.58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125.36亿元。同时，广西还积极依托“歌节”的热度，通过在知名电商平台开展主题促销，有效打开了广西各类产品的知名度。近年来，丹泉酒、古岭龙浸泡酒、漓泉啤酒、三花酒等30款产品热销。2022年，“桂酒”品牌商家在淘宝平台销售额超300万元，整体同比增长达77%；美团优选平台开展了11场“壮族三月三”线上主题促销活动，带动平台上的广西商家销售额超1亿元，销售额总体提升超过20%；超150个二手车商入驻瓜子二手车平台，广西汽车交易金额超千万元。2022年，广西还利用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机遇，首次举办了“总领事三月三线上直播带货活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三国驻南宁总领事化身为“带货主播”，既为广西的名优特产代言，也向消费者推介“东盟好物”，促进“买东盟满足国内，买国内服务东盟”可以说，这些年歌节内容形式的创新发展和升格转型，极大地增强了歌节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将各民族置身于开阔的经济交流场域下，大大增进了各民族在经济领域中的互补协作、互利共赢。

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商业意识的不断提高，在政府主导推动下，人们依托“文化搭台”积极推动“经济唱戏”，使壮族歌圩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凭借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纽带作用的发挥，歌圩成为深化各族人民对话的有效媒介和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平台。

四、结论

经过分析梳理不难发现，随着商品贸易与壮族歌唱传统关系的日益密切，歌圩贸易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壮族歌圩彰显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识。

（一）移入吸纳：中华民族大一统背景与壮族歌圩贸易的形成

相对于祭祀娱神与欢歌择偶，商品贸易是较晚形成的歌圩活动内容和具有的社会功能。以族际为界线，其形成与发展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由外向内的“移入”，即歌圩贸易是在中央封建王朝统一管理的大环境下形成，在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牵引、辐射、带动之下发展。贸易的实质是商品的有偿交换，其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深受当地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壮族及其先民生息繁衍于华南——珠江流域，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与中原地区相比，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明显滞后。在很长时期内，壮族人民倚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维持生计，因鲜有物品交换而形成了“不事商贾”的习俗传统。秦朝之后，岭南地区被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版图。秦朝的建立，除了在政治上结束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还在交通上消除了诸多障碍。这加速了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壮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背景下，壮族人民的商业意识被逐渐唤醒，商品贸易与壮族歌唱传统开始产生交集，歌圩贸易最终得以形成，并伴随壮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巩固壮大。商品贸易与歌唱传统从“疏离”到“衔接”的关系转化，其本质是壮族人民将中原文化“移入”自身文化体系之后的吸收与接纳，深蕴两方面内涵：

其一，自发或自觉地吸收。商品贸易是一种经济模式，但在歌圩文化结构中，它亦是一种文化形态。壮族人民将贸易文化元素移入歌圩，其背后不存在政治上的强硬胁迫和军事上的武力威逼，而是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牵引下，对中原文化的主动看齐与认同。

其二，强基固本，持续调适。商品贸易与歌唱传统的衔接，不是对壮族地区已有文化传统的颠覆，而是推动歌圩社会功能的丰富发展，从而使歌圩更进一步地深嵌于壮族社会结构中，更多样化地服务于壮族人民的生产生活。

（二）转型输出：歌圩贸易的跨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

本文认为商品贸易是壮族歌圩文化系统中的一项特殊功能与内容。之所以说其特殊，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移入性”特质，还有步入现代社会后的“可塑性”优势。歌圩贸易尽管产生的时间较晚，远在歌圩形成时间之后；但在现代背景下，在诸多文化传统被现代生活方式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大环境里，它却能以勃勃生机之势彰显壮族歌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步入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民间文化结构的发展变迁，壮族歌圩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原生动力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政府的主导推动下，壮族歌圩以现代歌节的样态呈现，实现了快速转型与跨界发展：

其一，活动区域的跨界转型。壮族歌圩从民间的节庆活动逐渐发展为政府所力推的区域文化品牌，活动范围由传统社会的乡间村落拓展到现代社会的大都市。

其二，参与群体的跨界转型。升格为“三月三”歌节的歌圩已不仅仅是壮族的标志性节日，广西区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多个民族都参与到了“三月三”歌节活动之中，使歌节成为各民族共建共享的节日。

其三，内容形式的跨界转型。当前的歌节在延承壮族歌圩诸多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不断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内容形式和规模影响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一个融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节庆活动，是广西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进行交流的重要窗口。

显而易见，经济体制的改革、文化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府的主导推动，使壮族歌圩的社会功能不再局限于壮族内部，其与外部社会结构及人员群体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歌圩经济贸易功能不断凸显并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经贸活动、会展和旅游相结合的产业形态，使歌圩新经济迅速崛起。由此我们亦不难看出：借助现代歌节的策划与运作，经济贸易与歌唱传统实现了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族际为界线，歌圩贸易的社会影响力由内向外转型输出，完成了其结构功能的自我调整与重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壮族歌圩贸易的形态演变遵循了从“移入吸纳”到“转型输出”的发展模式，而民族互动既是牵动其发展的历史语境，也是其发展牵动下的社会产物，即：一方面，在我国“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壮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原地区对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孕育和催生了壮族歌圩贸易；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场域与政治场域交互作用下，壮族歌圩贸易的跨界转型又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深化了民族之间的互助合作与互嵌发展。

百色学院学报第36卷第3期。

2023年6月,第21-31页。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推荐:李斯颖;图文编辑:冶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