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教授是著名的民俗大家，被东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民俗学之父”，这是众所周知的。岂不知钟敬文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神话学家。趁中国文化界庆祝钟敬文教授百岁诞辰之际，探索一下钟先生在中国神话学上的建树和功绩，就教于大家。

早在68年前钟先生就开始研究神话了，而且对中国的神话充满自信和雄心壮志。他博览群书，又作过田野调查，深知中国是一个拥有神话资料的大国，他于1933年6月10日在杭州给W·爱伯哈特博士的复信中，理直气壮地驳斥了东方和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成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的谬论,长了中国学者奋发自强的志气：

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保存了若干片断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一些欧洲的和东方的学者，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这种见解的正确性,我觉得是颇可怀疑的。

中国的古老文献，是稀有的丰富的——丰富得有时不免使人“望洋兴叹”。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例如《山海经》、《九歌》、《天问》、《淮南子》等）而外，汉、魏以后，直到近代，大部或小部分地，乃至于零星地保存着神话和传说资料的文籍，委实不在少数。

过去“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固然相当地保存着古神话和传说，但现在还泼刺地存活在民间的农夫、樵子、渔妇们的口碑中的神话和传说等，真可说是相当充实的、闪光的宝库！

今天，钟先生的预言实现了，中国“闪光的宝库”被打开了。解放以来，由于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开采，特别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编“三套集成”,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普查和采风，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有如珍贵的珠宝，光辉灿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大史诗的发现，彻底摘掉了“中国无史诗”的帽子。三大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比起闻名世界的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也毫不逊色。

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的神话，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和长篇创世史诗群，真令人惊叹！像彝族的《梅葛》、《洪水汜滥史》，苗族的《苗族古歌》，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开天辟地》，哈尼族的《奥色密色》，拉枯族的《牡帕密帕》,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此外，中南地区也发现了创世史诗，像壮族的《布洛陀》，侗族的《远祖之歌》等等。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么多仍然活在人民口头的创世神话呢？翻遍欧洲的文学史或亚洲的文学史，长篇创世史诗有多少呢？我国的中国文学史家们，应当打破旧观念，突破老的框框，赶紧将创世史诗及三大史诗写人文学史，载入中国文学史册，让世界人民知晓中国本是有史诗和创世神话的呀！

美国神话学家杰克·波德说:“特别应该强调的是 （如果把盘古神话除外中国可能是主要的古代文明社会中惟一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杰克·波德先生没有调查研究，这样武断，完全是跟欧洲的一些学者鹦鹉学舌。我们有理由有根据地讲：现在应当颠倒过来了：中国是惟一拥有最丰富最“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

钟先生在给W·爱伯哈特的信中还说过一段预言：

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是的，我们是在这种自觉当中睁开眼睛了。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觉了一样，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的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民俗学——不，我们的神话学的建造的工程，已经在搬运木石乃至奠定基础的过程中了。

钟先生这番话,真可以视作是“建造”中国神话学的一篇宣言。这宣言，大义凛然，显示了钟先生的民族骨气。在这里不禁令我想起钟先生的另一番话：

颇有外国学者利用中国的民族资料写他们的书，渗透他们的文化宣传，却反过来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是强烈的刺激，我感到一种民族自尊心上的耻辱。祖国既然需要自己的民俗学，我情愿做她的拓荒者。

钟先生的这颗爱国之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可敬的。钟先生一向认为要提高民族的信心，必须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根，根深则叶茂。钟先生不仅是民俗学的拓荒者，也是神话学的拓荒者，并在几十年的奋斗中，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有几位弟子成为著名的民俗学家和神话学家，成就卓著。

奠定神话学基础的先辈们，有鲁迅、茅盾（沈雁冰）、闻一多、顾颉刚、杨宽、夏曾佑、吕思勉、郑振锋、芮逸夫、凌纯声、杨堃、徐旭生、常任侠、孙作云、谢六逸、黄石等等。20世纪80年代，除钟敬文、袁珂、杨堃、罗致平等老神话学家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神话研究家，像马昌仪、张振犁、乌丙安、宋兆麟、何新、潜明兹、汪玢玲、萧兵、李子贤、叶舒宪、邓启耀、富育光、吕微、阎云翔、龚维英、于乃昌、林河、刘城准、程蔷、程健君、姚宝瑄、王松、杨知勇、武世珍、谷德明、王宏刚、徐华龙、马书田、陈建宪、杨利慧、过伟等等。刘魁立、魏庆征、连树声、金泽等是译介外国神话学研究的行家，为神话学的国际交流，立下汗马功劳。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马昌仪女士，她专心治学，论著颇丰。最近她的《古本山海经图说》一书出版，是我国古典神话研究的一大突破。马昌仪花了五六年的工夫完成了这部著作，可以说，马昌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是第一个初步解开《山海经》之谜的人，这是我国古神话研究的一大成就。

钟敬文先生在60年前要在世界学术的广场上，树起神话学的一面鲜红的中国旗帜，今天钟先生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我以为在当前这面神话学的鲜红的中国旗帜树起来了，但还升得不够高，要使这面旗帜升到最高峰，还需要神话学界的同志们奋发图强，下大功夫精心研究。

钟先生在解放后,写过不少神话文章,最著名的是于20世纪70年代写的《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整理，是70年代我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科学界创造性的成果。这个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那幅帛画。钟先生说：“那幅帛画在我国美术史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949年同地区陈家大山出土的风夔人物帛画。

马王堆汉墓帛画里,有很丰富的神话方面的资料,这是一幅天上、人间、地狱所谓宇宙三界的图画。当时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一方面惊叹这珍贵的文物,另一方面又看不懂画的内容，报纸上发表些文章正面解释，也有人提出些疑问，一时间在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美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钟敬文先生就帛画的上部，即天上部分所绘，而且是主要部分，撰写了《马王堆汉慕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文章一发表，学术界大部分人都同意。这篇文章便成了汉墓帛画释疑的历史性的重要文论。

首要一个问题，帛画上部当中站着一个人物，他披着头发，身穿蓝袍，下部是环绕着他周围的蛇体。显然这位古神话里的人物是一位身份很高的天神。他到底是谁呢？有的人说是烛龙，有的人说是伏羲，有的人说是一位镇墓神。钟先生认为是伏羲。理由是烛龙固然是一位宇宙创造神，他是日月、昼夜、季节、气候的主宰者，具有创造主的神格，然而这位北方神在部落联合与民族融合中没受重视，渐失光彩。而在后世人民群众中也无有影响的祭祀风俗，因而烛龙难以取得天国大神的资格。钟先生认为帛画中天国的大神就是伏羲。钟先生是从以下几方面论证的:

第一，伏羲在古代神话、宗教和传说中有显赫的地位，他本来大概是陈地一个部落的主神，或竟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的传说祖先，在上古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他的神话及宗教礼仪被吸收了，在新的社会意识里被提高了地位，且愈来愈高。

钟先生讲的这个原则性的意见是正确的。比如原来伏羲是“人首蛇身”，后来发展为“人首龙身”，就是钟先生讲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的结果。闻一多先生说:“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就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氏族(KI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样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样看来，龙与蛇实在可分而又不可分。古文献里伏羲的形体有时是“蛇身人首”,有时是“龙身人首”，就是伏羲由蛇图腾上升到龙图腾的写照。

第二，钟先生说：伏羲的形象常见于汉代及以后的坟墓等的石刻以及绢画中。在西汉初年的巨大建筑物鲁灵光殿，已经刻画着伏羲画像。新疆，也在墓穴里发现了这种形象的绢画。钟先生说:“这说明伏羲这个人物对死人的密切关系，说明他在汉代及以后的显赫地位和重大影响。”

钟先生说的伏羲“对死人的密切关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伏羲正如钟先生所说，他是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的人。据古籍记载，他是三皇之一，是拥有许多头衔的大神。甘肃天水，据说是伏羲故里，至今天水人尊伏羲为“人皇”，或华夏族先祖；河南准阳有伏羲墓，每年举行祭典，至今准阳人称伏羲为“人祖爷”,说明伏羲仍活在人民心中，这极不容易。伏羲还是东夷人的领袖和太阳神，太皞伏羲氏称为东方之帝。他还是泰山东岳大帝。《博物志》卷一云:“泰山天地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之始也，故知人生命长短。”不少古籍有记载“中国人死者魂归泰山”。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云:“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汉末，泰山蒿里山成了鬼国地府，建有七十五司，主宰是丰都大帝，但地狱之王却是东岳大帝（也就是太皞伏羲），但地狱之王主宰阴间，却是体察民情的善神，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地狱之王。在泰山还流传着一些东岳大帝保忠善、惩奸恶的神话故事。这样的地狱之王，就自然成为地狱中亡灵的保护神。因此，汉墓中常有伏羲画像，表明亡灵是伏羲后人，以求人祖爷-一地狱之王的荫庇。

可能有人怀疑，武梁石室的伏羲像，是和女娲在一起的，即两人蛇身交尾像，帛画的伏羲为何是单人像呢？钟先生认为伏羲与女娲原本是分离的，伏羲是渔猎时期的部落酋长，女妈是初期农业阶段的女族长，初是分的，他们在民族大融合以后，才或速或迟地被撮合在一起。或说他们是兄妹，或说他们是夫妻。其实钟先生强调他们是“世代上的关系”,并非“家属上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钟先生讲解了太阳神话：包含十日九日、扶桑与乌鸦问题。

太阳与月亮，是天体神话的构成部分，在神话史与神话学上占重要位置。各民族都有太阳神话。因为太阳与月亮和人的生活、生产、健康关系极为密切。

马王堆汉幕帛画的天上部分，画了九个红太阳和一株扶桑树，树顶之太阳不仅大木，而且中间还站着一只黑色乌鸦。

扶桑是太阳居处，但究竟是十日还是九日，古籍记录不同。《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是十日，说十日的还有《淮南子》、《庄子》、《招魂》等。

关于十日九日的问题，钟先生有两种解释：一是口头文学的歧传；二是关于数字的使用，特别是“九”，往往当“虚数”用，比如九天、九族、九品、九歌、九死等等。在苗族口头神话里就说初造太阳有九个。说九个算不得错误。

关于扶桑，又称扶木与榑桑，系原始人心目中的神树，即神话学上所说的“世界树”。《淮南子·地形训》云：扶在阳州,日之所曊（照）。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显然，扶桑即是天梯，天神们可以自由上下。

扶桑是天梯，又是太阳居住的地方。扶桑正与太阳里的乌鸦有瓜葛。《玄中记》云:“蓬莱之东，岱舆之间，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于上。每夜至子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乌应之。”钟先生讲，这原是个独立的传说，在这里把神树扶桑及太阳中的乌鸦联结在一起，使太阳神话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关于乌鸦问题，传说太阳神原是靠乌鸦飞行的。《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戴）于乌。”乌鸦在原始人心日中是灵鸟，嗅觉特灵，游猎跟随乌鸦可寻到猎物；乌鸦老了子女反哺；在少数民族神话里乌鸦从天上为人类取火等等，因而人们崇拜乌鸦。特别是“乌鸦有早晨鸣叫早，傍晚归林晚的习性，每每与朝晖、夕阳相伴,于是人们萌生了太阳神乘乌鸦的想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到在《楚辞》中太阳神便改乘马车在天上飞行了。

钟先生说，这些问题还值得神话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第三个问题,月亮神话：蟾蛛、兔子和嫦娥。

帛画天国部分，在太阳和扶桑树的另一方，是一弯镰刀形的白色月亮，上部有只大蟾和一只小兔子。镰月下飞腾而上的女人，她便是嫦娥。这就把古代月亮神话里的一些主要事物表现在一起了。蟾蜍与兔子并存于月亮是较早的传说，后来才有兔子捣药、吴刚伐桂树的故事。月亮有兔子的传说，外国也有，有些外国学者说中国月兔是从印度传来的。钟先生反驳了这种说法，因为和我们远隔重洋的墨西哥和南非洲也有月免传说。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有着共同的本质，对于天体现象，常常有共同的想象是很自然的事。

嫦娥奔月的故事，最早的记录是《淮南子·览冥训》讲的：“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嫦）娥窃以奔月。”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神话，嫦娥神话的性质，钟先生认为是一种解释性的神话，解释月亮每月缺而复圆的现象，在古人看来便是“死则又育”。当然，月之死而复生，与嫦娥吃了不死药也有关系。月有圆缺，缺乃死，圆即复活。蟾蛛的冬蛰即死，春复苏，乃复活。古人就用这种想象把月和蟾蜍联系在一起。月与兔的联系也类似，兔子生育能力很强，怀孕一个月即可生小兔，这和月之圆缺正相仿。

第四个问题，阶级斗争与神话。

当我乍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些不理解。但当我读完这段文章，茅塞顿开，明白了钟先生提出了一个在神话学界前人从未提过的新问题。

伏羲是地位显赫的创世大神和人文初祖。伏羲是三皇之一，太皞伏羲又是主万物之生死的东方之帝。在帛画里伏羲作为天神居天部的中央，又有太阳、月亮，日鸟、蟾蜍、兔子与嫦娥陪伴，这原是人民创造的认识自然，从而控制自然的一种精神活动，一种艺术创造。为什么地主贵族阶级及其达官贵人们，做成帛画或石刻作为他们的陪葬品呢？

钟先生告诫我们说:“但是到了奴隶社会，严峻的社会阶级的对立，使一切原始遗留下来的思想、文化，都受到性质上的改变；到了封建社会，这种原始文化所受到的侵袭当然有加无减。帛画里所表现的天国神话，是适应于地主贵族的要求而选择、安排的，它不能不带上这个统治阶级的烙印。”

我认为钟先生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研究神话的学者。我们晚辈的人，过去总以为神话是远离阶级斗争的，其实不然。古神话到了初期封建社会它在起什么作用，为何人效劳，必须以阶级观点加以审视。钟先生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于马王堆帛画天国的分析，极为深刻感人。钟先生说:“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它（特别是天国部分）是要死者的灵魂升上天国（‘人死魂气归天，形魄归地’。这是中国古代人们对死者的想法），在大神的尊严和日月的光明中继续她生前繁华的生活（甚至于比生前享受还要美好的生活）。太阳和月亮，本来是自然现象，但是在原始社会里，它们已经不能摆脱和人们的关系了。关于它们的原始神（乃至相应的法术行事）就是一种证明。当时这种神话是属于整个部落人员的，是为他们大伙服务的（尽管实际上不一定有多少效果），但是放在马王堆汉墓妃子棺上的辉煌的日月神话图，却是属于那‘高贵’的女人的东西。那乌鸦，那蟾蜍，那郁茂的扶桑树，都成为贵族宫邸苑围里的禽鸟花木，连那飞空的嫦娥的身上也不免缭绕着贵族的‘熏香’了。”

钟先生这段分析很有感情，把统治阶级掠夺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罪证，写得淋漓尽致。

最后，钟先生总结了这幅两干年前的彩画在我国神话史上甚至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的重大意义：

其一，它展出了古典神话的一些篇章，补充了文献上的旧记录；

其二，它提供了考古学上某些题材的早期资料；

其三，它显示了封建统治贵族篡夺原始人民精神产品的例证，使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

钟先生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得精辟透彻，给我们研究神话的后辈人指明了方向。在阶级社会中，关于神话的演变与运用，要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它的性质及其政治倾向。我以为这就是钟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观。

钟先生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1979年6月云南大学中文系民族文学研究室李子贤同志与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到迪庆藏族地区采集了《女娲娘娘补天》，这是流传在人民口头的朴实生动的作品。由此钟先生想到民族志与古典神话的研究问题。

什么是民族志？钟先生解释说：民族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就是理论的民族学；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这种科学的渊源，追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包含着这类有关异民族的风俗记录；在我国，那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就提供了这方面可贵的资料。

我国有56个民族，有的解放前还处在原始公社末期，有的还停留在奴隶社会，他们的制度、信仰、风习与文学艺术，都是研究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钟先生把古代记录的女娲神话故事与民族志的新资料《女妈娘娘补天》,做了仔细比较，证明古代女娲的资料零散，而且经过了历史化、哲学化、文学化的洗礼。这个民族志的新资料与古籍上的重要情节相同，但新资料讲得详细而生动。

第一，新资料《女娲娘娘补天》，在神话史料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可以看出女娲神话原有的较完整的存在。

第二，新资料具有学术史价值。它未像古神话那样，经过了历史化、哲学化、文学化；而且新资料保存着原始思维，保存着美的想象和艺术的刚健与朴素风貌。

钟先生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方法。他说:“无论从事哪一种文化科学的研究，都必须注意到研究的方法，重视那有关的辅助科学……”否则就会限制我们的科学成就。

现在我们试探索一下钟先生采用的是什么研究方法呢？据我看钟先生采用的是人类学的方法。人类学于19世纪末由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首先创立。很快传遍了欧洲，随后被我国先进的学者引进，为许多进步学者所采用，像鲁迅、茅盾、闻一多、凌纯生等人的神话研究，都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要了解人类学派的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性，首先要透彻地了解人类学。

所谓人类学，用--句话概括，就是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有两个分科，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和发展的称为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就叫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之科学性何在呢？

人类学派认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心理、艺术创作等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世界上各民族的神话中都包含有宇宙创造、人类起源等有共同特点的创世神话。原因是人类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心理，以及有共同的思维方法。根据这样的观点，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的起源、演变与发展，除研究考古学发现的人类古代文化的遗留物,还要求在现代较为落后的民族以及现代文明社会里探求古文化的“化石”。

当我一一读过钟先生的论文之后，我就感到他所采用的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贯彻始终。他的文章大都采用了古代典籍、民俗志、考古资料、语言学以及少数民族的古今资料，因此他的论著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总之，钟敬文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世界观与科学的人类学派的方法相结合，形成了自已极富特色的神话学；由于先进的世界观与科学方法的契合，就形成了钟敬文神话学的大家风范。

注释从略

本文引自《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2年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章推荐：杨杰宏；图文编辑：和霁瑶